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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是在特定时期特定文化中进行的,因而将翻译研究置于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是必然的趋势。文章试从以下两个方面探讨文化和翻译的关系:文化对翻译的影响和翻译对文化的影响。而文化对翻译的影响主要是由文化中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控制和引导译者的创作,使译文能被尽可能多的读者所接受。翻译对文化的影响是翻译促进、丰富了译入语文化。通过翻译的文化转向,将两者的研究结合起来,可以更好地推动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
关键词翻译;文化;文化转向;交际
随着时代的发展,全球化的日益推进,翻译在人类发展进程中发挥的作用得到越来越广泛的重视。翻译学的研究方兴未艾,翻译学不仅从语言学和文学的桎梏中脱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还借助了文化,文学,人类学,心理语言学,语言哲学等诸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并涉及到科技,医学,化学等几乎所有的人类科学,所以它同时也是一门跨学科的科学。
在苏珊·巴斯内特和安德烈·勒菲弗尔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中,他们第一次正式提出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发展方向,启发和鼓舞了从事翻译研究的学者,由此开始了翻译研究的又一突破性进展,并最终形成了西方翻译理论领域的另一新的学派―文化学派。翻译从来都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而是在特定时期特定文化中进行的,所以了解文化与翻译的关系,从文化的角度审视翻译对推动翻译研究,促进文化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 文化对翻译的影响
德国功能学派翻译理论家克里斯蒂安·诺德认为:翻译意味着文化的对比。译者根据自身所处文化独有的知识来对源语文化现象进行阐释(诺德,2001)。安德烈·勒菲弗尔指出,翻译即改写主要受到两方面的限制: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改写者往往会对原作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调整,以使其符合改写者所处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使改写的作品被尽可能多的读者接受。本文将主要根据这两方面来阐述文化对翻译的影响。
(一)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
意识形态是指一种观念的集合。意识形态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具有理解性的想像、一种观看事物的方法),存在于共識与一些哲学趋势中,或者是指由社会中的统治阶级对所有社会成员提出的一组观念。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通常是由赞助系统来发挥的。赞助系统是指促进或阻碍文学的阅读、创作和重写的力量,其中包括有影响或有权力的个人、团体(出版商、媒体、政党或政治阶层),以及规范文学和文艺思想流通的机构(国家学术机构、学术期刊,特别是教育机构)。赞助系统可通过意识形态、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三个方面发挥作用。
马丁·路德曾经描述了赞助系统通过意识形态对翻译成功地施加控制的例子:德累斯顿的一个三流作家抄袭路德的译作<<新约圣经>>,他承认该译作的德语很好很通顺,也意识到自己绝对不可能译得更好,但他仍然想破坏该译作的名誉。所以他几乎完全照搬了路德的译本,只是去掉路德的前言,注释和名字,换上他自己的,然后出售。而当时的国王在一篇序言中禁止人们阅读路德的<<新约圣经>>,而命令人们阅读该三流作家的<<新约圣经>>。这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社会的统治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对译作的影响和制控。统治阶级对译作的影响并非总是如此“明目张胆”,他们对译作的影响也可能通过比较不为人知或不易觉察的方式来进行。例如公元148 年西域高僧安士高开佛经翻译之先河,自此佛经翻译高潮迭起,在唐宋时期到达顶峰。为什么当时会选择佛经来进行翻译而非文学作品?因为当时封建社会矛盾激化,民不聊生。一方面贫苦大众希望通过宗教来将自己从水深火热中解脱出来;而另一方面,地主列豪,皇族宦吏希望通过宣扬宗教的“人生极苦”“因果报应”“听天由命”等思想来麻痹和掌控百姓的思想,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下,译者自然而然地选择了佛经进行翻译。
