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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翻译的不可译性的角度出发，从语言上的不可译性和文化上的不可译性两方面，通过具体的例证,讨论了不可译性因素存在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并深信不可译性并非绝对。在一定时期的一定条件下，它确实可以向可译性转化。
【关键词】不可译性；可译性；翻译
【中图号】H315.9【文献标示码】A【文章编号】1005-1074(2009)02-0080-02
On Untranslatability in translation
Wang Ruo-lan
（English Department, Gansu United University,Gansu,Lanzhou,730000）
【Abstrac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untranslatability in translation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ossibilities and realities of untranslatability existence adopting the concrete illustrations.The author forces on cultural and lingual aspects of differences and convinces that the untranlatability is not absolute.It has transformed undoubtedly into the translatability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Keywords】untranslatability；translatability；translation
翻译是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维内容准确而完整地重新表达出来的活动。它是跨语言(cross-language )、跨社会(cross- social)的特殊文化活动(cultural activity)。几千年的世界文明史清楚地表明:翻译在增进不同民族的了解和交往,推动民族文化的交流与借鉴,促进民族语言的丰富与发展,加速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繁荣等方面都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对于翻译理论与实践,中外译学界一直在进行不同角度的总结与探讨。其中,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便是翻译学家们所常常思考的一个问题。
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在他的著作通天塔 （AFTER BABLE）中对历史上有关可译性与不可译的争论作了以下分析：“语言理论对于翻译是否可能这一问题，特别是对于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是否可能的问题，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语言理论的研究中存在着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种观点说，语言的底层结构是普遍存在的，而且是共同的。人类各种语言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表层。正因为那些在遗传方面，历史方面，社会方面普遍存在的根深蒂固的东西都可以在人类使用的每一种语言中找到，所以翻译是可能。————与此相反的观点认为所谓普遍存在的深层结构不是在逻辑和心理方面无法考察，就是极其抽象，极其笼统，因而无足轻重。”后者得出的结论是：“真正的翻译是不可能的。人们称之为翻译的，只是一种近似物，是一种粗糙的复制品，如果涉及的两种语言或两种文化有共同的渊源，译作是可以勉强接受的，如果涉及的是两种相去甚远的语言或情感，译作就完全不可靠了。”
英国翻译理论家德福特（Cardfort）根据不可译性产生的原因将其分语言上的不可译性和文化上的不可译性。
1语言上的不可译性
汉语的区分性特征，语言学界已有共识：调位的（tonemic），单音节的（mono-syllabic），表意的（ideographic）。它们涉及音，形，义：兼顾了声音语言和文字语言；涵盖了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从这三个概念入手，也可以进入汉语的结构问题。源语与目的语在语音，词汇，语法，意义方面存在着诸多差异，而这种差异致使译语中很难找到相应的概念或表达方式来再现源语的特征。从而失去了源语的美感和情趣，形成了语言上的不可译性。
1.1语音层次语言是有声的，由于汉英两种语言的发声模式差异很大，无论把中文译成英文还是把英文译成中文，对于声音上的微妙之处，我们似乎都不免束手无策，给翻译造成极大的困难。《红楼梦》第二十四回里林黛玉讥笑史湘云的“嚼舌音”的一段对话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偏史咬舌子爱说话，连个‘二’哥哥也叫不出来，只是‘爱’哥哥‘爱’哥哥的。回来赶围棋儿，又该你闹‘幺爱三四五’了。－－史湘云笑道：“这一辈子我自然比不上你，我只保佑着明儿得一个咬舌的林姐夫，时时刻刻你可听‘爱’‘厄’去。阿弥陀佛，那才现在我眼里！”
杨宪益先生在译这几个与声音有关的词时，将“二”音译成“er”，而将“爱”音译成“ai”，并做了注解：Er means “two”or “second”and ai means“love”。他译出了题行在“爱”字里的讥讽蕴意，但译文读者可能体会不出讥讽中言语的俏皮和风趣。霍克斯（David Hawkes）却与此不同，他使用了一系列咬舌音再现了原文的活泼和俏皮，将“s”音acheng“th”音，将“爱”，“厄”译成“ithee-whthee”。但是史讥讽林时所使用的那个非常重要的“爱”字却没能表达出来，不免有些美中不足，更何况英语的咬舌音与汉语的咬舌音相去甚远，这种音的微妙是难以表达的。
当然在一些谚语，俗语，成语的翻译中，能将源语的内涵准确译出，符合目的语的阅读习惯，这些已经约定俗成的表达不仅要有韵律还要押韵，读起来朗朗上口，便于流传。如以下几例：嘴上没毛，说话不牢。（Downy lips make thoughtless slips）。吃一堑长一智。（A fall into the pit, a gain in your wit.）月满则亏，水满则溢。（ The fall moon seller grows, full water overflows.）
1.2意义层次多义词在翻译过程中是很常见的，在一般意义上，通过一定的上下文都是可以翻译的，但当有一时地用某一词的多义性构成语句时就不能翻译成其他语言并保持原有的特色了。《读者文摘》1995年第6期刊登了题为《意思》的一篇趣文：
他说：“她这个人真有意思。”她说：“他这个人怪有意思。”于是，有人断言，他和她有了意思，并要求他趕快意思意思。他火了，说：“我根本没那意思！”她生气了，问：“你们这样胡扯时什么意思？”说的人有点不好意思——事后，有人说：“真有意思。”也有人说：“真没意思。”
全文共用了十一个“意思”，可谓有哪一种语言中哪一个词能用来翻译这个“意思”并准确地表达其各种词义。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说，翻译的确非易事。再看下一例有关意义所带来的不同方法。
他笑笑说：“嗐，怎么看不起？不过一般地说——”她没等他说完就说：“什么一般二般，我就不信男同志是一般，我们女同志就是二般。”
With a smile he said:“How can I look down upon you women? However, generally speaking——” . “Generally! Generally!”she interrupted. Idon’t believeall men have the makings of a general and all women are cowards.”
