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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年末,李宗仁(1891-1969,字德邻,广西临桂人)从大陆经香港去美国医治胃病,之后便在美国定居,直到1965年返回祖国大陆,在美国过了16年的客寓生活。从国民党的高官、代总统再到平民百姓,李宗仁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李宗仁的孙女李雷诗关于祖父在美国生活那段日子的回忆,或许能帮我们找到些许答案。
记得小时候,我和姐姐每逢星期六都要去纽约市郊的里弗德尔的祖父家学中文。我家和祖父家仅隔几个街区,我们都是走路去。祖父家的草坪边有一个小警棚,昼夜有警察值班。我们经过那里,心想祖父一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否则为什么要派提着警棍带着枪的警官守卫呢?
除了警察造成的森严空气外,祖父的房子还有一种神秘感。那是一所前面带石沿的英国“都德”式房屋,房屋的一部分是属于一位著名戏剧演员的,此人四处云游,住在别的地方。我们往窗内探望,看见里面有古代的盔胄、螺旋式楼梯,还有半杯红酒。祖父的房子和演员的房子连着,因而也似乎笼罩着同样的气氛。不同的是他的房子从不空闲,家里人住,朋友和来访者络绎不绝。
在餐厅上完中文课,要是祖父不接待客人,我们就到起居室去见他。我还清楚地记得,起居室里有一块小型中国地毯,上面织的是两只虎,一只在河边舔水;窗台上摆着树木盆景,外面是一个阳光充足的花园,祖父通常是身穿一件舒适的旧羊毛衫,足登一双皮拖鞋,坐在安乐椅里看书看报。面前的咖啡桌上摆着一摞当地或香港出版的报纸杂志,旁边有一杯茶。我们一进去,祖父不管正在做什么,都立刻停下来和我们玩。他喜欢孩子,当然特别喜欢自己的孙女。祖父见到我们,除了紧紧地搂着我们,亲我们,还总是捏我们的脸蛋,直到捏出眼泪来才罢手。我们爱祖父,可是却受不了他这种特殊的喜爱方式。
由于我们和祖父语言不大通,只好靠做游戏互相交往,或靠比划表达要说的话。我特别记得他教我们的两种手指游戏。一种是比动作敏捷的,方法是先用食指和中指敲桌边,然后换用同一只手的中指和无名指敲,谁快谁赢。第二种是比观察判断力的,方法是将一只手的五个手指拧乱顺序,攥在另一只手中,让对方猜哪一个是中指。祖父换得比我们快,猜得比我们准,所以常赢。这个游戏我们总也玩不厌,祖父好像也玩不厌。
祖父宽而高的颧骨下腮处凹陷,像酒窝似的,似乎总是面带微笑。实际上这“酒窝”是伤疤——在一次战斗中,一颗子弹从脸颊穿入,从鼻孔钻出来。我和姐姐对祖父的“酒窝”特别感兴趣,常用手去摸。这时,祖父就装作被子弹打中的痛苦样子,吓唬、逗乐我们。如果说昼夜的警卫还不足以证明祖父是个重要人物,那么这枪伤则证实了我们的猜想。
有几次,我想用力把祖父举高(他身材不高,只不过他那庄重的举止和挺直的身姿掩盖了他的缺点),似乎这样可以看到他昔日政治家的风度。祖父怕我跌着,就把手背在后面,做鬼脸,不让我抱他。有时,我要装大人抽烟,难得他把点燃了的烟给我吹几口。祖父是个出色的军人,当过代总统,别人敬畏他。可是在我们眼里他是祖父,是个慈祥的老人,他对我们甚至有些娇惯,不准父母亲责骂我们。
祖父的二夫人(即李宗仁的第二任妻子郭德洁)进入起居室通知有客人来时,我们的游戏只好暂停。这时他突然变得与原来判若两人:好玩耍的祖父一下子成了一位尊贵的、担任要职的陌生者,虽然那早已成为过去,而且身在异国。他喜欢在家里接待客人,可能是这种交往又使他重温了往日公开的生活方式吧。他接待了许多在国内认识的人:私人朋友、政府官员、学者……他特别喜欢和教授、专家们在一起谈论经济、政治、国际事务……祖父受的正规教育不多,小时候从他当私塾先生的父亲那里,学了一些基础知识和为人处世之道;青年时代进了一所地方讲武堂。成年之后直至晚年,他坚持自学,信奉中国“学无止境”的信条。他尊重教育,喜欢听学者、专家们谈论各领域的问题,从而向他们学习,增长知识。
