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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市南二环广渠门内有一幢形制古朴老旧的九层大楼，在55年前，它以全北京乃至全国“理想住宅”的样板而建立，在商品房出现之前，它是先进与优越的住宅典型，这幢大楼叫做“安化楼”。
上世纪60—80年代，这里的住户曾经是周围人羡慕的对象，他们对于住在这样的“理想住宅”中倍感自豪。但如今在众多现代化住宅楼、写字楼的环绕下，这栋“大跃进”背景下的建筑已经显得破旧且暗淡。再结实、再漂亮的材料也抵不过时间的磨砺与时代的变迁，终有陈旧与没落的时刻。现今，还住在这里的老住户们的优越感已经慢慢变成了对拆迁的期盼与渴望，貌似只有大楼形制的宏大与端庄，还能让人依稀感觉到它曾经辉煌的影子。
共产主义需要怎样的建筑
1958年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提出人民公社“在城市中应当继续试点”。
课题摆在面前：什么样的城市建筑才能适应人民公社的生活？
1959年，北京市计划在东城、西城、崇文、宣武4个城区各盖一座公社化大楼。最终，西城区的福绥境大楼、东城区的北官厅大楼以及崇文区的安化楼相继开工。
1960年5月，只用了1年时间，安化楼便落成了。
安化楼建筑面积2.03万平方米，共设有288个居住单元;布局为“U”型，主楼9层、东西两配楼7层;楼层挑高3.2米，其中主楼9层挑高达到5米。据安化楼老住户回忆，从大楼高层向北望去，天安门可以清晰地映入眼中，因为在当时安化楼的周围，尽是一片片的平房，它是北京市当之无愧的“楼王”。
58岁的陈志民是安化楼的老住户，他清楚地记得5岁时，第一次来到安化楼时给他的震撼，“就像电影中老上海的酒店，在周围一众平房中，太显眼了。”
8级花岗岩台阶之上，是大楼的正门。3扇墨绿色木制大门，其中中间门是前后双层的，就像城墙瓮城;近百平米的大厅则完全按照“公共建筑的标准”设计，近门处有两根大红柱子，铺暗红水磨石地;楼内每层的走廊内都装有5盏吊灯，走廊及住间内铺花瓷砖地;大楼中央有两部电梯，这也是新中国建筑史中首次将电梯引入居民楼。
“大门上的把手是镀铜的，电梯是欧洲老式电梯，一道木门还有一道推拉式铁栅栏门，颇具老上海风情，在当时看来只能用‘奢华’形容。”
如此‘奢华’的大楼，自然伴随着种种神秘传闻。有人说它是“高干楼”，住这要经过政审，陈志民说：“其实这不过是因为大楼的租赁价格高、物业管理的严谨和配套设施的完善而给人造成的误解。”
虽然是共产主义大楼，但楼内的户型并不都是一样。主力户型是带一个卫生间的两居室，套内使用面积为46平米，租金阳面为每月10元，阴面为每月9元，这在60年代是不小的一笔开支，因此也就有一个单元由两户合租的，月租大间5元，小间4元。此外，为了满足不同人家的需求，西配楼每层还有两套三居室，东配楼则都被设计成一居室的单身宿舍。
拥有大楼所有权的崇文区龙潭房管所承担着大楼的物业管理，向安化楼派驻了水暖组、电工班、木工班、电梯班，他们的办公室就安排在了大楼4层，全天候24小时值班。
“现在大部分的小区物业都不如当年的安化楼。”作为一个地产商人，陈志民对此颇有感触。“当时安化楼还有两个老人做保洁，每天上午用‘锯沫’把全楼上下打扫一遍，楼道里的瓷砖地每天都锃亮，有时，孩子们玩耍就躺在地上。”
还有传言称，安化楼采取供给制，有社会主义大食堂，吃饭不要钱;大楼还为住户们建了托儿所等等。这些无疑都是外界对大楼住户羡慕下的以讹传讹。但不可否认的是，安化楼的配套设施的确极其完善。
