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国立河南大学南迁苏州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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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1948年开封战役爆发,处在战火中的国立河南大学因国民党军队的暴行,教学秩序被打乱,校园被摧毁,校内师生分裂,面临着严重的办学危机。为了维持正常的教学活动,校长姚从吾奉国民政府教育部命令,率校南迁苏州。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河大遵从行政指令迁校,实属无奈之举。
  关键词:国立河南大学;南迁;苏州



  1948年6月,开封战役爆发。因国民党军队破坏校园的暴行,国立河南大学(以下简称“河大”)在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命令下,南迁江苏苏州。直到次年7月苏州解放,师生才得以北返开封。关于这段南迁的经历,河大校史著作有所涉及,但许多历史细节着墨不多,关键之处语焉不详。本文结合相关档案、报刊、年谱、回忆录、文史资料等,梳理河大这段南迁历史,探究在国共军事决战、国民党统治衰颓的时期,河大南迁的背景和经过。

战火下的河大校园


  1948年初,国民党军队改变了对中原地区的战略部署,由原先的全面防御改为分区防御。蒋介石还在中原地区另投入24个整编师,这些军队除了配合河南省内的国民党军队承担防御任务,在各军事要点之间往返驰援外,还以较大的机动兵力,主动向中共的军队发起进攻。[1]为了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包围,缓解中原战场的军事压力,1948年6月17日,中共华东野战军(以下简称“华野”)第3、第8纵队向河南省会开封发起反攻,开封战役正式打响。[2]国民党军队负隅顽抗,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交战,一时间,汴梁古都笼罩在战火之下。
  河大恰好处于国共双方军队交战的火线范围之内,因而教学秩序受到很大影响。当时河大下设文、理、法、农、医、工六个学院,在开封有四处校区。第一处为校本部,亦称一院,位于开封城东北隅,毗邻铁塔,面积最大,设有文、理、法、医四个学院。二院位于开封南关干河沿,农、工学院设在此处。三院为工学院附属高级工程职业学校,设在开封南关繁塔寺附近。四院为妇产科医院及医学院附属产校,设在开封城内寺后街,靠近鼓楼。[3]这四处校区从空间分布上看,校本部(一院)和四院在开封城内,二院、三院则位于开封城外南关。1948年6月17日黄昏,华野向开封城南关发起进攻。[4]河大南关两处校区的师生,为躲避炮火迁入开封城内。因四院空间有限,无法容纳众多师生,故河大师生主要集中在校本部。6月18日,驻守开封的国民党第66师,占领了河大校本部,驱逐师生,将学校改为防御工事、炮兵阵地。[5]学生们只得卷起铺盖,带着学校分发的口粮纷纷离校。不少学生转移到同城的黄河水利专科学校(以下简称“水专”),希望可以继续学业。但不久华野进驻水专,通知学生新的战斗即将打响,水专处于双方的交火地带,十分危险,劝学生赶快出城。[6]河大南关校区因处火线地带,无法维持教学,校本部被国民党军队占领,水专又不安全,河大师生只能选择出城逃难。
  1948年6月22日,开封第一次解放,国民党军队撤离开封。其后国民党军队对开封狂轰滥炸,严重破坏了河大校园。在空袭中,河大“学生宿舍新东斋被燃烧弹毁为灰烬,医学院及大礼堂亦毁损极巨”[7]。农学院的损失更惨烈,直接被焚毁。战争结束后,河大校内建筑上的弹痕犹如蜂窝,教学楼门窗破裂,实验仪器、图书资源十损七八。战前河大被誉为“河南最高学府”[8],战后人去楼空,一片荒凉。河大遭受战火荼毒之烈,以至于亲眼目睹战后校园的学生,感叹“开封淪陷,古城毁于战火,母校战后惨状尤甚”[9]。
  国民党军的轰炸,造成开封城内平民死伤六七万人[10]。河大师生死伤惨重,多位学生被炸伤,校本部一位老师中弹身亡[11],经济系学生张钦,教育系学生刘书善、刘士燮当场被炸死[12]。
  校区被毁,师生伤亡惨重,而河大校长姚从吾却临阵脱逃,使学校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在中共方面,战事结束后,华野派出部队维修被国民党军队焚烧的河大农学院房屋,抢救该院剩存的图书与实验仪器。[13]中共军队保护文化的措施,使得原本持观望态度的部分河大师生,打消了心中的疑虑。6月26日国民党军队重新占领了开封,约79名河大师生在开封中共地下党员郭海长的帮助下[14],于6月29日由教授嵇文甫、王毅斋、李俊甫、罗绳武带领,秘密投奔了豫西解放区。[15]河大师生刚到达中共中央中原局驻地豫西宝丰县,陈毅等首长就为他们接风洗尘,表达欢迎之意。[16]其后又有不少青年学生陆续来到宝丰。为了安置这批师生,也为了给中原解放后的建设工作作准备,陈毅、邓小平等决定在宝丰创办一所新型的革命大学,并命名为“中原大学”。中原大学筹备委员会由陈毅、刘子久、嵇文甫、王毅斋、罗绳武、张际春、张柏园七人组成,陈毅为主任委员,刘子久、嵇文甫、王毅斋为副主任委员。由于陈毅为中原局领导,分身不暇,筹备工作实际由嵇文甫、王毅斋、刘子久三人负责。[17]中原大学的大部分师生来自河大。
  战争期间,对于国统区的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采取开明的文化政策,获得了知识分子的好感。而国民党则采取威逼利诱的手段,一方面扬言凡不跟随国民党的师生,一律停发其薪水、助学金,解聘教职,开除学籍,另一方面制造谣言,说“共产党对于公教人员一律列为三级战犯”。[18]在国民党的威逼利诱、宣传蛊惑下,国统区部分知识分子对共产党心存戒备,故河大部分师生选择留在了开封。这样,河大师生就分成了两大派,投奔解放区的师生奔赴宝丰,屈从于国民党的师生留在了开封。国民党军队重新占领开封后,留在开封的河大师生,面对的是被战火损毁的校园。校园被毁、校长失职、师生分裂,河大处在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

