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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是指迁入非户籍所在地的暂住或常住人口。像世界上很多地区一样，外来人口在中国成为社会冲突的重要诱因之一。据中国法制网发布的《2012年群体性事件研究报告》，流动人口参与了当年17.8%的群体性事件。这些事件不仅发生在本地居民与流动人口之间，也发生在不同群体的流动人口之间。有论者担心，随着农村人口继续涌入中国城市，并从流动转向移居状态，这一群体将构成潜在的政治不稳定因素，甚至导致大规模的社会冲突，就像近年来欧美国家的族群对抗和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危机。
城市化与社会运动
最近几年，出于以下三个因素的考虑，笔者时常担心流动人口将引发一场全国范围的社会运动。首先是中国社会的急速变迁。据渣打银行驻华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格林（Stephen Green）测算，一个当代人在中国过一年相当于在美国过四年。作为社会变迁的重头戏，城市化容易引发各阶层的重组、分化和对抗，从而导致剧烈的政治冲突。在城市化过程中，移民工人逐渐构成了一个独特群体，他们人数众多，集中在经济活跃地区，社会变迁导致的失范和失序现象在这一群体中更为普遍。美国学者亨廷顿在其著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强调：“经济迅速增长将推动跨地区的人口迁移，促使农村人口流向城市，从而破坏传统的社会结构，并导致疏离感和极端主义。”
其次是制度化的不足和自组织的缺失。社会变迁是大规模社会运动的必要条件，只有当它不能被现有体制及时消化时，才有可能产生社会动荡。近年来，声称中国社会 “断裂”与“溃败”的警世之声不绝于耳，而流动人口正是城市中最为边缘化和不受保护的弱势群体。中国尚在发育的公民社会既不足以为流动人口提供充分的社会支持，也不能够在他们中间组织起一批强大的移民团体。一旦出现经济衰退或社会危机，脆弱的流动人口似乎会首先承受不住冲击。
最后是争取公民权利的价值和话语。流动人口问题涉及平等和自由两大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左派和右派知识分子都为他们争取公民权利提供了话语资源。即使诉诸官方话语，中央政府也多次要求地方部门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以改善农民工待遇。关于跨国贸易和血汗工厂之类的争论，更是让流动人口成为全球语境下的公共问题。文化程度较高的新生代农民工似乎更有可能利用这些话语资源。
社会学家赵鼎新曾探讨过社会运动的三大要素——变迁、结构和话语。从这三个角度分析，中国的流动人口问题都有可能引发一场大规模的社会运动，然而它却没有发生。富士康员工跳楼式的个体悲剧和农民工讨薪的抗争事件虽然接连不断，但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事件堪比美国60年代的“平权运动”，或是类似2012年中国数十城市举行的“反日游行”。有人也许会简单地归因于领导力不足——中国的确尚未出现马丁路德·金式的民权领袖，或者一旦出现便受到有效打压。可我怀疑更根本的原因在于流动人口的多元结构与社会心理。
他们比你想象的要复杂
从2010年开始，原国家人口计生委开展了全国范围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每年发布年度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4年11月最新发布的报告指出，全国流动人口在2013年末达到2.45亿，超过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在很多国人的想象中，流动人口的形象有着较为单一的面孔，他们或是北京街边卖烧饼的小伙子，或是上海有钱人家里的小保姆，或是深圳某条流水线上的打工妹，又或是重庆一座建筑工地上的包工头。其实这个群体除了没有当地户口，在很多方面均有较大差异。
根据卫计委2013年的调查数据，就年龄分布来说，中国流动人口的中位数约为33岁，西部地区甚至高达35岁。这意味着有一半流动人口已经属于中老年人口，不能再以青壮年劳动力看待了。就家庭形态来看，有四分之三的流动人口已经结婚。流动人口分布在多种业态中，其中从事商业和服务业的人员各占35%左右，从事制造业和运输业的人员约占20%左右。只有一半多一点（54.5%）的流动人口属于打工一族（企业雇员），他们中有一成是雇主，还有三成是自营劳动者，即通常说的个体户。
