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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世界经济进入新一轮周期性调整阶段，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和世界经济力量对比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博鳌亚洲论坛的高端人士认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改变了全球经济和金融格局。发达经济体陷入衰退，其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将不断下降，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理论遭受空前挑战；新兴经济体或可抓住机遇，引领世界经济率先走出衰退，从而在国际上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在旧有经济模式被挑战的境况下，亚洲应该跳出经济看经济。
发达经济体比重逐步下降
尽管目前金融危机已席卷全球，然而危机发源于美国，发达经济体遭受的冲击仍然最大。这不仅导致发达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逐步下降，而且其增长模式和发展理念也受到普遍质疑，在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因此将被削弱。
首先，发达经济体在本轮金融危机中经济实力大为削弱。金融市场陷入混乱，汽车等产业面临重组，财政赤字居高不下。目前，发达经济体已几乎全体陷入衰退，而且步入萧条的可能性仍在增加，导致其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下降。世界银行3月31日发布的《2009年全球经济展望》更新版预测，2009年发达经济体仍是经济重灾区，其经济今年将整体下滑2.9%，其中美国经济下滑2.4%，欧元区经济下滑2.7%，日本经济下滑5.3%。而且随着金融危机不断恶化，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衰退程度还在加深。
其次，金融危机导致长期崇尚自由市场的西方资本主义理念受到严峻挑战，其增长模式和发展理念受到普遍质疑。政府干预、国有化等手段再次成为经济理论中的主导。在本轮金融危机大救援中，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一改往日崇尚自由市场理论的作风，对金融市场积极进行干预，除了向金融机构大举注资外，还接管了多家金融机构。
再次，发达经济体的国际地位与话语权也在不断下降。曾被誉为“富国俱乐部”的G7如今已被称作“没落贵族俱乐部”。然而，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包括新兴经济体在内的二十国集团（G20）正在取代G7，成为全球共同寻找对策、协调应对危机的平台。
在4月初的G20伦敦峰会上，一开始就呈现出“三足鼎立”的局面，美国、日本为代表的救市派侧重恢复经济、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欧盟主张改革加强监管，新兴经济体国家主张加强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决策权。这场在发达经济体国家陷入严重金融和经济危机背景下举行的重要会议，明显发出了有史以来发展中国家对改革国际金融格局的最强音。
全球实力将呈现新的平衡
经过本轮金融危机的洗礼，南北力量此消彼长，大国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美国独大主导世界经济的秩序被打破，世界经济加强区域合作，朝着多极化发展的趋势不可逆转。
首先，金融危机改变了世界经济力量的平衡。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曾培炎表示，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的消费、投资、贸易、生产、就业都出现了萎缩，世界经济仍在衰退，今年全年可能出现负增长。发达经济体陷入长期低迷的可能性在不断增加，而以中国为代表的部分新兴经济体却已显露出复苏的势头。
其次，金融危机还改变了世界产业格局。危机已经导致金融、汽车等众多领域大洗牌。作为发达经济体支柱产业的金融业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其金融机构或破产或被国有化；而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的金融机构几乎没有遭受冲击，其相对实力也得到了大幅提升。在全球银行市值排名中，中国的银行占据了前十位中的四席，而美国、瑞士等发达经济体的银行排名则大幅滑落。
再次，美元的霸主地位将被打破。尽管当前货币市场“一主多元”格局仍然存在，但金融危机已经导致美元地位大大削弱，重塑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也日渐高涨。据香港媒体报道，英国首相布朗已经宣布，今年9月将在纽约举行G20第三次金融峰会，讨论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议题。
