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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破产业壁垒,跨越体制藩篱,寻找着陆腹地,携带着创新基因与颠覆动能的互联网技术正在向着传统制造业进行宽幅而深入的渗透,最终置换出的不仅是崭新的生产体系与商业模式,还必然会引致管理流程与组织体系的全面再造与整体优化。对于中国制造业而言,张开臂膀拥抱互联网的火热身躯,感受到的不仅是产业衔接的心动与新奇,更承接到了转型升级的势能与合力,同时观测到了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体的未来灿烂图景。
一、全产业链革命的意义
在大数据、云计算等科技因子策应下的互联网和物联网再次将工业制造业导入到一个智能化的全新时代,最终形成一个以智能工厂为载体、以互联网为驱动的新产品、新模式和新业态,以及以信息数据流为核心驱动、各生产要素之间端到端无缝协作的智能制造生态系统。不同于以往企业派遣大量的人力去寻找与发现市场然后根据自己的判断进行产品的设计、生产与推送,通过互联网,企业的生产运营环节完全可以被市场消费环节自动性串联起来。一方面,企业可以借助众包与分发平台发布研发需求,广泛收集客户和外部人员的想法与智慧,实现价值创造的社会化、产品创新的多样化;另一方面,借助电子商务平台,消费者从网上下单,企业据此不仅可以掌握到产品需求数量,而且了解与捕捉到消费者的需求特征。在此基础上,企业就可以进行定向设计与开发,由此形成一种市场驱动研发并牵引制造的生产模式,即C2M模式或者端(消费者)到端的(制造商)的生产模式。
必须指出,消费者的网上下单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购买行为,他们还可以提出自己对产品理念、规格与款式等的要素要求,即参与产品设计的动态过程,而企业则可以凭借信息控制下生产模块的精细化切割与再组合即所谓的柔性化制造与推送来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个性化定制与柔性化制造完全实现了消费与生产的无缝且精准性对接,企业据此就能收到先前所不可能出现的零库存管理效果。
再从企业销售来看,工业APP、移动社交营销、搜索比价等互联网服务的浸入不仅拓展出了线上渠道,从而形成了O2O的销售模式。更重要的是,互联网是一个高度透明且信息及时更新和充分的空间,而且互联网还强力压缩了产品的中间传递渠道,企业的市场搜索成本和与用户的交互成本都得到了显著降低。据波士顿咨询公司计算,中国制造业累计产品销售成本约85万亿元,与互联网嫁接之后,中国工业总体生产效率将产生4万亿-6万亿元的提升潜力。不仅如此,销售中间环节的剔除以及产销的及时交互还有效强化了企业针对市场的快速反应,加快了产品更新迭代的步伐,从而更广泛深入地激活了企业的自我创新功能。
与制造业在传统营销模式下集中表现为对重资产的追逐和仅仅关注产品销售不同,经过与互联网嫁接与融合之后,其关注的目光将会从重资产转向轻资产、由强调卖产品转向重视卖服务的层面。未来更多的制造业将会通过平台维护、软件升级、系统更新等多种途径构建出自己的服务链生态,服务所产生的价值不亚于甚至超过产品的价值,由此驱动着企业价值链朝着高端显著升移以及整个制造业的升级转型。据波士顿咨询公司计算,仅制造业的服务化,中国企业就可创造6万亿元的附加值。
实际上互联网不仅仅实现了生产与消费的链接以及企业营销管理的变革和产业形态的升级,更为重要的是互联网作为一个并不简单的虚拟空间,其中装置着海量的工业资源,形成了一个无边际的工业云平台。通过云平台,企业不仅可以分享到自己所需要的智能软件资源,而且可以实施协同化生产,机器之间、车间之间,工厂之间的信息壁垒被撕破,传统的聚集型、园区型、大规模的制造业生产方式正在朝这样一个分散和泛在的模式转变,异地协同、泛在制造甚至将来可以出现无所不在的制造模式。这种由互联网引起的分散协同生产模式以及生产组织的松散化,倒逼着企业内部管理实现简单、高效和快速的变革,即从垂直管理转变为扁平管理,从有界管理走向无界管理。
此外,互联网可以加速精益生产与工匠精神的落地与壮大。而且,如果通过互联网的“竞质排名”,让买方为实名企业的产品和服务打分做评,强者胜、劣者汰,制造业的整个身躯由此将变得更为健康与矫健。
二、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体的相关进展
