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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毕业生罗茜茜实名举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长江学者陈小武性骚扰女生事件，引发关注，陈小武现已被撤职，教育部亦决定撤销陈小武的“长江学者”称号。陈小武并非个案，之后有其他高校学生站出来指控教授。为什么德高望重的教授会对学生做出此等行为？下文要谈的话题是“性与权力”。
除了性，还带来权力
要理解这些教授为何偏要從学生身上获取性，首先要从人际关系中互动的两个维度说起。
每一段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都存在互动。你和朋友一起吃饭，你和同事一起工作，你和商贩发生买卖。吃饭、工作、买卖，这些就是人际互动的“内容”。但互动中，除了内容，存在着同样重要的另外一个维度，即互动发生的“过程”。
心理咨询师们，被训练为不仅要关注自己和来访者互动中谈论的内容，更要观察互动的过程，比如：来访何时开始迟到，会小心翼翼地提出请求还是咄咄逼人地提出请求等等。互动的过程往往比互动的内容更不容易被自身监控和伪装，从而更容易揭露出人的内心来。
互动发生的过程，有双方自愿的，也有一方不自愿的。在北航教授性骚扰女学生的案例中，他不但获得了互动的内容，即性本身，同时也获得了互动过程带来的快感，即权力。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与临床工作者指出，实质上，性侵犯是源于施暴者对于控制和支配的渴望。通过性暴力将受害者变为权力的客体，从而使施暴者的权力得以施展。福柯这样定义权力：权力的高低就是一个人能在多大程度上，不受对方抗拒的影响，向对方贯彻实施自身的意志。显然，教授们在强迫学生的过程中获得的权力快感，是其他自主自愿的性关系中无法获得的。
权力介入，自愿还存在吗？
台湾以“权势性侵”去定义那些发生在权力不对等关系中的“性”，这包括利用权力使自己在“性”上获益，比如与对方发生性关系，性骚扰对方等。台湾专栏主编Audrey Ko称之为：“以权力狩猎，交换自己性征服的战绩。”
这种权力不对等，不一定是“政治/经济权力”，而指代的是更为“广泛”的权力，包括了任何在家庭关系、职场位置、师生关系、年龄差距、不同性别、社会地位等双方的差异中，所存在的一种权力不平衡，甚至是社会对贞操的要求也在人为制造着一种权力差距。
精神分析师Yonack指出，当弱势一方有所求，无论是工作，还是好成绩、晋升/演出的机会等等，能够（帮助）实现这些需求的另一方便拥有了“权力”。
由此可见，在上下级之间、在教授与学生之间、在咨询师/医师与来访/患者之间，都存在这种权力差异。拥有权力的一方，如上级、教授、咨询师、医师，对于另一方，下级、学生、来访、患者，所施行的性侵犯便是一种“权势性侵”。
耶鲁大学严禁老师与自己直接授课及督导的学生发生性关系，老师不可以督导任何发生过性关系的学生。老师禁止与任何本科生发生性关系。老师如有违反将受到直接处分。在加州，咨询师与来访者，或者结束治疗两年内的来访者，发生性关系，都属于性犯罪，咨询师执照会被吊销。在台湾，利用亲属、监护、教育、救济、医疗、公务、业务等关系获得性交机会，会被判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学生可以主动自愿地爱上授课老师吗？很多研究者认为，当权力介入，人们的知情同意就会丧失百分百的自主性。你究竟是爱上了对方，还是受到了权力的诱惑、威胁？很多时候可能自己都不会明白。而很多人在脱离了权力关系后，会为当初的投入感到后悔。为了避免这种可能的损伤，这些国家、地区、校方才会严禁任何可能存在的“用权力换取性利益”的事件。
当然，权力的角力也会从下向上发生。如果处在恋爱关系中的师生发生感情纠葛，处在劣势的学生有可能诬告老师，进行情感上的报复。对于违反规定的师生，惩罚的对象是教师，而不是学生，通常会被解雇或开除。
被入侵的不只是身体
Finkelhor 与Browne 提出了性侵害创伤可能给受害者留下的4种负面心理影响，这些影响可能是长期的、深远的。