河大南迁的政治考量


  河大校长姚从吾早在1948年6月20日黎明就从开封化装出逃。经过四日的奔走,于6月23日下午到达商丘,与驻守在那里的国民党军队取得了联系。姚氏为安置东逃的河大师生,在商丘停留了一周。6月30日,姚从吾和东逃的部分师生在商丘乘坐陇海线火车,经徐州到达南京。到达南京后,姚从吾拜见了蒋介石,向蒋氏陈述了开封战役的情况。其后,姚从吾又与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朱家骅商议如何处理河大。[19]战后的开封,因为蒋军空袭的暴行,灾民遍布,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困苦[20],已经不是理想的办学地点。考虑到实际情况,国民政府教育部命令河大整体南迁、异地办学。[21]   国民政府教育部作出河大南迁的决定,不仅是希望借此缓和开封解放造成的舆论冲击,也试图化解潜在的学潮压力。
  开封,作为解放战争期间中共军队攻克的第一个省会城市,对国共双方影响重大。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解放开封“对于今后继续在中原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改变中原战局及进一步巩固中原解放区的建设,将起重大作用”[22];对国民党来说,开封失守是一个重大挫折,冲击了自己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地位。1948年6月22日,蒋介石得知开封失守的消息,认为“此实剿匪以来之奇耻”,令其“殊所不料”。蒋氏在日记中感慨道:“此诚为有生以来未有之遭遇,几乎不知所止。”[23]
  开封战役还产生了一系列连锁反应,波及政治、经济,对国民党政权造成了消极影响。政治方面,河南民众代表向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1948年6月20日,寓京的豫籍人士,推举张鸿烈、李宏毅、段剑岷、赵培五、王汝泮等五人为代表,前往总统府请愿,要求“中央对于措置失当,救援不力之军事长官,应彻底追究责任,予以惩处”[24];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通过了“检讨中原战场失利原因”的临时决议,在这份决议中,把失败的矛头直指蒋介石,斥责其“事前判断错误,临时调度无方”[25]。经济方面,“上海及其他各大城市物价疯狂竞涨……市场混乱不堪,愈益不可收拾”[26],财政部部长王云五被迫辞职。《大公报》(香港版)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共解放开封“是政府所遭的一个大打击”[27]。而蒋介石下令轰炸古城开封的行为,又使国民党政权遭受到道义上的谴责。1948年6月24日,部分立法委员向行政院院长翁文灏递交请愿书,敦促“翁氏下令政府飞机停止轰炸开封,以保护平民”,立法院于25日通过有关决议,规定“将来应避免盲目轰炸城市”[28]。即使开封于26日重新被国民党占领,轰炸已告结束,政府依然承受着舆论压力。6月28日,以沈从文、徐炳昶、梁思成、费孝通为首的北平各院校106名教授,联名发表宣言,针对开封战役国民党军队的轰炸暴行,谴责政府破坏文教机关及轰炸城市的行为。同日,北平9所院校的河南同乡会亦发表宣言,要求“严惩滥炸开封居民之责任”,政府“保证以后不再有残民之罪行”。[29]
  对于国民党政府而言,面对河大遭受的困境,如果置之不理,将会受到更多的非议。而化解潜在的学潮危机,又是不得不认真对待的另一个因素。内战开始后,国内学潮不断。1946年底,因抗议美军强奸女大学生沈崇,北平2000多名学生游行示威。1947年5月起,国统区又爆发了大规模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30]频发的学潮,令国民党政府头痛不已。因此,若处置河大失当,很可能引发新的学生运动。加之在开封战役期间,不少师生选择投奔解放区,若对河大置之不理,河大亦有可能被所谓“赤化”,于舆论宣传也不利,会给国民党政府控制中原地区的政局带来被动。

