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由全国高校历史教学指导委员会委托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承办的“史学新秀奖”自1998年举办以来，已经连续举办了12届，共有全国30所高校历史学院（系）推荐了近1900篇本科生论文参加评选，共有341篇论文获奖。23年来，一大批获奖者已经成为历史研究队伍中的青年翘楚，在史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证明“史学新秀奖”对于发现和培养国内卓越史学人才，起到十分积极的促进作用，业已成为史学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品牌。
　　 作为历史悠久、有广泛影响力的历史学专业学术期刊，本刊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也一直关注全国“史学新秀奖”这一惠泽青年才俊的盛举，持续刊发历届获奖信息。秉承发现、培养史学新秀和扶持历史学新生力量的原则，全国“史学新秀奖”组委会和本刊商议后，决定从第11届开始，获得一等奖的论文将有机会在本刊“史苑新秀”栏目刊发。本届共有28篇论文获奖，其中一等奖3项，获奖者分别是：王岩、王云菲、张宁娜3位同学。从2021年第2期起，本刊将分3期陆续刊发这3位一等奖获得者的论文，也祝贺3位同学目前进入硕士研究生阶段，开启了人生新篇章！
　　 摘 要 汪古族群的演变及族源问题历来为学界所瞩目。既有研究成果多采用蒙元时期碑传为主的文献，虽已获不少成就，然在考察问题时对唐末至辽宋金历代传统文献脉络及其文本特征仍有所忽视，从而影响早期汪古史研究的深入。本文通过重新分析传统文献，力图勾勒出自唐末至金中期阴山地区部族的一幅族群演变史，这或与金朝汪古的形成存在莫大关系。
　　 关键词 阴山达怛，汪古，阴山室韦，史料溯源
　　 中图分类号 K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21）04-0062-11
　　 为金朝驻守界壕的“汪古”是以某些政治关系和政治权力为纽带构建起的“新”政治体。若想深入研究早期汪古史，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在其出现以前阴山地区的边族、部落，并十分有必要重新梳理文献，考察此地域古代部落、部族与汪古可能存在的承继关系。以往学界在探究汪古史特别是其族源问题时，强调见诸于碑刻等材料的汪古祖源史书写的重要性，然在具体考证史实的过程中往往受汪古的宗教信仰、地理位置、族群认同及祖源传说等多方面的影响，将该族群的形成与元代碑传中其所攀附的族群联系到一起，从而忽略了在汪古兴起前阴山地区古代族群于汪古史研究中的意义。①
　　 揆诸史料我们发现，作为唐末五代时期强盛一时的阴山达怛，于金代中前期不再见于史乘。按照时间线来看，阴山达怛的突然消失与金代西部界壕修筑的时间相去不久，那么在阴山地区驻守金界壕的汪古部族（主要部分）的形成或与阴山达怛有关。鉴于五代至辽金时期史料匮乏，在考辨史实时容易无迹可寻，故以往的研究者对阴山达怛与汪古的渊源多避而不谈。本文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重新梳理了唐末五代至辽宋金时期的相关史料，意图从史源学等角度对阴山达怛与早期汪古的关系予以考析。
　　一、见于史料的阴山达怛“移牧史”
　　 阴山地区的部族以“达怛”为号最早始见于后晋开运二年（945）成书的《旧唐书·僖宗纪》。因其与后唐王朝的统治者沙陀李氏关系密切而屡见于史。《僖宗纪》详细记述了沙陀李氏兵变叛唐失败，李国昌、克用父子举族避难达怛，后率达怛军队助唐平复黄巢之乱等事。①比《旧唐书》成书略晚、署名唐人马总所撰《通纪》，亦有专门一章记述后唐事迹，且史源独特。②
　　 （一）也談阴山室韦与阴山达怛
　　 在《旧唐书·僖宗纪》“达靼部”一名称出现以前，该书《范希朝传》中曾提到党项与相邻的室韦部落寇振武军事：
　　 振武有党项、室韦，交居川阜，凌犯为盗，日入匿作，谓之“刮城门”。居人惧骇，鲜有宁日。希朝周知要害，置堡栅，斥候严密，人遂获安。③