从经济利益角度看,赞助人通过给作家和译者版费或津贴等设法使他们都能以此谋生。赞助人也可能为译作的销售支付版税,或聘请专业人员当老师或翻译家。赞助人既可以促进他们认为可以接受的译作的出版,也可以阻止出版他们认为不能被接受的译作。因此在与出版商等赞助人或机构的合作中,译者如果想让他们的译作得以出版,那么通常很少可以自由地进行翻译工作。法国作家,文学理论家和自主翻译家杜·贝莱认为如果译者背叛了原作者,颠倒黑白地混淆读者的视听,那么这些译者应该称为叛徒而非译者。但是他同时也非常直接地说明译者在翻译时所受的限制:“在国君和其他统治阶层的支配之下,他们必须无条件服从于赞助系统。”到后来,出版商取代了国君和其他统治阶层,而成为译者的支配者,虽然他们采取的措施没有这么严厉,但他们对译作的影响仍然不容忽视和低估。
赞助系统还通过社会地位这个方面对作者和译者施加影响。赞助系统接受译作说明该作品或译作融入了特定的团体和他们的生活方式, 这些被赞助系统选中的知识分子还被授予了自由选择出版社的权利,被选中的出版社则可获得国家的财政支持。也意味着作者或译者在赞助人设定的限定因素中进行创作和翻译工作,配合并且实现赞助人的目标,使赞助人在整个体系操作中的地位和权力得以合法化。赞助行为的目的就是要尽量维持社会系统的稳定推出有利于社会稳定的文学作品。
现代文学系统的发展表明赞助系统已经不再像以前的文学系统一样主要依靠意识形态来制控译作。经济因素,利润的驱使也可以使一个系统在赞助系统的影响下重新建立起来。大量零售连锁书店的发展,平装本的出版商在零售书店争夺书架的位置,用计算机处理商品清单和存货系统,新的文学代理的产生,电视上作家们谈话节目的影响等等都有效地证明了这一点。
(二)诗学形态对翻译的影响
勒菲弗尔认为,诗学形态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指文学技巧、文学类型、主题、人物、环境和象征,另一方面是指文学在整个社会系统中的角色。前者构成文学的功能,而后者则主宰着文学作品的影响程度(Lefevere, 1992a:26)。一旦诗学形态建立之后,它就会对文学系统的进一步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诗学形态的功能显然与意识形态的影响密切相关。例如,传统的非洲文学强调集体和集体价值,不注重个人荣誉。所以根据西方的标准,所有的非洲传统文学作品都属于无名氏或整个氏族,而非作者个人的。
体制总是强化或试图强化某一时期的主流诗学,其方式就是将这种主流诗学作为当下创作的衡量标准。为了能够尽可能地保持该诗学形态的主流地位,该诗学必然会对特定时期的文学历史进行否定或改写。因此译者通常都会根据的语文化中的主流诗学来改写源语的文学作品,以使译作适合的语读者的阅读口味与习惯,保证译作能够真正被读者阅读和欣赏。
变化中的主流诗学决定了特定系统中哪些文学原著和哪些改写作品可以被接受,主流诗学也可以被教师,评论家或其他专业人士作为标尺来决定引进哪些文学作品。改写的作品(主要是译作)是衡量一种诗学形态融入该文学系统的程度的精确标尺。译作深刻地影响了文学系统之间的相互渗透,为诗学引进新的文学技巧,并为其功能的变化铺平道路。例如中国,虽然古典文学灿烂辉煌,但由于大多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已经无法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因此五四之后的新文化运动,也是大量翻译外国经典文学,以改写形式出现的翻译文学为旧文艺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对自身文化系统进行了重新的构建。也就是说,译作改变了引进这些文学作品的国家的主流诗学。
就意识形态、诗学和翻译的关系而言,勒菲弗尔认为,翻译过程中的每一层面都表现出,如果语言上的考虑与意识形态和/或诗学上的考虑发生冲突,往往是后者占上风。“ 意识形态和目标文化”的主流诗学共同决定了翻译策略和解决问题的方法(Lefevere, 1992a:39)。
二、 翻译对文化的影响
作用都是相互的,既然文化对翻译有着如此深刻的影响,翻译也必然对文化产生影响。翻译丰富、促进了译入语文化。
(一)翻译能给译入语文化带来新思想和新知识,这是翻译最为显著的功能
古今中外, 翻译从来都是促进民族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如果没有阿拉伯人的翻译, 古希腊的文明就不会得以保存, 欧洲的文艺复兴也将无从谈起。同样,如上所述,如果没有“五四”时期的翻译, 中国就不可能引入诸多先进的思想理论。而在现代社会,全球化进程日益推进,科技、信息的高速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翻译的重要作用。翻译的这一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因此无须赘言。
(二)翻译丰富了译入语的语言和文学
例如, 17 世纪初出版的《钦定圣经译本》为现代英语奠定了基础; 1559 年阿米欧翻译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丰富完善了法语; 马丁·路德翻译的《圣经》德语译本对德语的统一和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至于翻译可以丰富译语表达手段的作用, 则更是显而易见。它不仅带来了新的词汇, 也带来了新的语法结构。例如,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陈独秀,鲁迅等译者通过翻译外国文学引入了新的文学体裁如散文诗,素体诗,十四行诗及其变体等。
三、结语
