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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山跨湖桥遗址博物馆，浙江 杭州 311201）
[摘要]河姆渡遗址与跨湖桥遗址都是浙江省境内发掘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因此，它们之间的源渊关系以及文化特质的异同，自从跨湖桥遗址第三次发掘、跨湖桥文化正式命名之后，就一直成为中国考古界、历史界以及文化界争论不休的课题之一。本文从文化特质等诸多方面出发，试图以人类学的角度对它们的文化特质的差异性进行一次全方位的梳理与廓清 。
[关键词]河姆渡遗址；跨湖桥遗址；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发现于1973年的河姆渡遗址，地处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镇，是我国目前已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之一。遗址总面积达5万平方米，叠压着四个不同的文化层。经考古专家多次测定，最下层的年代为7000年前。河姆渡遗址经过1973年和1977年两次大规模科学发掘，出土了骨器、陶器、玉器、木器等各类材质组成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品、装饰工艺品以及人工栽培稻遗物、干栏式建筑构件、动植物遗骸等文物近7000件，全面反映了中国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时期的繁荣景象。河姆渡遗址的发掘为研究当时的农业、建筑、纺织、艺术等东方文明，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佐证，是解放以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
相较之下，跨湖桥遗址的出土要晚一些。 它的第一次发掘是1990年由浙江省考古研究所和萧山博物馆联合组成的考古队进行的；在时隔10年之后的2000年，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在2002年10~12月进行了第三次发掘之后，地处钱塘江、富春江与浦阳江三江的交汇处的跨湖桥遗址，以全新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并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遗址原有面积数万平方米，已发掘1030平方米。遗址堆积厚2~3米，文化内涵丰富，面貌独特，碳14测年距今8000~7000年。出土遗物有陶器、石器、骨器和木器，有机质文物保存良好。釜、豆、盆、钵、甑、罐为常见的陶器群，型制别致，彩陶较多，分内彩和外彩两种。发现千余粒栽培稻谷米，出土7500年前的独木舟。跨湖桥遗址是由古湘湖的上湘湖和下湘湖之间一座跨湖桥而命名。由于长期的湖底淤泥沉积，遗址的表土厚达3~4米，从而使遗址内的文物保存比较完整。
整体而言，河姆渡遗址和跨湖桥遗址有诸多相似之处，比如，处于同一地理区域，在时间上有相对的延续性，同时都集中反映了新石器时代的人类生活、生产的大致情况。本文的着力在于从两处遗址所呈现出来的文化特质展开论述，试图从古代人类灿烂文明的光辉里寻找两者之间的文化差异性。
一、跨湖桥遗址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类型
从目前出土的各种文物看，跨湖桥遗址距今8000~7000年，其年代明显早于拥有7000年历史的河姆渡遗址。在跨湖桥遗址，出土的器物主要有跨接肩颈双耳罐、骨针、带圈足的木盘、大量的动物残骸、石器等。其中，跨接肩颈双耳罐、大宽沿直腹豆等陶器的形态为浙江省其他遗址所未见，尤其是陶器上普遍发现的彩绘、镂空等装饰风格，个性鲜明，技艺成熟。基于此，国内考古界的学者一致认为，跨湖桥遗址的文化面貌新颖独特，其器物群基本组合、制陶技术、彩陶风格等不同于浙江境内钱塘江流域任何一处已知的考古文化遗址。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浙江考古的崭新发现，甚至在国内也享有盛名。
2002年4月12日，在由国家文物局主办、中国考古学会和中国文物报社承办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中，跨湖桥遗址被评为“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它在实现了萧山文物考古史上零的突破的同时，更为深远的意义是跨湖桥遗址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类型而存在，因为它反映的是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活动。
河姆渡遗产遗址的发掘，从地理位置及出土文物等方面，条理明晰，可以准确地归纳新石器文化；而跨湖桥遗址的发掘，则提出了更多的可能性。跨湖桥的面貌与洞庭湖地区的皂市下层文化或汤家岗、丁家岗下层类型近似，因而它有较多接近长江中游地区文化的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讲，跨湖桥遗址的发现，第一次把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考古学问题联系起来，并为研究当时整个长江流域的文化格局及其此后的变迁提供了重要线索。
二、跨湖桥遗址出土文物呈现出相对先进的生活形态
跨湖桥遗址本身有28处，加上新近发现的与其相距仅2公里、文化面貌具有相似性的下孙遗址的2处，总共有30处，这30处遗址组成的跨湖桥遗址群，其数据基本上都聚集在距今8000~7000年的年代范围之内，可以说体现了遗址形态高度集中的特质，这在国内其他遗址群里都是很少见的。