　　 据《范希朝传》及《旧唐书·德宗纪》知，贞元四年（788）七月，希朝被任命为邠州节度使张献甫之副帅后，未过几日便又被授予振武军节度使，此事即发生在七月之后。振武军于唐乾元元年（758）所置，即今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遗址。鉴于阴山与振武军的位置邻近以及室韦人南迁、西迁的大背景，将阴山达怛视为8—9世纪迁移来此的室韦人之后似顺理成章。④近来，有学者以《李文饶文集》中的记载质疑此种说法，称唐中后期阴山地区的主体部族应为党项和退浑，室韦的大集团靠近西拉木伦河上游，阴山地区的室韦尚未形成大的势力。⑤笔者基本赞同此说，并做进一步补证。
　　 首先，将《旧唐书》中与党项一同出现的室韦直接等同于达怛，这一结论是否可靠？《范希朝传》虽然提到党项与室韦“交居川阜”，一同入侵振武军，然考《旧唐书·德宗纪》贞元四年室韦寇振武军事，实际并无党项的参与，室韦的盟友是位于西拉木伦河流域的奚族：
　　 （贞元四年七月）朝命仍以希朝副献甫。己未，奚、室韦寇振武军。⑥
　　 《资治通鉴》亦记载贞元四年室韦曾与奚族联军袭击振武军治所，⑦与《德宗纪》无二致。导致《范希朝传》与《德宗纪》《资治通鉴》记载出现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旧唐书》的史源问题。
　　 按《旧唐书》所据德宗朝史料，当主要源自《德宗实录》，这已是学界共识。⑧而部分学者认为《资治通鉴·唐纪》是“对整个唐代历史最系统连贯、精心结撰的全面记述，它吸收了十一世纪后半叶尚存于世的所有史料”。①故《德宗纪》中所载奚与室韦入侵振武军之事与《资治通鉴》一致，或因《德宗实录》所载即是如此。而“《旧唐书》成书时间短促，大抵抄撮唐代史料成书，在材料的占有与剪裁、体例的完整、文字的干净等方面，后期大不如前”。②《范希朝传》与《旧唐书·德宗纪》《资治通鉴》所载有异，恰说明其存在抄撮唐代其他非官方史料的问题。③经笔者翻阅史料，这种党项与室韦同时出现的书写并非仅在《范希朝传》中，成书于元和八年（813）的《元和郡县图志》也有相关描述，该书卷4“天德军”条下载：“先是缘边居人，常苦室韦、党项之所侵略，投窜山谷，不知所从。及新城施功之日，遂有三万余家移止城内。”④而奚与室韦联军侵犯振武军，又见于《宪宗纪》：“（元和五年六月）奚、回纥、室韦寇振武。”⑤振武军位于天德军以东，以唐朝实录为主所修的本纪为我们所呈现的，恰是室韦常与奚侵犯振武军，而非与党项侵犯更西边的天德军。而《元和郡县图志》与《范希朝传》所言，并不能说明党项与室韦存在某种联合关系。总之，通过上述几种史料的比较与史源追溯，我们发现史料所载的贞元及元和时期入侵振武军的北部边族中，室韦与奚常常会出现在一起，而与党项的侵犯边境无关。 　　 其次，既然入寇振武军的部族无党项，那么8世纪末的室韦已移牧至阴山、且成为阴山达怛之祖先，这一几成定说的观点是否还能成立？我们先从史官撰写史书的角度分析。五代时期的史官并不避言“达怛”二字（如在《僖宗纪》等处多次出现“达靼”），且后唐、后晋二朝本就是沙陀所建立，不可能对同为北部边族且距离较近的达怛与室韦混淆不清。《旧唐书》先有室韦后见达怛，出现时间相差不到一个世纪，若阴山地区能够完成从一个强大政治体（或者说部落联盟）到另一个强大政治体的转变，⑥这种兴起与消亡的过程必然会流露一点线索于史料中，然却无史可查。这说明《德宗纪》与《僖宗纪》等处出现的室韦与达怛，本就不是同一部族。此外，通过史料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奚族与室韦联军的势力强大，甚至唐王朝军队在贞元四年的事件中还遭到打击。《资治通鉴》曰：“（贞元四年七月）己未，奚、室韦寇振武，执宣慰中使二人，大掠人畜而去……朝臣遣七百骑与回纥数百骑追之，回纥使为奚、室韦所杀。”⑦由此可见，唐军与回纥军队一同追杀奚、室韦，“回纥使为奚、室韦所杀”，故二部族不仅势力强大，且撤离的方向大致相同。⑧
