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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将文化操纵论与巴金的著译作品进行对比，发现巴金著译作品相互影响，作品所体现的意识形态主要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变。意识形态、赞助人和诗学等文化因素主要影响了巴金在创作和翻译上的选材，著译作品的发表与出版以及写作技巧和语言特点。
关键词：巴金 创作 翻译
余光中认为，创作是从抽象的感觉到具象的文字，即从经验到文字；翻译也是一种创作，是一种有条件的创作，即从文字到经验再到译文。其实，创作和翻译这两种文学活动相互渗透、相互影响。许多现代著名文学家著译并举，留下的译作颇丰，如鲁迅、矛盾、梁实秋、林语堂、巴金、张爱玲等。对于掌握某门外语的作家而言，翻译不仅仅是谋生手段，更是开启民智，为创作汲取国外营养的重要方式。反之，译者拥有扎实的文学创作基础和通顺的语言表达，译品才能更好地为大众所接受。本文将从文化操纵论探讨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对巴金著译作品的影响。
一 文化操纵论
作为文化操纵论的代表人物，勒菲弗尔（Lefevere）在《翻译、历史与文化论集》中提出，翻译是一种改写，受到多方面因素的操纵：意识形态、赞助人、诗学、论域、翻译、语言的发展和教育、翻译技巧，还有中心文本和中心文化。其中最主要的三个操控因素是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换言之，意识形态、赞助人和诗学等文化因素不仅影响译者的选材，甚至左右译者的翻译态度、风格和方法，导致译文对原文的不忠诚，翻译沦为改写。笔者认为，翻译文学属于文学的子系统，历史上翻译与创作一样总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尤其是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然而大多数翻译实践并未故意改变原文的内容。勒菲弗尔对意识形态的理解是：“影响我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常规和信仰。”本文中，意识形态对著译作品的影响主要包括来自作者或译者本身具有的，以及他们所处时代、国家、集体等环境所赋予的对世界和社会的系统的看法和见解。本文将从文化操纵论的三个重要因素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探讨巴金著译作品的异同。
二 意识形态
1 早期（1919至1928年）著译作品的意识形态
巴金著译作品的体裁丰富，虚构类作品皆包括诗歌、小说、散文，非虚构类作品覆盖了随想录、序跋、书信、创作谈、传记、报告文学。根据李存光的《巴金研究资料》统计，巴金在早期的创作和翻译以非虚构类作品居多，发表的论文、杂感、随笔共75篇；译作多为论文、报告，几乎全是非虚构类作品，共33篇；虚构类作品仅11篇，含诗、散文以及一部中篇小说。中篇小说《灭亡》于1927年在法国“为了排遣寂寞心情而写”，后来深受流亡美国的安那其主义者凡宰地、萨珂被处死事件的感动，激动地写下《灭亡》的几个章节，早期巴金的创作和翻译均为了学习和研究安那其主义，著、译是他作为安琪那主义者的武器。
2 中期（1929至1949年）著译作品的意识形态
巴金首先在创作方面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忆创作并发表小说《家》、《死去的太阳》、《新生》、《雾》、《雨》、《海的梦》、《春天里的秋天》以及短篇小说集《复仇》、《光明》、《将军》。1934年，矛盾在撰写巴金的作者简介中说：“《将军》的作者巴金是一个安那其主义者，可是近来他的作品渐少安那其主义的色彩，而走向realism了。”抗日战争打响后，巴金在战争逃难的背景下写了“抗战三部曲”《火》、《寒夜》、《第四病室》、《还魂草》等大量作品，这些作品反映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者贫困潦倒的生活、悲惨的命运以及封建制度下的流产爱情。可见，巴金在该阶段的著作作品更加贴近现实主义，但是他的翻译作品与著作作品所反映的意识形态有所不同。从1929年到1932年，巴金根据世界语翻译了多部作品，世界语在传入时被安那其主义者利用，在中国大肆宣传他们的信仰，具有安那其主义色彩。同时，巴金还继续翻译克鲁泡特金的著作，并陆续翻译一些安那其主义者的传记类作品，如《狱中记》和妃格念尔的《回忆录》，还编译了与西班牙战争相关的文章。在中国西南地区逃难时翻译了几部虚构类作品，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父与子》、《处女地》以及短篇小说《蒲林与巴布林》。屠格涅夫是19世纪俄国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是巴金最喜欢的俄国作家之一。然而，以上三部小说的主角均是信仰虚无主义的改革者，他们看不惯封建、保守和传统，力图改革弊病，与巴金小说中的主角人物性格相似。屠格涅夫在《父与子》中创造了“虚无党”一词，指安那其主义者、虚无主义者或虚无思想者。诚然，巴金的翻译作品仍以安那其主义思想为主。巴金对安那其主义理想和世界语的孜孜以求体现了他的感性和浪漫色彩。