中国是超级制造业大国,也是超级互联网大国。统计资料表明,去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达到3.4万亿美元,囊括了全球制造业19.8%的产出占比,而且连续6年坐稳全球第一大出口国的位置;与此同时,中国网民规模达6.88亿,互联网普及率上升至50.3%,网络零售市场交易规模达38285亿元,居全球第一;重要的是,全球互联网公司10强阵营中有4家中国公司,而且中国还有众多的互联网商務平台;除此之外,国内4G网络得以普及,5G标准正处于加速酝酿之中,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信息通信技术也日渐成熟与强大。在这种情况下,推动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极易形成叠加效应、聚合效应与倍增效应。重要的是,围绕着推进“中国制造2025”和“互联网+”行动两大国家战略,国务院及有关部门颁发了一系列文件,力促互联网与工业制造业的融合。基于此,国内不少企业已主动迈开先行的脚步。
1.众包设计与研发。就像小米通过网络平台不断的征求发烧友意见继而反馈到自己的手机研发生产过程,从而使小米手机不断更新迭代那样,众包或分包型的产品研发模式再也不是个案。上海汽车集团推出互联网汽车产品设计创意众包平台“车享网”,向全体用户、全体合作伙伴和创新思维开放,最终希望实现汽车个性化设计创意的在线集聚。青岛海尔打造的O2O创客模式,将企业组织架构打散成为量子化平台,形成一个开放、集联的平台共同体,每个员工在线上与用户进行互动、对接需求,在线下创建小微创客企业,实现创新思想、产品的孵化,为用户提供定制化产品和服务。
2.柔性化生产。虽然青岛红领制衣有限公司是一家做西装和衬衫的普通企业,但由于建立起了全球第一家全面信息化的个性化生产线,通过C2M平台,红领制衣的整个生产线完全用信息统率工业流水线和驱动后台的供应链,通过批量生产线重新编程、组合,能够实现同一产品的不同型号、不同款式、不同面料的不同转换,实现流水线上不同数据、不同规格、不同元素的灵活搭配,以流水线生产模式制造个性化产品。据了解,该系统已经可以满足超过100万亿种以上款式组合,同时红领制衣的利润要高出服装行业平均利润的150%。 3.制造业的服务化。或增加安装与维修环节的人手与技术投入,或强化系统集成和工程总包的力量,或加快软件开发与内容更新的速度,或延伸出培训与租赁的全新功能,制造业服务化在不少企业手中已成为一种时尚。三一重工打造工程机械联网服务平台,可对近10万台售出设备运转信息进行采集和大数据存储处理,并与客户智能终端APP相连接,实现工程机械的远程监控、工况分析、运维服务。沈阳装备制造企业利用国内最大的跨境电商平台大龙网,实现在线发布产品信息和洽谈业务,享受通关、退税等一体化海关申报服务,以及供应链金融、退税金融等综合性增值服務,实现装备制造产品对外价值链的转型升级。
4.工业云平台。开放、协同、共享成为云平台的立体性特征。航天科工集团推出集产业互联网平台、开放创业平台和生产性服务业平台为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平台——航天云网,以云制造为核心,通过内生和外延两种方式覆盖生产制造全过程和全要素,形成创意云、设计云、制造云、检测云、物流云、采购云、租赁云等多种云端形态,促成线上企业资源的充分共享与制造能力的高度智能和产业链环节紧密协同。广东佛山市家居行业推出云制造公共服务平台深度整合与配置线上线下资源,打造家居产业链条上下游企业内外部生产、设计、销售、物流等环节的云协同体系。目前已有130多家龙头企业入驻平台,并带动2万多家企业集聚。
5.智慧工厂与车间。上海大众南京工厂的冲压车间完全采用数字化生产模式,主要生产各种上海大众自制冲压件,通过第二代横杆式自动化高速冲压线,一分钟能生产15个零件,是目前世界上冲次最快的压机设备。KUKA机器人能够准确调整好零件的位置,便于检验和装箱;高速拆垛系统可以在不停机的状态下更换垛料。
除了制造企业自身构建互联网平台以及充分嫁接利用大数据、物联网资源外,互联网企业与制造企业的跨界融合也不乏案例。从小米牵手美的,到阿里巴巴联手上海汽车与江淮汽车两大集团,再到百度云和腾讯微信加盟海尔U +,以及乐视与TCL形成战略合作关系等,彼此之间或基于产品、或立于资本层面的整合,并不仅仅为制造业营造出了可以期待的红利,也拓宽与夯实了互联网企业落地的根基,并最终推动着“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的快速切换。但总体判断,我国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主要还是“微笑曲线”中的前端,融合的空间还非常巨大。