　　 至僖宗时，李国昌父子所投奔的达怛部也是十分强大的部落，并一度帮助李氏父子讨庞勋、平黄巢。⑨这更能肯定笔者上述所论，即达怛与室韦既未发生取代或承继关系，也不可能是同一部族。因此8世纪末室韦已迁徙至阴山地区的说法，或许只是为了弥合室韦迁徙史这一大背景而据来源有问题的个别史料所做的猜测。《李文饶文集》的多处记载表明，唐武宗会昌年间（841—846），室韦也未出现在振武军附近的阴山地区。比如会昌二年四月，李德裕力荐肃宗能应允回鹘内附，于《奏回鹘事宜状》中言：“右，臣等见杨观说，缘回鹘赤心下兵马多散在山北，恐与奚、契丹、室韦同邀截可汗，所以未敢远去。今因华封舆回，望赐仲武诏，令差明辨识事宜军将，至奚、契丹等部落，谕以朝旨。缘回鹘曾有忠效，又因残破，归附国家。朝廷事体，须有存恤。令奚、契丹等与其同力，讨除赤心下散卒，遣可汗渐出汉界，免有滞留。”⑩将奚、契丹、室韦一并言之，似可与《德宗纪》的文本互证三族关系密切及室韦的大致方位。而据《赐回鹘可汗书》所言“又得宰相颉于伽思等表……与退浑、党项微小杂种，同为百姓，实可屈可汗之尊贵，乱中国之旧规”①及《条疏应接天德讨逐回鹘事宜状》载“请速降中使，赍敕至云朔、天德已来，宣谕生熟退渾及党项诸部落等，待天德交锋后，任随便出军讨逐”②等，则说明至少在唐肃宗时期，回鹘、党项与退浑常为唐人并提，且党项与退浑亦常常同时侵扰天德军等边境之地，却从无提及室韦以及奚、契丹。《李文饶文集》中有关北部边族的记载，大多是朝廷下达的公文等档案，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唐王朝自身对北部边族的认知，即阴山地区至少在9世纪中期仍无室韦部落。
　　 再次，揆诸史料我们发现，直至辽末才正式在史料中出现“阴山室韦”的称呼，③宋方文献多称其为“阴山达怛”。④因《辽史·天祚帝纪》所记辽末史事的史源之一是出自归宋的辽朝进士史愿所撰的《亡辽录》（《北辽遗事》），⑤《三朝北盟会编》所引《亡辽录》称阴山部落为“阴山鞑靼”（注：文中非出自史料者，均以达怛称之），故此称谓更为准确。据钟焓考察，10世纪初胡峤所作《陷虏记》中的“黑车子室韦”远居漠北，并不离契丹很近。⑥白玉冬在赞同此说的前提下，认为9世纪末在松漠之间居住的室韦乃《新唐书·地理志》“蓟州”条所言室韦，即七姓室韦。⑦实际上，这里所提室韦的位置，正代表了唐德宗时期唐人对北部室韦的认知。按《新唐书·地理志》“蓟州”条云：
　　 又有雄武军，故广汉川也。东北九十里有洪水守捉，又东北三十里有盐城守捉，又东北渡滦河有古卢龙镇，又有斗陉镇。自古卢龙北经九荆岭、受米城、张洪隘度石岭至奚王帐六百里。又东北行傍吐护真河五百里至奚、契丹衙帐。又北百里至室韦帐。⑧
　　 《资治通鉴》所载与上引《新唐书·地理志》内容基本一致：
　　 自雄武军东北渡滦河，有古卢龙镇，有斗陉岭。自古卢龙北经九荆岭、受米城、张洪隘，渡石岭，至奚王帐六百里;又东北傍吐护真河五百里，至奚、契丹牙帐。又出檀州燕乐县东北百八十五里，至长城口，又北八百里有吐护真河，奚王牙帐也。⑨
　　 可见二者文本当源自同一原始文献，这原始文献或是唐德宗时宰相贾耽所著《皇华四达记》等书。⑩倘若如此，更能论证笔者前文观点，即在唐德宗时期，室韦并未进入阴山地区，而是主要位于契丹以北。此外，直至辽初，室韦仍未活跃于阴山附近。《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载：
　　 盖契丹疆土虽广，人马至少，倘或南牧，必率高丽、渤海、达靼、黑水女真、室韦等国会战，其来既远，其粮匮乏。①
　　 此段文字又出现在《宋史·郭谘传》②中，故《宋史·郭谘传》与《长编》有相同史源，应源自宋仁宗、英宗《两朝国史》的《郭谘传》。按上下文提示，可知此乃郭谘所作《平燕议》的佚文。然在《郭谘传》中缺“达靼”二字，是被元朝史官所删。通过上引可知，与契丹一同南牧的高丽、渤海、黑水女真等均是东北的部族，而非处在契丹西部或西北的部落，室韦也位列其中。因此在11世纪初期，在离西拉木伦河流域遥远的西部阴山地带仍不见室韦。
　　 结合上述所补证的内容，我们可以肯定白玉冬的判断理应正确。诚如其所言：“12世纪初始见史乘的‘阴山达靼’这一称呼，不应该上逆两个多世纪。”③ 8—9世纪室韦人主要活动区域在西拉木伦河上游及契丹、奚北部，此时期他们尚未迁徙至阴山附近，将与沙陀李氏关系密切的阴山达怛视为后来者（室韦）的后代更是矛盾重重。这一时期生活在阴山附近的达怛，与西拉木伦河上游的室韦显然是两个部族。当然，钟焓对“黑车子并非室韦”这一结论的考察中，指出“若黑车子在当时确属室韦一部的话，那么李德裕作为熟谙边情的政治家，应会在表述上将其连称。既然将二部分开，可知在他眼中，它们应有所区别，可为此补充的是，成书于五代和北宋的前后《唐书》和《资治通鉴》中凡涉及黑车子之处，也皆是将其单提，未尝与室韦连称”。