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从去年到今年,70岁的贾平凹接连写了两个长篇小说:《暂坐》和《酱豆》。两个小说,都交给了作家出版社,最近接连上市。整个疫情期间,他还一直在修改《酱豆》。
“我在城市已经生活40多年了,除了《废都》,几乎没有写过城市题材,所以《暂坐》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小说。”
《暂坐》以西安为背景,讲述了城市里12个单身女性的传奇故事。“茶室卖着全城最好的茶,老板竟是一位女人,人长得漂亮,她还有一大群的闺蜜,个个优游自尊,仪态高贵。那些闺蜜们隔三岔五的来到茶室聚会,那是非常热闹和华丽的场面。这如一个模特在街上走,或许有人回头看,而十多个模特列队在街上走,那就满街注目。她们是一个世界。”
这个小说的创作灵感源于现实生活,贾平凹现在的工作室楼下,以前有一个茶室。他经常在那里接待南来北往的朋友,后来,茶室却搬走了。
“这些中年女子精神自由潇洒时尚,追求经济独立,但她们的生活仍然会遭遇困境,又以爱和希望支撑着前行。小说要表现的是社会,是人活着的意义,这群女子是如何的生存状态,又是怎样的艰辛、迷惘、无奈甚至堕落。小说里的人物都是有原型的,集中糅合了我所熟悉的一群女性形象,也是这世间每一个人的状态。”
在今年的新冠疫情期间,贾平凹一直在修改《酱豆》。
“《酱豆》的修改誊抄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三个月的自我隔离,外边世界有毒,我也有着,把它写出来了,就是一场排毒。我这近七十年里,可以说曾经沧海,每一个历史节点,我都见识过和经历过,既看着别人陷入其中的热闹,又自己陷入其中被看热闹。”
“《酱豆》是一本与《废都》境遇有关的小说,原来的名字是《后记》,充满了先锋小说色彩。写我的小说,我越是真实,小说越是虚构。《酱豆》的故事,无一事没有出处,但人物有归纳,时间已错落,还有那些明的暗的,清晰的含糊的,不是卖弄和兜售什么,为的是一直要拷问自己。”
在《酱豆》这本小说里,贾平凹虚构了另一个“贾平凹”,作为小說的主人公出场,回到写《废都》的年代,熟悉的地名,熟悉的场景,似曾相识的人物,真实发生的事件,巧妙自然地成为了小说的一部分。
“之前我所有的长篇小说写作,桌上都有收集来的一大堆材料,或长之短之提纲类的东西。而《酱豆》没有,根本不需要,一切都自带了,提起笔人呀事呀,情节场面就在眼前动,照着写就是了。”
《酱豆》是贾平凹写给自己的小说。这是他对往昔的追忆,也是对时代的致敬。“《酱豆》比《暂坐》的草稿早,《暂坐》却先在刊物上亮相,早知灯是火,饭熟已多时,《暂坐》走的是电影节大厅前的红地毯,《酱豆》从后门悄然去了会堂。”
在很长一段时间,《废都》是贾平凹的心病,给他带来深深的痛苦。他经常想,如果没有写《废都》,他的人生和命运,会不会和写作不一样?
在《酱豆》后记中,贾平凹如是说,“我曾在很长时间里疑惑我是属于知识分子之列吗?如果不是,那么多的知识分子的遭际和行状,应该让我如何读懂中国的历史和历史上的那些仁人先贤?如果还算是,我是在什么位置,又充当的哪一类角色?