不过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重建国际金融和经济新秩序的工作才刚刚起步。发达经济体在研发能力、高新技术、生产效率、管理经验、产业体系、人才储备等方面仍然拥有明显的优势，在国际事务中也仍然享有较高的话语权，在危机过后重拾国际地位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因此，新兴经济体只有抓住当前机遇，在国际组织及其他领域尽量争取更多的发言权，才能保证世界经济新秩序向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亚洲新兴经济体崛起
近十年来，亚洲经济迅速发展壮大，对世界经济都产生很深远的影响。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崛起是二战结束以来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遭受的一次最为严重的冲击。在本轮金融危机中，新兴经济体增长的空间相对较大。博鳌亚洲论坛的与会者认为，一些主要国家若能率先复苏，并引领新兴经济体重新回到经济增长的轨道，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进一步提升。
在博鳌亚洲论坛“世界经济何处去”的主题演讲会上，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指出，包括日本、中国在内的整个亚洲经济到2030年将占据世界经济的半壁江山之多。仅从经济规模来看，2030年中国将超过美国，并且是日本的4-5倍。印度也将达到日本的2倍。
首先，新兴经济体由于金融市场尚未成熟，对外开放程度相对较低，因此在本轮危机中受到的冲击也相对较小。然而，国际资本的迅速撤离以及欧美市场疲软也连累新兴经济体增速放缓。世界银行最新预测认为，新兴经济体经济今年增幅只有2.1%，尽管大大低于去年底世行预测的5.8%的增幅，但相对于世界经济下滑1.7%而言，优势仍十分明显。世行4月7日发布的《东亚经济半年报》预测，东亚新兴经济体2009年GDP增幅仍将达到5.4%。
其次，由于经济增速明显快于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也在不断上升。中国、印度和俄罗斯3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一半。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初步测算，2008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20%。鉴于当前发达经济体普遍处于负增长，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将进一步提高。日本的经济研究中心预测，到2020年，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会达到70%左右。
再次，新兴经济体的话语权也在不断提升。英国《金融时报》刊文指出，4月2日在伦敦召开的G20金融峰会开启了世界经济新秩序。在国际金融危机持续蔓延之际，世界主要经济体选择了包括新兴经济体在内的G20而非此前“主宰”全球事务的“富国俱乐部”——G7，这本身就是经济格局改变的重要标志。
亚洲应跳出经济看经济
对于如何寻找亚洲新兴经济体增长新动力，参加博鳌亚洲论坛2009年年会的专家表示，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亚洲经济制胜之道应该跳出经济看经济，既要调整经济政策，扩大国内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以形成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动力，也要改进社会政策，注重以积极的社会变革缓解经济压力，同时积极参与亚洲次区域合作，实现亚洲经济内部循环。
——“去杠杆化”挑战亚洲新兴市场国家旧有经济发展模式
金融危机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并不一致，日本、韩国受到的影响较大，今年经济可能会有较大幅度的负增长，但中国、东盟大多新兴市场国家，其经济的基本面尚未受到影响，金融行业遭受的直接损失有限。
专家表示，由于亚洲新兴经济体的金融体系均较独立，特别是在1997亚洲金融危机后，这些国家大都采取较为谨慎的金融政策，从而为抵御金融危机设置了“防火墙”。
然而，亚洲新兴市场国家普遍面临着发展模式转型的巨大压力。过去10多年中，亚洲新兴市场国家与美国经济形成了一种循环：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向美国出口赚取美元外汇储备，美国通过金融创新吸引美元回流，并通过“杠杆化”转化为美国居民持续消费的动力，于是可以继续维持对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进口，使得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维持高增长势头。