更为重要的是，跨湖桥遗址出土的文物中，无论是陶器、石器、木器、骨器，还是器类、器型，装饰与制作的技术工艺等都很丰富，而且陶器中有彩陶、磨光黑陶、方格纹饰等存在人们对这一时代的传统设想中难以接受的因素，还有稻米、独木舟、纺轮、弓箭、编制品等。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它们的先进性只是表现在一定范围之内，是原始形态范畴里的先进。
事实上，这种先进性表现在文化上，则造成了文化视觉上的突兀以及物理结构特征上的新奇。中国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及稍后的区域文化传统的发生，需要我们设定不同的时空观察点进行研究，但是，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区域性的文化传统开始奠基，可以称之为文物与文化的一个重大形成时期，因而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域文化传统的孕育时期。
过渡阶段是人类初始的定居阶段，是人们进行文化与发明的试验、探索的一个高峰时期，但是还没有文化传统对技术与发明进行选择与定位，在这个具有普遍性的文化阶段，没有普遍性的意识形态传统。尽管因为定居，文化中的社会性因素在迅速培养，但是文化因素与技术更体现一种具体的适应性，体现人与环境的关系。因此，因为定居而变得复杂起来的遗址往往会包括相对多的文化因素与技术特征，使考古观察的前后联系与比较变得困难。所以，从历史沿革的角度看，跨湖桥遗址把浙江的文明史提前到了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是浙江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积淀的重要证据，它也再次有力地证实了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跨湖桥遗址由多个源流谱系组成，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错纵复杂，是一个相对艰深的课题，因为它与长江中游文化有诸多相似之处，在为研究当时整个长江流域文化格局以及此后的变迁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的同时，也提供了一个相对独立和个性鲜明的研究脚本。
三、跨湖桥的标志性文物独木舟标志着跨湖桥遗址与海洋文化相关联
2002年11月在跨湖桥遗址发现的独木舟及相关遗址，经碳14测定，距今约8000年。独木舟出土在遗址T0512西北角，舟体呈西南—东北方向。舟体残长560厘米，最宽处约52厘米。独木舟木质坚硬，船身敦实，船头略有上董，通体精致流畅，其工艺证实了我们的祖先用火烤然后刳制独木舟的技法。
有号称中华第一独木舟的发现，从以工具为代表的文化适应方面，我们还是看不出多少人类生活或者文化的海洋性因素，它们仍然符合中国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起源的共同规律——从中国早期特有的若干内陆的、山麓或者山前生态位起步并向各地——主要是滨河、滨湖、滨海地区不断地探索与扩展。就跨湖桥来说，它仍然和南岭沿线的新、旧石器时代过渡带具有内在的联系。其实，这也就是说，横空出世的跨湖桥的来源需要放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来认识。如果旧石器时代晚期末次冰期的最盛期海平面确实如现代环境学者所推测的那样，比全新世的大暖期期间要低至少100多米，那么，有相当的过渡时期包括新石器时代早期最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如果按照文化一贯的逻辑，应该是靠近低海面时期的海边的，甚至应该是在现在的海平面之下的。这应当是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源头扑朔迷离的重要原因之一。跨湖桥和下孙遗址的现代海拔恰恰就是在海平面之下，我们还不能确定这么低的海拔是确实的位置还是地貌升降之后的结果，但是它确实启发我们将这类遗址和海洋联系起来。正如报告已经指出的，海侵是遗址被废弃、文化进程被打断的原因之一。但是，遗址的先民们还不是海洋之子，他们没有将海洋作为自己生活资源的开发对象，因此他们的独木舟也不会驶向海洋。
总之，如果从陶器发展史上讲，跨湖桥遗址是南岭沿线过渡阶段人类生态位和南方起源中心的延伸之一。但是，意味深长的是，它和河姆渡遗址的关系以及它和江浙地区新石器时代稍后阶段文化进程的关系，反倒显得扑朔迷离起来。跨湖桥遗址与河姆渡遗址共处于一个不大的地理空间内，年代几乎衔接，甚至跨湖桥遗址的晚期和河姆渡遗址的早期可能还共存过一个时期，但它们的生存形态又不完全相同，那么，它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为什么海侵没有如此彻底地摧毁临近的、同样海拔高度的河姆渡？还有一个谜，为什么河姆渡和江浙地区稍后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没有像马家浜那样密切的关系？像跨湖桥这样先进的有些横空出世味道的文化并没有发展出强大的后裔，这往往是文化中最令人着迷和扼腕的地方之一。
[参考文献]
[1]林华东.河姆渡文化初探[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
[2]林华东、任关甫主编.跨湖桥文化论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费黑主编.萧山县志[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4]陆原.下汤文化遗址：7000年前的远古密码[J].风景名胜，2012，（3）.