“大楼一层有餐厅，不是食堂，可以买饭;崇文区图书馆也在一层，楼里孩子们看书很方便;紧挨着大楼东边有合作社，针头线脑、副食品那都有卖;大楼西侧有存车处、锅炉房;周围的学校也很多，大多和安化楼同时建成，所以也有配套的含义。崇文区第二幼儿园、崇文小学、幸福二小（现培新小学）、男二十六中（现汇文中学）、女十五中（广渠门中学）都在大楼周围。”说起这些，陈志民脸上洋溢着幸福与自豪，“所以60、70年代住在安化楼就是有一种优越感。”
居委会带领下的百姓“社区”
1960年大楼落成后，首批入住的居民是当地安化寺的回迁户，而后不断有家庭条件相对优越的住户搬入。大楼住户中没有工作的人就被选进了居委会，正是居委会让安化楼形成了全中国第一个百姓“社区”。
从60年代到90年代，安化楼居委会的两位主任是不得不提的。“一位是于昆，1937年入党的老革命，从老区来，极为慈善，形象就像《沙家浜》里的沙奶奶，大楼里每家儿的事都挂在心上，如今她已经去世了。”这是第二任居委会主任李秀梅记忆中她曾经的工作伙伴，李秀梅今年已经83岁，这楼里的住户没有不认识她的，而且小辈儿的人都亲切的称她为“二妈”。她儿时生长在河北吴桥解放区，当过儿童团团长;后来做过妇女工作，做军鞋、送军粮;因为上过学，还在农村做过“扫盲”工作。
正是这样既有着朴素的阶级感情，又具有丰富革命工作经验的居委会，让整个大楼充满着共产主义的活力。
“居委会的工作人员都是不拿工资的，但是这是我见过和听过的最尽职尽责的居委会。”这是大楼老住户们对曾经居委会工作的一致肯定。
“我刚搬进来，就进入居委会工作，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组织大家在楼前楼后植树。后来向房管所提议，在楼前修筑了花坛和两个小花园。”李秀梅清楚地记得1962年，楼后还是一片荒地。如今广渠门大街拓宽拆除了楼前的花坛与花园，但是楼后的树还在，当年的小树苗已是现在的参天大树。春夏时节，在树下乘凉、下棋仍旧是老住户们每天的活动。
居委会在三楼开设了红医站，所谓红医站就是医务室，一些家庭妇女被训练打针、输液、扎针灸，为住户们服务。“我现在还能给人打针、输液。”李秀梅对于自己年轻时练就的医护本领非常自信。 1965年开始，一方面为开展为人民服务工作，另一方面为给大楼住户增收，居委会成立“生产组”，联系印刷厂和纸盒厂“接外活”，全楼大人、小孩在居委会带领下“叠页子”、“糊纸盒”。
安化楼每套房间内都没有厨房，这是“公社化”设计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安化楼主楼东西两侧，每层有两个公共厨房，但是大楼刚落成时，全北京还没有通煤气，因此公共厨房在当时就成了摆设，大楼的居民只能在自家门口烧起煤炉做饭。
1966年“文革”开始，红卫兵“大串联”让这些厨房排上了用场，“红卫兵接待站”设置在安化楼，红卫兵们就住在铺满草帘子的各个厨房里。居委会又组织大家给红卫兵捐被子，李秀梅要挨家挨户去动员，“当时大部分家庭生活水平并不高，孩子多的家里，两个孩子盖一张被子，就在这种情况下，我跟大家一说，就都捐了。”
红卫兵的到来，也让“批斗”进入了这个“和谐社区”。当时，派出所根据“内查外调”，将有问题的人名单交给周围中学的“红卫兵”进行批斗。安化楼有7户出身不好，住在大楼1层的一位老人，当时是家庭妇女，生活条件也不好，但进了名单。李秀梅知道后，冒着风险跟派出所的人苦苦说情，才把名字划掉，让她没有受到冲击。“我是居委会主任，当时只能尽我所能保护大家。”