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经济高增长与美国市场的“杠杆化”直接相关，工业革命和全球化给亚洲带来的“双红利”太多，亚洲国家在过去半个世纪都没有经济模式转型的压力，一直是以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
而目前西方国家的“去杠杆化”，使得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出口导向模式面临重大挑战。“去杠杆化”具体表现在：从个人消费领域转向公司生产领域，西方工业企业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公司贷款问题暴露；从传统的资本市场开始转向信贷市场，很多大银行的信贷问题开始暴露；从美国发展到欧洲，尤其是东欧，由于东欧问题的严重化，使欧洲腹背受敌，欧元和欧盟面临新的挑战；“去消费化”显现，美国的居民储蓄率从两年前的负值变成现在的3.8%。西方“去杠杆化”意味着亚洲新兴经济体出口导向模式所依赖的国际环境发生变化，经济增速放缓。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亚太蓝皮书中指出，2009年，亚洲的经济增长将大幅放缓，不排除某些新兴经济体出现负增长的可能，对于韩国、印度等国经济出现硬着陆的可能性也应有充分的估计。随着经济衰退，亚洲新兴经济体内的社会问题也会严重，突出表现在企业生存困难，失业率上升。
据越南有关调查，2009年，近40%的企业可能破产或停产，31%的企业表示会面临更多的困难但仍能克服；17%的企业将仍有发展，但利润会降低。企业发展困难直接导致失业人口增加。截至2008年末，越南大约有35万人失业，这一数字估计到2009年会增加到100万。
——政策调整、体制改革双管齐下实现发展模式转型
为应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几乎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普遍采取了经济刺激计划，包括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防止经济在短期内大幅下滑。但从中长期看，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新兴经济体最终的出路在于实现发展模式转型——实现由出口导向型向内需拉动型增长方式的转变。
央行行长周小川18日表示，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应该干好自己的事情，最大限度减少金融危机对其影响，并且能利用经济危机调整经济增长结构，减少对出口的依赖，而不是在经济复苏后简单重复经济周期。
美国纽约大学教授鲁比尼指出，能否有效扩大内需，是亚洲新兴市场国家能否战胜这场危机的关键，也是未来发展模式转型的关键。
亚洲新兴经济国家要有效应对危机，需要“两手”抓：一手抓政策调整，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消费、加大投资力度；一手抓体制改革，以改革激发市场活力和释放经济的内生增长潜力。
参加博鳌亚洲论坛的专家表示，走扩大内需、拉动消费的道路，需要通过基本社会保障为广大社会成员提供一个良好的未来预期，解决扩大消费支出的后顾之忧，扭转“高储蓄、低消费”的倾向。另一方面，政府要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相关制度安排，防止财富和收入分配差距转化为权利和机会的不平等。
另外，扩大内需更重要的是要为新消费模式的形成创造制度性与结构性条件。例如，相应的城市化过程；消费信贷等金融支持；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中产阶层逐步发育等条件。
亚洲新兴经济体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既要防止经济全面下滑，又要防止社会问题加剧。与会专家认为，一方面，经济危机通过失业、市场价格波动等环节，对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生活造成重大影响；另一方面，由此形成的社会问题也会通过降低收入、抑制消费以及不稳定的社会心理等机制反向传导给经济，导致危机加重。因此，要尽快建立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双向传导的“防火墙”，防止由此形成的恶性循环或“内生型金融危机”。
失业是当前最突出的社会问题。为了保证经济正常运行和社会秩序稳定，必须把“保就业”置于应对经济压力的突出位置。
其次，防止经济波动对城乡居民尤其是弱势群体的过度冲击，加大对城乡低收入群体的救助力度。
第三，加大公共服务投入力度，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会专家认为，进入发展型的新阶段，消费处于关键的转型阶段，公共需求呈现全面快速上升的趋势。基本公共服务体制是这个阶段最基本的制度条件。但目前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社会保障体制尚未完善，这种状况限制了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掣肘了消费结构的转型。