这样的对话在日常生活中很常见，人们在说话或是写文章时故意将一个词语用错，或文章作者再现作品中人物用错的词语，从而达到某种修辞目的，使的语言生动活泼，幽默有趣。在翻译这些句子时，不能望文生义，否则不能反映出作者原文的幽默之处。为了忠实于原文，使原文可译，翻译时可模仿汉语中的“飞白”，用相应的英语中的“飞白”来表达，才能达到相应的效果。使文章中出现的三个“一般”是表达出完全不一样的地含义。
1.3语言结构从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的理论中，我们得知语言结构是指水平的组合关系和垂直的聚合关系之间的互动。汉语的区分性特征——音﹑形﹑义；兼顾了声音语言和文字语言。三个概念的提出，完全是以欧洲语言为参照，分别对应于音位，多音节和拼音。音位是区分意义的最小单位，调位不是。调位和音位都属于聚合段，但是调位的独特作用不在于区分意义，而是决定了汉语的平仄和韵律，而且使几乎每一个汉字都成为一个同音异义词，各种歇后语，还有相声艺术，均可从同音异义词中找到自身存在的必要条件。这在印欧语言中是罕见的现象。不可译性，在此处几乎是绝对的。唐诗的格律和“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如何能转译成西语呢?
另外表意文字的形态学特征是基于汉字之间结合方式的结构问题。它是指：汉语的字词（语素）本身无人称、时态﹑语态﹑语气﹑性﹑数的变化；它没有冠词，也缺少西方语言意义上的情态动词；没有前缀和后缀从外形上来显示词性和词义的变化；等等。以英语love为例，此动词性词位在其聚合段内包括了love/loves/loved/loving以及相应的助动词、情态动词搭配。观察汉语的“爱”。由于没有上述英语的形态学之分，从声音到外形都是“爱”，即：担当了词位（一般），语素（特殊）的双重功能。其结果是每一个词在组合段的词性和词义，不像英语那样稍等来自聚合段的比较严格的逻辑约束，可以在不变次序的前提下，改变词性或词义。这样会使得语言在翻译的过程中产生不可译性。
2文化上的不可译性
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一个社会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语言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文化的载体.语言既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又是文化的载体和文化的继承与传播的重要手段。因此，每种语言不可避免地带有民族文化的积淀和印记。翻译是对另一种语言的理解和阐释的活动，在此活动中产生的不可译就是对另一种语言的误解国误释。不同的民族在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上有很大的差异，长期以来形成的民族心理和思想意识对翻译造成了巨大的障碍。一旦语言进入交际，便存在对文化内涵的理解和表达问题。这就要求译者不但要有双语能力，而且还有双文化乃至多文化的知识，特别是要对两种语言的民族心理意识，文化形成过程，历史习俗传统，宗教文化以及地域风貌特性等一系列互变因素有一定的了解。正是以上这些互变因素，英汉民族的语言文化体现出各自特有的民族色彩，使翻译的不可译性很难避免。
以英汉两民族宗教信仰的不同为例，自然也会体现在语言方面。英语中出现的文化主要使基督教文化（《圣经》在整个西方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中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与之相应的是在我国影响极为深远的佛教文化。两种文化在思维习惯上，语言表达形式上，词汇意象和含义上，都有各自的特色，故翻译是特别要引起注意。例如有人把《红楼梦》中的“阿弥陀佛”竟然譯成“God bless my soul”，把上帝拿来代替佛教的无量寿佛，这很可能让西方人以为中国人也信奉上帝。这样的译文大大地削减了中国文化内涵。又如“天诛地灭”这一成语运用“天”，“地”作为最高权力的象征，但它只能使用于深受天道观影响的中国，故不能用反映基督教信仰的“God”取代。另外: when Greek meet Greek, then comes the tug of war.此谚语源自古希腊城市对马其顿国王腓及亚历山大的顽强抵抗，以后常用来说明两个勇士或两只勇敢的军队发生战斗时，打斗激烈的场面。有人把它译成“张飞遇张飞，杀的满天飞。”此句中张飞是我国的历史人物，在英国并无其人，故不宜在译文中出现，否则会使读者产生不同原文的联想。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不可直接翻译也不可随意的联系，究其原因是不同读者对背景知识的缺乏，以及两种语言鲜明的民族和地方色彩增加了原文的不可译性。基于以上分析，文化因素所造成的不可译性是普遍存在的。
不可译性即便存在，也可包含在可译性中，是‘零’值的可译性，而零值是可译增值的。增值的过程即不可译性向可译性转化的过程。既然两种语言之间存在可译性看作翻译的理论基础，相信一种语言所说的话在另一种语言中也能精确地表达出来。由于人们的思维，身体反应，文化经历和对别人行为方式做出调节的能力都是相似的。翻译才有可能，而产生这种相同思维的原因，则是各民族都属于同一类，且语言都能充分而有效的描写客观的外在世界和表达主观的内心世界。目前人们也许尚可举出大量有关歇后语，幽默语，回文，典故等不可译的实例，但我们深信不可译性并非绝对，在一定时期的一定条件下，通过一定译者的创造性劳动，它确实可以向可译性转化。
