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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二年,朱元璋曾经对他的大臣们说过这样一番动感情的话:“从前我当老百姓时,见到贪官污吏对民间疾苦丝毫不理,心里恨透他们,今后要立法严禁,遇到有贪官敢于危害百姓的,绝不宽恕!”
朱元璋是说到做到的,他颁布了有史以来最为严厉的肃贪法令:贪污60两以上银子者,立杀!
为了增加振慑力度,朱元璋还设置了一项骇人听闻的政策｡
自唐宋以来,政治制度､机构设置多有不同,但县衙的布局是差不多的,都有大门､戒石､鼓楼､二门这些结构,便在明朝却在大门和二门之间多设置了一个土地祠｡
这个土地祠是干什么用的呢?不要吃惊,这个地方是剥皮用的,剥的就是人皮｡
原来朱元璋命令将贪污官员处死后,还要把贪官的皮剥下来,然后在皮内塞上稻草,做成稻草人,并挂于公座之旁,供众人参观｡这个稻草人不是用来吓唬鸟的,而是用来威慑贪官的｡
较早享受这一高级待遇的是朱元璋的老部下朱亮祖,这位朱亮祖是赫赫有名的开国大将,立有大功,被封为永嘉侯(侯爵),镇守广州,可谓位高权重｡但此人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骄狂｡
当时的番禺县(今广州番禺区)县令叫道同,是一个很清廉的官员,由一执法严厉,与当地的土豪劣绅发生了矛盾｡这些土豪吃了亏又拿道同没办法,便拉拢朱亮祖,希望他为自己出头｡头脑简单的朱亮祖收了好处,居然就答应了｡
此后,朱亮祖多次与道同发生矛盾,干涉道同的正常执法,还派黑社会暗中设伏,打了道同一顿｡但道同并未屈服,与朱亮祖进行着不懈的斗争｡
双方矛盾一步步升级,终于达到顶点｡道同抓住了恶霸罗氏兄弟,朱亮祖竟敢动用军队包围县衙,强行将人犯给抢了出来｡并且还向皇帝上本,弹劾道同一大堆罪状｡
道同终于忍无可忍,也随后向皇帝递送奏章说明情况,但他忘记了朱亮祖有他不具备的优势——快马｡
道同派人送奏章的马是驿站的马,而朱亮祖使用的是军马,朱亮祖也料到道同会告状,于是他派人挑最好的马,飞快地赶到京城,狠狠地告了道同一状｡朱元璋是个头脑容易发热的人,一看了朱亮祖的告状信,就立马派人去斩杀道同｡
就在朱元璋发出命令后不久,道同的奏章就到了,朱元璋一对照就发现了问题,连忙派人去追,然而已经来不及了,朱亮祖就这样杀掉了道同｡
朱亮祖得意洋洋,自己终于斗倒了道同,他和那些土豪恶霸可以高枕无忧了｡
话虽如此,但朱亮祖仍然有些不安,他跟随朱元璋打过仗,深知此人要么不做,要么做绝的性格｡不过道同只不过是个小小的知县,而自己却是开国大将,御封侯爵,想来朱元璋不会为了一个芝麻官对自己下手的｡
朱亮祖的估计似乎是对的,过了一段时间,始终未见朱元璋有何反应,他终于安心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大理寺的官员手持朱元璋的手谕来抓他时,朱亮祖才会那样地吃惊｡他虽然手下有兵,却还没有神经错乱到敢于和朱元璋对抗｡他十分老实地把自己的兵权交出,和大理寺的官员一起前往京城请罪｡然而大理寺的官员并不急于上路,却询问他:“你的儿子朱暹呢?”这下朱亮祖惊呆了,他明白这句话的含义｡
因为朱元璋的人生哲学正是:要么不做,要么做绝｡
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九月初三,朱亮祖与长子朱暹被押到了朱元璋的面前,朱元璋没有跟他废话,充分发挥了自己动手的精神,上来就用鞭子抽了朱亮祖｡侍卫们一看皇帝亲自上阵,士气大振,在得到朱元璋默许后,纷纷开始动手｡朱亮祖与他的儿子朱暹就这样被活活鞭死｡
此后,朱元璋对待贪官污吏的态度越来越严厉,他创造了一个以往封建统治者想都不敢想的政策,即规定普通百姓只要发现贪官污吏,就可以把他们绑起来,送京治罪,而且路上各检查站必须放行,如果有人敢于阻挡,不但要处死,还要株连九族!这在中国法制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但这一政策的操作性不强,明代的实施者并不多｡
与这种群众检举揭发相比,朱元璋肃贪的主要线索来源是他的耳目,也就是检校｡这些人遍布全国各地,一旦发现官员有贪赃枉法等问题即可上奏｡
朱元璋使用了这么多的手段,自己也全力配合,按说贪污行为应该绝迹,然而情况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杀完一批,又来一批｡朱元璋急眼了,于是他颁布了更严厉的法令:“我想杀贪官污吏,没有想到早上杀完,晚上你们又犯,那就不要怪我了,今后贪污受贿的,不必以60两为限,全部杀掉!”