1. 创伤化的性体验：受害者对于性的感受和态度，在被性侵犯的过程中混乱了。Ta可能对性产生混乱、困惑、愧疚以及羞耻感。
2. 自我污名化：社会对于受害者存在一种“完美受害者”假想。一旦受害者不符合这种假想，就会被认为是自愿的，自找的。比如，当受害者在过程中存在生理“快感”;或者穿着性感;或者主动单独相处（比如约会性侵）;或者受害者的确与施暴者之间存在亲密关系（比如婚内性侵），Ta在人们心中绝对的“受害者”的身份就会被质疑、被挑战。
而当受害者接收到他们“坏、不洁、丢脸、自找”的信息，就会影响到他们自我的身份认同感。Porter等人提出“损坏物症候群”这一概念，受害者认为身体上的伤害无可逆转，自己就像一个残缺了的物品，伴随着恐惧、低自尊、压抑的愤怒、失去信任的能力、无法自主等反应。
3. 背叛：受害者发现他们所仰仗的人不可信，无法保护他们甚至给他们带来伤害。对于受害者的信任感和安全感来说，这种打击是致命的。
4. 无力感：感到自身的虚弱是很多受害者持续多年、无法摆脱的感受。
而比起一般的性侵，权势性侵还有一些特殊的后果。
权势性侵的受害者，比一般性侵更容易产生斯德哥尔摩症候群：觉得自己爱上了对方。因为这种权力关系导致的侵害常常是不止一次的，是长期的，并且由于双方之间权力不对等的关系，受害者难以拒绝和逃脱这种关系。所以他们可能会认知失调告诉自己“我一定是因为爱Ta，才愿意和Ta发生关系的”。
权势者常常是上司、老师、救助者的角色，这会对受害者带来深远的负面影响，他们很难清晰地认识与这些角色间的边界，对“伤害”与“爱”之间的关系感到疑惑。他们长大后更难处理好亲密关系，因为他们往往分不清喜欢和厌恶、欲望和伤害、爱和恨。
此外，在亲密关系中，她总是在感受到对方对自己的渴望时产生厌恶，在对方不渴望自己时产生信任与爱慕——这当然是有问题的，亲密关系中渴望是重要的部分。但她说，这些反应仿佛被记录在了她的身体里，比她的理性更有力量。也就是说，她并没有力量决定自己是厌恶还是喜爱一个人，哪怕是不同时间里的同一个人。
而权势性侵，还有一些它特有的负面后果。权势性侵的受害者更难发声，因为他们往往被威胁。权势性侵，尤其是长期的权势性侵往往十分复杂。人们很难真正理解在权力关系不平等下，通过各种手段达成的性侵，也很难关注到受害者的无力，权势性侵的受害人往往会面临外界的“责问”：“你为什么不说不？你有拼命反抗吗？ ”
这样的责问，对于那些长期性侵的受害者来说，这是致命沉重的。
除了性，还带来权力
要理解这些教授为何偏要從学生身上获取性，首先要从人际关系中互动的两个维度说起。
每一段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都存在互动。你和朋友一起吃饭，你和同事一起工作，你和商贩发生买卖。吃饭、工作、买卖，这些就是人际互动的“内容”。但互动中，除了内容，存在着同样重要的另外一个维度，即互动发生的“过程”。
心理咨询师们，被训练为不仅要关注自己和来访者互动中谈论的内容，更要观察互动的过程，比如：来访何时开始迟到，会小心翼翼地提出请求还是咄咄逼人地提出请求等等。互动的过程往往比互动的内容更不容易被自身监控和伪装，从而更容易揭露出人的内心来。
互动发生的过程，有双方自愿的，也有一方不自愿的。在北航教授性骚扰女学生的案例中，他不但获得了互动的内容，即性本身，同时也获得了互动过程带来的快感，即权力。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与临床工作者指出，实质上，性侵犯是源于施暴者对于控制和支配的渴望。通过性暴力将受害者变为权力的客体，从而使施暴者的权力得以施展。福柯这样定义权力：权力的高低就是一个人能在多大程度上，不受对方抗拒的影响，向对方贯彻实施自身的意志。显然，教授们在强迫学生的过程中获得的权力快感，是其他自主自愿的性关系中无法获得的。
权力介入，自愿还存在吗？
台湾以“权势性侵”去定义那些发生在权力不对等关系中的“性”，这包括利用权力使自己在“性”上获益，比如与对方发生性关系，性骚扰对方等。台湾专栏主编Audrey Ko称之为：“以权力狩猎，交换自己性征服的战绩。”
这种权力不对等，不一定是“政治/经济权力”，而指代的是更为“广泛”的权力，包括了任何在家庭关系、职场位置、师生关系、年龄差距、不同性别、社会地位等双方的差异中，所存在的一种权力不平衡，甚至是社会对贞操的要求也在人为制造着一种权力差距。
