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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在A、B、C三个人中，要有一个人必须去死，并且由D来决定，那么，无论摊到谁头上，他在心里绝对都不会服气。但是，如果不是由D来决定，而是让A、B、C三人抽签决定生死，结果就显而易见：不管是谁倒霉，他都没有话说。
原理其实很简单，如果是人来决定，一定会被怀疑可能搞鬼，不公平；但是，如果是由老天来决定，那么，不用说了，这是“天意”，是最公平的。
“抽签”在公平的直觉上如此魅力四射，有时候，当要分配一种东西陷入困境时，自然也可以被人们用一下。
比如，在某个省某个市的卫生局，就搞了一个“抽签选才”。它要组建一支专门“稽查”食品药品的队伍。那是个肥缺，报名的人一大串，而符合条件的人数，也大大超过要录用的人数。自然，在这种情况下，找关系的人不少，无论最终录取哪些人，恐怕都会被人认为是在“暗箱操作”，一定有人不服气。
怎么办?如何避免给自己惹麻烦?领导想了想，一拍大腿，有了！“抽签”！
结果，这个事一出，立刻引起了一片骂声，说这个卫生局“不负责任”、“懒政”、“胡闹”，反正站着说话又不腰疼，一边骂人一边还有一种正义感，那就更爽。而在压力之下，上面的领导也把就这个“抽签选才”叫停了。
我感觉有点奇怪。“抽签选才”真没那么坏，不能一棍子打死，骂它一点意思都没有，看它适用于哪些情况，那才是王道。
比如，那些说它“胡闹”的人，不知道会不会说古希腊雅典城邦的“抽签选举”是胡闹——人类历史上的“民主”制度，一开始就是这么“玩”的。
按当时雅典的制度设计，公民大会是城邦最高的权力机构。在这里，没有谁可以代表谁，更不用说有人“被代表”。所有人都亲自参与对城邦事务的管理和决策——无论他是博学的学者，还是文盲，其投票都有平等的分量。
但当然也要有“公务员”来负责具体的事务，不可能每个人都当官。而“公务员”这样的职位，就是典型的公共资源，谁当“公务员”，就是一种对公共资源的分配，必须公平。
按“直接民主制”的逻辑，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大家“轮流当官”。但问题是，恐怕轮到某个公民时，他都已经死去很多年了，所以此法不行。那么次优选择就是抽签。
抽签预设的是：每一个公民，在当选公职人员时，都有平等的权利，无论他是高矮胖瘦，是博学的学者还是能力一般的大众，所有这些统统不在考虑之列。整个城邦，不能有这样的制度设计，使一个人因为是博学的学者，在当选公职人员上就占有优势，使一个人因为是智力一般的百姓，就影响到他当选的权利。另外，在选择公职人员时，机会必须落到所有人的头上。很显然，根据这种公平观念和资格理论，只有抽签才最符合公职人员的选拔标准。
如果不搞抽签，而按能力标准来选拔公职人员，后果是什么呢？恰恰就是柏拉图在《理想国》里所主张的，由精英来统治，有知识的人在权力顶端发号施令，下面一帮“愚民”俯首听令。而这样一来，雅典的民主制也就被颠覆了。
但如果选拔出来的公职人员都是一帮笨蛋，如何治理?这就是采用抽签制的第二个原因。一方面，公职人员都干不了多久就要换人，而且受到严格的监督：另一方面，在当时的情况下，处理社会公共事务远不像现在这样复杂和具有专业性，绝大多数人都可胜任。
所以，认为抽签是“赌运气”，把胜负成败交给老天，利用“天意”来让失败者服气，这只能是一种浅薄之见。即使是在今天，在西方国家很多严肃的选拔上都还在搞抽签。比如美国在选择陪审团时，就是靠抽签。参与陪审团，需要的只是赏识和良心，它诉诸的是一个人参与的权利，而不是其他。在这类事情上，一个人要成为陪审团的一员，由什么人任命，由法官推荐，通过考试竞争，等等，都是荒唐的。
但确实要看到，抽签当然也是有它的局限性的。它对应的是这种情况：对某一公共源P，大家都有平等的机会，同时也有同等的资格得到它；但是，人太多，一时照顾不过来，于是，采用抽签来解决问题。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抽签就属于扯淡了，如果有某一公共资源S，所有的人都有权利得到它。比如医疗资源，政府负有对所有公民平等对待、给予保障的义务。也就是说，分配这类公共资源，应该遵循平等原则，人人有大致相同的分量，这样才符合公正。
而玩“抽签选才”的卫生局，在分配“稽查员”这一公共资源时，属于什么情况呢？属于下面这种情况：有某一公共资源Q，一部分人或所有人得到它的机会都应平等，但并不是大家都有资格得到它，有资格得到它的，只是符合它的某些要求的人。这类公共资源在现代社会其实太多了，比如北大清华的录取通知书。我们实在无法想象在一大堆考生中，通过抽签来决定谁上北大清华。
问题到现在很清楚了，卫生局的“抽签选才”，最多只解决了“大家都公平”的问题，而并没有解决“谁才有资格”的问题。它在心理上并没有说服人们，某个人做“稽查员”，是他有资格得到的——而考试，则可以做到这一点。