“文革”时，在单位被清查出历史问题的人员，也要到自己所住的街道报道，接受群众监督，这些人往往会受到邻里鄙视。但在安化楼，却是另一番风貌。杨子敏是当时北京市第四医院（现普仁医院）有名望的外科大夫，据李秀梅的女儿回忆，有一天晚上，午夜下班回家的杨子敏来敲门说：“秀梅啊，我年轻时参加过三青团，单位让我上你这报到，接受大家监督，好好改造。”正忙家务的李秀梅说：“没事，别担心，快回家吧。”就这样，邻里间没有人对杨子敏有任何非议或区别对待。
“文革”后，李秀梅又组织居委会在大楼一层成立“代销店”，既解决楼里待业青年就业问题，又让大家不用出楼就能买到所需的生活用品。
李秀梅的丈夫张国栋是著名杂技演员，也是参与建立中国杂技团的元老，工资很高。但是一家5个孩子住在安化楼的两居室却显得非常局促。80年代，文化部为高级演员解决住房问题，给张国栋分了紫竹院的三居室，侯宝林、郭全宝等知名演员都住在那。但是李秀梅因为放不下安化楼居委会的工作，没有选择搬家。就是直到现在，退休后的李秀梅仍然每天义务为全楼发报纸、发信，这个老党员决对，“干这点事不算什么。”李秀梅对此很淡然。
什么样的人住在安化楼
60年代“文革”前，住户们每天下班吃完饭，大楼的社交活动就开始了。大楼9层是活动室，一边是乒乓球室，一边是棋艺室。“当时全楼的孩子都会下围棋。”
老住户欧阳晴的生父朱其文是建国后首任沈阳市长，家里条件较好，有一台电子管黑白电视，每天晚上楼里的孩子们都搬着小板凳到他家看电视。后来，街道给安化楼居委会配置了电视机，二楼的综合活动室也成了大家看电视的据点。
同仁医院的名医孔嗣伯，是近代“四大名医”孔伯华三子，他在安化楼住一间三居室，每天晚上，他家都举办舞会。楼道里隐隐回响着轻柔的爵士乐，“大人们在屋里跳着交谊舞，孩子们扒着门缝往里看，偷学着舞步。”
张国栋的哥哥张国琛是著名杂技演员，张国琛的妻子齐剑文解放前在上海大世界是著名京剧老生，他们家每天晚上都要摆起方桌，邻里之间打几圈麻将。李秀梅还记得大哥大嫂当时打的麻将牌是象牙的，用的骰子则是碧绿的翡翠。
安化楼最大的明星就是京剧名家王玉蓉，这位王瑶卿的入室弟子、“四大名旦”的师妹，在解放前就是家喻户晓的名角儿了。搬到安化楼后，她的女儿小王玉蓉、女婿马长礼也成了安化楼的常客。每到过节，他们都要在活动室献唱两段，让大家一饱耳福。
1967年，安化楼通了煤气，从此以后每户在厨房都有了一个灶台。著名足球评论员金汕是安化楼的老住户，他家于1968年搬进安化楼，至今还保留着这里的房子，让他印象最深的就是煤气，“安化楼应该是北京市最早通煤气的居民楼。”
也正因为是公共厨房，大家在厨房里做饭就成了颇具特色的社交活动。70年代，楼里的居民大多上白班，下午5点就都陆续回家。“楼下合作社买了菜上楼，大家就都去厨房做饭，邻里之间有说有笑，热闹极了。”陈志民对此极为怀念，“谁家水开了，就帮忙关上火，能顺带手的，帮人拎回去;谁家做了好吃的，都给邻居们挨个品尝。”
“文革”期间，跳舞、打麻将的活动停止。吃完晚饭，住户们开始互相串门聊天。“每人手里拿份《参考消息》，聊完家长里短，还得聊聊国际形势。”
安化楼是居民楼，住户里从事各行各业的人都有，其中有王玉蓉这样的名角、孔嗣伯这样的名医，张国琛、张国栋兄弟这样的名演员，可也有木匠、蹬三轮的、送煤的这样的普通工人。
像陈志民也出身干部家庭，他的父亲是开国上将刘亚楼的秘书，可是英年早逝，母亲就改嫁了，他的继父是“乔家大院”的后人，时任崇文区区长秘书的乔巨清。“可是挣钱多的和挣钱少的，级别高的和级别低的，大家没有区别，而且互相帮助，这是那个时代的烙印。”说到这，陈志民显得很是动容。