有些社会分层的研究者倾向于将流动人口视为一个固定阶层，事实上这一群体分布在从上到下的各个阶层。近十分之一的流动人口拥有中专或中专以上文凭，他们大都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或就职于国家企事业单位，这在东部地区更为明显。农民工常常被用作流动人口的同义语，其实有两成的流动人口拥有非农业户口，即城镇户口。这些人从一个城市迁往另一个城市，而没有将户口迁入所在地。据我所知，北京、上海和深圳三地就有不少白领将户口存放在家乡或其他城市。
在当今中国，经济收入恐怕最能体现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就这一指标而言，流动人口内部也存在着较大差别。全国流动人口月收入的中位数为3000元，也就是说，他们中一半人收入在3000元以上，一半在这之下。作为衡量贫富分化的指标，流动人口收入的标准差高达2400元。收入最高的一成人口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而收入最低的一成在1500元以下。有1%的流动人口月收入在12000元以上。33岁以下的流动人口收入稍低一些，但总体分布与此类似。显然，我们不宜将他们看作一个经济状况近似的社会阶层。
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可转化为怎样的生活水平？零点研究咨询集团曾在2011年访问过北京等五大城市的840名农民工。调查发现，受访者的生活水平呈中间宽两头高的纺锤形， 一半人略有节余，近四成刚够维持生活，只有5%左右的人生活困难或富裕。如果我们将新生代农民工定义为30岁以下的进城务工者，他们的生活水平与整体状况基本一致。
近年来，“社会融合”成为流动人口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很多学者认为，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合包括经济整合、文化接纳、行为适应和身份认同，是从经济融合走向文化融合和心理融合的递进过程。但很多相关研究悲观地发现，农民工的社会融合程度很低，与当地市民处在相对隔离状态，政府也缺乏对这一群体的制度性支持。流动人口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感，成片居住现象普遍，存在着爆发社会冲突的隐患。这些学者大都从城里人的角度看待流动人口，而很少关注他们是怎样看待自身的。 漂泊者们的自我认知
流动人口的工作条件和劳动时长久为人所诟病。卫计委的调查数据显示，农民工的日均工作时间在九至十小时；零点集团的研究报告表明，四成进城务工者平均一年至少换一次工作，7.4%的人一年至少换三次工作。在劳动时间长和职位不稳定的情况下，有四成的农民工对自己目前的工作感到满意，三成受访者回答“一般”，另有28.8%的人感到不满意。零点调查还发现，53.6%的农民对自己的劳动回报不满意，他们表示“回报少，付出多”；另有41.2%的人表示自己的回报与付出完全匹配。不满者主要集中在低收入人群和建筑工人中。与总体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并没有对自己工作感到特别不满。
社会保障的低覆盖率是流动人口未能完全融入城市的重要制度性特征。卫计委的数据显示，八成左右的流动人口没有参加城镇养老、医疗和工伤保险，尽管东部省份的覆盖率相对较高。零点集团所调查的五大城市明显高出全国平均水平，但最高的医保覆盖率也仅有37%。流动人口这一称谓不仅是指人口学意义上的迁移状态，更意味着社会学意义上的城市身份。超过三分之一的流动人口在移入城市生活了五年以上，约七分之一生活了十年以上。由于没有当地户口，这些定居者仍然被视为“流动”人口，不能享受子女教育和住房补贴等社会福利。
一些评论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正在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他们进入城市不仅为了获得更高收入，也对更高的社会地位抱有期待。而付出与回报不对等，社会保障覆盖不到位，又被户籍制度排斥在外，这一群体因此产生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并抱怨向上流动受到阻碍。但迄今为止，我们没有看到针对相关政策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发生。依笔者之见，这与流动人口的人生观和参照群体有很大关系。