也就是说，一个“稽查员”的身份，并不仅仅意味着得到相应的利益，还需要相应的能力，那么在人们心中，他通过考试得到，比通过抽签得到更为合理。
编辑／杨明珠
原理其实很简单，如果是人来决定，一定会被怀疑可能搞鬼，不公平；但是，如果是由老天来决定，那么，不用说了，这是“天意”，是最公平的。
“抽签”在公平的直觉上如此魅力四射，有时候，当要分配一种东西陷入困境时，自然也可以被人们用一下。
比如，在某个省某个市的卫生局，就搞了一个“抽签选才”。它要组建一支专门“稽查”食品药品的队伍。那是个肥缺，报名的人一大串，而符合条件的人数，也大大超过要录用的人数。自然，在这种情况下，找关系的人不少，无论最终录取哪些人，恐怕都会被人认为是在“暗箱操作”，一定有人不服气。
怎么办?如何避免给自己惹麻烦?领导想了想，一拍大腿，有了！“抽签”！
结果，这个事一出，立刻引起了一片骂声，说这个卫生局“不负责任”、“懒政”、“胡闹”，反正站着说话又不腰疼，一边骂人一边还有一种正义感，那就更爽。而在压力之下，上面的领导也把就这个“抽签选才”叫停了。
我感觉有点奇怪。“抽签选才”真没那么坏，不能一棍子打死，骂它一点意思都没有，看它适用于哪些情况，那才是王道。
比如，那些说它“胡闹”的人，不知道会不会说古希腊雅典城邦的“抽签选举”是胡闹——人类历史上的“民主”制度，一开始就是这么“玩”的。
按当时雅典的制度设计，公民大会是城邦最高的权力机构。在这里，没有谁可以代表谁，更不用说有人“被代表”。所有人都亲自参与对城邦事务的管理和决策——无论他是博学的学者，还是文盲，其投票都有平等的分量。
但当然也要有“公务员”来负责具体的事务，不可能每个人都当官。而“公务员”这样的职位，就是典型的公共资源，谁当“公务员”，就是一种对公共资源的分配，必须公平。
按“直接民主制”的逻辑，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大家“轮流当官”。但问题是，恐怕轮到某个公民时，他都已经死去很多年了，所以此法不行。那么次优选择就是抽签。
抽签预设的是：每一个公民，在当选公职人员时，都有平等的权利，无论他是高矮胖瘦，是博学的学者还是能力一般的大众，所有这些统统不在考虑之列。整个城邦，不能有这样的制度设计，使一个人因为是博学的学者，在当选公职人员上就占有优势，使一个人因为是智力一般的百姓，就影响到他当选的权利。另外，在选择公职人员时，机会必须落到所有人的头上。很显然，根据这种公平观念和资格理论，只有抽签才最符合公职人员的选拔标准。
如果不搞抽签，而按能力标准来选拔公职人员，后果是什么呢？恰恰就是柏拉图在《理想国》里所主张的，由精英来统治，有知识的人在权力顶端发号施令，下面一帮“愚民”俯首听令。而这样一来，雅典的民主制也就被颠覆了。
但如果选拔出来的公职人员都是一帮笨蛋，如何治理?这就是采用抽签制的第二个原因。一方面，公职人员都干不了多久就要换人，而且受到严格的监督：另一方面，在当时的情况下，处理社会公共事务远不像现在这样复杂和具有专业性，绝大多数人都可胜任。
所以，认为抽签是“赌运气”，把胜负成败交给老天，利用“天意”来让失败者服气，这只能是一种浅薄之见。即使是在今天，在西方国家很多严肃的选拔上都还在搞抽签。比如美国在选择陪审团时，就是靠抽签。参与陪审团，需要的只是赏识和良心，它诉诸的是一个人参与的权利，而不是其他。在这类事情上，一个人要成为陪审团的一员，由什么人任命，由法官推荐，通过考试竞争，等等，都是荒唐的。
但确实要看到，抽签当然也是有它的局限性的。它对应的是这种情况：对某一公共源P，大家都有平等的机会，同时也有同等的资格得到它；但是，人太多，一时照顾不过来，于是，采用抽签来解决问题。
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抽签就属于扯淡了，如果有某一公共资源S，所有的人都有权利得到它。比如医疗资源，政府负有对所有公民平等对待、给予保障的义务。也就是说，分配这类公共资源，应该遵循平等原则，人人有大致相同的分量，这样才符合公正。
而玩“抽签选才”的卫生局，在分配“稽查员”这一公共资源时，属于什么情况呢？属于下面这种情况：有某一公共资源Q，一部分人或所有人得到它的机会都应平等，但并不是大家都有资格得到它，有资格得到它的，只是符合它的某些要求的人。这类公共资源在现代社会其实太多了，比如北大清华的录取通知书。我们实在无法想象在一大堆考生中，通过抽签来决定谁上北大清华。
问题到现在很清楚了，卫生局的“抽签选才”，最多只解决了“大家都公平”的问题，而并没有解决“谁才有资格”的问题。它在心理上并没有说服人们，某个人做“稽查员”，是他有资格得到的——而考试，则可以做到这一点。
也就是说，一个“稽查员”的身份，并不仅仅意味着得到相应的利益，还需要相应的能力，那么在人们心中，他通过考试得到，比通过抽签得到更为合理。
编辑／杨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