去祖父家访问的一般都是中国人,他并非不欢迎那些在国内认识的美国人。中国抗日时期,祖父担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和副总统、代总统时,接待过许多美国上层人物、高级官员。可是他们,有些还是常与祖父同桌共餐的美国人,并不去拜访他,哪怕是顺便地。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现在是东道国而祖父则是客乡了吧。祖父对此深感惆怅,而父亲却无所谓,父亲受的是美国教育,对美国的习俗比祖父懂得多,知道美国人不像中国人那样注重人际关系并把它当成一种艺术。这是很难向祖父解释清楚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登门的中国人也逐渐少了,有的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回香港、台湾去了,找到工作的又没有时间看望老朋友。
寂寞的时光,祖父全花在阅读报刊上,他渴望知道中国的现状。他还给美国的议员、外国领导人写信,阐述他对中国局势的看法。虽然他在美国住了16年,他的心却从未离开过祖国。他出生于人们向往统一、渴望富强的时代,在中国生活了60年,绝大部分时间致力于实现自己的信仰,试图改善国家的境遇和人民的生活。占据他心的完全是中国,他是属于中国的,要改变这一点,已为时过晚。但是,他不能回大陆,那里的国民党统治已告结束;也不能去台湾,那里还在一个人的统治之下,此人在他的军政生涯中,既与他合作过又打过仗,捉摸不定。就这样,祖父在美国住了16年,而美国又绝非自己的祖国。父亲说,祖父感到孤独,十分想念祖国。
在国内时,祖父曾感到过另一种寂寞,那是由于想念他的儿子即我的父亲。他是一个千军万马的统帅,周围有许多听从他调遣的人,可是他的职责却迫使他时常身处战争前线,远离家庭。所以直到父亲长大成人,祖父对他还很不熟悉。祖父对他的二儿子比较熟悉,因为他那时很小,祖父带他随军。祖父到了美国才熟悉父亲,这时父亲已经成家了。
父亲和祖父在一起时很少谈论政治,祖父不征询父亲的意见,父亲也不谈及。若干年后我稍懂事了,父亲和我与祖父有了共同的分歧。当然,作为恭顺的儿子,即使不同意他父亲的意见还是表示尊重和理解的。其一,父亲对祖父在国内时对待美国要人的豪爽大度不赞同。其二,父亲认为祖父应该罗致一批专家为他提供政治咨询,使自己对局势有主见。父亲早在读大学的时候就认为,国民党已无力统治中国,无法引导中国摆脱封建的桎梏。 祖父在美国住了几年之后,经过对美国现状的分析,才逐渐理解到,每个国家都要根据自己的国情和人民的需要,确定自己的治国之方。他认为,资本主义可能适合美国,但绝非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美国是富国,大多数人拥有一定形式的财产,中国是穷国,大多数人一无所有。如果把国家的财富按照共产主义原则重新分配,从而有利于大多数而不是少数人,又有什么不好呢?
此时,祖父终于明白了:国民政府在大陆重新建立是绝不可能了,共产主义的胜利是中国的人心所向。此时,他对自己曾经强烈反对的开始转变了看法。
祖父无论在国内还是在美国,生活都很简朴,对物质享受看得很淡。因此,共产党领导人过着与普通中国人同样简朴的生活,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时刻萦绕于心的是要为国家做点事。他不盲目自尊,也不心胸狭窄,不否认共产党胜利地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和强大,这是他们的奋斗目标。如果我自己的政府做不到这一点,让另一个政府去做不是更好吗?