④这一判断可以提示我们，在唐末人眼中，室韦与达怛并不是同一部族，《李文饶文集》中将“黑车子达怛”连称，却不将其与室韦连称，更能说明这一问题。然实为惜憾的是，钟焓未能发问唐末时期室韦是否迁徙至阴山的问题，故在余论中，将见诸《辽史》的“黑车子室韦”称呼的来历归为黑车子部吸收了西迁室韦人的因素。若从今天史源学及历史编纂学的角度审视《辽史》，可知“室韦”当是元朝史官将“达怛”一词改动后的产物，⑤阴山部族与西迁室韦难以“顺理成章”地发生关系。 　　 《辽史》中所透露的“阴山室韦”一词，也是源自辽朝进士史愿“阴山鞑靼”的称呼，前者更像是元朝史官的发明。以往研究者多囿于室韦西迁这一大背景及“室韦—达怛人”这一概念，将寇振武军的室韦理解为阴山地区的达怛，以此能够在上述大背景下寻求答案。又恰巧元代书贾及元朝史官讳言“达怛”，将其改作“室韦”，这也为研究者将达怛与室韦混为一谈提供了支撑。⑥然而这种结论却经不起史料溯源的检验。如今我们深入分析史料，从史料溯源与时代背景等角度重新探讨这一问题，可以发现：唐末至辽前期，室韦部落一直处在契丹以北，西至西拉木伦河上游，并与奚、契丹关系密切。而唐末出现在阴山地区并与沙陀李氏联系密切的达怛部，或是漠北九姓达怛的一种。帮助天祚帝对抗金朝的阴山部落，其最初也应被称为“阴山达怛”，这与唐末五代时期的达怛部有承继关系。至于辽前期以后室韦是否继续西迁，尚无史料可以证明，故前辈学者将“阴山达怛”等同于“阴山室韦”，以此当作达怛与室韦混称的“显例”，⑦显然是值得商榷的。此或可令学界重新审视“室韦—达怛人”这一概念的合理性。⑧日本学者前田直典认为阴山地区的达怛是黠戛斯统治之后占据漠北高原鄂尔浑河流域达怛的一个属部，⑨这一灼见理应受到学界的重视。
　　 （二）由移牧转为定居的阴山达怛
　　 根据上述，我们基本可以确定，阴山达怛不是迁徙至阴山地区室韦的后代。汉籍史料中最早记载的阴山地区达怛，是李国昌、克用父子叛唐失败后避难的部落名称。《旧唐书》只称“达靼部”而未言明达怛是否在阴山地区。真正将“达靼部”地理方位确定在阴山的，是成书于宋仁宗皇佑五年（1053年）的《新五代史》之《达靼传》以及稍晚成书的《资治通鉴》。《新五代史·达靼传》称：
　　 达靼，靺鞨之遗种，本在奚、契丹之东北，后为契丹所攻，而部族分散，或属契丹，或属渤海，别部散居阴山者，自号达靼。当唐末，以名见中国。有每相温、于越相温，咸通中，从朱邪赤心讨庞勋。其后李国昌、克用父子为赫连铎等所败，尝亡入达靼。后从克用入关破黄巢，由是居云、代之间。其俗善骑射，畜多驼、马。其君长、部族名字，不可究见，惟其尝通于中国者可见云。①
　　 《資治通鉴·唐纪》“僖宗广明元年七月戊辰”条胡三省所引注宋白文与上述相似：
　　 李国昌战败，部众皆溃，独与克用及宗族北入达靼。宋白曰：达靼者，本东北方之夷，盖靺鞨之部也。贞元、元和之后，奚、契丹渐盛，多为攻劫，部众分散，或投属契丹，或依于渤海，渐流徙于阴山，其俗语讹，因谓之达靼。唐咸通末，有首领每相温、于越相温部，帐于漠南，随草畜牧。李克用为吐浑所困，尝往依焉，达靼善待之。及授雁门节度使，二相温帅族帐以从克用，收复长安，逐黄巢于河南，皆从战有功，由是俾牙于云、代之间，姿其畜牧。②
　　 经比对分析，《新五代史》与《资治通鉴》中提到阴山地区的达怛，最初源自北宋初人宋白之语。③宋白的诸多漏洞与错误，使得此段文字断然不可成为阴山地区有达怛部落的依据。虽如此，此说仍代表着流传于北宋时期、被北宋人认可的达怛地理位置概念的记忆。
　　 东北室韦部族西迁、南迁的大背景已为学界所公认。我们暂且不谈宋白所言达怛乃靺鞨之后以及达怛具体方位在东北等说法是否正确，但至迟在辽末金初，唯一有具体线索描述的东北室韦部族，仍未能迁徙至阴山地区，其他东北部族也不可能迁徙至此。④根据九姓达怛所生活的地域来看，阴山地区的达怛或与九姓达怛关系密切。这一观点前田氏早有判断。
　　 据前文一系列考证，《旧唐书·僖宗纪》中多次与达怛同时出现的沙陀、契苾、吐浑等部族名称以及达怛位于代州之北且二地相距不远等记载，可以判断唐末达怛部应居于阴山南北，这也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唐人及五代史官对漠北部族的认知。白玉冬在考证与李克用关系密切的阴山部落时，称“将李克用所言阴山部落之阴山直接解释作当今的阴山，有过于武断与草率之嫌”。⑤白氏虽用许多篇幅讨论此事，但并没有给出其所怀疑的阴山达怛以更合理的解释，甚至倾向于将阴山认为是深居漠北的天山。此论点确实需要再斟酌，笔者在此列举几处事例，希冀与白先生商榷。