可就是这样也没能止住,官员反倒是越来越少,于是在当时的史料中出现了这样一个滑稽的记录:该年同批发榜派官364人,皆为进士监生,一年后,杀6人｡后面还有:戴死罪､徙流罪办事者358人｡
这种情况的出现就是因为官员被杀的太多,没有人干活了,朱元璋虽然勤劳,但也不能代替所有的官员｡于是他创造了这样一个戴死罪､徙流罪办事的制度,具体操作方法是,官员犯法,判了死罪,先拉下去打几十板子,就在官员给伤口涂药,估计自己小命不保的时候,牢里突然来了个人,不管死活地把受罚官员拉出去,塞到马车上,送到各个衙门去处理公务｡
结果是被判了死罪的官员给下面跪着的犯人判死罪,然后自己再到朱元璋那里去领死｡
我们可以看到,朱元璋是下了大力气肃贪的,但效果并不是太好,这是很值得分析的,应该说,朱元璋的某些政策制定和执行出现了问题,官员贪污的主因固然是他们自己不法行为,但官员待遇过低､朱元璋肃贪手法过于急躁,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据《家庭与生活报》)
朱元璋是说到做到的,他颁布了有史以来最为严厉的肃贪法令:贪污60两以上银子者,立杀!
为了增加振慑力度,朱元璋还设置了一项骇人听闻的政策｡
自唐宋以来,政治制度､机构设置多有不同,但县衙的布局是差不多的,都有大门､戒石､鼓楼､二门这些结构,便在明朝却在大门和二门之间多设置了一个土地祠｡
这个土地祠是干什么用的呢?不要吃惊,这个地方是剥皮用的,剥的就是人皮｡
原来朱元璋命令将贪污官员处死后,还要把贪官的皮剥下来,然后在皮内塞上稻草,做成稻草人,并挂于公座之旁,供众人参观｡这个稻草人不是用来吓唬鸟的,而是用来威慑贪官的｡
较早享受这一高级待遇的是朱元璋的老部下朱亮祖,这位朱亮祖是赫赫有名的开国大将,立有大功,被封为永嘉侯(侯爵),镇守广州,可谓位高权重｡但此人有一个致命的缺点:骄狂｡
当时的番禺县(今广州番禺区)县令叫道同,是一个很清廉的官员,由一执法严厉,与当地的土豪劣绅发生了矛盾｡这些土豪吃了亏又拿道同没办法,便拉拢朱亮祖,希望他为自己出头｡头脑简单的朱亮祖收了好处,居然就答应了｡
此后,朱亮祖多次与道同发生矛盾,干涉道同的正常执法,还派黑社会暗中设伏,打了道同一顿｡但道同并未屈服,与朱亮祖进行着不懈的斗争｡
双方矛盾一步步升级,终于达到顶点｡道同抓住了恶霸罗氏兄弟,朱亮祖竟敢动用军队包围县衙,强行将人犯给抢了出来｡并且还向皇帝上本,弹劾道同一大堆罪状｡
道同终于忍无可忍,也随后向皇帝递送奏章说明情况,但他忘记了朱亮祖有他不具备的优势——快马｡
道同派人送奏章的马是驿站的马,而朱亮祖使用的是军马,朱亮祖也料到道同会告状,于是他派人挑最好的马,飞快地赶到京城,狠狠地告了道同一状｡朱元璋是个头脑容易发热的人,一看了朱亮祖的告状信,就立马派人去斩杀道同｡
就在朱元璋发出命令后不久,道同的奏章就到了,朱元璋一对照就发现了问题,连忙派人去追,然而已经来不及了,朱亮祖就这样杀掉了道同｡
朱亮祖得意洋洋,自己终于斗倒了道同,他和那些土豪恶霸可以高枕无忧了｡
话虽如此,但朱亮祖仍然有些不安,他跟随朱元璋打过仗,深知此人要么不做,要么做绝的性格｡不过道同只不过是个小小的知县,而自己却是开国大将,御封侯爵,想来朱元璋不会为了一个芝麻官对自己下手的｡