三、后续的政策供给创新
互联网与制造业的关联会经过辅助、集成与融合三个阶段,而目前我国只有14%的企业处在第三个阶段,更多企业将面临着“综合集成”跨越困境,集中表现为平台支撑能力不足、智能制造关键技术标准尚不统一、组织机构僵化以及数据开发应用能力不足等。
1.平台构造。宽阔与足量的平台是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的基础支撑,除了组织和推动制造业自建互联网平台外,更应鼓励和支持大型制造企业开放平台上聚集的各类资源,为相关企业提供专业化服务。与此同时,要支持和推动大型互联网企业、基础电信企业,建设构建面向制造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服务平台体系。更为重要的是,要力促与支持制造企业与互联网企业共建平台,途径包括:一是本着强强联合的原则,双方采取合资合作或并购的形式成立新的经营主体,目标既可以服务于制造业本体的主营业务,也可以开展对外经营。二是本着扬长避短的原则,中小企业制造资源与互联网平台选择全面对接。由于并不具备大型制造企业比较强大的信息化、数字化等基础条件,加之财务条件的硬性约束,更多的中小企业的跨界融合只能选择外部对接的方式,以此实现制造能力的在线发布、协同和交易。三是本着优势互补的原则,制造企业与电子商务企业开展战略投资、品牌培育、网上销售、物流配送等领域合作,整合线上线下交易资源,打造制造、营销、物流等高效协同的生产流通一体化新生态。
必须强调的是,制造业与互联网企业之间在经营理念、管理方式以及价值观上的确存在着不小的差异,而且彼此还担心跨界融合之后文化认同的摩擦,许多可以参与融合的主体目前都还处于徘徊与观望阶段。为此,可以有意识地培育与引导第三方市场的发展,让其成为促进制造业与互联网跨界融合的“粘合剂”。首先,要推动建设一批包括在线采购、销售、服务在内的第三方行业电子商务服务平台,并鼓励企业大胆地对接与应用;其次,要加快建设“工业云”等中小企业公共云平台,贯彻分享与协同的原则,为中小企业提供按需使用、优质低价与免费的云设计、云生产、云管理、云试验、云分析、云服务等公共云服务;再次,要培育一批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为中小企业提供标准化、专业化的系统解决方案,有条件的企业可以开展系统解决方案业务的剥离重组,进而形成规模化和市场化;最后,要发挥行业协会和中介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鼓励建立跨行业、跨领域的新型产学研用联盟,开展关键共性技术攻关、融合标准制定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一旦通过第三方市场品尝与收获到了实质性成果,制造业与互联网跨界融合将会形成一股自主性潮流。
2.核心技术强化。核心技术是制约我国制造业和互联网融合的关键。由于大量核心技术仍严重受制于国外厂商,制造企业在开展创新应用模式的时候往往受到技术瓶颈约束。若想破解这一瓶颈,需要加快构筑自动控制与感知、智能服务、工业互联网等制造新基础;加快传感器、过程控制芯片、可编程逻辑控制器等产业化;加快计算机辅助设计仿真、制造执行系统、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等工业软件产业化,强化软件支撑和定义制造业的基础性作用。
制造业与互联网的融合说到底是技术与人才的融合,为此,需要进一步深化人才体制机制改革。一方面,要在国有企业内部引入有限合伙制,建立促进创新成果转让的收益分配、工资奖励等制度,对企业重要技术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实施股权和分红激励政策;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推广知识产权质押,创新担保方式,积极探索多样化的信贷风险分担机制;在财政政策上,要切实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等所得税优惠政策,积极研究完善科技企业孵化器税收政策,以吸引具备创新能力的跨界人才。此外,要在高校设置“互联网+”等相关专业,同时在大中型企业推广首席信息官制度,壮大互联网应用人才队伍。