　　 首先，系统研究室韦—达怛史的张久和先生，曾举《旧五代史·康君立传》及《旧五代史·武皇纪上》的两段文字用以证明，达怛位于今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阴山。⑥《旧五代史》的主持者薛居正是后唐进士，经历后晋、后汉及后周并在上述各政权下为官。虽然今本《旧五代史》是四库馆臣邵晋涵等人从《永乐大典》中辑佚出，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忽视其史料价值，相比于《新五代史》，其史料来源更多的是五代实录等一手材料。为方便本文叙述，现将《康君立传》与《武皇纪上》的两段相关材料列于下方：
　　 1.《旧五代史·康君立传》
　　 康君立，蔚州兴唐人，世为边豪。……君立与薛铁山、程怀信、王行审、李存璋等谋曰：“……吾等虽权系部众，然以雄劲闻于时者，莫若沙陀部，复又李振武父子勇冠诸军，吾等合势推之，则代北之地，旬月可定，功名富贵，事无不济也。”⑦
　　 2.《旧五代史·武皇纪上》
　　 又尝与达靼部人角胜，达靼指双雕于空曰：“公能一发中否？”武皇即弯弧发矢，连贯双雕，边人拜伏。①
　　 材料1中沙陀李氏被“世为边豪”的康君立等人“合势推之”，并被寄托能够定“代北之地”，则能说明代北地区应是这些边族所生活聚居的地域，这些边族大部分应为反复在《旧唐书》中与沙陀同时出现的契苾、吐浑等部族，当然也包括达怛。材料2中记载李克用与达怛“角胜”时，其正为云中牙将，其父国昌为振武节度使。这可以告诉我们达怛部当时应在振武军或云州附近，否则身为云中牙将的他怎会前往远在漠北深处的九姓达怛腹地比试武艺？
　　 其次，是白氏论著的前后矛盾问题。在考证9—10世纪时期阴山地区的室韦部落时，其曾据《册府元龟》《新五代史》及折氏家族史料证实漠北阴山地区除有沙陀、党项以外，还存在达靼和吐谷浑两个强大部族。②然最终所怀疑的阴山地望，与前文考证的结论却相矛盾。 　　 再次，李克用祖上乃“陇右金城人”，其祖父执宜在德宗朝曾做过“阴山府都督”。③可知沙陀李氏自克用祖父辈起就一直居于阴山附近，这与前引《康君立传》所言沙陀部“素以威惠及五部”相互印证，可知沙陀在阴山地区的势力强大。达怛对李克用的“拜伏”也说明二族的关系非同寻常，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在唐王朝召集李克用回朝镇压黄巢起义时，其能够率领“忻、代、蔚、朔、达靼之军三万五千骑”“赴难京师”。④要之，唐末五代时期“达靼部”的活动范围应不出阴山附近，否则以上文献记载的诸事就无法解释。
　　 通过唐末五代时期史料，我们还能够看到，与沙陀关系极为密切的达怛，跟随李克用平复黄巢之乱后，开始驻牧阴山附近、“居云、代之间”。而真正使其从游牧走向定居的，正是沙陀后唐建立后对其的牵制。张久和先生基于传统文献材料已对此有过详细梳理与考证，笔者在此不赘述。⑤总而言之，直至辽末，助天祚帝对抗金朝的阴山达怛，乃承继唐末五代时期阴山地区的达怛，活动区域未发生明显变化。
　　二、辽金文献中的“阴山室韦”“白达达”
　　与早期汪古的形成
　　 囿于史料匮乏，有辽一代的阴山地区达怛至辽末才得以见诸史料，“阴山鞑靼”被记载于归宋的辽代进士史愿所作《亡辽录》中，《辽史》中被改为“阴山室韦”。然而，《辽史》中关于阴山地区的部落并非只记载了阴山达怛，《耶律大石传》中就有“白达达详稳床古儿”，因此在考证汪古族源及白达怛（即白达达）与阴山达怛的关系时，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白达怛是于金代才出现的汪古祖先，与阴山达怛毫无关系。⑥如今我们从史源学等方法上重新审视这一问题，能够发现许多前辈学者未发覆之事。
　　 第一，白达怛与阴山达怛的地理位置比较。《辽史·耶律大石传》所载大石北走西征、建立西辽等事迹，是历来研究西辽的学者所据的核心文献。在此无意对西辽史研究中的诸多问题过多着墨，仅对《辽史》之“白达达”的位置做一分析。《辽史·耶律大石传》曰：
　　 大石不自安，遂杀萧乙薛、坡里括，自立为王，率铁骑二百宵遁。北行三日，过黑水，见白达达详稳床古儿。床古儿献马四百，驼二十，羊若干。西至可敦城，驻北庭都护府。⑦