——亚洲经济体应该加强区域合作应对危机
“合作，合作，再合作”是此次博鳌亚洲论坛参会专家表达的共同心声。他们认为，当前亚洲新兴经济体无论是解决短期还是中长期问题，都有赖于区域内经济合作。
周小川表示，区域合作条件下，出现经济问题的时候，如果措施在区域内协调管理会更加成功。
需要处理的主要是亚洲内部的合作，如东亚地区自由贸易区的设定、货币合作机制，用特别提款权代替美元促进国际金融贸易等。
一般来说区域的一体化会促进贸易投资和资本的流动，会导致更多的经济增长，使区域不再只依赖外部世界，这个区域更加具有活力和弹性。
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尤其重要，因为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可以避免地区的储蓄投资转向，然后贷给这个地区的用户，需要发展区域内的债券市场，并且在区域内进行储蓄。
另外，区域合作会影响全球化。虽然我们目前在全球化方面遭受了暂时的挫折，但亚洲要在全球化当中起到一个重要作用，欧盟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要疏导全球化，让它有利于自己。亚洲经济也应该这样，亚洲地区的命运不能由其他地方来决定，所以在国际上要发出自己的声音。
目前区域经济一体化在亚洲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结构基础，东盟在过去十几年中一直领导着东南亚地区，但是东盟的这些成员国并没有包括亚洲最大和最强大的经济体。还有其他的一些平台，包括东盟＋3、东亚峰会。其中，东亚峰会包括20国集团当中的6个国家。
专家表示，不管使用哪一个平台，最重要是建立一种机制，能够及时的做出决定采取行动，起到经济检测，危机管理，在20国集团和其他领域共同发出一个有效的亚洲声音作用。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表示，如果能建立整个东亚乃至整个亚洲的自由贸易统一市场——亚洲有38亿人口，占世界62%，其生产潜力、消费潜力都不言而喻。但是亚洲巨大的消费潜力却难以实现，如果消费潜力不发挥出来，亚洲共同市场就难以自成一体，与其他区域经济“脱钩”就不能成为现实。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表示，扩大和亚洲周边国家的合作，将形成巨大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他说，亚洲国家要相互团结，如可以考虑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亚洲农业银行，以在印度修建高速公路、开发泛亚铁路，开发柬埔寨、老挝等亚洲国家的农业资源等方式，形成巨大需求，拉动亚洲和全球经济增长。■
编辑：卢劲杉
博鳌亚洲论坛的高端人士认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改变了全球经济和金融格局。发达经济体陷入衰退，其占全球经济的比重将不断下降，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理论遭受空前挑战；新兴经济体或可抓住机遇，引领世界经济率先走出衰退，从而在国际上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在旧有经济模式被挑战的境况下，亚洲应该跳出经济看经济。
发达经济体比重逐步下降
尽管目前金融危机已席卷全球，然而危机发源于美国，发达经济体遭受的冲击仍然最大。这不仅导致发达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所占比重逐步下降，而且其增长模式和发展理念也受到普遍质疑，在世界经济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因此将被削弱。
首先，发达经济体在本轮金融危机中经济实力大为削弱。金融市场陷入混乱，汽车等产业面临重组，财政赤字居高不下。目前，发达经济体已几乎全体陷入衰退，而且步入萧条的可能性仍在增加，导致其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下降。世界银行3月31日发布的《2009年全球经济展望》更新版预测，2009年发达经济体仍是经济重灾区，其经济今年将整体下滑2.9%，其中美国经济下滑2.4%，欧元区经济下滑2.7%，日本经济下滑5.3%。而且随着金融危机不断恶化，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衰退程度还在加深。
其次，金融危机导致长期崇尚自由市场的西方资本主义理念受到严峻挑战，其增长模式和发展理念受到普遍质疑。政府干预、国有化等手段再次成为经济理论中的主导。在本轮金融危机大救援中，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一改往日崇尚自由市场理论的作风，对金融市场积极进行干预，除了向金融机构大举注资外，还接管了多家金融机构。