安化楼住的最大的干部是王家善，他是1948年带领国民党五十二军五十八师在营口起义的国民党少将，他是解放四川、抗美援朝时带领部队攻入汉城的师长，也是解放后的辽宁省政协副主席。1966年他搬到安化楼，住在2层。当时4层以下电梯是不停的，二三层的住户要走楼梯上楼。对于王家善这样的副部级干部，安化楼的电梯没有特例。
李秀梅还记得在文革期间，有一天，派出所来人交代居委会明天有个“政治任务”，可却不说明情况。第二天，3辆军用吉普停在了楼前，一行便衣军官进入安化楼巡视、站岗。确认安全后，从一辆军车中又走出一位年过半百的老人，他就是“中国光学之父”、两弹一星元勋王大珩。他是来看他的两个妹妹的——北京妇产医院院长王大琬、北医三院整形外科主任王大玫，她们住在大楼3层。同样的，电梯也没有给“文革”期间被保护起来的科学家任何特权。
“马长礼也在安化楼住过，周和桐还经常来找他，一起拍曲、练唱。”因此，“刁德一”和“胡传魁”的唱腔就会时常回荡在安化楼。陈志民笑着说：“有时唱得晚了，还能听见有人在楼里喊：‘该睡了、别唱了。’殊不知自己得了多大的实惠。”
改革开放后，安化楼仍旧紧跟时代的潮流，“楼里像我这个岁数的，很多都出国留学了。”陈志民当时去了加拿大勤工俭学，在唐人街打工让他吃了不少苦，裸着双手清洗冰冻的鱼虾一整天，老板的吝啬让他吃不饱饭。有一天，在地上他看见一张破旧的人民日报，心酸的泪水再也忍受不住。“我想家，想安化楼。”
1989年，加拿大出台政策给所有的中国留学生发绿卡，面对曾经出国时的梦想，陈志民拒绝了，移民局的人认为他不识抬举，陈志民回应说：“我不喜欢你们这里，我要回家。”
记者对这栋大楼深入探访后发现，安化楼老去的只是它的外形与建材，这栋大楼的设计理念在今天显得历久而弥新;这里的老住户在物质需求下期望搬迁，但往往忽略了内心深处对这栋大楼的眷恋。
上世纪60—80年代，这里的住户曾经是周围人羡慕的对象，他们对于住在这样的“理想住宅”中倍感自豪。但如今在众多现代化住宅楼、写字楼的环绕下，这栋“大跃进”背景下的建筑已经显得破旧且暗淡。再结实、再漂亮的材料也抵不过时间的磨砺与时代的变迁，终有陈旧与没落的时刻。现今，还住在这里的老住户们的优越感已经慢慢变成了对拆迁的期盼与渴望，貌似只有大楼形制的宏大与端庄，还能让人依稀感觉到它曾经辉煌的影子。
共产主义需要怎样的建筑
1958年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提出人民公社“在城市中应当继续试点”。
课题摆在面前：什么样的城市建筑才能适应人民公社的生活？
1959年，北京市计划在东城、西城、崇文、宣武4个城区各盖一座公社化大楼。最终，西城区的福绥境大楼、东城区的北官厅大楼以及崇文区的安化楼相继开工。
1960年5月，只用了1年时间，安化楼便落成了。
安化楼建筑面积2.03万平方米，共设有288个居住单元;布局为“U”型，主楼9层、东西两配楼7层;楼层挑高3.2米，其中主楼9层挑高达到5米。据安化楼老住户回忆，从大楼高层向北望去，天安门可以清晰地映入眼中，因为在当时安化楼的周围，尽是一片片的平房，它是北京市当之无愧的“楼王”。
58岁的陈志民是安化楼的老住户，他清楚地记得5岁时，第一次来到安化楼时给他的震撼，“就像电影中老上海的酒店，在周围一众平房中，太显眼了。”
