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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时光飞逝，转瞬又是一年。当你周围的街道变得宽阔平坦，你感受到舒适；当你周围增添宾馆酒店购物中心，你感受到便利。可你是否想到在你享受的背后，是无数来自不同地区建设者的汗水。的确，在城市的关怀下，他们的生活已经有所改善，可他们的内心呢？本刊推出此篇报道，就是从关注作为新市民的农民工内心开始，关注他们的爱与挣扎、苦闷和梦想及并不远大却朴素动人的人生追求……
刘奋强的房子梦
2006年11月13日清早，38岁的刘奋强就开始盘算，春节回家过年拿多少钱，才显得自己在外“混”得很好。
接着，刘奋强简单洗了一把脸，准备到鲁园零工市场找活，今年是他从老家江苏南通来沈阳的第十个年头。
求职：明星梦的破灭。刘奋强已记不清具体来沈阳的日子了，他惟一的印象就是——刚结完婚。
“因为最初几天是跟老乡在鲁园找工作，我就在鲁园附近找小旅店，那时候挺便宜的。”不错，最低2元一宿的费用还能够让农民工接受。不过，在2006年，因为鲁园附近百余家黑旅店消防存在隐患，已经被取缔了。
刘奋强能够清楚记起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在一个建筑工地上打工，啥活都干。”记忆如此清楚的原因是：“第一个月600元的工资，我买了一个传呼机。那时候，我老羡慕城里人腰上别个BP机了，好像我也有一个，就能像城里人一样了。”
在工地后两个月，刘奋强没有领到薪水，向工头要的时候，不但被打了一顿，而且被解雇了。刘奋强第一年没有回老家过年，因为“混得太惨，没脸回家”。
1997年，刘奋强看到一个招聘临时演员的广告，说是日薪100元。刘奋强兴致勃勃地去报了名，“一个自称是剧组助理的女的，说我气质好，应该拍几张照片。我当时光想着当明星了，也没多想，交了300元的拍照费。”直到现在，刘奋强也没看到自己的“艺术照”。等刘奋强再次去询问的时候，早已人去楼空。
2000年夏，刘奋强看到电线杆上有招聘男公关的广告。“我按照电话打过去，说是让我到某宾馆面试……”当刘奋强往指定的银行账户上打入400元的服装费后，再无下文……
鲁园工会副主席杨春文告诉记者：“最近，我们在鲁园做了一个调查，平均每人每年求职期达到186天，也就是说平均下来，每个农民工在鲁园有186天在求职而没有工作，这个记录时间最长的是263天。”
讨薪：曾经不得已的手段。零工市场的不稳定性，让刘奋强不得不再次寻找建筑工地的工作。2001年，在某楼盘建筑工地干了一年后，刘奋强和23名工友每人只领到3000元，还不足当初约定的三分之一。刘奋强在三包、二包、一包以及开发商之间来回奔波，可是依然不见薪水的到来。
那一年的最后一天，刘奋强和工友们爬到楼顶。“那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刘奋强说。那次“跳楼”的结果是，在政府的调解下，刘奋强领到了80％的工资。
随后的时间，刘奋强不停地更换着包工队。2003年春天，连续3个月没有拿到钱的刘奋强找到工头李某，并随身携带了一把刀，尽管后来拿到了工资，但刘奋强还是后怕了，并表示再也不能这么干了，“万一他报警的话，我就完了。”
对于不断出现农民工讨薪的事件，刘奋强说：“其实上面下发的很多政策都是好的，就是让一些歪嘴的和尚，把好经念歪了。”
期待：能有自己的住房。“一个人在外，最受不了的就是孤单，20多个男的住在一起……”刘奋强并不知道“性压抑”这个词，但是，本能的需要，让刘奋强找到了足疗店，在这里也找到了和他搭伙过日子的张娇（化名）。
吃饭时，刘奋强说：“听说我们住的这个地方，要开发商品房了，咱们还得找地方租房。”
看到张娇难看的脸色，刘奋强又说：“不要放在心上，咱们一起努力，也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在这个城市能够拥有自己的住房及稳定的收入，这是所有农民工成功的标准。”刘奋强说。