　　 按《辽史》上下文可知，耶律大石出走时天祚帝已播迁夹山。⑧历来的学者对辽代夹山的地理位置众说纷纭，陈得芝先生的考证最为学界肯定，即夹山大致位于今呼和浩特市西北武川县附近。⑨新近有学者则考证夹山在大青山中部沿水磨沟经井儿沟北至武川的沟谷地带。①总之，其大体位置是在今呼和浩特西北武川县附近。夹山以北大约三日路程即到白达怛部，黑水则是白达怛部的核心地带。黑水位于今鄂伦苏木古城南艾不盖河，已为学界共识。②又据姚燧于至大三年（1310）所作《河内李氏先德碣》中载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家族“世居静安黑水之阳”③，黑水地区的白达怛乃汪古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家族所辖之地，在阴山以北不远处。
　　 第二，按照元朝史官修辽、宋、金三史时的现实情况，“达达”一类的词应都予以删减，或以“阻卜”“阻■”等词改补。④《天祚帝纪》中虽将“阴山鞑靼”改为“阴山室韦”，而于《天祚帝纪》后附《耶律大石传》中却丝毫未有对“达达”的改动，这不单单是因为元修三史成书仓促或有未及修改之处，更多的是因为元朝史官直接抄录了有单独史源的西辽事迹而形成了今天的《耶律大石传》，在抄录的过程中未能注意“白达达”三字。苗润博在探索《辽史·耶律大石传》所载西辽事迹文本史源时，认为《耶律大石传》“最初恐怕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正规史书，而是关于西辽开国皇帝耶律大石的一篇英雄传记或曰开国创业事迹”，并通过蒙古西征这一时代背景辗转至元朝史官的眼前。⑤“达达”本就是源于突厥语族对草原东边部族的泛称，“阴山鞑靼”只是中原人（或者说契丹人）对阴山地区部族的称谓，它并不代表西辽所辖中亚地区的普遍观念，故将阴山达怛称为“白达达”似无不妥之处，至于“床古儿”与“谟葛失”发音无法堪同，或因为二者是同属于阴山达怛的一个部落，且史料中从未提到“谟葛失”是人名，或是部落名。值得玩味的是，如《蒙鞑备录》《黑鞑事略》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等行程录或宋方文献中同样出现了“白鞑靼”，这完全不符合“阴山鞑靼”这一称法，经分析，上述二行程录中有关汪古与蒙古族源的内容源自汪古人自身的叙述。因此“白鞑靼”及与之对应的“黑鞑靼”，或并非宋人对达怛种族的区分，而是汪古人的自称与叙述。⑥
　　 经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白达怛应是阴山达怛的一支。就《辽史》所载的阴山达怛“谟葛失”部助天祚帝抗金一事，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力的强大。因而不可能在辽末以后突然销声匿迹。《金史》亦成书仓促，故其未有关于阴山达怛、白达怛、汪古等阴山部落的详细記载。无论是阴山达怛还是白达怛的消亡，都必然有史可寻，然而金代史料的残缺也只能让我们在域外文献如《史集》中才可窥得汪古的来历，即在金界壕修筑时，因政治关系和政治权力为纽带所构建起的“新”政治体。汪古的形成与阴山达怛及白达怛的突然消失，意味着不足半世纪的时间里，在阴山地区诞生一个新的部落并取代之前强盛的另一部落，这无疑是很艰难的。故以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家族为主的阴山附近的汪古（或可以称为“黑水汪古”），其前身应是久居于此的阴山达怛与白达怛。如此说来，入元以后汪古统治家族的沙陀族源记忆虽然是后期所建构，但因阴山达怛与沙陀在唐末五代时期的特殊关系，这种客观的史实必然成为汪古以沙陀为祖以重塑认同的底气。
　　 虽如此，笔者仍不赞同将阴山达怛或白达怛完全看作构成汪古的部族，因为汪古是多个族群的组合。⑦我们不能否定阴山这一中西交通要道上的汪古在形成之际或形成以前，已经融入很多部族并深受突厥等族群的影响，⑧但黑水汪古的主体部分理应还是作为阴山土著的达怛。
　　三、传说如何产生——一个关于
　　“达怛乃靺鞨种”生成的猜想