我是太热爱写作了,如鬼附体,如渴饮鸩。一方面为写作受苦受挫受毁,一方面又以排泄苦楚、惊恐、委屈而写作,如此循环,沉之浮之。时至今日,想之,这或许是命,遭遇那么多误解和风波,风来压在地,风过再浮起,都是谶语啊。”
我是太热爱写作了,如鬼附体,如渴饮鸩。一方面为写作受苦受挫受毁,一方面又以排泄苦楚、惊恐、委屈而写作,如此循环,沉之浮之。
被旅游改变的老家
丹凤县棣花镇原是商於古道上的一个驿站。棣花镇位于秦岭山南麓,丹凤县城和商洛市区之间。丹江从小镇弯弯流过,是历史上商淤古道上的一个节点,古道从山西商洛丹凤县通往河南内乡县,为古代政治、军事、商业要道,历史可以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
当地早年盛产棠棣之花,故名棣花镇。白居易三过棣花曾留有“遥闻旅宿梦兄弟,应为邮亭名棣花”名句。贾平凹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秦腔》,以棣花镇为小说的叙述背景,把家乡的风土人情和山水景色写进了书里。
“交通现在非常方便,公路也修得好,车少的时候,一个半小时就到了老家。我父亲的那个年代,民国时期十多岁他去西安求学,完全靠步行,穿着草鞋走了7天到西安。新中国成立后,我去西安上学,有了公路,丹凤县到西安,每天通一趟客运汽车,沙土路围着山盘旋,早上出发到傍晚,才到西安城里。”贾平凹对我回忆说。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沙土路变成黑亮的沥青公路,坐车三个半小时就到了西安。到了2000年,丹凤又修了到西安的铁路,有了火车站,转公交车到棣花,才两块钱。2008年10月,沪陕高速公路开通,这条4车道的公路穿越天险秦岭,在陕西境内修了隧道55座、桥梁12座。一千多年前,唐代诗人韩愈途经蓝关、商於古道时曾发出“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的感慨,以形容这里行道之艰难。如今随着国家高速公路的通车,天堑已成通途。
“我每年十几次从西安到棣花,路经蓝关,就可怜了当年的韩愈,他当年是‘雪拥蓝关马不前’呀,我很幸福,现在坐车一个半小时就到了。经常是我给我弟打电话说我回去,我弟问:吃啥呀?我说:面条吧。我弟放下电话开始擀面,擀好面,烧开锅,一碗捞面端上桌了,我正好车停在门口。” “冬天,他的被子太薄,长长的夜里他的膝盖以下总是凉的,他一直蜷着睡。这虽然影响了他以后继续长高,却练就了他聚集内力的功夫。他只是什么书都看,看了就做笔记,什么话也不讲。因为一次献血,他患了一场大病,住上了单间。有了不上操、不按时熄灯的方便,文学创作活动由此开始。”
能够上大学不容易。大学四年,贾平凹的床上只有薄被一床,冬天寒冷,夏天没有蚊帐,蚊子叮咬厉害。贾平凹知道家里拿不出钱供给他,只能靠文学写作赚来的稿费,让自己吃饱饭。他所有的营养,都是家乡的父老乡亲。刚进大学的时候,贾平凹写的一首诗,发表在校报上,那是一首写给父亲的诗,这是他变成铅字的第一篇文章。
贾平凹全心全意,歌颂着故乡农村的点点滴滴的新变化。“改革开放之初,农村一片蓬勃向上的气象,我有深切体会,我主动地积极地欢呼和歌颂。”
“现在看它啥也不是,但当时对我影响特别大,从此以后,搞创作的兴趣就来了。”
1973年8月,贾平凹的文学处女作《一双袜子》,在《群众文艺》上公开发表。这篇革命故事,是他和同学冯有源合作写的。这篇故事发表后,他的写作动力被唤醒了,接连写了许多文章,向全国各大媒体投寄自己创作的作品。
“稿子向全国四面八方投寄,四面八方的退稿又涌回我那6平方米。退稿信真多,几乎一半是鉛印退稿条,有的编辑同志工作太忙了,铅印条子上连我的名字也未填。”贾平凹回忆说。评论家、《小说评论》杂志的主编李星回忆,1970年代初,作为编辑的他经常见贾平凹投稿,字写得很好看。当时贾平凹在西大中文系上学,经常一投两三篇,投稿信里还总有这句:“这是我的又一篇稿子……如蒙采用,感激不尽。”
每一首诗或一篇文章发表,四角五分钱的收入,改善一下生活,可以去边家村食堂买一碗米饭和一碗鸡蛋汤吃。
1975年的9月他毕业了。离开校门时,他依旧提着那只破绿皮箱,走向了另一个陌生的地方。
按照原来的约定,这批工农兵大学生,是要回老家工作的。
“原则上从哪里来,将来毕业还要回去哪里去。比如你从学校来,那么你毕业了就回去学校教书,你从工厂来,毕业了就继续去工厂工作;你从报社来,就抓紧新闻方面的训练,回去了就再去报社上班。我从农村来,毕竟读了大学,不可能回家继续当农民。我大量同学回去以后就当老师了,当时学校初步决定把我分配回去,县上我估计还干不成,只能到当时公社中学去当老师。”