祖父在美国期间,有三件大事使他对共产党的看法完全转变了。第一,中国军队在朝鲜战争中显示了力量,把美军从鸭绿江边赶回去,使之遭到了历史上最大的败绩。第二,印度军队入侵中国领土,中国军队在反击中不仅把侵略者赶出边界,甚至还几乎打到了加尔各答。边界事件的结果是,中国释放了对方两万俘虏,退出了占领的印方入侵前边界以外的全部土地。第三,中国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
一百多年来,中国被称为“东亚病夫”,是一个屡遭战败、备受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的半殖民地国家。在短短的十多年里发生的这三件事,使祖父确信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不仅变成了一个受全世界尊敬的统一的国家,而且印度入侵事件说明了中国反对霸权主义,没有领土野心。他为自己的国家和自己作为一名中国人感到自豪。这种自豪感是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都应该具有的。回顾国民政府在二十多年中一切仰赖外国,看到现在什么事都能自己做,祖父十分兴奋。从祖父对祖国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取得的成就产生的喜悦,父亲猜想到了他发自内心的回国愿望。
像祖父那样饱经长期军事和风霜磨难的人,一般是易怒的。可是父亲肯定地说,祖父从来没有表现出来过。他的哲学是,如果你不喜欢不赞同某人,你不要和他作对把他当成敌人。人是可以改变的,可能有一天,由于你的大度,他会对你产生好感,甚至成为你的朋友。
祖父在阐述自己的哲学时,向父亲讲了这样一段往事:当年祖父决定竞选副总统,可是蒋介石倾向孙科,就问祖父何以觉得自己有把握。他回答说:“第一,得天时,我的时机好,在政府工作多年,有经验。第二,占地利,我到过全国各地,从南方我的故乡广西到抗日中的华中战场,从东北到北平,因此我了解中国。第三,有人和。由于我在很长的时间里到过许多地方,认识了很多人,交了很多朋友。我尊重别人,别人也尊重我。这些就是我认为自己可以获胜的理由。”
我们除了每周到祖父家上国语课外,每逢中国或西方的节日,如圣诞节、春节、复活节等,父母亲也带我们到祖父家去。祖父则很少到我们家来,偶尔来也是一个人。祖父来时,祖母(即李宗仁的原配夫人李秀文,1891年生,1911年与李宗仁结婚,1992年去世)就给他做饭,吃饭时净是他们两老说话,回忆过去的生活,边说边笑,像一对老孩子。他们俩虽已分居数十年,可是彼此都满意过去相伴的岁月,始终保持着亲切的关系。和祖父一样,祖母也心地善良、性情开朗、生活简朴。“奶奶从来不计较,”父亲说,“这就是她长寿的秘诀。”父亲给她买的东西,她常常转送给别人,说是别人比她更需要。人们说:“你心眼好,所以命长。”
1956年,祖父搬到恩格渥德·克里弗斯的一所很简易的房子去住,我们就不大经常见到他了。这时他已雇不起厨师、管家,也招待不起客人住了。新居只住着他的二夫人、二儿子,后来又有一个侄子。客人越来越少,没有什么人和他开心地谈话了,他只好把漫长而寂寞的日子花在读书看报中,使自己不落后于中国和国际形势的发展。
后来我们获悉,祖父于1965年7月的一天回到了祖国。当时中美关系正处于低潮,美国报纸说他是“背叛”。祖父始终是中国公民,中国人回中国去叫“背叛”是讲不通的。至于从党派来说,国民党多年以前就把他的关系给取消了。
回国后不久,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当有人问他信仰什么主义时,他巧妙而率真地回答:“爱国主义。”是的,他是回国,回自己的祖国,而不是回到某一个党或某种政治制度。正如母亲所说的:“你祖父不过是要回到生养自己的故土上,使自己的余生在祖国过得更好些。”祖父有自己的向往。
1969年元月,归国后不几年,祖父病逝于北京,享年78岁。
附注:本文作者李雷诗,是李宗仁的长子李幼邻(系李宗仁与原配李秀文所生)的次女,毕业于美国密执安大学,主修英国文学。
(责任编辑/楚 文)
(电子邮箱:[email protected])
记得小时候,我和姐姐每逢星期六都要去纽约市郊的里弗德尔的祖父家学中文。我家和祖父家仅隔几个街区,我们都是走路去。祖父家的草坪边有一个小警棚,昼夜有警察值班。我们经过那里,心想祖父一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否则为什么要派提着警棍带着枪的警官守卫呢?