通过上文的分析,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活动,既受制于文化的影响,这其中主要包括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同时翻译也体现并促进了文化的变化与发展。在苏珊·巴斯内特和安德烈·勒菲弗尔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中,他们认为翻译研究实际就是文化互动的研究。巴斯内特认为文化研究和翻译研究跳出各自轨道联合发展的时候已经来临,翻译研究已经向文化转向,现在该文化研究向翻译转向了。显然,文化学派打破了传统的仅从文本本身去研究翻译的局限,给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对翻译和文化的发展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文化学派存在着自己的缺陷:过分夸大文化的因素。我们必须认识到文化转向只是研究翻译的手段之一,只有能从历时和共时的角度共同研究和把握制约译者翻译活动的各种因素,我们才能更好地促进这一学科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孙会军、郑庆珠. 译论研究中的文化转向. 中国翻译.2000(5).
[2] 谭载喜. 中西翻译传统的社会文化烙印. 中国翻译2000(2).
[3]《文化与翻译》http://www.trans.org.cn/news/163/2005-4-22_16131952083.html(2005-7-19)
[4]吴敏姝. 翻译的改写功用及其在民族文学兴起中的意义.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2).
[5]查明建. 文化操纵与利用:意识形态与翻译文学经典的建构-以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翻译文学为研究中心. 中国比较文学.2004(2).
[6]赵彦春.文化派的理论取向与实质.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4(6).
[7]Bassnett,S.& Lefevere,A.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0.
[8]Lefevere,A. 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92.
[9]Lefevere,A. 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 A sourcebook.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92.
[10] Nord,C.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97.
作者簡介:
赖燕林女(1981-),籍贯:广东;汉族,职称:广州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助教,学历: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关键词翻译;文化;文化转向;交际
随着时代的发展,全球化的日益推进,翻译在人类发展进程中发挥的作用得到越来越广泛的重视。翻译学的研究方兴未艾,翻译学不仅从语言学和文学的桎梏中脱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还借助了文化,文学,人类学,心理语言学,语言哲学等诸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并涉及到科技,医学,化学等几乎所有的人类科学,所以它同时也是一门跨学科的科学。
在苏珊·巴斯内特和安德烈·勒菲弗尔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中,他们第一次正式提出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发展方向,启发和鼓舞了从事翻译研究的学者,由此开始了翻译研究的又一突破性进展,并最终形成了西方翻译理论领域的另一新的学派―文化学派。翻译从来都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而是在特定时期特定文化中进行的,所以了解文化与翻译的关系,从文化的角度审视翻译对推动翻译研究,促进文化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 文化对翻译的影响
德国功能学派翻译理论家克里斯蒂安·诺德认为:翻译意味着文化的对比。译者根据自身所处文化独有的知识来对源语文化现象进行阐释(诺德,2001)。安德烈·勒菲弗尔指出,翻译即改写主要受到两方面的限制: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改写者往往会对原作进行一定程度上的调整,以使其符合改写者所处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使改写的作品被尽可能多的读者接受。本文将主要根据这两方面来阐述文化对翻译的影响。
(一)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