[5]美·萧邦齐.九个世纪的悲歌——湘湖地区社会变迁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摘要]河姆渡遗址与跨湖桥遗址都是浙江省境内发掘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因此，它们之间的源渊关系以及文化特质的异同，自从跨湖桥遗址第三次发掘、跨湖桥文化正式命名之后，就一直成为中国考古界、历史界以及文化界争论不休的课题之一。本文从文化特质等诸多方面出发，试图以人类学的角度对它们的文化特质的差异性进行一次全方位的梳理与廓清 。
[关键词]河姆渡遗址；跨湖桥遗址；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发现于1973年的河姆渡遗址，地处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镇，是我国目前已发现的最早的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之一。遗址总面积达5万平方米，叠压着四个不同的文化层。经考古专家多次测定，最下层的年代为7000年前。河姆渡遗址经过1973年和1977年两次大规模科学发掘，出土了骨器、陶器、玉器、木器等各类材质组成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品、装饰工艺品以及人工栽培稻遗物、干栏式建筑构件、动植物遗骸等文物近7000件，全面反映了中国原始社会母系氏族时期的繁荣景象。河姆渡遗址的发掘为研究当时的农业、建筑、纺织、艺术等东方文明，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佐证，是解放以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
相较之下，跨湖桥遗址的出土要晚一些。 它的第一次发掘是1990年由浙江省考古研究所和萧山博物馆联合组成的考古队进行的；在时隔10年之后的2000年，进行了第二次发掘；在2002年10~12月进行了第三次发掘之后，地处钱塘江、富春江与浦阳江三江的交汇处的跨湖桥遗址，以全新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并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遗址原有面积数万平方米，已发掘1030平方米。遗址堆积厚2~3米，文化内涵丰富，面貌独特，碳14测年距今8000~7000年。出土遗物有陶器、石器、骨器和木器，有机质文物保存良好。釜、豆、盆、钵、甑、罐为常见的陶器群，型制别致，彩陶较多，分内彩和外彩两种。发现千余粒栽培稻谷米，出土7500年前的独木舟。跨湖桥遗址是由古湘湖的上湘湖和下湘湖之间一座跨湖桥而命名。由于长期的湖底淤泥沉积，遗址的表土厚达3~4米，从而使遗址内的文物保存比较完整。
整体而言，河姆渡遗址和跨湖桥遗址有诸多相似之处，比如，处于同一地理区域，在时间上有相对的延续性，同时都集中反映了新石器时代的人类生活、生产的大致情况。本文的着力在于从两处遗址所呈现出来的文化特质展开论述，试图从古代人类灿烂文明的光辉里寻找两者之间的文化差异性。
一、跨湖桥遗址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类型
从目前出土的各种文物看，跨湖桥遗址距今8000~7000年，其年代明显早于拥有7000年历史的河姆渡遗址。在跨湖桥遗址，出土的器物主要有跨接肩颈双耳罐、骨针、带圈足的木盘、大量的动物残骸、石器等。其中，跨接肩颈双耳罐、大宽沿直腹豆等陶器的形态为浙江省其他遗址所未见，尤其是陶器上普遍发现的彩绘、镂空等装饰风格，个性鲜明，技艺成熟。基于此，国内考古界的学者一致认为，跨湖桥遗址的文化面貌新颖独特，其器物群基本组合、制陶技术、彩陶风格等不同于浙江境内钱塘江流域任何一处已知的考古文化遗址。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浙江考古的崭新发现，甚至在国内也享有盛名。
2002年4月12日，在由国家文物局主办、中国考古学会和中国文物报社承办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活动中，跨湖桥遗址被评为“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它在实现了萧山文物考古史上零的突破的同时，更为深远的意义是跨湖桥遗址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类型而存在，因为它反映的是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活动。
河姆渡遗产遗址的发掘，从地理位置及出土文物等方面，条理明晰，可以准确地归纳新石器文化；而跨湖桥遗址的发掘，则提出了更多的可能性。跨湖桥的面貌与洞庭湖地区的皂市下层文化或汤家岗、丁家岗下层类型近似，因而它有较多接近长江中游地区文化的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讲，跨湖桥遗址的发现，第一次把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考古学问题联系起来，并为研究当时整个长江流域的文化格局及其此后的变迁提供了重要线索。
二、跨湖桥遗址出土文物呈现出相对先进的生活形态
跨湖桥遗址本身有28处，加上新近发现的与其相距仅2公里、文化面貌具有相似性的下孙遗址的2处，总共有30处，这30处遗址组成的跨湖桥遗址群，其数据基本上都聚集在距今8000~7000年的年代范围之内，可以说体现了遗址形态高度集中的特质，这在国内其他遗址群里都是很少见的。