8级花岗岩台阶之上，是大楼的正门。3扇墨绿色木制大门，其中中间门是前后双层的，就像城墙瓮城;近百平米的大厅则完全按照“公共建筑的标准”设计，近门处有两根大红柱子，铺暗红水磨石地;楼内每层的走廊内都装有5盏吊灯，走廊及住间内铺花瓷砖地;大楼中央有两部电梯，这也是新中国建筑史中首次将电梯引入居民楼。
“大门上的把手是镀铜的，电梯是欧洲老式电梯，一道木门还有一道推拉式铁栅栏门，颇具老上海风情，在当时看来只能用‘奢华’形容。”
如此‘奢华’的大楼，自然伴随着种种神秘传闻。有人说它是“高干楼”，住这要经过政审，陈志民说：“其实这不过是因为大楼的租赁价格高、物业管理的严谨和配套设施的完善而给人造成的误解。”
虽然是共产主义大楼，但楼内的户型并不都是一样。主力户型是带一个卫生间的两居室，套内使用面积为46平米，租金阳面为每月10元，阴面为每月9元，这在60年代是不小的一笔开支，因此也就有一个单元由两户合租的，月租大间5元，小间4元。此外，为了满足不同人家的需求，西配楼每层还有两套三居室，东配楼则都被设计成一居室的单身宿舍。
拥有大楼所有权的崇文区龙潭房管所承担着大楼的物业管理，向安化楼派驻了水暖组、电工班、木工班、电梯班，他们的办公室就安排在了大楼4层，全天候24小时值班。
“现在大部分的小区物业都不如当年的安化楼。”作为一个地产商人，陈志民对此颇有感触。“当时安化楼还有两个老人做保洁，每天上午用‘锯沫’把全楼上下打扫一遍，楼道里的瓷砖地每天都锃亮，有时，孩子们玩耍就躺在地上。”
还有传言称，安化楼采取供给制，有社会主义大食堂，吃饭不要钱;大楼还为住户们建了托儿所等等。这些无疑都是外界对大楼住户羡慕下的以讹传讹。但不可否认的是，安化楼的配套设施的确极其完善。
“大楼一层有餐厅，不是食堂，可以买饭;崇文区图书馆也在一层，楼里孩子们看书很方便;紧挨着大楼东边有合作社，针头线脑、副食品那都有卖;大楼西侧有存车处、锅炉房;周围的学校也很多，大多和安化楼同时建成，所以也有配套的含义。崇文区第二幼儿园、崇文小学、幸福二小（现培新小学）、男二十六中（现汇文中学）、女十五中（广渠门中学）都在大楼周围。”说起这些，陈志民脸上洋溢着幸福与自豪，“所以60、70年代住在安化楼就是有一种优越感。”
居委会带领下的百姓“社区”
1960年大楼落成后，首批入住的居民是当地安化寺的回迁户，而后不断有家庭条件相对优越的住户搬入。大楼住户中没有工作的人就被选进了居委会，正是居委会让安化楼形成了全中国第一个百姓“社区”。
从60年代到90年代，安化楼居委会的两位主任是不得不提的。“一位是于昆，1937年入党的老革命，从老区来，极为慈善，形象就像《沙家浜》里的沙奶奶，大楼里每家儿的事都挂在心上，如今她已经去世了。”这是第二任居委会主任李秀梅记忆中她曾经的工作伙伴，李秀梅今年已经83岁，这楼里的住户没有不认识她的，而且小辈儿的人都亲切的称她为“二妈”。她儿时生长在河北吴桥解放区，当过儿童团团长;后来做过妇女工作，做军鞋、送军粮;因为上过学，还在农村做过“扫盲”工作。
正是这样既有着朴素的阶级感情，又具有丰富革命工作经验的居委会，让整个大楼充满着共产主义的活力。
“居委会的工作人员都是不拿工资的，但是这是我见过和听过的最尽职尽责的居委会。”这是大楼老住户们对曾经居委会工作的一致肯定。
“我刚搬进来，就进入居委会工作，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组织大家在楼前楼后植树。后来向房管所提议，在楼前修筑了花坛和两个小花园。”李秀梅清楚地记得1962年，楼后还是一片荒地。如今广渠门大街拓宽拆除了楼前的花坛与花园，但是楼后的树还在，当年的小树苗已是现在的参天大树。春夏时节，在树下乘凉、下棋仍旧是老住户们每天的活动。