再次，发达经济体的国际地位与话语权也在不断下降。曾被誉为“富国俱乐部”的G7如今已被称作“没落贵族俱乐部”。然而，随着金融危机的蔓延，包括新兴经济体在内的二十国集团（G20）正在取代G7，成为全球共同寻找对策、协调应对危机的平台。
在4月初的G20伦敦峰会上，一开始就呈现出“三足鼎立”的局面，美国、日本为代表的救市派侧重恢复经济、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的欧盟主张改革加强监管，新兴经济体国家主张加强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决策权。这场在发达经济体国家陷入严重金融和经济危机背景下举行的重要会议，明显发出了有史以来发展中国家对改革国际金融格局的最强音。
全球实力将呈现新的平衡
经过本轮金融危机的洗礼，南北力量此消彼长，大国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美国独大主导世界经济的秩序被打破，世界经济加强区域合作，朝着多极化发展的趋势不可逆转。
首先，金融危机改变了世界经济力量的平衡。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曾培炎表示，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的消费、投资、贸易、生产、就业都出现了萎缩，世界经济仍在衰退，今年全年可能出现负增长。发达经济体陷入长期低迷的可能性在不断增加，而以中国为代表的部分新兴经济体却已显露出复苏的势头。
其次，金融危机还改变了世界产业格局。危机已经导致金融、汽车等众多领域大洗牌。作为发达经济体支柱产业的金融业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其金融机构或破产或被国有化；而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的金融机构几乎没有遭受冲击，其相对实力也得到了大幅提升。在全球银行市值排名中，中国的银行占据了前十位中的四席，而美国、瑞士等发达经济体的银行排名则大幅滑落。
再次，美元的霸主地位将被打破。尽管当前货币市场“一主多元”格局仍然存在，但金融危机已经导致美元地位大大削弱，重塑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也日渐高涨。据香港媒体报道，英国首相布朗已经宣布，今年9月将在纽约举行G20第三次金融峰会，讨论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议题。
不过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重建国际金融和经济新秩序的工作才刚刚起步。发达经济体在研发能力、高新技术、生产效率、管理经验、产业体系、人才储备等方面仍然拥有明显的优势，在国际事务中也仍然享有较高的话语权，在危机过后重拾国际地位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因此，新兴经济体只有抓住当前机遇，在国际组织及其他领域尽量争取更多的发言权，才能保证世界经济新秩序向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
亚洲新兴经济体崛起
近十年来，亚洲经济迅速发展壮大，对世界经济都产生很深远的影响。新兴经济体的迅速崛起是二战结束以来西方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遭受的一次最为严重的冲击。在本轮金融危机中，新兴经济体增长的空间相对较大。博鳌亚洲论坛的与会者认为，一些主要国家若能率先复苏，并引领新兴经济体重新回到经济增长的轨道，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将进一步提升。
在博鳌亚洲论坛“世界经济何处去”的主题演讲会上，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指出，包括日本、中国在内的整个亚洲经济到2030年将占据世界经济的半壁江山之多。仅从经济规模来看，2030年中国将超过美国，并且是日本的4-5倍。印度也将达到日本的2倍。
首先，新兴经济体由于金融市场尚未成熟，对外开放程度相对较低，因此在本轮危机中受到的冲击也相对较小。然而，国际资本的迅速撤离以及欧美市场疲软也连累新兴经济体增速放缓。世界银行最新预测认为，新兴经济体经济今年增幅只有2.1%，尽管大大低于去年底世行预测的5.8%的增幅，但相对于世界经济下滑1.7%而言，优势仍十分明显。世行4月7日发布的《东亚经济半年报》预测，东亚新兴经济体2009年GDP增幅仍将达到5.4%。
其次，由于经济增速明显快于发达经济体，新兴经济体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也在不断上升。中国、印度和俄罗斯3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超过一半。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初步测算，2008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20%。鉴于当前发达经济体普遍处于负增长，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将进一步提高。日本的经济研究中心预测，到2020年，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会达到70%左右。