除了警察造成的森严空气外,祖父的房子还有一种神秘感。那是一所前面带石沿的英国“都德”式房屋,房屋的一部分是属于一位著名戏剧演员的,此人四处云游,住在别的地方。我们往窗内探望,看见里面有古代的盔胄、螺旋式楼梯,还有半杯红酒。祖父的房子和演员的房子连着,因而也似乎笼罩着同样的气氛。不同的是他的房子从不空闲,家里人住,朋友和来访者络绎不绝。
在餐厅上完中文课,要是祖父不接待客人,我们就到起居室去见他。我还清楚地记得,起居室里有一块小型中国地毯,上面织的是两只虎,一只在河边舔水;窗台上摆着树木盆景,外面是一个阳光充足的花园,祖父通常是身穿一件舒适的旧羊毛衫,足登一双皮拖鞋,坐在安乐椅里看书看报。面前的咖啡桌上摆着一摞当地或香港出版的报纸杂志,旁边有一杯茶。我们一进去,祖父不管正在做什么,都立刻停下来和我们玩。他喜欢孩子,当然特别喜欢自己的孙女。祖父见到我们,除了紧紧地搂着我们,亲我们,还总是捏我们的脸蛋,直到捏出眼泪来才罢手。我们爱祖父,可是却受不了他这种特殊的喜爱方式。
由于我们和祖父语言不大通,只好靠做游戏互相交往,或靠比划表达要说的话。我特别记得他教我们的两种手指游戏。一种是比动作敏捷的,方法是先用食指和中指敲桌边,然后换用同一只手的中指和无名指敲,谁快谁赢。第二种是比观察判断力的,方法是将一只手的五个手指拧乱顺序,攥在另一只手中,让对方猜哪一个是中指。祖父换得比我们快,猜得比我们准,所以常赢。这个游戏我们总也玩不厌,祖父好像也玩不厌。
祖父宽而高的颧骨下腮处凹陷,像酒窝似的,似乎总是面带微笑。实际上这“酒窝”是伤疤——在一次战斗中,一颗子弹从脸颊穿入,从鼻孔钻出来。我和姐姐对祖父的“酒窝”特别感兴趣,常用手去摸。这时,祖父就装作被子弹打中的痛苦样子,吓唬、逗乐我们。如果说昼夜的警卫还不足以证明祖父是个重要人物,那么这枪伤则证实了我们的猜想。
有几次,我想用力把祖父举高(他身材不高,只不过他那庄重的举止和挺直的身姿掩盖了他的缺点),似乎这样可以看到他昔日政治家的风度。祖父怕我跌着,就把手背在后面,做鬼脸,不让我抱他。有时,我要装大人抽烟,难得他把点燃了的烟给我吹几口。祖父是个出色的军人,当过代总统,别人敬畏他。可是在我们眼里他是祖父,是个慈祥的老人,他对我们甚至有些娇惯,不准父母亲责骂我们。
祖父的二夫人(即李宗仁的第二任妻子郭德洁)进入起居室通知有客人来时,我们的游戏只好暂停。这时他突然变得与原来判若两人:好玩耍的祖父一下子成了一位尊贵的、担任要职的陌生者,虽然那早已成为过去,而且身在异国。他喜欢在家里接待客人,可能是这种交往又使他重温了往日公开的生活方式吧。他接待了许多在国内认识的人:私人朋友、政府官员、学者……他特别喜欢和教授、专家们在一起谈论经济、政治、国际事务……祖父受的正规教育不多,小时候从他当私塾先生的父亲那里,学了一些基础知识和为人处世之道;青年时代进了一所地方讲武堂。成年之后直至晚年,他坚持自学,信奉中国“学无止境”的信条。他尊重教育,喜欢听学者、专家们谈论各领域的问题,从而向他们学习,增长知识。