于是，流传在农民工之间的成功样板并不是李嘉诚、霍英东这样的商业巨贾，而是和他们一样从泥巴中走出来的人。比如，某某成立了包工队，某某获得机会，得到施工工程而咸鱼翻身。
李涛的旅游梦
“等咱们挣到钱了，我带着你旅游去，海南、桂林、西双版纳……”
同刘奋强一样，26岁的李涛和妻子在沈阳市于洪区金山路租了一间30多平方米的房间。两人是打工时认识的，一个是厨师，另一个是服务员。结婚后，两人同时辞职，开了一家小饭店。
李涛和妻子都是从湖南过来的，每天早晨4点，两人就得起床准备早餐，但是，欠缺经验的李涛显然没当惯“老板”。“能对付个房租钱，饭店太难干了。”
李涛的妻子并不害怕辛苦，让她头疼的是：“最怕那种喝起酒没完没了的客人，三四个人，没几盘菜，能从下午一直喝到后半夜去，用你们东北话讲就是磨叽。”
李涛妻子想的是“生意能够好起来”。不过，这样的想法遭到李涛的“嘲笑”：“一点追求都没有，等咱们挣到钱了，雇人干饭店，我带着你旅游去，海南、桂林、西双版纳……”
民工子女的未来梦
“我有很多理想，长大了我想当记者，想当服装设计师，还想当警察”。
在沈阳，学生超过50％是农民工子弟的小学有30余所，但这对1.4万适龄的农民工子弟仍显不足。
沈阳砂山四校是第一所农民工子弟小学，也是农民工子弟比例最大的学校，455名来自新疆、广东等16个省份的学生，占到学生总数的80％。
学校的马校长很不赞成把农民工的孩子和城里的孩子区分出来，“在我看来，都是一样的学生，没有什么不同，如果非要说出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农民工子弟的基础教育稍显薄弱。”
该校一个6年级的女学生文文（化名），她来自江苏徐州。文文告诉记者：“我比城里的孩子不怕脏不怕累，就是英语不如他们，但是，我会赶上去。”
“我才来沈阳刚刚一年，再过一年，我就是沈阳人啦。我现在的学习成绩在班里排前十名呢!”文文自豪地说，“我有很多理想，长大了我想当记者，想当服装设计师，还想当警察……”
记者调查：沈阳人眼中的农民工
日前，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一份名为《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评价和希望》的调查报告。调查显示：近70％的农民工对城市生活感觉比较适应，有40％的农民工认为外出务工，最大的障碍和困难是城市生活开销大、自身缺乏专业技术，50％以上的农民工希望能在城市发展、定居。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以沈阳地区为例，多数农民工是能适应城市的生活的，但关键问题是，并没有能够过上城市里的生活。一些从事建筑行业的农民工，多数时间都是与钢筋水泥为伴，与外界接触少。
那么，城市人又是如何看待这些农民工的呢？
“有些农民工没有遵守城市规定，比如随地吐痰、大小便、乱扔垃圾。”一家房地产监理公司的工作人员魏泽强说，“当然多数农民工都是守法的。”
在一家物业公司担任行政文员的于莎莎女士认为，多数沈阳人对农民工还是持宽容态度的。一些人对农民工有偏见，主要是因为对“苦力性质”劳动的偏见，同时也受到一些教育、经济等因素影响。
记者手记：总有梦想成真那一天
居住的困扰，求职的不易，难以言表的性压抑……生活的艰难仍然摆在农民工面前。
但是，这些并没有使他们丢掉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在他们的参与下，沈阳车水马龙、高楼林立、地铁正在建设中……事实证明，他们和我们一样，是这个城市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值得欣喜的是，我们看到一个又一个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规章制度出台。其实，在城市大跨步的前进中，“他们”似乎是一个不合时宜的称呼，因为城市化的进程中，“他们”和“我们”已经血脉相连无法分割，“我们”才是共同的称呼。