更为重要的是，跨湖桥遗址出土的文物中，无论是陶器、石器、木器、骨器，还是器类、器型，装饰与制作的技术工艺等都很丰富，而且陶器中有彩陶、磨光黑陶、方格纹饰等存在人们对这一时代的传统设想中难以接受的因素，还有稻米、独木舟、纺轮、弓箭、编制品等。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它们的先进性只是表现在一定范围之内，是原始形态范畴里的先进。
事实上，这种先进性表现在文化上，则造成了文化视觉上的突兀以及物理结构特征上的新奇。中国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及稍后的区域文化传统的发生，需要我们设定不同的时空观察点进行研究，但是，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区域性的文化传统开始奠基，可以称之为文物与文化的一个重大形成时期，因而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域文化传统的孕育时期。
过渡阶段是人类初始的定居阶段，是人们进行文化与发明的试验、探索的一个高峰时期，但是还没有文化传统对技术与发明进行选择与定位，在这个具有普遍性的文化阶段，没有普遍性的意识形态传统。尽管因为定居，文化中的社会性因素在迅速培养，但是文化因素与技术更体现一种具体的适应性，体现人与环境的关系。因此，因为定居而变得复杂起来的遗址往往会包括相对多的文化因素与技术特征，使考古观察的前后联系与比较变得困难。所以，从历史沿革的角度看，跨湖桥遗址把浙江的文明史提前到了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是浙江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积淀的重要证据，它也再次有力地证实了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跨湖桥遗址由多个源流谱系组成，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错纵复杂，是一个相对艰深的课题，因为它与长江中游文化有诸多相似之处，在为研究当时整个长江流域文化格局以及此后的变迁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的同时，也提供了一个相对独立和个性鲜明的研究脚本。
三、跨湖桥的标志性文物独木舟标志着跨湖桥遗址与海洋文化相关联
2002年11月在跨湖桥遗址发现的独木舟及相关遗址，经碳14测定，距今约8000年。独木舟出土在遗址T0512西北角，舟体呈西南—东北方向。舟体残长560厘米，最宽处约52厘米。独木舟木质坚硬，船身敦实，船头略有上董，通体精致流畅，其工艺证实了我们的祖先用火烤然后刳制独木舟的技法。
有号称中华第一独木舟的发现，从以工具为代表的文化适应方面，我们还是看不出多少人类生活或者文化的海洋性因素，它们仍然符合中国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起源的共同规律——从中国早期特有的若干内陆的、山麓或者山前生态位起步并向各地——主要是滨河、滨湖、滨海地区不断地探索与扩展。就跨湖桥来说，它仍然和南岭沿线的新、旧石器时代过渡带具有内在的联系。其实，这也就是说，横空出世的跨湖桥的来源需要放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来认识。如果旧石器时代晚期末次冰期的最盛期海平面确实如现代环境学者所推测的那样，比全新世的大暖期期间要低至少100多米，那么，有相当的过渡时期包括新石器时代早期最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如果按照文化一贯的逻辑，应该是靠近低海面时期的海边的，甚至应该是在现在的海平面之下的。这应当是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源头扑朔迷离的重要原因之一。跨湖桥和下孙遗址的现代海拔恰恰就是在海平面之下，我们还不能确定这么低的海拔是确实的位置还是地貌升降之后的结果，但是它确实启发我们将这类遗址和海洋联系起来。正如报告已经指出的，海侵是遗址被废弃、文化进程被打断的原因之一。但是，遗址的先民们还不是海洋之子，他们没有将海洋作为自己生活资源的开发对象，因此他们的独木舟也不会驶向海洋。
总之，如果从陶器发展史上讲，跨湖桥遗址是南岭沿线过渡阶段人类生态位和南方起源中心的延伸之一。但是，意味深长的是，它和河姆渡遗址的关系以及它和江浙地区新石器时代稍后阶段文化进程的关系，反倒显得扑朔迷离起来。跨湖桥遗址与河姆渡遗址共处于一个不大的地理空间内，年代几乎衔接，甚至跨湖桥遗址的晚期和河姆渡遗址的早期可能还共存过一个时期，但它们的生存形态又不完全相同，那么，它们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呢？为什么海侵没有如此彻底地摧毁临近的、同样海拔高度的河姆渡？还有一个谜，为什么河姆渡和江浙地区稍后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没有像马家浜那样密切的关系？像跨湖桥这样先进的有些横空出世味道的文化并没有发展出强大的后裔，这往往是文化中最令人着迷和扼腕的地方之一。
[参考文献]
[1]林华东.河姆渡文化初探[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
[2]林华东、任关甫主编.跨湖桥文化论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费黑主编.萧山县志[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4]陆原.下汤文化遗址：7000年前的远古密码[J].风景名胜，2012，（3）.
[5]美·萧邦齐.九个世纪的悲歌——湘湖地区社会变迁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