意识形态是指一种观念的集合。意识形态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具有理解性的想像、一种观看事物的方法),存在于共識与一些哲学趋势中,或者是指由社会中的统治阶级对所有社会成员提出的一组观念。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通常是由赞助系统来发挥的。赞助系统是指促进或阻碍文学的阅读、创作和重写的力量,其中包括有影响或有权力的个人、团体(出版商、媒体、政党或政治阶层),以及规范文学和文艺思想流通的机构(国家学术机构、学术期刊,特别是教育机构)。赞助系统可通过意识形态、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三个方面发挥作用。
马丁·路德曾经描述了赞助系统通过意识形态对翻译成功地施加控制的例子:德累斯顿的一个三流作家抄袭路德的译作<<新约圣经>>,他承认该译作的德语很好很通顺,也意识到自己绝对不可能译得更好,但他仍然想破坏该译作的名誉。所以他几乎完全照搬了路德的译本,只是去掉路德的前言,注释和名字,换上他自己的,然后出售。而当时的国王在一篇序言中禁止人们阅读路德的<<新约圣经>>,而命令人们阅读该三流作家的<<新约圣经>>。这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社会的统治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对译作的影响和制控。统治阶级对译作的影响并非总是如此“明目张胆”,他们对译作的影响也可能通过比较不为人知或不易觉察的方式来进行。例如公元148 年西域高僧安士高开佛经翻译之先河,自此佛经翻译高潮迭起,在唐宋时期到达顶峰。为什么当时会选择佛经来进行翻译而非文学作品?因为当时封建社会矛盾激化,民不聊生。一方面贫苦大众希望通过宗教来将自己从水深火热中解脱出来;而另一方面,地主列豪,皇族宦吏希望通过宣扬宗教的“人生极苦”“因果报应”“听天由命”等思想来麻痹和掌控百姓的思想,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下,译者自然而然地选择了佛经进行翻译。
从经济利益角度看,赞助人通过给作家和译者版费或津贴等设法使他们都能以此谋生。赞助人也可能为译作的销售支付版税,或聘请专业人员当老师或翻译家。赞助人既可以促进他们认为可以接受的译作的出版,也可以阻止出版他们认为不能被接受的译作。因此在与出版商等赞助人或机构的合作中,译者如果想让他们的译作得以出版,那么通常很少可以自由地进行翻译工作。法国作家,文学理论家和自主翻译家杜·贝莱认为如果译者背叛了原作者,颠倒黑白地混淆读者的视听,那么这些译者应该称为叛徒而非译者。但是他同时也非常直接地说明译者在翻译时所受的限制:“在国君和其他统治阶层的支配之下,他们必须无条件服从于赞助系统。”到后来,出版商取代了国君和其他统治阶层,而成为译者的支配者,虽然他们采取的措施没有这么严厉,但他们对译作的影响仍然不容忽视和低估。
赞助系统还通过社会地位这个方面对作者和译者施加影响。赞助系统接受译作说明该作品或译作融入了特定的团体和他们的生活方式, 这些被赞助系统选中的知识分子还被授予了自由选择出版社的权利,被选中的出版社则可获得国家的财政支持。也意味着作者或译者在赞助人设定的限定因素中进行创作和翻译工作,配合并且实现赞助人的目标,使赞助人在整个体系操作中的地位和权力得以合法化。赞助行为的目的就是要尽量维持社会系统的稳定推出有利于社会稳定的文学作品。
现代文学系统的发展表明赞助系统已经不再像以前的文学系统一样主要依靠意识形态来制控译作。经济因素,利润的驱使也可以使一个系统在赞助系统的影响下重新建立起来。大量零售连锁书店的发展,平装本的出版商在零售书店争夺书架的位置,用计算机处理商品清单和存货系统,新的文学代理的产生,电视上作家们谈话节目的影响等等都有效地证明了这一点。
(二)诗学形态对翻译的影响
勒菲弗尔认为,诗学形态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指文学技巧、文学类型、主题、人物、环境和象征,另一方面是指文学在整个社会系统中的角色。前者构成文学的功能,而后者则主宰着文学作品的影响程度(Lefevere, 1992a:26)。一旦诗学形态建立之后,它就会对文学系统的进一步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诗学形态的功能显然与意识形态的影响密切相关。例如,传统的非洲文学强调集体和集体价值,不注重个人荣誉。所以根据西方的标准,所有的非洲传统文学作品都属于无名氏或整个氏族,而非作者个人的。
体制总是强化或试图强化某一时期的主流诗学,其方式就是将这种主流诗学作为当下创作的衡量标准。为了能够尽可能地保持该诗学形态的主流地位,该诗学必然会对特定时期的文学历史进行否定或改写。因此译者通常都会根据的语文化中的主流诗学来改写源语的文学作品,以使译作适合的语读者的阅读口味与习惯,保证译作能够真正被读者阅读和欣赏。
变化中的主流诗学决定了特定系统中哪些文学原著和哪些改写作品可以被接受,主流诗学也可以被教师,评论家或其他专业人士作为标尺来决定引进哪些文学作品。改写的作品(主要是译作)是衡量一种诗学形态融入该文学系统的程度的精确标尺。译作深刻地影响了文学系统之间的相互渗透,为诗学引进新的文学技巧,并为其功能的变化铺平道路。例如中国,虽然古典文学灿烂辉煌,但由于大多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已经无法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因此五四之后的新文化运动,也是大量翻译外国经典文学,以改写形式出现的翻译文学为旧文艺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对自身文化系统进行了重新的构建。也就是说,译作改变了引进这些文学作品的国家的主流诗学。