零点集团调查发现，近六成（58%）的进城务工者认为，若想留在打工的城市，个人奋斗是最重要的因素。不到两成（17.5%）的人认为国家政策最重要，还有7.6%的人认为所在城市的政策最重要。新生代农民工更相信个人奋斗，他们中将近三分之二的人持有这一观点，认为国家政策和地方政策最重要的人只有11.5%和6.8%。相较而言，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认为国家政策最重要的比例达到百分之二三十。教育程度越高，农民工就越相信依靠个人奋斗可以留在城市。
此外，进城务工者认为代表自己落脚城市的成功标志主要是工作（60.1%）和住房（55%），将拥有所在地户口和参加当地社保视为落脚标志的受访者只有15.4%和9.4%。新生代农民工的看法与总体类似，但较不看重住房（48%）。同时，教育程度越高，对户籍的重视程度也越低，在小学及以下教育程度的受访者中，有20.2%的人认为拥有当地户口是成功落脚的象征；而在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中，仅有12.5%的人持有这一观点。
此外，尽管生活在城市，大多数（67.9%）的进城务工者依然将自己的身份界定为“农村人”，仅15.6%的人自认为是“城里人”，另有相同比例的人身份定位模糊，认为自己“既不是城里人，又不是农村人”。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是城里人的比例稍高（18.1%），但与中老年流动人口相比，差异并不显著。这一身份认同当然说明农民工在心理上还没有融入城市，可也意味他们更愿意同农村的留守人口比较。对比这一参照群体而产生的优越感，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农民工的相对剥夺感。
城镇化改革的政治维度
阿拉伯世界过去半个世纪经历了快速的城市化和社会发展。从1970年到2010年，该地区的城市人口比例从30%上升到50%。就联合国发布的“人类发展指数”来看，在1990年以后的二十年间，这一指标在埃及增长了28%，在突尼斯增长了30%。中国在同一时期也经历了类似的急剧变化，并且同样面对着高校扩招和青年失业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然而，中国并没有因此爆发“茉莉花革命”之类的大规模社会运动。除了政府采取的维稳措施，流动人口的多元构成和身份认同也决定着他们的政治行为。
从年龄、行业、教育程度、就业身份和收入水平等基本层面观察，中国的流动人口表现出多元的生存状态和经济地位，这意味着他们不属于单一的社会阶层，其中每个群体都具有各自独立的利益诉求。即使都遭遇了户籍制度的身份排斥，但只有少数人认为获得当地户口是落脚城市的重要象征。“流动人口”这一标签或许让外来移民产生某种程度的疏离感，却不足以使他们产生强烈的群体意识，从而为争取共同权益集聚起来，这与美国民权运动中有色人种的政治认同迥然相异。因此，目前涉及流动人口的群体性事件大多以地缘和业缘为组织，不太可能发展成跨越地域和阶层的普遍性政治议题。
此外，大多数农民工还将自己视为农村人，他们在进城后很可能不会比照城市人口，认为自己也应享有相当的社会福利。比起老一辈人，新生代农民工的权利意识有所增强，可差别也不是很大。他们更相信依靠自我奋斗，而不是政府安排，才能最终融入城市。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较高的流动人口中对户口和社会保障并不重视，在各地选择性的准入政策下，也比较容易获得当地户籍。而真正需要户口和依赖社保的低收入群体，又缺乏必要的社会资源为自己争取权益。流动人口，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对未来中国政治稳定的影响或许被高估了。
大规模社会运动没有在流动人口中爆发，并不意味这一群体中不存在社会问题。据零点集团调查数据，64.7%的进城经营者都曾遭遇侵害权益行为，集中表现为“被乱收费”（44.6%）和“被乱罚款”（33.2%）。普通打工者群体遭遇权益侵害的比例更高（68.8%），突出问题包括“没有合同”（37.5%）、“拖欠工资”（29.9%）和“用工过度”（23.8%）。面对侵害权益的行为，60%的打工者选择了隐忍或“找朋友疏解”，16%的人尝试通过法律解决，还有10.7%向政府部门寻求帮助，但仅有2.1%表示会采取报复手段以发泄不满。