　　 前文提到，无论是《新五代史》还是《资治通鉴》所载达怛族源的记载，均源自北宋初年宋白之语。至南宋时期，李心传又重拾“达怛乃靺鞨种”这一传闻，使得这一族源传说逐渐构成了南宋人对北方达怛历史的认知。①虽然学界大有相信此说源自客观事实者，然我们今天重新在文本生成背景的角度去反思宋白说的由来时，仍认为其是来自某种道听途说似的传闻。亦邻真、张久和二位先生从文献角度对室韦史的研究为我们今天再次认知“达怛乃靺鞨种”相关文本的来源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思路。笔者通过钩稽文献中有关靺鞨、达怛、室韦等部族的记载，试从文献传抄过程等角度对“靺鞨说”的生成做一分析。 　　 “达怛乃靺鞨种”之说源自宋白，最早为《资治通鉴》所载。1995年，周良霄先生于《历史研究》发表一篇名为《有关达靼族属的若干问题》的文章，从宋白的个人经历、北宋与达怛的贸易关系等诸多方面考证宋白所言必有依据，总体上肯定了宋白所言“达怛乃靺鞨种”的说法是正确的。②然而笔者在反复阅读周先生的文章后，却觉得其中一些考述值得商榷。在此仅举其中典型几例，更详细者，容另文详述。
　　 其一，周先生判断宋白之说正确的依据之一，是列举北宋初期达怛不断朝贡之事，以此认为宋朝与达怛的关系密切，似不至于将达怛族源问题弄错。所举史料者，如《山堂考索》卷64《財赋门四夷方贡》载乾德四年（966）六月甲寅达怛国“天王娘子及宰相违于无越来贡”及该书所注“本东方鞑靼之别部，音讹谓之鞑靼”。然翻检宋朝史料可知，《长编》“乾德四年六月”条下亦称：“塔坦国天王娘子及宰相允越皆遣使来修贡。”③《山堂考索》又名《山堂先生群书考索》，南宋章如愚所撰。据《宋史·儒林传》言，章如愚乃庆元年间（1195—1201）进士，显然《山堂考索》书成时间远远晚于《长编》，故此条史料的史源或出自《长编》抑或与《长编》同出一源。经研究，“允越”可视为“于越”（即？觟g？覿/üg？覿）的音译，④乃常见突厥官号，说明此达怛应位于草原西方且深受突厥化。⑤而小注“音讹谓之鞑靼”云云，应源自宋白所言“其俗语讹”或洪迈“蕃语以华言译之，皆得其近似耳……鞑靼，乃靺鞨也”。⑥因此，无论是从史源角度还是史料的含义上，都不可将其作为佐证达怛即靺鞨种的依据。
　　 周文又举《宋会要辑稿》中达怛与宋朝的朝贡以证明宋朝与达怛的密切关系。经笔者研究，知《宋会要辑稿》“回鹘”“于阗”“拂菻”三门所载之达怛均位于西北，与回鹘、于阗等国距离不远。特别是“于阗”门中宋神宗与于阗使者的对话，足以看出宋朝对达怛的了解甚少。而达怛“散居”、且有“诸国”等信息也告诉我们，其游牧的范围不固定，所建立的“国家”也有很多。此外，《宋会要辑稿》之“于阗”“拂菻”二门的史料基本可以在《长编》中找到原文。其中“于阗”门的相似记载可参《长编》“元丰六年（1083）五月丙子朔”条与“己卯”条。⑦“拂菻”门的相关史料则见于“元丰四年（1081）十月己未”条。⑧要之，至少到宋神宗时期，北宋仍不是十分了解漠北达怛的情况，且大部分相关信息都是听闻自朝贡的其他边族使者口中。⑨
　　 其二，周先生赞同室韦即达怛结论的例证主要有二。第一是认同“黑车子达怛”即“黑车子室韦”。据前文引钟焓考证，知“黑车子”从未与室韦连称，故“黑车子达怛”绝非简单等同于“黑车子室韦”。⑩第二是认为《辽史》中所言“阴山室韦”即“阴山鞑靼”，达怛与室韦常混用。笔者在前文亦有所考证，《辽史·天祚帝纪》中的“阴山室韦”相关内容应源自辽末进士史愿所撰《亡辽录》，《会编》所引《亡辽录》明确记载为“阴山鞑靼”，故《辽史》称“室韦”或系元朝史官篡改。
　　 其三，我们再来说一下宋白。这也是周良霄先生文中的第一个也是最直接的观点，原文称：“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时，曾大量引用宋说，有关达靼的这段论述，很可能就是从他的《续通典》中摘引而来。可证宋白其人，并非俗儒之昧于掌故者，达靼系靺鞨之说，亦当非讹传耳食之游谈。”①笔者赞同周先生所言胡三省之注或源自宋白《续通典》一书，然以此判断宋白所言即是有理有据，显然还有待考量。张久和先生在考察室韦史时，认为自《魏书·失韦传》伊始，历代以正史为主的史书所载室韦史料，无不是从先出史书的基础上进行抄录、增删。②其实，亦邻真先生早已指出，《隋书·室韦传》称室韦“造酒、食啖与靺鞨同俗”是在《魏书·失韦传》基础上的无稽之谈，至《通典》已然又凭空多出“言语”二字，即“造酒、食啖、言语与靺鞨同”。比《通典》晚出的两《唐书》更是对《通典》内容照抄不误。这造成的后果是两宋时期人们认为室韦与靺鞨同出一源，将室韦最初与契丹同种，逐渐划归至语言与靺鞨相同的通古斯语族中，用亦邻真先生的话说，这是为“常识所不容许的”。③