就意识形态、诗学和翻译的关系而言,勒菲弗尔认为,翻译过程中的每一层面都表现出,如果语言上的考虑与意识形态和/或诗学上的考虑发生冲突,往往是后者占上风。“ 意识形态和目标文化”的主流诗学共同决定了翻译策略和解决问题的方法(Lefevere, 1992a:39)。
二、 翻译对文化的影响
作用都是相互的,既然文化对翻译有着如此深刻的影响,翻译也必然对文化产生影响。翻译丰富、促进了译入语文化。
(一)翻译能给译入语文化带来新思想和新知识,这是翻译最为显著的功能
古今中外, 翻译从来都是促进民族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如果没有阿拉伯人的翻译, 古希腊的文明就不会得以保存, 欧洲的文艺复兴也将无从谈起。同样,如上所述,如果没有“五四”时期的翻译, 中国就不可能引入诸多先进的思想理论。而在现代社会,全球化进程日益推进,科技、信息的高速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翻译的重要作用。翻译的这一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因此无须赘言。
(二)翻译丰富了译入语的语言和文学
例如, 17 世纪初出版的《钦定圣经译本》为现代英语奠定了基础; 1559 年阿米欧翻译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丰富完善了法语; 马丁·路德翻译的《圣经》德语译本对德语的统一和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至于翻译可以丰富译语表达手段的作用, 则更是显而易见。它不仅带来了新的词汇, 也带来了新的语法结构。例如,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陈独秀,鲁迅等译者通过翻译外国文学引入了新的文学体裁如散文诗,素体诗,十四行诗及其变体等。
三、结语
通过上文的分析,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活动,既受制于文化的影响,这其中主要包括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同时翻译也体现并促进了文化的变化与发展。在苏珊·巴斯内特和安德烈·勒菲弗尔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中,他们认为翻译研究实际就是文化互动的研究。巴斯内特认为文化研究和翻译研究跳出各自轨道联合发展的时候已经来临,翻译研究已经向文化转向,现在该文化研究向翻译转向了。显然,文化学派打破了传统的仅从文本本身去研究翻译的局限,给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对翻译和文化的发展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文化学派存在着自己的缺陷:过分夸大文化的因素。我们必须认识到文化转向只是研究翻译的手段之一,只有能从历时和共时的角度共同研究和把握制约译者翻译活动的各种因素,我们才能更好地促进这一学科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孙会军、郑庆珠. 译论研究中的文化转向. 中国翻译.2000(5).
[2] 谭载喜. 中西翻译传统的社会文化烙印. 中国翻译2000(2).
[3]《文化与翻译》http://www.trans.org.cn/news/163/2005-4-22_16131952083.html(2005-7-19)
[4]吴敏姝. 翻译的改写功用及其在民族文学兴起中的意义.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2).
[5]查明建. 文化操纵与利用:意识形态与翻译文学经典的建构-以20 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的翻译文学为研究中心. 中国比较文学.2004(2).
[6]赵彦春.文化派的理论取向与实质.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4(6).
[7]Bassnett,S.& Lefevere,A.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0.
[8]Lefevere,A. Translation,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92.
[9]Lefevere,A. 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 A sourcebook.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92.
[10] Nord,C. 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97.
作者簡介:
赖燕林女(1981-),籍贯:广东;汉族,职称:广州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助教,学历: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