我们可以推想，当流动人口的权益受到严重损害，而制度化的渠道又不能解决问题，相关的群体性事件就会持续发生。在他们的城市身份意识还不敏感，集体行动也不能被充分动员之前，政府应当利用当前的时间机遇，着力提供更多平等的向上流动空间，以避免出现更大规模的社会冲突。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城市化与社会运动
最近几年，出于以下三个因素的考虑，笔者时常担心流动人口将引发一场全国范围的社会运动。首先是中国社会的急速变迁。据渣打银行驻华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格林（Stephen Green）测算，一个当代人在中国过一年相当于在美国过四年。作为社会变迁的重头戏，城市化容易引发各阶层的重组、分化和对抗，从而导致剧烈的政治冲突。在城市化过程中，移民工人逐渐构成了一个独特群体，他们人数众多，集中在经济活跃地区，社会变迁导致的失范和失序现象在这一群体中更为普遍。美国学者亨廷顿在其著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强调：“经济迅速增长将推动跨地区的人口迁移，促使农村人口流向城市，从而破坏传统的社会结构，并导致疏离感和极端主义。”
其次是制度化的不足和自组织的缺失。社会变迁是大规模社会运动的必要条件，只有当它不能被现有体制及时消化时，才有可能产生社会动荡。近年来，声称中国社会 “断裂”与“溃败”的警世之声不绝于耳，而流动人口正是城市中最为边缘化和不受保护的弱势群体。中国尚在发育的公民社会既不足以为流动人口提供充分的社会支持，也不能够在他们中间组织起一批强大的移民团体。一旦出现经济衰退或社会危机，脆弱的流动人口似乎会首先承受不住冲击。
最后是争取公民权利的价值和话语。流动人口问题涉及平等和自由两大现代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左派和右派知识分子都为他们争取公民权利提供了话语资源。即使诉诸官方话语，中央政府也多次要求地方部门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以改善农民工待遇。关于跨国贸易和血汗工厂之类的争论，更是让流动人口成为全球语境下的公共问题。文化程度较高的新生代农民工似乎更有可能利用这些话语资源。
社会学家赵鼎新曾探讨过社会运动的三大要素——变迁、结构和话语。从这三个角度分析，中国的流动人口问题都有可能引发一场大规模的社会运动，然而它却没有发生。富士康员工跳楼式的个体悲剧和农民工讨薪的抗争事件虽然接连不断，但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事件堪比美国60年代的“平权运动”，或是类似2012年中国数十城市举行的“反日游行”。有人也许会简单地归因于领导力不足——中国的确尚未出现马丁路德·金式的民权领袖，或者一旦出现便受到有效打压。可我怀疑更根本的原因在于流动人口的多元结构与社会心理。
他们比你想象的要复杂
从2010年开始，原国家人口计生委开展了全国范围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每年发布年度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4年11月最新发布的报告指出，全国流动人口在2013年末达到2.45亿，超过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在很多国人的想象中，流动人口的形象有着较为单一的面孔，他们或是北京街边卖烧饼的小伙子，或是上海有钱人家里的小保姆，或是深圳某条流水线上的打工妹，又或是重庆一座建筑工地上的包工头。其实这个群体除了没有当地户口，在很多方面均有较大差异。
根据卫计委2013年的调查数据，就年龄分布来说，中国流动人口的中位数约为33岁，西部地区甚至高达35岁。这意味着有一半流动人口已经属于中老年人口，不能再以青壮年劳动力看待了。就家庭形态来看，有四分之三的流动人口已经结婚。流动人口分布在多种业态中，其中从事商业和服务业的人员各占35%左右，从事制造业和运输业的人员约占20%左右。只有一半多一点（54.5%）的流动人口属于打工一族（企业雇员），他们中有一成是雇主，还有三成是自营劳动者，即通常说的个体户。