居委会在三楼开设了红医站，所谓红医站就是医务室，一些家庭妇女被训练打针、输液、扎针灸，为住户们服务。“我现在还能给人打针、输液。”李秀梅对于自己年轻时练就的医护本领非常自信。 1965年开始，一方面为开展为人民服务工作，另一方面为给大楼住户增收，居委会成立“生产组”，联系印刷厂和纸盒厂“接外活”，全楼大人、小孩在居委会带领下“叠页子”、“糊纸盒”。
安化楼每套房间内都没有厨房，这是“公社化”设计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安化楼主楼东西两侧，每层有两个公共厨房，但是大楼刚落成时，全北京还没有通煤气，因此公共厨房在当时就成了摆设，大楼的居民只能在自家门口烧起煤炉做饭。
1966年“文革”开始，红卫兵“大串联”让这些厨房排上了用场，“红卫兵接待站”设置在安化楼，红卫兵们就住在铺满草帘子的各个厨房里。居委会又组织大家给红卫兵捐被子，李秀梅要挨家挨户去动员，“当时大部分家庭生活水平并不高，孩子多的家里，两个孩子盖一张被子，就在这种情况下，我跟大家一说，就都捐了。”
红卫兵的到来，也让“批斗”进入了这个“和谐社区”。当时，派出所根据“内查外调”，将有问题的人名单交给周围中学的“红卫兵”进行批斗。安化楼有7户出身不好，住在大楼1层的一位老人，当时是家庭妇女，生活条件也不好，但进了名单。李秀梅知道后，冒着风险跟派出所的人苦苦说情，才把名字划掉，让她没有受到冲击。“我是居委会主任，当时只能尽我所能保护大家。”
“文革”时，在单位被清查出历史问题的人员，也要到自己所住的街道报道，接受群众监督，这些人往往会受到邻里鄙视。但在安化楼，却是另一番风貌。杨子敏是当时北京市第四医院（现普仁医院）有名望的外科大夫，据李秀梅的女儿回忆，有一天晚上，午夜下班回家的杨子敏来敲门说：“秀梅啊，我年轻时参加过三青团，单位让我上你这报到，接受大家监督，好好改造。”正忙家务的李秀梅说：“没事，别担心，快回家吧。”就这样，邻里间没有人对杨子敏有任何非议或区别对待。
“文革”后，李秀梅又组织居委会在大楼一层成立“代销店”，既解决楼里待业青年就业问题，又让大家不用出楼就能买到所需的生活用品。
李秀梅的丈夫张国栋是著名杂技演员，也是参与建立中国杂技团的元老，工资很高。但是一家5个孩子住在安化楼的两居室却显得非常局促。80年代，文化部为高级演员解决住房问题，给张国栋分了紫竹院的三居室，侯宝林、郭全宝等知名演员都住在那。但是李秀梅因为放不下安化楼居委会的工作，没有选择搬家。就是直到现在，退休后的李秀梅仍然每天义务为全楼发报纸、发信，这个老党员决对，“干这点事不算什么。”李秀梅对此很淡然。
什么样的人住在安化楼
60年代“文革”前，住户们每天下班吃完饭，大楼的社交活动就开始了。大楼9层是活动室，一边是乒乓球室，一边是棋艺室。“当时全楼的孩子都会下围棋。”
老住户欧阳晴的生父朱其文是建国后首任沈阳市长，家里条件较好，有一台电子管黑白电视，每天晚上楼里的孩子们都搬着小板凳到他家看电视。后来，街道给安化楼居委会配置了电视机，二楼的综合活动室也成了大家看电视的据点。
同仁医院的名医孔嗣伯，是近代“四大名医”孔伯华三子，他在安化楼住一间三居室，每天晚上，他家都举办舞会。楼道里隐隐回响着轻柔的爵士乐，“大人们在屋里跳着交谊舞，孩子们扒着门缝往里看，偷学着舞步。”
张国栋的哥哥张国琛是著名杂技演员，张国琛的妻子齐剑文解放前在上海大世界是著名京剧老生，他们家每天晚上都要摆起方桌，邻里之间打几圈麻将。李秀梅还记得大哥大嫂当时打的麻将牌是象牙的，用的骰子则是碧绿的翡翠。