3 晚期（1950年以后）著译作品的意识形态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革”前，巴金忙于出席各种国际、国内会议，创作与翻译的作品较少，主要体现社会主义思潮。“文革”逐渐式微，巴金开始做翻译，他从1975年正式翻译《往事与随想》，1977年完成前两章和第三章头两节的翻译，于1979年10月出版。《往事与随想》是亚历山大·赫尔岑（1812-1870）的回忆录，这位19世纪的俄国民主主义者、思想家和作家把个人的生活事件与社会历史现象结合，反映尼古拉一世统治的黑暗时代。巴金早期时就读过赫尔岑的著作，在1927年写《灭亡》时就受到他的影响，当时就打算翻译这部小说。巴金1979年创作《随想录》，收录“文革”后他创作的150篇文章，包括五集，12月出版第一集。巴金在《随想录》中回忆“文革”时期他说错的话和做错的事以及自我的反思，并揭示了“文革”的恶性影响。两部回忆录在“文革”后出版，时间非常接近，在思想上呈现现实主义，反映某一社会时期的现实与黑暗，逐渐转向现实主义。纵观巴金的著译作品，早期呈现安那其主义意识形态，介绍安那其主义革命者及相关理论；中期，作品中的安那其主义色彩逐步退色，尤其是著作作品趋向现实主义，反映中国的现实状况；后期，巴金的作品较少，由浪漫主义最终转向现实主义。 三 赞助人——出版社
赞助人是“促进或阻碍文学的阅读、写作和重写的权力的人或者机构”，例如个人或团体，宗教组织、政党、社会阶层、出版社以及报章杂志、电视台等传播媒介。巴金著译作品的赞助人显然是出版社。巴金解放前的职业是什么？比起文学家、翻译家，编辑是最好的答案。巴金发表的与安那其主义相关作品基本是由与其相关或支持安那其主义的出版社发表或出版。巴金早期的非虚构类文章主要发表于成都的《半月》、《警群》、《平民之声》，上海的《民钟》，广州的《春雷》，美洲三藩市的《平等》。中期的译作主要由上海自由书店和开明书店出版，自由书店主要出版克鲁泡特金的作品，巴金曾在此书店当过编辑。开明书的出版物主要以中等教育程度的青年为读者对象，内容广泛，该书店的主编之一索菲与巴金是好友。比较而言，著作的发表机构较多。巴金的著作一般先在月刊上连载，然后单行出版。巴金的《灭亡》自1929年在《小说月报》上连载，一炮而红，他后面的著作大受欢迎。因此，出版巴金著作的报刊很多，不胜枚举，如《小说月报》、《现代文学》、《东方杂志》、《中学生》等。自文化生活出版社1935年成立到1949年，巴金的著译作品陆续由该社出版。文化生活出版社由安琪那主义者创办，巴金任总主编，工作十四年。该出版社不以盈利为目的，也不局限于关于安琪那主义的作品，而是坚持出版优秀的具有艺术价值的作品，是他们施展能力、自愿奉献的舞台。
四 诗学
诗学有两个组成部分：“一个是一张文学技巧、体裁、主题、典型人物和情景、象征的清单；另一个是关于文学在整体社会系统里有什么或应有什么角色的观念。”诗学对巴金的著译作品的影响来自两方面，一是新文学提倡的白话文，另一个是巴金译文原著的写作技巧。“五四”运动爆发后，巴金深受新思潮影响，16岁时曾写信给陈独秀寻求指导，但未获回复。白话文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白话文在早期是反对封建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武器。自现代白话文登上历史舞台，巴金一直使用白话文进行创作和翻译，可以说他是第一代现代白话小说作家。巴金的语言朴实、真挚，在写作风格和技巧上受到外国作家如屠格涅夫、亚历山大·赫尔岑的影响。王友贵、杜可君认为巴金的写作风格深受翻译原著的影响，容易被富含血与泪的文字所感染，写作风格也有无意识地变得情感爆发式，巴金在写作技巧上也模仿了原著作者，喜欢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故事，以爱情故事塑造人物性格。一些当代读者认为巴金的语言简单不简洁，但是他的作品价值却不能忽视。李今通过对比巴金与陈西滢、巴金与郭沫若的译文，认为巴金的译文较之两者更为忠实、通顺、易懂。王友贵也认为巴金“写书译文务要使人明白、易懂”。巴金的语言通顺、得当，他的遣词造句经常被中国的各种字典所引用，适合初、中级汉语学习者，对汉语学习具有启蒙价值。屠格涅夫的《处女地》在中国有七八个译本，巴金译本在国内各大图书馆里仍然备受欢迎。将巴金译文（1949-1979）与陆肇明译文（1980）对比后，发现巴金译文的字数多于陆肇明译文，前者通俗、易懂，叙事自然，译文风格与写作风格非常接近，后者简洁明了，叙事节奏加快。有些读者更喜欢巴金译文，觉得顺畅自然，不显累赘。