有些社会分层的研究者倾向于将流动人口视为一个固定阶层，事实上这一群体分布在从上到下的各个阶层。近十分之一的流动人口拥有中专或中专以上文凭，他们大都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或就职于国家企事业单位，这在东部地区更为明显。农民工常常被用作流动人口的同义语，其实有两成的流动人口拥有非农业户口，即城镇户口。这些人从一个城市迁往另一个城市，而没有将户口迁入所在地。据我所知，北京、上海和深圳三地就有不少白领将户口存放在家乡或其他城市。
在当今中国，经济收入恐怕最能体现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就这一指标而言，流动人口内部也存在着较大差别。全国流动人口月收入的中位数为3000元，也就是说，他们中一半人收入在3000元以上，一半在这之下。作为衡量贫富分化的指标，流动人口收入的标准差高达2400元。收入最高的一成人口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而收入最低的一成在1500元以下。有1%的流动人口月收入在12000元以上。33岁以下的流动人口收入稍低一些，但总体分布与此类似。显然，我们不宜将他们看作一个经济状况近似的社会阶层。
流动人口的收入水平可转化为怎样的生活水平？零点研究咨询集团曾在2011年访问过北京等五大城市的840名农民工。调查发现，受访者的生活水平呈中间宽两头高的纺锤形， 一半人略有节余，近四成刚够维持生活，只有5%左右的人生活困难或富裕。如果我们将新生代农民工定义为30岁以下的进城务工者，他们的生活水平与整体状况基本一致。
近年来，“社会融合”成为流动人口研究领域的热门话题。很多学者认为，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合包括经济整合、文化接纳、行为适应和身份认同，是从经济融合走向文化融合和心理融合的递进过程。但很多相关研究悲观地发现，农民工的社会融合程度很低，与当地市民处在相对隔离状态，政府也缺乏对这一群体的制度性支持。流动人口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感，成片居住现象普遍，存在着爆发社会冲突的隐患。这些学者大都从城里人的角度看待流动人口，而很少关注他们是怎样看待自身的。 漂泊者们的自我认知
流动人口的工作条件和劳动时长久为人所诟病。卫计委的调查数据显示，农民工的日均工作时间在九至十小时；零点集团的研究报告表明，四成进城务工者平均一年至少换一次工作，7.4%的人一年至少换三次工作。在劳动时间长和职位不稳定的情况下，有四成的农民工对自己目前的工作感到满意，三成受访者回答“一般”，另有28.8%的人感到不满意。零点调查还发现，53.6%的农民对自己的劳动回报不满意，他们表示“回报少，付出多”；另有41.2%的人表示自己的回报与付出完全匹配。不满者主要集中在低收入人群和建筑工人中。与总体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并没有对自己工作感到特别不满。
社会保障的低覆盖率是流动人口未能完全融入城市的重要制度性特征。卫计委的数据显示，八成左右的流动人口没有参加城镇养老、医疗和工伤保险，尽管东部省份的覆盖率相对较高。零点集团所调查的五大城市明显高出全国平均水平，但最高的医保覆盖率也仅有37%。流动人口这一称谓不仅是指人口学意义上的迁移状态，更意味着社会学意义上的城市身份。超过三分之一的流动人口在移入城市生活了五年以上，约七分之一生活了十年以上。由于没有当地户口，这些定居者仍然被视为“流动”人口，不能享受子女教育和住房补贴等社会福利。
一些评论者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正在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他们进入城市不仅为了获得更高收入，也对更高的社会地位抱有期待。而付出与回报不对等，社会保障覆盖不到位，又被户籍制度排斥在外，这一群体因此产生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并抱怨向上流动受到阻碍。但迄今为止，我们没有看到针对相关政策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发生。依笔者之见，这与流动人口的人生观和参照群体有很大关系。