因为，这个城市需要我们一起来建设。
在这个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中，刘奋强的房子梦、李涛的旅游梦、文文的未来梦，在每个人的努力之下，相信总有梦想成真的那一天……
刘奋强的房子梦
2006年11月13日清早，38岁的刘奋强就开始盘算，春节回家过年拿多少钱，才显得自己在外“混”得很好。
接着，刘奋强简单洗了一把脸，准备到鲁园零工市场找活，今年是他从老家江苏南通来沈阳的第十个年头。
求职：明星梦的破灭。刘奋强已记不清具体来沈阳的日子了，他惟一的印象就是——刚结完婚。
“因为最初几天是跟老乡在鲁园找工作，我就在鲁园附近找小旅店，那时候挺便宜的。”不错，最低2元一宿的费用还能够让农民工接受。不过，在2006年，因为鲁园附近百余家黑旅店消防存在隐患，已经被取缔了。
刘奋强能够清楚记起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在一个建筑工地上打工，啥活都干。”记忆如此清楚的原因是：“第一个月600元的工资，我买了一个传呼机。那时候，我老羡慕城里人腰上别个BP机了，好像我也有一个，就能像城里人一样了。”
在工地后两个月，刘奋强没有领到薪水，向工头要的时候，不但被打了一顿，而且被解雇了。刘奋强第一年没有回老家过年，因为“混得太惨，没脸回家”。
1997年，刘奋强看到一个招聘临时演员的广告，说是日薪100元。刘奋强兴致勃勃地去报了名，“一个自称是剧组助理的女的，说我气质好，应该拍几张照片。我当时光想着当明星了，也没多想，交了300元的拍照费。”直到现在，刘奋强也没看到自己的“艺术照”。等刘奋强再次去询问的时候，早已人去楼空。
2000年夏，刘奋强看到电线杆上有招聘男公关的广告。“我按照电话打过去，说是让我到某宾馆面试……”当刘奋强往指定的银行账户上打入400元的服装费后，再无下文……
鲁园工会副主席杨春文告诉记者：“最近，我们在鲁园做了一个调查，平均每人每年求职期达到186天，也就是说平均下来，每个农民工在鲁园有186天在求职而没有工作，这个记录时间最长的是263天。”
讨薪：曾经不得已的手段。零工市场的不稳定性，让刘奋强不得不再次寻找建筑工地的工作。2001年，在某楼盘建筑工地干了一年后，刘奋强和23名工友每人只领到3000元，还不足当初约定的三分之一。刘奋强在三包、二包、一包以及开发商之间来回奔波，可是依然不见薪水的到来。
那一年的最后一天，刘奋强和工友们爬到楼顶。“那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刘奋强说。那次“跳楼”的结果是，在政府的调解下，刘奋强领到了80％的工资。
随后的时间，刘奋强不停地更换着包工队。2003年春天，连续3个月没有拿到钱的刘奋强找到工头李某，并随身携带了一把刀，尽管后来拿到了工资，但刘奋强还是后怕了，并表示再也不能这么干了，“万一他报警的话，我就完了。”
对于不断出现农民工讨薪的事件，刘奋强说：“其实上面下发的很多政策都是好的，就是让一些歪嘴的和尚，把好经念歪了。”
期待：能有自己的住房。“一个人在外，最受不了的就是孤单，20多个男的住在一起……”刘奋强并不知道“性压抑”这个词，但是，本能的需要，让刘奋强找到了足疗店，在这里也找到了和他搭伙过日子的张娇（化名）。
吃饭时，刘奋强说：“听说我们住的这个地方，要开发商品房了，咱们还得找地方租房。”
看到张娇难看的脸色，刘奋强又说：“不要放在心上，咱们一起努力，也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在这个城市能够拥有自己的住房及稳定的收入，这是所有农民工成功的标准。”刘奋强说。
于是，流传在农民工之间的成功样板并不是李嘉诚、霍英东这样的商业巨贾，而是和他们一样从泥巴中走出来的人。比如，某某成立了包工队，某某获得机会，得到施工工程而咸鱼翻身。
李涛的旅游梦
“等咱们挣到钱了，我带着你旅游去，海南、桂林、西双版纳……”