五 小结
意识形态包括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个人意识形态，赞助人和诗学分别受到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个体意识形态的影响。然而，意识形态、赞助人、诗学各有不同，在本文中分别侧重作者的意识形态、杂志和出版社、语言特色。总体而言，以勒菲弗尔为代表的文化操纵论影响了巴金在创作和翻译上的选材、著译作品的发表与出版以及写作技巧和语言特点。
注：本文系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桂林抗战文化城翻译出版研究”，批准号12YJA860026；2013年度广西高等学校科学研究立项项目，“翻译史视阈下的巴金译著重译研究”，批准号SK13LX128，巴金重译系列论文。
参考文献：
[1] Lefevere，A.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A Source Book[C].New York：Taylor & Francis e-library，2003.
[2] Lefevere，A.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Name[M].London：Roudedge，1992：26-27.
[3] 巴金：《巴金译文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4] 杜可君：《巴金翻译作品研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
[5] 李存光：《巴金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
[6] 李今：《文生社对屠格涅夫六大名著的重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2期。
[7] 王友贵：《翻译西方与东方：中国六位翻译家》，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8] 孙晶：《巴金与现代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9] 余光中：《余光中谈翻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版。
（周志莲，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关键词：巴金 创作 翻译
余光中认为，创作是从抽象的感觉到具象的文字，即从经验到文字；翻译也是一种创作，是一种有条件的创作，即从文字到经验再到译文。其实，创作和翻译这两种文学活动相互渗透、相互影响。许多现代著名文学家著译并举，留下的译作颇丰，如鲁迅、矛盾、梁实秋、林语堂、巴金、张爱玲等。对于掌握某门外语的作家而言，翻译不仅仅是谋生手段，更是开启民智，为创作汲取国外营养的重要方式。反之，译者拥有扎实的文学创作基础和通顺的语言表达，译品才能更好地为大众所接受。本文将从文化操纵论探讨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对巴金著译作品的影响。
一 文化操纵论
作为文化操纵论的代表人物，勒菲弗尔（Lefevere）在《翻译、历史与文化论集》中提出，翻译是一种改写，受到多方面因素的操纵：意识形态、赞助人、诗学、论域、翻译、语言的发展和教育、翻译技巧，还有中心文本和中心文化。其中最主要的三个操控因素是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换言之，意识形态、赞助人和诗学等文化因素不仅影响译者的选材，甚至左右译者的翻译态度、风格和方法，导致译文对原文的不忠诚，翻译沦为改写。笔者认为，翻译文学属于文学的子系统，历史上翻译与创作一样总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尤其是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然而大多数翻译实践并未故意改变原文的内容。勒菲弗尔对意识形态的理解是：“影响我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常规和信仰。”本文中，意识形态对著译作品的影响主要包括来自作者或译者本身具有的，以及他们所处时代、国家、集体等环境所赋予的对世界和社会的系统的看法和见解。本文将从文化操纵论的三个重要因素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探讨巴金著译作品的异同。
二 意识形态
1 早期（1919至1928年）著译作品的意识形态