再次，新兴经济体的话语权也在不断提升。英国《金融时报》刊文指出，4月2日在伦敦召开的G20金融峰会开启了世界经济新秩序。在国际金融危机持续蔓延之际，世界主要经济体选择了包括新兴经济体在内的G20而非此前“主宰”全球事务的“富国俱乐部”——G7，这本身就是经济格局改变的重要标志。
亚洲应跳出经济看经济
对于如何寻找亚洲新兴经济体增长新动力，参加博鳌亚洲论坛2009年年会的专家表示，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亚洲经济制胜之道应该跳出经济看经济，既要调整经济政策，扩大国内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以形成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动力，也要改进社会政策，注重以积极的社会变革缓解经济压力，同时积极参与亚洲次区域合作，实现亚洲经济内部循环。
——“去杠杆化”挑战亚洲新兴市场国家旧有经济发展模式
金融危机对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并不一致，日本、韩国受到的影响较大，今年经济可能会有较大幅度的负增长，但中国、东盟大多新兴市场国家，其经济的基本面尚未受到影响，金融行业遭受的直接损失有限。
专家表示，由于亚洲新兴经济体的金融体系均较独立，特别是在1997亚洲金融危机后，这些国家大都采取较为谨慎的金融政策，从而为抵御金融危机设置了“防火墙”。
然而，亚洲新兴市场国家普遍面临着发展模式转型的巨大压力。过去10多年中，亚洲新兴市场国家与美国经济形成了一种循环：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向美国出口赚取美元外汇储备，美国通过金融创新吸引美元回流，并通过“杠杆化”转化为美国居民持续消费的动力，于是可以继续维持对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进口，使得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维持高增长势头。
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经济高增长与美国市场的“杠杆化”直接相关，工业革命和全球化给亚洲带来的“双红利”太多，亚洲国家在过去半个世纪都没有经济模式转型的压力，一直是以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
而目前西方国家的“去杠杆化”，使得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出口导向模式面临重大挑战。“去杠杆化”具体表现在：从个人消费领域转向公司生产领域，西方工业企业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公司贷款问题暴露；从传统的资本市场开始转向信贷市场，很多大银行的信贷问题开始暴露；从美国发展到欧洲，尤其是东欧，由于东欧问题的严重化，使欧洲腹背受敌，欧元和欧盟面临新的挑战；“去消费化”显现，美国的居民储蓄率从两年前的负值变成现在的3.8%。西方“去杠杆化”意味着亚洲新兴经济体出口导向模式所依赖的国际环境发生变化，经济增速放缓。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亚太蓝皮书中指出，2009年，亚洲的经济增长将大幅放缓，不排除某些新兴经济体出现负增长的可能，对于韩国、印度等国经济出现硬着陆的可能性也应有充分的估计。随着经济衰退，亚洲新兴经济体内的社会问题也会严重，突出表现在企业生存困难，失业率上升。
据越南有关调查，2009年，近40%的企业可能破产或停产，31%的企业表示会面临更多的困难但仍能克服；17%的企业将仍有发展，但利润会降低。企业发展困难直接导致失业人口增加。截至2008年末，越南大约有35万人失业，这一数字估计到2009年会增加到100万。
——政策调整、体制改革双管齐下实现发展模式转型
为应对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几乎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普遍采取了经济刺激计划，包括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防止经济在短期内大幅下滑。但从中长期看，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新兴经济体最终的出路在于实现发展模式转型——实现由出口导向型向内需拉动型增长方式的转变。
央行行长周小川18日表示，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应该干好自己的事情，最大限度减少金融危机对其影响，并且能利用经济危机调整经济增长结构，减少对出口的依赖，而不是在经济复苏后简单重复经济周期。