去祖父家访问的一般都是中国人,他并非不欢迎那些在国内认识的美国人。中国抗日时期,祖父担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和副总统、代总统时,接待过许多美国上层人物、高级官员。可是他们,有些还是常与祖父同桌共餐的美国人,并不去拜访他,哪怕是顺便地。这可能是因为他们现在是东道国而祖父则是客乡了吧。祖父对此深感惆怅,而父亲却无所谓,父亲受的是美国教育,对美国的习俗比祖父懂得多,知道美国人不像中国人那样注重人际关系并把它当成一种艺术。这是很难向祖父解释清楚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登门的中国人也逐渐少了,有的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回香港、台湾去了,找到工作的又没有时间看望老朋友。
寂寞的时光,祖父全花在阅读报刊上,他渴望知道中国的现状。他还给美国的议员、外国领导人写信,阐述他对中国局势的看法。虽然他在美国住了16年,他的心却从未离开过祖国。他出生于人们向往统一、渴望富强的时代,在中国生活了60年,绝大部分时间致力于实现自己的信仰,试图改善国家的境遇和人民的生活。占据他心的完全是中国,他是属于中国的,要改变这一点,已为时过晚。但是,他不能回大陆,那里的国民党统治已告结束;也不能去台湾,那里还在一个人的统治之下,此人在他的军政生涯中,既与他合作过又打过仗,捉摸不定。就这样,祖父在美国住了16年,而美国又绝非自己的祖国。父亲说,祖父感到孤独,十分想念祖国。
在国内时,祖父曾感到过另一种寂寞,那是由于想念他的儿子即我的父亲。他是一个千军万马的统帅,周围有许多听从他调遣的人,可是他的职责却迫使他时常身处战争前线,远离家庭。所以直到父亲长大成人,祖父对他还很不熟悉。祖父对他的二儿子比较熟悉,因为他那时很小,祖父带他随军。祖父到了美国才熟悉父亲,这时父亲已经成家了。
父亲和祖父在一起时很少谈论政治,祖父不征询父亲的意见,父亲也不谈及。若干年后我稍懂事了,父亲和我与祖父有了共同的分歧。当然,作为恭顺的儿子,即使不同意他父亲的意见还是表示尊重和理解的。其一,父亲对祖父在国内时对待美国要人的豪爽大度不赞同。其二,父亲认为祖父应该罗致一批专家为他提供政治咨询,使自己对局势有主见。父亲早在读大学的时候就认为,国民党已无力统治中国,无法引导中国摆脱封建的桎梏。 祖父在美国住了几年之后,经过对美国现状的分析,才逐渐理解到,每个国家都要根据自己的国情和人民的需要,确定自己的治国之方。他认为,资本主义可能适合美国,但绝非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美国是富国,大多数人拥有一定形式的财产,中国是穷国,大多数人一无所有。如果把国家的财富按照共产主义原则重新分配,从而有利于大多数而不是少数人,又有什么不好呢?
此时,祖父终于明白了:国民政府在大陆重新建立是绝不可能了,共产主义的胜利是中国的人心所向。此时,他对自己曾经强烈反对的开始转变了看法。
祖父无论在国内还是在美国,生活都很简朴,对物质享受看得很淡。因此,共产党领导人过着与普通中国人同样简朴的生活,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时刻萦绕于心的是要为国家做点事。他不盲目自尊,也不心胸狭窄,不否认共产党胜利地实现了国家的统一和强大,这是他们的奋斗目标。如果我自己的政府做不到这一点,让另一个政府去做不是更好吗?