精神分析师Yonack指出，当弱势一方有所求，无论是工作，还是好成绩、晋升/演出的机会等等，能够（帮助）实现这些需求的另一方便拥有了“权力”。
由此可见，在上下级之间、在教授与学生之间、在咨询师/医师与来访/患者之间，都存在这种权力差异。拥有权力的一方，如上级、教授、咨询师、医师，对于另一方，下级、学生、来访、患者，所施行的性侵犯便是一种“权势性侵”。
耶鲁大学严禁老师与自己直接授课及督导的学生发生性关系，老师不可以督导任何发生过性关系的学生。老师禁止与任何本科生发生性关系。老师如有违反将受到直接处分。在加州，咨询师与来访者，或者结束治疗两年内的来访者，发生性关系，都属于性犯罪，咨询师执照会被吊销。在台湾，利用亲属、监护、教育、救济、医疗、公务、业务等关系获得性交机会，会被判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学生可以主动自愿地爱上授课老师吗？很多研究者认为，当权力介入，人们的知情同意就会丧失百分百的自主性。你究竟是爱上了对方，还是受到了权力的诱惑、威胁？很多时候可能自己都不会明白。而很多人在脱离了权力关系后，会为当初的投入感到后悔。为了避免这种可能的损伤，这些国家、地区、校方才会严禁任何可能存在的“用权力换取性利益”的事件。
当然，权力的角力也会从下向上发生。如果处在恋爱关系中的师生发生感情纠葛，处在劣势的学生有可能诬告老师，进行情感上的报复。对于违反规定的师生，惩罚的对象是教师，而不是学生，通常会被解雇或开除。
被入侵的不只是身体
Finkelhor 与Browne 提出了性侵害创伤可能给受害者留下的4种负面心理影响，这些影响可能是长期的、深远的。
1. 创伤化的性体验：受害者对于性的感受和态度，在被性侵犯的过程中混乱了。Ta可能对性产生混乱、困惑、愧疚以及羞耻感。
2. 自我污名化：社会对于受害者存在一种“完美受害者”假想。一旦受害者不符合这种假想，就会被认为是自愿的，自找的。比如，当受害者在过程中存在生理“快感”;或者穿着性感;或者主动单独相处（比如约会性侵）;或者受害者的确与施暴者之间存在亲密关系（比如婚内性侵），Ta在人们心中绝对的“受害者”的身份就会被质疑、被挑战。
而当受害者接收到他们“坏、不洁、丢脸、自找”的信息，就会影响到他们自我的身份认同感。Porter等人提出“损坏物症候群”这一概念，受害者认为身体上的伤害无可逆转，自己就像一个残缺了的物品，伴随着恐惧、低自尊、压抑的愤怒、失去信任的能力、无法自主等反应。
3. 背叛：受害者发现他们所仰仗的人不可信，无法保护他们甚至给他们带来伤害。对于受害者的信任感和安全感来说，这种打击是致命的。
4. 无力感：感到自身的虚弱是很多受害者持续多年、无法摆脱的感受。
而比起一般的性侵，权势性侵还有一些特殊的后果。
权势性侵的受害者，比一般性侵更容易产生斯德哥尔摩症候群：觉得自己爱上了对方。因为这种权力关系导致的侵害常常是不止一次的，是长期的，并且由于双方之间权力不对等的关系，受害者难以拒绝和逃脱这种关系。所以他们可能会认知失调告诉自己“我一定是因为爱Ta，才愿意和Ta发生关系的”。
权势者常常是上司、老师、救助者的角色，这会对受害者带来深远的负面影响，他们很难清晰地认识与这些角色间的边界，对“伤害”与“爱”之间的关系感到疑惑。他们长大后更难处理好亲密关系，因为他们往往分不清喜欢和厌恶、欲望和伤害、爱和恨。
此外，在亲密关系中，她总是在感受到对方对自己的渴望时产生厌恶，在对方不渴望自己时产生信任与爱慕——这当然是有问题的，亲密关系中渴望是重要的部分。但她说，这些反应仿佛被记录在了她的身体里，比她的理性更有力量。也就是说，她并没有力量决定自己是厌恶还是喜爱一个人，哪怕是不同时间里的同一个人。
而权势性侵，还有一些它特有的负面后果。权势性侵的受害者更难发声，因为他们往往被威胁。权势性侵，尤其是长期的权势性侵往往十分复杂。人们很难真正理解在权力关系不平等下，通过各种手段达成的性侵，也很难关注到受害者的无力，权势性侵的受害人往往会面临外界的“责问”：“你为什么不说不？你有拼命反抗吗？ ”
这样的责问，对于那些长期性侵的受害者来说，这是致命沉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