大学的实习工作经历救了贾平凹。“在我大学毕业前,我一共发表了二十七篇作品,有文学作品也有新闻稿子,因为我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实习过,给人家看过稿子,在他们的一个刊物当过业余编辑,当时编辑部领导同志对我印象特别好,他就直接到学校把我要走了。”
贾平凹就这样到了陕西人民出版社当编辑,在那儿当了五年编辑,通过乡党认识了在省艺校进修的前妻韩俊芳,她当时在家乡县剧团,唱秦腔,两人同来自棣花,算是一个公社的老乡。最后走到了一起,成家立业。
他一边当杂志编辑,一边写作。后来他当了《美文》杂志的主编,写作和作家反而是业余工作。为解决韩俊芳从老家调到西安团聚的工作,最后他调到西安市的《长安》杂志社当编辑。多年以后,贾平凹对我当面感叹:“所以人生命运无常,关键时候,就发生好多很奇怪的事情。大学毕业以后,如果出版社不要我,分到出版社,把我又回到乡下学校里去,那以后也可能搞创作,但是再回城,太费劲了。”
贾平凹终于如愿以偿,离开了农村,留在了省城西安发展。
他在小说上成名,是靠获得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短篇小说《满月儿》。“当时出版社叫我去礼泉县的烽火大队蹲点,搞社史……到了那里,和大队农科所的那帮年轻人,一起精屁股下河游泳,一起烧野火煨豆子吃,一起用青烟叶卷喇叭筒来吸,是很有意思的……后来我依据这段生活,写了短篇小说《满月儿》,发表在《上海文学》1978年第3期上。”
在文学创作上,贾平凹和当时社会上盛行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截然不同,他满怀感情地书写家乡商州在改革开放以后,书写土地承包制实施后,家乡父老乡亲终于可以吃饱饭,农村土地上一片欣欣向荣发生的变化。
“从1980年左右,我就开始回老家进行采风。我觉得在文学创作上应该有一块写作的根据地。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我返回了商州故乡,一个县一个镇的实地考察走了一遍,毫无目标地走村串镇,饥了就在村民家吃,天黑了就投宿小店,住下了就在笔记本上记录当天的感受,非常地快乐。
我把探访和所见所闻,故乡的人和事,改革开放带来的新变化,写成了《商州初录》,结果小说在《钟山》杂志发表后,反响很好,好多作家、评论家纷纷给来信,表示祝贺,说是探索出了一条中国式的文学道路。我就又跑了几次商州,又接着写了《商州再录》和《商州又录》,长篇小说《浮躁》和《商州》,和后边的一系列关于商州的小说、散文。”
家乡商州是一块神奇的土地。它偏远却并不荒凉;它贫瘠又异常美丽。“别以为这块土地上,有着污水、腐叶、牛粪;我说,这些不干净的东西,却正使土地肥沃起来了。别以为我的身边挤满了荆棘、藤蔓;我说,这些恶劣的玩意,却正使我努力地长直躯干了。”面对故乡的贫穷、落后与肮脏,他并不为耻,而是“十分感谢我身下的这块土地了。黑色的土具有五颜六色,它给了我一点淡淡的绿;我梦想着那花果的红艳,我得加紧着崛进我的根。”
贾平凹很高兴地看到,改革给家乡面貌带来的变化。“1979年到1989年的十年里,故乡的消息总是让我振奋,土地承包了,风调雨顺了,粮食够吃了,来人总是给我带新碾出的米,各种煮锅的豆子,甚至是半扇子猪肉,他们要评价公园里的花木比他们院子里的花木好看,要进戏园子,要我给他们写中堂对联……这是灾难深重的中国古老农村难得的一段欣欣向荣的时期。
贾平凹全心全意,歌颂着故乡农村的点点滴滴的新变化。“改革开放之初,农村一片蓬勃向上的气象,我有深切体会,我主动地积极地欢呼和歌颂。我土生土长在那里,那里的一丛柏树下还有我的祖坟,还有双亲高堂,还有众亲广戚,我虽然涂抹了不少文章,但真正要写出这个地方,似乎中国的三千方块字拼成的形容词是太少了,太少了,我只能这么说,这个地方是多么好啊!”
在那个时期的文学作品里,《山地笔记》、《腊月·正月》、《小月前本》、《商州》、《天狗》等作品,人物纯朴、善良,格调清新、明丽,切合着当时家乡农村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以商州作为一个点,详细地考察它,研究它,而得出中国农村的历史演进和社会变迁以及这个大千世界里的人的生活、情绪、心理结构变化的轨迹”。
这时期的文学创作,让贾平凹站到了中国一线作家的阵容里。他的短篇小说《满月儿》获得了1978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篇小说《腊月·正月》获得了1984年的全国中篇小说奖,长篇小说《浮躁》获得了1987年的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散文《爱的踪迹》获得了1989年全国优秀散文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