南迁苏州的缘由


  河大南迁的决议,从提出到实施,再到确定最终的落脚点,经过了一番曲折。虽然教育部作出了南迁的决策,亦被姚从吾接受,但落脚何处尚未明确。
  6月17日开封战役开始后,自行南下逃难的河大师生越来越多。为了安置南下的师生,学校在商丘、徐州、南京三地设置接待处。[31]在国民政府交通部的帮助下,河大的部分师生乘坐火车,经陇海铁路到达南京浦口。[32]截至6月底,到达浦口的河大师生已有600余人。他们冒着枪林弹雨,辗转来京,十分狼狈。南京一下子涌進这么多师生,住宿问题亟待解决。不少旅店老板出于利益考虑,谎称客满,不予安排。有些师生找不到住宿的地方,只能在街头流浪。师生逃难来京,不少人仅仅携带少量的衣物,衣食无着,忍饥挨饿。[33]《苏报》的一则报导就感慨道:“所有南来之学生,除一身以外,别无长物,情况凄惨。”[34]为安抚南来师生,蒋介石下令拨三千条军毯、两千六百套军服给予河大。[35]但给予的军毯、军服不仅破旧,有的还血迹斑斑,散发霉味。河大师生的住宿问题得不到解决,衣食又没有着落,引起了不少学生的强烈不满。7月8日,河大300余名学生前往教育部请愿,高喊“我们要吃饭,我们要上课”,提出要见教育部部长。面对学生的请愿,教育部常务次长田培林允诺解决,并派人在教育部附近的饭馆包饭。学生得到允诺,方才离去。[36]
  学生请愿活动暂时平息,不过教育部意识到,河大众多师生滞留在南京,若不妥善安置,可能会引起激变。南京文化机构林立,实在无力安置河大,虽可以暂时解决师生的吃住问题,但终非长久之计。综合考虑,教育部决定将河大迁往苏州。为什么要迁往苏州呢?原因有三:第一,苏州环境优美,是理想的读书学习地点。第二,苏州经济发达,文教昌盛,河大迁苏可以利用当地的公共建筑解决校舍问题,也可以依靠苏州丰富的物产,解决师生的衣食困境。第三,苏州靠近上海,可从沪上名校选聘专家学者来河大兼课,解决办学中师资不足的难题,亦可从上海选购图书、实验器材充实学校的资源设备。[37]
  经教育部批准,1948年7月上旬,河大正式迁往苏州,并委派训导长马百非、代理总务长杜新吾、教授李承藩三人前往苏州联系校舍,同时要求师生于8月1日前到达苏州,逾期者一律除名。在苏州各界的协助之下,经过近三个月的筹备,河大在苏州的校舍问题全部得到解决,总办公处设在怡园,图书馆设在湖南会馆,文学院设在沧浪亭三贤祠,理学院设在怡园后面的顾家祠堂,法学院设在金城银行仓库,农学院设在西北街104号狮子林后院,医学院设在中正路饮马桥,工学院设在丁家祠堂。[38]
  1948年10月10日,河大在怡园总办公处举行开学典礼,文、理、法、农、医、工六院师生3200多人正式复课开学。苏州的东吴大学、国立社会教育学院、景海女子师范学校、江东日报社、银行公会、县政府、县教育局等均派代表参加了河大的开学典礼。开学典礼上,校长姚从吾致辞,对苏州各界尽心尽力援助河大的行为表示衷心感谢。东吴大学校长致辞,称河大南迁苏州是河南和苏州在文化上的一次交流。对于河大南迁,苏州时人赞许“苏州之教育又平添一学府”,今后苏州文化教育“当益见光辉”。[39]至此,河大完成了南迁苏州的工作,在苏州办学将近一年,直到1949年7月才北返开封。


结语


  1948年是国共内战、政权鼎革的关键年份,波及范围之广,远超军事、政治、外交等层面,还渗透到文化教育领域。河大在开封战役中,受战火影响,由于国民党军的暴行而损失惨重,为了维持正常的教学活动,只能选择整体南迁,异地办学。从行政的隶属关系来看,作为教育部直属的国立大学,服从政府的指示,逃离战火之地,选择南下是奉命而为,但结合当时的大环境来看,河大南迁实属无奈之举。而河大师生的分裂,则反映了师生因政治立场不同而去留倾向的差异。
  注释与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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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1935年《河南政治月刊》第5卷第11期,以《中州最高學府:河南省立河南大学》为题,刊登了11幅河大校内风景照片;1941年河大校长王广庆,在《河南大学文学院学术丛刊》第1卷的发刊词中,称“河南大学为吾豫最高学府”;1942年3月19日,河南籍军政要人张钫为推荐王广庆接任国立河南大学校长在给教育部部长陈立夫的信件中,有“河南大学为敝省唯一最高学府”一语。可见河大为河南最高学府,当时不仅被校方认可,还被社会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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