3.政策制度创新支持。加速制造业与互联网的融合,更离不开必要的金融政策条件以及相应的运行机制。一方面,对于互联网平台建设,可以考虑在评估的基础上,中央银行以定向贷款方式通过商业银行发放无息贷款,中央和地方财政也可以向平台提供贴息贷款。另外,要鼓励中央企业设立创新投资基金,引导地方产业投资基金和社会资本,支持各类平台建设。不仅如此,要创新财政资金支持方式,建立和完善包括种子基金、天使基金、创业投资、担保资金和政府创投引导基金等覆盖创新链条全过程的金融服务体系。
一、全产业链革命的意义
在大数据、云计算等科技因子策应下的互联网和物联网再次将工业制造业导入到一个智能化的全新时代,最终形成一个以智能工厂为载体、以互联网为驱动的新产品、新模式和新业态,以及以信息数据流为核心驱动、各生产要素之间端到端无缝协作的智能制造生态系统。不同于以往企业派遣大量的人力去寻找与发现市场然后根据自己的判断进行产品的设计、生产与推送,通过互联网,企业的生产运营环节完全可以被市场消费环节自动性串联起来。一方面,企业可以借助众包与分发平台发布研发需求,广泛收集客户和外部人员的想法与智慧,实现价值创造的社会化、产品创新的多样化;另一方面,借助电子商务平台,消费者从网上下单,企业据此不仅可以掌握到产品需求数量,而且了解与捕捉到消费者的需求特征。在此基础上,企业就可以进行定向设计与开发,由此形成一种市场驱动研发并牵引制造的生产模式,即C2M模式或者端(消费者)到端的(制造商)的生产模式。
必须指出,消费者的网上下单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购买行为,他们还可以提出自己对产品理念、规格与款式等的要素要求,即参与产品设计的动态过程,而企业则可以凭借信息控制下生产模块的精细化切割与再组合即所谓的柔性化制造与推送来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个性化定制与柔性化制造完全实现了消费与生产的无缝且精准性对接,企业据此就能收到先前所不可能出现的零库存管理效果。
再从企业销售来看,工业APP、移动社交营销、搜索比价等互联网服务的浸入不仅拓展出了线上渠道,从而形成了O2O的销售模式。更重要的是,互联网是一个高度透明且信息及时更新和充分的空间,而且互联网还强力压缩了产品的中间传递渠道,企业的市场搜索成本和与用户的交互成本都得到了显著降低。据波士顿咨询公司计算,中国制造业累计产品销售成本约85万亿元,与互联网嫁接之后,中国工业总体生产效率将产生4万亿-6万亿元的提升潜力。不仅如此,销售中间环节的剔除以及产销的及时交互还有效强化了企业针对市场的快速反应,加快了产品更新迭代的步伐,从而更广泛深入地激活了企业的自我创新功能。
与制造业在传统营销模式下集中表现为对重资产的追逐和仅仅关注产品销售不同,经过与互联网嫁接与融合之后,其关注的目光将会从重资产转向轻资产、由强调卖产品转向重视卖服务的层面。未来更多的制造业将会通过平台维护、软件升级、系统更新等多种途径构建出自己的服务链生态,服务所产生的价值不亚于甚至超过产品的价值,由此驱动着企业价值链朝着高端显著升移以及整个制造业的升级转型。据波士顿咨询公司计算,仅制造业的服务化,中国企业就可创造6万亿元的附加值。
实际上互联网不仅仅实现了生产与消费的链接以及企业营销管理的变革和产业形态的升级,更为重要的是互联网作为一个并不简单的虚拟空间,其中装置着海量的工业资源,形成了一个无边际的工业云平台。通过云平台,企业不仅可以分享到自己所需要的智能软件资源,而且可以实施协同化生产,机器之间、车间之间,工厂之间的信息壁垒被撕破,传统的聚集型、园区型、大规模的制造业生产方式正在朝这样一个分散和泛在的模式转变,异地协同、泛在制造甚至将来可以出现无所不在的制造模式。这种由互联网引起的分散协同生产模式以及生产组织的松散化,倒逼着企业内部管理实现简单、高效和快速的变革,即从垂直管理转变为扁平管理,从有界管理走向无界管理。
此外,互联网可以加速精益生产与工匠精神的落地与壮大。而且,如果通过互联网的“竞质排名”,让买方为实名企业的产品和服务打分做评,强者胜、劣者汰,制造业的整个身躯由此将变得更为健康与矫健。
二、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体的相关进展