安化楼最大的明星就是京剧名家王玉蓉，这位王瑶卿的入室弟子、“四大名旦”的师妹，在解放前就是家喻户晓的名角儿了。搬到安化楼后，她的女儿小王玉蓉、女婿马长礼也成了安化楼的常客。每到过节，他们都要在活动室献唱两段，让大家一饱耳福。
1967年，安化楼通了煤气，从此以后每户在厨房都有了一个灶台。著名足球评论员金汕是安化楼的老住户，他家于1968年搬进安化楼，至今还保留着这里的房子，让他印象最深的就是煤气，“安化楼应该是北京市最早通煤气的居民楼。”
也正因为是公共厨房，大家在厨房里做饭就成了颇具特色的社交活动。70年代，楼里的居民大多上白班，下午5点就都陆续回家。“楼下合作社买了菜上楼，大家就都去厨房做饭，邻里之间有说有笑，热闹极了。”陈志民对此极为怀念，“谁家水开了，就帮忙关上火，能顺带手的，帮人拎回去;谁家做了好吃的，都给邻居们挨个品尝。”
“文革”期间，跳舞、打麻将的活动停止。吃完晚饭，住户们开始互相串门聊天。“每人手里拿份《参考消息》，聊完家长里短，还得聊聊国际形势。”
安化楼是居民楼，住户里从事各行各业的人都有，其中有王玉蓉这样的名角、孔嗣伯这样的名医，张国琛、张国栋兄弟这样的名演员，可也有木匠、蹬三轮的、送煤的这样的普通工人。
像陈志民也出身干部家庭，他的父亲是开国上将刘亚楼的秘书，可是英年早逝，母亲就改嫁了，他的继父是“乔家大院”的后人，时任崇文区区长秘书的乔巨清。“可是挣钱多的和挣钱少的，级别高的和级别低的，大家没有区别，而且互相帮助，这是那个时代的烙印。”说到这，陈志民显得很是动容。
安化楼住的最大的干部是王家善，他是1948年带领国民党五十二军五十八师在营口起义的国民党少将，他是解放四川、抗美援朝时带领部队攻入汉城的师长，也是解放后的辽宁省政协副主席。1966年他搬到安化楼，住在2层。当时4层以下电梯是不停的，二三层的住户要走楼梯上楼。对于王家善这样的副部级干部，安化楼的电梯没有特例。
李秀梅还记得在文革期间，有一天，派出所来人交代居委会明天有个“政治任务”，可却不说明情况。第二天，3辆军用吉普停在了楼前，一行便衣军官进入安化楼巡视、站岗。确认安全后，从一辆军车中又走出一位年过半百的老人，他就是“中国光学之父”、两弹一星元勋王大珩。他是来看他的两个妹妹的——北京妇产医院院长王大琬、北医三院整形外科主任王大玫，她们住在大楼3层。同样的，电梯也没有给“文革”期间被保护起来的科学家任何特权。
“马长礼也在安化楼住过，周和桐还经常来找他，一起拍曲、练唱。”因此，“刁德一”和“胡传魁”的唱腔就会时常回荡在安化楼。陈志民笑着说：“有时唱得晚了，还能听见有人在楼里喊：‘该睡了、别唱了。’殊不知自己得了多大的实惠。”
改革开放后，安化楼仍旧紧跟时代的潮流，“楼里像我这个岁数的，很多都出国留学了。”陈志民当时去了加拿大勤工俭学，在唐人街打工让他吃了不少苦，裸着双手清洗冰冻的鱼虾一整天，老板的吝啬让他吃不饱饭。有一天，在地上他看见一张破旧的人民日报，心酸的泪水再也忍受不住。“我想家，想安化楼。”
1989年，加拿大出台政策给所有的中国留学生发绿卡，面对曾经出国时的梦想，陈志民拒绝了，移民局的人认为他不识抬举，陈志民回应说：“我不喜欢你们这里，我要回家。”
记者对这栋大楼深入探访后发现，安化楼老去的只是它的外形与建材，这栋大楼的设计理念在今天显得历久而弥新;这里的老住户在物质需求下期望搬迁，但往往忽略了内心深处对这栋大楼的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