巴金著译作品的体裁丰富，虚构类作品皆包括诗歌、小说、散文，非虚构类作品覆盖了随想录、序跋、书信、创作谈、传记、报告文学。根据李存光的《巴金研究资料》统计，巴金在早期的创作和翻译以非虚构类作品居多，发表的论文、杂感、随笔共75篇；译作多为论文、报告，几乎全是非虚构类作品，共33篇；虚构类作品仅11篇，含诗、散文以及一部中篇小说。中篇小说《灭亡》于1927年在法国“为了排遣寂寞心情而写”，后来深受流亡美国的安那其主义者凡宰地、萨珂被处死事件的感动，激动地写下《灭亡》的几个章节，早期巴金的创作和翻译均为了学习和研究安那其主义，著、译是他作为安琪那主义者的武器。
2 中期（1929至1949年）著译作品的意识形态
巴金首先在创作方面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忆创作并发表小说《家》、《死去的太阳》、《新生》、《雾》、《雨》、《海的梦》、《春天里的秋天》以及短篇小说集《复仇》、《光明》、《将军》。1934年，矛盾在撰写巴金的作者简介中说：“《将军》的作者巴金是一个安那其主义者，可是近来他的作品渐少安那其主义的色彩，而走向realism了。”抗日战争打响后，巴金在战争逃难的背景下写了“抗战三部曲”《火》、《寒夜》、《第四病室》、《还魂草》等大量作品，这些作品反映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者贫困潦倒的生活、悲惨的命运以及封建制度下的流产爱情。可见，巴金在该阶段的著作作品更加贴近现实主义，但是他的翻译作品与著作作品所反映的意识形态有所不同。从1929年到1932年，巴金根据世界语翻译了多部作品，世界语在传入时被安那其主义者利用，在中国大肆宣传他们的信仰，具有安那其主义色彩。同时，巴金还继续翻译克鲁泡特金的著作，并陆续翻译一些安那其主义者的传记类作品，如《狱中记》和妃格念尔的《回忆录》，还编译了与西班牙战争相关的文章。在中国西南地区逃难时翻译了几部虚构类作品，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父与子》、《处女地》以及短篇小说《蒲林与巴布林》。屠格涅夫是19世纪俄国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是巴金最喜欢的俄国作家之一。然而，以上三部小说的主角均是信仰虚无主义的改革者，他们看不惯封建、保守和传统，力图改革弊病，与巴金小说中的主角人物性格相似。屠格涅夫在《父与子》中创造了“虚无党”一词，指安那其主义者、虚无主义者或虚无思想者。诚然，巴金的翻译作品仍以安那其主义思想为主。巴金对安那其主义理想和世界语的孜孜以求体现了他的感性和浪漫色彩。
3 晚期（1950年以后）著译作品的意识形态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文革”前，巴金忙于出席各种国际、国内会议，创作与翻译的作品较少，主要体现社会主义思潮。“文革”逐渐式微，巴金开始做翻译，他从1975年正式翻译《往事与随想》，1977年完成前两章和第三章头两节的翻译，于1979年10月出版。《往事与随想》是亚历山大·赫尔岑（1812-1870）的回忆录，这位19世纪的俄国民主主义者、思想家和作家把个人的生活事件与社会历史现象结合，反映尼古拉一世统治的黑暗时代。巴金早期时就读过赫尔岑的著作，在1927年写《灭亡》时就受到他的影响，当时就打算翻译这部小说。巴金1979年创作《随想录》，收录“文革”后他创作的150篇文章，包括五集，12月出版第一集。巴金在《随想录》中回忆“文革”时期他说错的话和做错的事以及自我的反思，并揭示了“文革”的恶性影响。两部回忆录在“文革”后出版，时间非常接近，在思想上呈现现实主义，反映某一社会时期的现实与黑暗，逐渐转向现实主义。纵观巴金的著译作品，早期呈现安那其主义意识形态，介绍安那其主义革命者及相关理论；中期，作品中的安那其主义色彩逐步退色，尤其是著作作品趋向现实主义，反映中国的现实状况；后期，巴金的作品较少，由浪漫主义最终转向现实主义。 三 赞助人——出版社
赞助人是“促进或阻碍文学的阅读、写作和重写的权力的人或者机构”，例如个人或团体，宗教组织、政党、社会阶层、出版社以及报章杂志、电视台等传播媒介。巴金著译作品的赞助人显然是出版社。巴金解放前的职业是什么？比起文学家、翻译家，编辑是最好的答案。巴金发表的与安那其主义相关作品基本是由与其相关或支持安那其主义的出版社发表或出版。巴金早期的非虚构类文章主要发表于成都的《半月》、《警群》、《平民之声》，上海的《民钟》，广州的《春雷》，美洲三藩市的《平等》。中期的译作主要由上海自由书店和开明书店出版，自由书店主要出版克鲁泡特金的作品，巴金曾在此书店当过编辑。开明书的出版物主要以中等教育程度的青年为读者对象，内容广泛，该书店的主编之一索菲与巴金是好友。比较而言，著作的发表机构较多。巴金的著作一般先在月刊上连载，然后单行出版。巴金的《灭亡》自1929年在《小说月报》上连载，一炮而红，他后面的著作大受欢迎。因此，出版巴金著作的报刊很多，不胜枚举，如《小说月报》、《现代文学》、《东方杂志》、《中学生》等。自文化生活出版社1935年成立到1949年，巴金的著译作品陆续由该社出版。文化生活出版社由安琪那主义者创办，巴金任总主编，工作十四年。该出版社不以盈利为目的，也不局限于关于安琪那主义的作品，而是坚持出版优秀的具有艺术价值的作品，是他们施展能力、自愿奉献的舞台。