同刘奋强一样，26岁的李涛和妻子在沈阳市于洪区金山路租了一间30多平方米的房间。两人是打工时认识的，一个是厨师，另一个是服务员。结婚后，两人同时辞职，开了一家小饭店。
李涛和妻子都是从湖南过来的，每天早晨4点，两人就得起床准备早餐，但是，欠缺经验的李涛显然没当惯“老板”。“能对付个房租钱，饭店太难干了。”
李涛的妻子并不害怕辛苦，让她头疼的是：“最怕那种喝起酒没完没了的客人，三四个人，没几盘菜，能从下午一直喝到后半夜去，用你们东北话讲就是磨叽。”
李涛妻子想的是“生意能够好起来”。不过，这样的想法遭到李涛的“嘲笑”：“一点追求都没有，等咱们挣到钱了，雇人干饭店，我带着你旅游去，海南、桂林、西双版纳……”
民工子女的未来梦
“我有很多理想，长大了我想当记者，想当服装设计师，还想当警察”。
在沈阳，学生超过50％是农民工子弟的小学有30余所，但这对1.4万适龄的农民工子弟仍显不足。
沈阳砂山四校是第一所农民工子弟小学，也是农民工子弟比例最大的学校，455名来自新疆、广东等16个省份的学生，占到学生总数的80％。
学校的马校长很不赞成把农民工的孩子和城里的孩子区分出来，“在我看来，都是一样的学生，没有什么不同，如果非要说出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农民工子弟的基础教育稍显薄弱。”
该校一个6年级的女学生文文（化名），她来自江苏徐州。文文告诉记者：“我比城里的孩子不怕脏不怕累，就是英语不如他们，但是，我会赶上去。”
“我才来沈阳刚刚一年，再过一年，我就是沈阳人啦。我现在的学习成绩在班里排前十名呢!”文文自豪地说，“我有很多理想，长大了我想当记者，想当服装设计师，还想当警察……”
记者调查：沈阳人眼中的农民工
日前，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一份名为《农民工对城市生活的评价和希望》的调查报告。调查显示：近70％的农民工对城市生活感觉比较适应，有40％的农民工认为外出务工，最大的障碍和困难是城市生活开销大、自身缺乏专业技术，50％以上的农民工希望能在城市发展、定居。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以沈阳地区为例，多数农民工是能适应城市的生活的，但关键问题是，并没有能够过上城市里的生活。一些从事建筑行业的农民工，多数时间都是与钢筋水泥为伴，与外界接触少。
那么，城市人又是如何看待这些农民工的呢？
“有些农民工没有遵守城市规定，比如随地吐痰、大小便、乱扔垃圾。”一家房地产监理公司的工作人员魏泽强说，“当然多数农民工都是守法的。”
在一家物业公司担任行政文员的于莎莎女士认为，多数沈阳人对农民工还是持宽容态度的。一些人对农民工有偏见，主要是因为对“苦力性质”劳动的偏见，同时也受到一些教育、经济等因素影响。
记者手记：总有梦想成真那一天
居住的困扰，求职的不易，难以言表的性压抑……生活的艰难仍然摆在农民工面前。
但是，这些并没有使他们丢掉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在他们的参与下，沈阳车水马龙、高楼林立、地铁正在建设中……事实证明，他们和我们一样，是这个城市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值得欣喜的是，我们看到一个又一个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规章制度出台。其实，在城市大跨步的前进中，“他们”似乎是一个不合时宜的称呼，因为城市化的进程中，“他们”和“我们”已经血脉相连无法分割，“我们”才是共同的称呼。
因为，这个城市需要我们一起来建设。
在这个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中，刘奋强的房子梦、李涛的旅游梦、文文的未来梦，在每个人的努力之下，相信总有梦想成真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