　　 宋人洪迈曾言：“蕃语以华言译之，皆得其近似耳……鞑靼，乃靺鞨也。”④此后章如愚⑤、程大昌⑥等人均采用此观点。洪迈之父洪皓曾长期居于金朝，按理说洪迈不会对“达怛乃靺鞨种”的传闻听之信之，然其非但未能审慎比对文献差异，还盲目认为将“靺鞨”称为“鞑靼”是发音问题，这直接影响到后人对北族达怛的族源认知。
　　 前引亦邻真先生的这一灼见，为我们重新看待宋白所持“达怛乃靺鞨种”的叙述提供了一条可借鉴的思路。《宋史·艺文志》载：“宋白、李宗谔《续通典》二百卷。”⑦据《长编》记载，《续通典》自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十月始修，翌年九月上书修成，历时不足一年。⑧《山堂考索》引《中兴书目》称此书“起唐至德初，讫周显德末，以补杜佑《通典》之缺”。⑨可见编纂该书的目的就是为了补充《通典》，故其涉及某些史事时自然以《通典》为主要采择文献。宋白自是深谙文史的大家不假，然其在编纂《续通典》时似是对《通典》本身已传抄错误的文本又有所借鉴与发明，本来《通典》仅是称室韦与靺鞨在习俗、语言等多方面有相同性，且北宋时期确有记载东北地区达怛的文献且不止一处。⑩由于地理隔阂等因素影响，使得宋人并非十分了解北族历史情况，将室韦与达怛误认作同一种类的部族也很容易理解。宋白借《通典》室韦与靺鞨同种的错误信息，遂才发明出了如《资治通鉴》记载的“达怛乃靺鞨种”的传闻。？輥？輯？訛
　　 综上，“达怛乃靺鞨种”无法说明是宋白亲身听闻达怛族本身叙述所记。造成“靺鞨种”一说形成的主要原因，或是文本传抄过程中的疏漏以及宋白在参引《通典》上的肆意发明，？輥？輰？訛加之宋人对北族语言、历史等方面的陌生，亦使此说成了一种理所当然。自北宋初期便出现的“达怛乃靺鞨种”的错误信息，经过长期的历史沉淀，非但没有被汰去，反而经过李心传之手，成为南宋甚至元代一些文献所推崇与遵从的事实，这确是一桩趣事。？輥？輱？訛
　　四、结 语
　　 以往学界对唐末至辽金时期阴山地区族群发展史的研究，常缺少长时段的整体考察。这使得在追溯汪古族群的由来时，往往受制于元代相关碑刻对汪古祖先的书写，从而忽略了汪古形成以前阴山地区的部族史，我们可以称之为“前汪古史”，这使得所得相关结论也莫衷一是。本文以唐末至辽宋金时期阴山达怛发展史及早期汪古形成作为问题的切入点，围绕有关早期汪古史的诸多问题进行考析，所得结论如下。
　　 首先，《旧唐书》等唐至五代时期文献中的达怛与室韦并非同一部族。在迁徙大背景下逐渐向西、向南移牧的室韦，至少在11世纪初仍未迁徙至西拉木伦河以西的阴山地带，这一地区的主体部族至金中前期一直为达怛。其次，我们之所以常将“室韦”等同于“达怛”，主要受到《辽史》与宋方文献记载不统一的影响。若将文献中的“阴山室韦”及“阴山鞑靼”等材料做一彻底性的史源分析，则知元朝史官在编纂《辽史》时，将其史源文本《亡辽录》中的“阴山鞑靼”改作“阴山室韦”，这无疑影响了我们的一些判断与结论，这些结论在史源学的研究方法下多是经不起推敲的。再次，《辽史》中所见之“白达达”或是源自中亚地区（或蒙古草原西部）对阴山达怛的称谓，鉴于白达怛的实际活动区域与文献中阴山达怛的活动区域相邻，且文献中多将“达怛”一词作为阴山地区达怛的泛称，故白达怛或可视为阴山达怛的一部分。最后，金界壕的修筑诞生了汪古部族，辽金史料的匮乏、元朝史官的讳笔也使得阴山达怛与白达怛在金代史料中突然消失。因阿剌兀思家族自称世代生活在黑水之阳，宋代文献中汪古对自身亦称“白鞑靼”，因此构成黑水汪古的主体部族应是白达怛的一支，且均属于阴山达怛。当然，“达怛乃靺鞨种”这一形成于北宋初年的传闻，实际是文献传抄过程中出现的讹误，并被吸收到《新五代史》《资治通鉴》等文献中。这一错误信息非但没有在宋与蒙古等北族的不断交往中被重新认知，反而成了南宋甚至元初的主流观点。
　　【作者简介】王岩，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辽金元史、历史文献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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