四 诗学
诗学有两个组成部分：“一个是一张文学技巧、体裁、主题、典型人物和情景、象征的清单；另一个是关于文学在整体社会系统里有什么或应有什么角色的观念。”诗学对巴金的著译作品的影响来自两方面，一是新文学提倡的白话文，另一个是巴金译文原著的写作技巧。“五四”运动爆发后，巴金深受新思潮影响，16岁时曾写信给陈独秀寻求指导，但未获回复。白话文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白话文在早期是反对封建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的武器。自现代白话文登上历史舞台，巴金一直使用白话文进行创作和翻译，可以说他是第一代现代白话小说作家。巴金的语言朴实、真挚，在写作风格和技巧上受到外国作家如屠格涅夫、亚历山大·赫尔岑的影响。王友贵、杜可君认为巴金的写作风格深受翻译原著的影响，容易被富含血与泪的文字所感染，写作风格也有无意识地变得情感爆发式，巴金在写作技巧上也模仿了原著作者，喜欢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故事，以爱情故事塑造人物性格。一些当代读者认为巴金的语言简单不简洁，但是他的作品价值却不能忽视。李今通过对比巴金与陈西滢、巴金与郭沫若的译文，认为巴金的译文较之两者更为忠实、通顺、易懂。王友贵也认为巴金“写书译文务要使人明白、易懂”。巴金的语言通顺、得当，他的遣词造句经常被中国的各种字典所引用，适合初、中级汉语学习者，对汉语学习具有启蒙价值。屠格涅夫的《处女地》在中国有七八个译本，巴金译本在国内各大图书馆里仍然备受欢迎。将巴金译文（1949-1979）与陆肇明译文（1980）对比后，发现巴金译文的字数多于陆肇明译文，前者通俗、易懂，叙事自然，译文风格与写作风格非常接近，后者简洁明了，叙事节奏加快。有些读者更喜欢巴金译文，觉得顺畅自然，不显累赘。
五 小结
意识形态包括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个人意识形态，赞助人和诗学分别受到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个体意识形态的影响。然而，意识形态、赞助人、诗学各有不同，在本文中分别侧重作者的意识形态、杂志和出版社、语言特色。总体而言，以勒菲弗尔为代表的文化操纵论影响了巴金在创作和翻译上的选材、著译作品的发表与出版以及写作技巧和语言特点。
注：本文系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桂林抗战文化城翻译出版研究”，批准号12YJA860026；2013年度广西高等学校科学研究立项项目，“翻译史视阈下的巴金译著重译研究”，批准号SK13LX128，巴金重译系列论文。
参考文献：
[1] Lefevere，A.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A Source Book[C].New York：Taylor & Francis e-library，2003.
[2] Lefevere，A.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Name[M].London：Roudedge，1992：26-27.
[3] 巴金：《巴金译文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4] 杜可君：《巴金翻译作品研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
[5] 李存光：《巴金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
[6] 李今：《文生社对屠格涅夫六大名著的重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2期。
[7] 王友贵：《翻译西方与东方：中国六位翻译家》，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8] 孙晶：《巴金与现代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9] 余光中：《余光中谈翻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版。
（周志莲，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