中国是超级制造业大国,也是超级互联网大国。统计资料表明,去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达到3.4万亿美元,囊括了全球制造业19.8%的产出占比,而且连续6年坐稳全球第一大出口国的位置;与此同时,中国网民规模达6.88亿,互联网普及率上升至50.3%,网络零售市场交易规模达38285亿元,居全球第一;重要的是,全球互联网公司10强阵营中有4家中国公司,而且中国还有众多的互联网商務平台;除此之外,国内4G网络得以普及,5G标准正处于加速酝酿之中,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信息通信技术也日渐成熟与强大。在这种情况下,推动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极易形成叠加效应、聚合效应与倍增效应。重要的是,围绕着推进“中国制造2025”和“互联网+”行动两大国家战略,国务院及有关部门颁发了一系列文件,力促互联网与工业制造业的融合。基于此,国内不少企业已主动迈开先行的脚步。
1.众包设计与研发。就像小米通过网络平台不断的征求发烧友意见继而反馈到自己的手机研发生产过程,从而使小米手机不断更新迭代那样,众包或分包型的产品研发模式再也不是个案。上海汽车集团推出互联网汽车产品设计创意众包平台“车享网”,向全体用户、全体合作伙伴和创新思维开放,最终希望实现汽车个性化设计创意的在线集聚。青岛海尔打造的O2O创客模式,将企业组织架构打散成为量子化平台,形成一个开放、集联的平台共同体,每个员工在线上与用户进行互动、对接需求,在线下创建小微创客企业,实现创新思想、产品的孵化,为用户提供定制化产品和服务。
2.柔性化生产。虽然青岛红领制衣有限公司是一家做西装和衬衫的普通企业,但由于建立起了全球第一家全面信息化的个性化生产线,通过C2M平台,红领制衣的整个生产线完全用信息统率工业流水线和驱动后台的供应链,通过批量生产线重新编程、组合,能够实现同一产品的不同型号、不同款式、不同面料的不同转换,实现流水线上不同数据、不同规格、不同元素的灵活搭配,以流水线生产模式制造个性化产品。据了解,该系统已经可以满足超过100万亿种以上款式组合,同时红领制衣的利润要高出服装行业平均利润的150%。 3.制造业的服务化。或增加安装与维修环节的人手与技术投入,或强化系统集成和工程总包的力量,或加快软件开发与内容更新的速度,或延伸出培训与租赁的全新功能,制造业服务化在不少企业手中已成为一种时尚。三一重工打造工程机械联网服务平台,可对近10万台售出设备运转信息进行采集和大数据存储处理,并与客户智能终端APP相连接,实现工程机械的远程监控、工况分析、运维服务。沈阳装备制造企业利用国内最大的跨境电商平台大龙网,实现在线发布产品信息和洽谈业务,享受通关、退税等一体化海关申报服务,以及供应链金融、退税金融等综合性增值服務,实现装备制造产品对外价值链的转型升级。
4.工业云平台。开放、协同、共享成为云平台的立体性特征。航天科工集团推出集产业互联网平台、开放创业平台和生产性服务业平台为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平台——航天云网,以云制造为核心,通过内生和外延两种方式覆盖生产制造全过程和全要素,形成创意云、设计云、制造云、检测云、物流云、采购云、租赁云等多种云端形态,促成线上企业资源的充分共享与制造能力的高度智能和产业链环节紧密协同。广东佛山市家居行业推出云制造公共服务平台深度整合与配置线上线下资源,打造家居产业链条上下游企业内外部生产、设计、销售、物流等环节的云协同体系。目前已有130多家龙头企业入驻平台,并带动2万多家企业集聚。
5.智慧工厂与车间。上海大众南京工厂的冲压车间完全采用数字化生产模式,主要生产各种上海大众自制冲压件,通过第二代横杆式自动化高速冲压线,一分钟能生产15个零件,是目前世界上冲次最快的压机设备。KUKA机器人能够准确调整好零件的位置,便于检验和装箱;高速拆垛系统可以在不停机的状态下更换垛料。
除了制造企业自身构建互联网平台以及充分嫁接利用大数据、物联网资源外,互联网企业与制造企业的跨界融合也不乏案例。从小米牵手美的,到阿里巴巴联手上海汽车与江淮汽车两大集团,再到百度云和腾讯微信加盟海尔U +,以及乐视与TCL形成战略合作关系等,彼此之间或基于产品、或立于资本层面的整合,并不仅仅为制造业营造出了可以期待的红利,也拓宽与夯实了互联网企业落地的根基,并最终推动着“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的快速切换。但总体判断,我国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主要还是“微笑曲线”中的前端,融合的空间还非常巨大。
三、后续的政策供给创新
互联网与制造业的关联会经过辅助、集成与融合三个阶段,而目前我国只有14%的企业处在第三个阶段,更多企业将面临着“综合集成”跨越困境,集中表现为平台支撑能力不足、智能制造关键技术标准尚不统一、组织机构僵化以及数据开发应用能力不足等。