零点集团调查发现，近六成（58%）的进城务工者认为，若想留在打工的城市，个人奋斗是最重要的因素。不到两成（17.5%）的人认为国家政策最重要，还有7.6%的人认为所在城市的政策最重要。新生代农民工更相信个人奋斗，他们中将近三分之二的人持有这一观点，认为国家政策和地方政策最重要的人只有11.5%和6.8%。相较而言，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认为国家政策最重要的比例达到百分之二三十。教育程度越高，农民工就越相信依靠个人奋斗可以留在城市。
此外，进城务工者认为代表自己落脚城市的成功标志主要是工作（60.1%）和住房（55%），将拥有所在地户口和参加当地社保视为落脚标志的受访者只有15.4%和9.4%。新生代农民工的看法与总体类似，但较不看重住房（48%）。同时，教育程度越高，对户籍的重视程度也越低，在小学及以下教育程度的受访者中，有20.2%的人认为拥有当地户口是成功落脚的象征；而在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中，仅有12.5%的人持有这一观点。
此外，尽管生活在城市，大多数（67.9%）的进城务工者依然将自己的身份界定为“农村人”，仅15.6%的人自认为是“城里人”，另有相同比例的人身份定位模糊，认为自己“既不是城里人，又不是农村人”。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是城里人的比例稍高（18.1%），但与中老年流动人口相比，差异并不显著。这一身份认同当然说明农民工在心理上还没有融入城市，可也意味他们更愿意同农村的留守人口比较。对比这一参照群体而产生的优越感，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农民工的相对剥夺感。
城镇化改革的政治维度
阿拉伯世界过去半个世纪经历了快速的城市化和社会发展。从1970年到2010年，该地区的城市人口比例从30%上升到50%。就联合国发布的“人类发展指数”来看，在1990年以后的二十年间，这一指标在埃及增长了28%，在突尼斯增长了30%。中国在同一时期也经历了类似的急剧变化，并且同样面对着高校扩招和青年失业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然而，中国并没有因此爆发“茉莉花革命”之类的大规模社会运动。除了政府采取的维稳措施，流动人口的多元构成和身份认同也决定着他们的政治行为。
从年龄、行业、教育程度、就业身份和收入水平等基本层面观察，中国的流动人口表现出多元的生存状态和经济地位，这意味着他们不属于单一的社会阶层，其中每个群体都具有各自独立的利益诉求。即使都遭遇了户籍制度的身份排斥，但只有少数人认为获得当地户口是落脚城市的重要象征。“流动人口”这一标签或许让外来移民产生某种程度的疏离感，却不足以使他们产生强烈的群体意识，从而为争取共同权益集聚起来，这与美国民权运动中有色人种的政治认同迥然相异。因此，目前涉及流动人口的群体性事件大多以地缘和业缘为组织，不太可能发展成跨越地域和阶层的普遍性政治议题。
此外，大多数农民工还将自己视为农村人，他们在进城后很可能不会比照城市人口，认为自己也应享有相当的社会福利。比起老一辈人，新生代农民工的权利意识有所增强，可差别也不是很大。他们更相信依靠自我奋斗，而不是政府安排，才能最终融入城市。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较高的流动人口中对户口和社会保障并不重视，在各地选择性的准入政策下，也比较容易获得当地户籍。而真正需要户口和依赖社保的低收入群体，又缺乏必要的社会资源为自己争取权益。流动人口，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对未来中国政治稳定的影响或许被高估了。
大规模社会运动没有在流动人口中爆发，并不意味这一群体中不存在社会问题。据零点集团调查数据，64.7%的进城经营者都曾遭遇侵害权益行为，集中表现为“被乱收费”（44.6%）和“被乱罚款”（33.2%）。普通打工者群体遭遇权益侵害的比例更高（68.8%），突出问题包括“没有合同”（37.5%）、“拖欠工资”（29.9%）和“用工过度”（23.8%）。面对侵害权益的行为，60%的打工者选择了隐忍或“找朋友疏解”，16%的人尝试通过法律解决，还有10.7%向政府部门寻求帮助，但仅有2.1%表示会采取报复手段以发泄不满。
我们可以推想，当流动人口的权益受到严重损害，而制度化的渠道又不能解决问题，相关的群体性事件就会持续发生。在他们的城市身份意识还不敏感，集体行动也不能被充分动员之前，政府应当利用当前的时间机遇，着力提供更多平等的向上流动空间，以避免出现更大规模的社会冲突。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