祖父在美国期间,有三件大事使他对共产党的看法完全转变了。第一,中国军队在朝鲜战争中显示了力量,把美军从鸭绿江边赶回去,使之遭到了历史上最大的败绩。第二,印度军队入侵中国领土,中国军队在反击中不仅把侵略者赶出边界,甚至还几乎打到了加尔各答。边界事件的结果是,中国释放了对方两万俘虏,退出了占领的印方入侵前边界以外的全部土地。第三,中国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
一百多年来,中国被称为“东亚病夫”,是一个屡遭战败、备受帝国主义压迫和剥削的半殖民地国家。在短短的十多年里发生的这三件事,使祖父确信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不仅变成了一个受全世界尊敬的统一的国家,而且印度入侵事件说明了中国反对霸权主义,没有领土野心。他为自己的国家和自己作为一名中国人感到自豪。这种自豪感是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都应该具有的。回顾国民政府在二十多年中一切仰赖外国,看到现在什么事都能自己做,祖父十分兴奋。从祖父对祖国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取得的成就产生的喜悦,父亲猜想到了他发自内心的回国愿望。
像祖父那样饱经长期军事和风霜磨难的人,一般是易怒的。可是父亲肯定地说,祖父从来没有表现出来过。他的哲学是,如果你不喜欢不赞同某人,你不要和他作对把他当成敌人。人是可以改变的,可能有一天,由于你的大度,他会对你产生好感,甚至成为你的朋友。
祖父在阐述自己的哲学时,向父亲讲了这样一段往事:当年祖父决定竞选副总统,可是蒋介石倾向孙科,就问祖父何以觉得自己有把握。他回答说:“第一,得天时,我的时机好,在政府工作多年,有经验。第二,占地利,我到过全国各地,从南方我的故乡广西到抗日中的华中战场,从东北到北平,因此我了解中国。第三,有人和。由于我在很长的时间里到过许多地方,认识了很多人,交了很多朋友。我尊重别人,别人也尊重我。这些就是我认为自己可以获胜的理由。”
我们除了每周到祖父家上国语课外,每逢中国或西方的节日,如圣诞节、春节、复活节等,父母亲也带我们到祖父家去。祖父则很少到我们家来,偶尔来也是一个人。祖父来时,祖母(即李宗仁的原配夫人李秀文,1891年生,1911年与李宗仁结婚,1992年去世)就给他做饭,吃饭时净是他们两老说话,回忆过去的生活,边说边笑,像一对老孩子。他们俩虽已分居数十年,可是彼此都满意过去相伴的岁月,始终保持着亲切的关系。和祖父一样,祖母也心地善良、性情开朗、生活简朴。“奶奶从来不计较,”父亲说,“这就是她长寿的秘诀。”父亲给她买的东西,她常常转送给别人,说是别人比她更需要。人们说:“你心眼好,所以命长。”
1956年,祖父搬到恩格渥德·克里弗斯的一所很简易的房子去住,我们就不大经常见到他了。这时他已雇不起厨师、管家,也招待不起客人住了。新居只住着他的二夫人、二儿子,后来又有一个侄子。客人越来越少,没有什么人和他开心地谈话了,他只好把漫长而寂寞的日子花在读书看报中,使自己不落后于中国和国际形势的发展。
后来我们获悉,祖父于1965年7月的一天回到了祖国。当时中美关系正处于低潮,美国报纸说他是“背叛”。祖父始终是中国公民,中国人回中国去叫“背叛”是讲不通的。至于从党派来说,国民党多年以前就把他的关系给取消了。
回国后不久,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当有人问他信仰什么主义时,他巧妙而率真地回答:“爱国主义。”是的,他是回国,回自己的祖国,而不是回到某一个党或某种政治制度。正如母亲所说的:“你祖父不过是要回到生养自己的故土上,使自己的余生在祖国过得更好些。”祖父有自己的向往。
1969年元月,归国后不几年,祖父病逝于北京,享年78岁。
附注:本文作者李雷诗,是李宗仁的长子李幼邻(系李宗仁与原配李秀文所生)的次女,毕业于美国密执安大学,主修英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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