1.平台构造。宽阔与足量的平台是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的基础支撑,除了组织和推动制造业自建互联网平台外,更应鼓励和支持大型制造企业开放平台上聚集的各类资源,为相关企业提供专业化服务。与此同时,要支持和推动大型互联网企业、基础电信企业,建设构建面向制造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服务平台体系。更为重要的是,要力促与支持制造企业与互联网企业共建平台,途径包括:一是本着强强联合的原则,双方采取合资合作或并购的形式成立新的经营主体,目标既可以服务于制造业本体的主营业务,也可以开展对外经营。二是本着扬长避短的原则,中小企业制造资源与互联网平台选择全面对接。由于并不具备大型制造企业比较强大的信息化、数字化等基础条件,加之财务条件的硬性约束,更多的中小企业的跨界融合只能选择外部对接的方式,以此实现制造能力的在线发布、协同和交易。三是本着优势互补的原则,制造企业与电子商务企业开展战略投资、品牌培育、网上销售、物流配送等领域合作,整合线上线下交易资源,打造制造、营销、物流等高效协同的生产流通一体化新生态。
必须强调的是,制造业与互联网企业之间在经营理念、管理方式以及价值观上的确存在着不小的差异,而且彼此还担心跨界融合之后文化认同的摩擦,许多可以参与融合的主体目前都还处于徘徊与观望阶段。为此,可以有意识地培育与引导第三方市场的发展,让其成为促进制造业与互联网跨界融合的“粘合剂”。首先,要推动建设一批包括在线采购、销售、服务在内的第三方行业电子商务服务平台,并鼓励企业大胆地对接与应用;其次,要加快建设“工业云”等中小企业公共云平台,贯彻分享与协同的原则,为中小企业提供按需使用、优质低价与免费的云设计、云生产、云管理、云试验、云分析、云服务等公共云服务;再次,要培育一批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为中小企业提供标准化、专业化的系统解决方案,有条件的企业可以开展系统解决方案业务的剥离重组,进而形成规模化和市场化;最后,要发挥行业协会和中介组织的桥梁纽带作用,鼓励建立跨行业、跨领域的新型产学研用联盟,开展关键共性技术攻关、融合标准制定和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一旦通过第三方市场品尝与收获到了实质性成果,制造业与互联网跨界融合将会形成一股自主性潮流。
2.核心技术强化。核心技术是制约我国制造业和互联网融合的关键。由于大量核心技术仍严重受制于国外厂商,制造企业在开展创新应用模式的时候往往受到技术瓶颈约束。若想破解这一瓶颈,需要加快构筑自动控制与感知、智能服务、工业互联网等制造新基础;加快传感器、过程控制芯片、可编程逻辑控制器等产业化;加快计算机辅助设计仿真、制造执行系统、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等工业软件产业化,强化软件支撑和定义制造业的基础性作用。
制造业与互联网的融合说到底是技术与人才的融合,为此,需要进一步深化人才体制机制改革。一方面,要在国有企业内部引入有限合伙制,建立促进创新成果转让的收益分配、工资奖励等制度,对企业重要技术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实施股权和分红激励政策;另一方面,要进一步推广知识产权质押,创新担保方式,积极探索多样化的信贷风险分担机制;在财政政策上,要切实落实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等所得税优惠政策,积极研究完善科技企业孵化器税收政策,以吸引具备创新能力的跨界人才。此外,要在高校设置“互联网+”等相关专业,同时在大中型企业推广首席信息官制度,壮大互联网应用人才队伍。
3.政策制度创新支持。加速制造业与互联网的融合,更离不开必要的金融政策条件以及相应的运行机制。一方面,对于互联网平台建设,可以考虑在评估的基础上,中央银行以定向贷款方式通过商业银行发放无息贷款,中央和地方财政也可以向平台提供贴息贷款。另外,要鼓励中央企业设立创新投资基金,引导地方产业投资基金和社会资本,支持各类平台建设。不仅如此,要创新财政资金支持方式,建立和完善包括种子基金、天使基金、创业投资、担保资金和政府创投引导基金等覆盖创新链条全过程的金融服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