朱亮祖的估计似乎是对的,过了一段时间,始终未见朱元璋有何反应,他终于安心了｡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大理寺的官员手持朱元璋的手谕来抓他时,朱亮祖才会那样地吃惊｡他虽然手下有兵,却还没有神经错乱到敢于和朱元璋对抗｡他十分老实地把自己的兵权交出,和大理寺的官员一起前往京城请罪｡然而大理寺的官员并不急于上路,却询问他:“你的儿子朱暹呢?”这下朱亮祖惊呆了,他明白这句话的含义｡
因为朱元璋的人生哲学正是:要么不做,要么做绝｡
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九月初三,朱亮祖与长子朱暹被押到了朱元璋的面前,朱元璋没有跟他废话,充分发挥了自己动手的精神,上来就用鞭子抽了朱亮祖｡侍卫们一看皇帝亲自上阵,士气大振,在得到朱元璋默许后,纷纷开始动手｡朱亮祖与他的儿子朱暹就这样被活活鞭死｡
此后,朱元璋对待贪官污吏的态度越来越严厉,他创造了一个以往封建统治者想都不敢想的政策,即规定普通百姓只要发现贪官污吏,就可以把他们绑起来,送京治罪,而且路上各检查站必须放行,如果有人敢于阻挡,不但要处死,还要株连九族!这在中国法制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但这一政策的操作性不强,明代的实施者并不多｡
与这种群众检举揭发相比,朱元璋肃贪的主要线索来源是他的耳目,也就是检校｡这些人遍布全国各地,一旦发现官员有贪赃枉法等问题即可上奏｡
朱元璋使用了这么多的手段,自己也全力配合,按说贪污行为应该绝迹,然而情况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杀完一批,又来一批｡朱元璋急眼了,于是他颁布了更严厉的法令:“我想杀贪官污吏,没有想到早上杀完,晚上你们又犯,那就不要怪我了,今后贪污受贿的,不必以60两为限,全部杀掉!”
可就是这样也没能止住,官员反倒是越来越少,于是在当时的史料中出现了这样一个滑稽的记录:该年同批发榜派官364人,皆为进士监生,一年后,杀6人｡后面还有:戴死罪､徙流罪办事者358人｡
这种情况的出现就是因为官员被杀的太多,没有人干活了,朱元璋虽然勤劳,但也不能代替所有的官员｡于是他创造了这样一个戴死罪､徙流罪办事的制度,具体操作方法是,官员犯法,判了死罪,先拉下去打几十板子,就在官员给伤口涂药,估计自己小命不保的时候,牢里突然来了个人,不管死活地把受罚官员拉出去,塞到马车上,送到各个衙门去处理公务｡
结果是被判了死罪的官员给下面跪着的犯人判死罪,然后自己再到朱元璋那里去领死｡
我们可以看到,朱元璋是下了大力气肃贪的,但效果并不是太好,这是很值得分析的,应该说,朱元璋的某些政策制定和执行出现了问题,官员贪污的主因固然是他们自己不法行为,但官员待遇过低､朱元璋肃贪手法过于急躁,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据《家庭与生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