美国纽约大学教授鲁比尼指出，能否有效扩大内需，是亚洲新兴市场国家能否战胜这场危机的关键，也是未来发展模式转型的关键。
亚洲新兴经济国家要有效应对危机，需要“两手”抓：一手抓政策调整，以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消费、加大投资力度；一手抓体制改革，以改革激发市场活力和释放经济的内生增长潜力。
参加博鳌亚洲论坛的专家表示，走扩大内需、拉动消费的道路，需要通过基本社会保障为广大社会成员提供一个良好的未来预期，解决扩大消费支出的后顾之忧，扭转“高储蓄、低消费”的倾向。另一方面，政府要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相关制度安排，防止财富和收入分配差距转化为权利和机会的不平等。
另外，扩大内需更重要的是要为新消费模式的形成创造制度性与结构性条件。例如，相应的城市化过程；消费信贷等金融支持；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中产阶层逐步发育等条件。
亚洲新兴经济体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既要防止经济全面下滑，又要防止社会问题加剧。与会专家认为，一方面，经济危机通过失业、市场价格波动等环节，对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生活造成重大影响；另一方面，由此形成的社会问题也会通过降低收入、抑制消费以及不稳定的社会心理等机制反向传导给经济，导致危机加重。因此，要尽快建立经济危机与社会危机双向传导的“防火墙”，防止由此形成的恶性循环或“内生型金融危机”。
失业是当前最突出的社会问题。为了保证经济正常运行和社会秩序稳定，必须把“保就业”置于应对经济压力的突出位置。
其次，防止经济波动对城乡居民尤其是弱势群体的过度冲击，加大对城乡低收入群体的救助力度。
第三，加大公共服务投入力度，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会专家认为，进入发展型的新阶段，消费处于关键的转型阶段，公共需求呈现全面快速上升的趋势。基本公共服务体制是这个阶段最基本的制度条件。但目前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社会保障体制尚未完善，这种状况限制了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掣肘了消费结构的转型。
——亚洲经济体应该加强区域合作应对危机
“合作，合作，再合作”是此次博鳌亚洲论坛参会专家表达的共同心声。他们认为，当前亚洲新兴经济体无论是解决短期还是中长期问题，都有赖于区域内经济合作。
周小川表示，区域合作条件下，出现经济问题的时候，如果措施在区域内协调管理会更加成功。
需要处理的主要是亚洲内部的合作，如东亚地区自由贸易区的设定、货币合作机制，用特别提款权代替美元促进国际金融贸易等。
一般来说区域的一体化会促进贸易投资和资本的流动，会导致更多的经济增长，使区域不再只依赖外部世界，这个区域更加具有活力和弹性。
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尤其重要，因为金融市场的一体化可以避免地区的储蓄投资转向，然后贷给这个地区的用户，需要发展区域内的债券市场，并且在区域内进行储蓄。
另外，区域合作会影响全球化。虽然我们目前在全球化方面遭受了暂时的挫折，但亚洲要在全球化当中起到一个重要作用，欧盟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要疏导全球化，让它有利于自己。亚洲经济也应该这样，亚洲地区的命运不能由其他地方来决定，所以在国际上要发出自己的声音。
目前区域经济一体化在亚洲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结构基础，东盟在过去十几年中一直领导着东南亚地区，但是东盟的这些成员国并没有包括亚洲最大和最强大的经济体。还有其他的一些平台，包括东盟＋3、东亚峰会。其中，东亚峰会包括20国集团当中的6个国家。
专家表示，不管使用哪一个平台，最重要是建立一种机制，能够及时的做出决定采取行动，起到经济检测，危机管理，在20国集团和其他领域共同发出一个有效的亚洲声音作用。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表示，如果能建立整个东亚乃至整个亚洲的自由贸易统一市场——亚洲有38亿人口，占世界62%，其生产潜力、消费潜力都不言而喻。但是亚洲巨大的消费潜力却难以实现，如果消费潜力不发挥出来，亚洲共同市场就难以自成一体，与其他区域经济“脱钩”就不能成为现实。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表示，扩大和亚洲周边国家的合作，将形成巨大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他说，亚洲国家要相互团结，如可以考虑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亚洲农业银行，以在印度修建高速公路、开发泛亚铁路，开发柬埔寨、老挝等亚洲国家的农业资源等方式，形成巨大需求，拉动亚洲和全球经济增长。■
编辑：卢劲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