综上所述，我们不得不承认翻译存在着不可译的词素，成分乃至成段的话语。我们不能因为承认语言是可译的而否认不可译成分的存在，也不能因为承认可译性的限度而对难译成分持消极态度。应当认识到，可译和不可译是相对的，我们所要做的是分析这种相对性和可译性限度。还应当认识到，可译或不可译不是一个静态的结果，而是一个可转化的过程。随着社会的发展，超地域文化共核的扩展，各语言之间的相容，以及文化交流的扩大和译者的努力，不可译性不断地在向可译性转化。诚然,承认可译性并不意味着不用思考语言不可译性的问题,而是要求译者研究和实践怎样通过一定的手段化不可译为可译。正因为如此,人们在努力摆脱逐词死译和单纯语言对等的束缚,另辟蹊径,探讨功能对等、动态等值、交际同一、美学等效和文化对等的原则和对策,使翻译理论丰富多彩,多维互补,日趋完善。
3参考文献
[1]Eugene Nida.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M].E.J.Bill,1964
[2]George Steiner.After Babel [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
[3]曹雪芹，高鹗.红楼梦[M].济南：齐鲁书社，1992.133-134
[4]左飙.论文的可译性[J].上海科技翻译，1999（2）：1-2
[5]张培基.英汉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0
[6]邱懋如.文化于翻译[J].外国语，1998（2）
【关键词】不可译性；可译性；翻译
【中图号】H315.9【文献标示码】A【文章编号】1005-1074(2009)02-0080-02
On Untranslatability in translation
Wang Ruo-lan
（English Department, Gansu United University,Gansu,Lanzhou,730000）
【Abstrac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untranslatability in translation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ossibilities and realities of untranslatability existence adopting the concrete illustrations.The author forces on cultural and lingual aspects of differences and convinces that the untranlatability is not absolute.It has transformed undoubtedly into the translatability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Keywords】untranslatability；translatability；translation
翻译是运用一种语言把另一种语言所表达的思维内容准确而完整地重新表达出来的活动。它是跨语言(cross-language )、跨社会(cross- social)的特殊文化活动(cultural activity)。几千年的世界文明史清楚地表明:翻译在增进不同民族的了解和交往,推动民族文化的交流与借鉴,促进民族语言的丰富与发展,加速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繁荣等方面都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对于翻译理论与实践,中外译学界一直在进行不同角度的总结与探讨。其中,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便是翻译学家们所常常思考的一个问题。
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在他的著作通天塔 （AFTER BABLE）中对历史上有关可译性与不可译的争论作了以下分析：“语言理论对于翻译是否可能这一问题，特别是对于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是否可能的问题，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语言理论的研究中存在着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一种观点说，语言的底层结构是普遍存在的，而且是共同的。人类各种语言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表层。正因为那些在遗传方面，历史方面，社会方面普遍存在的根深蒂固的东西都可以在人类使用的每一种语言中找到，所以翻译是可能。————与此相反的观点认为所谓普遍存在的深层结构不是在逻辑和心理方面无法考察，就是极其抽象，极其笼统，因而无足轻重。”后者得出的结论是：“真正的翻译是不可能的。人们称之为翻译的，只是一种近似物，是一种粗糙的复制品，如果涉及的两种语言或两种文化有共同的渊源，译作是可以勉强接受的，如果涉及的是两种相去甚远的语言或情感，译作就完全不可靠了。”
英国翻译理论家德福特（Cardfort）根据不可译性产生的原因将其分语言上的不可译性和文化上的不可译性。
1语言上的不可译性
汉语的区分性特征，语言学界已有共识：调位的（tonemic），单音节的（mono-syllabic），表意的（ideographic）。它们涉及音，形，义：兼顾了声音语言和文字语言；涵盖了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从这三个概念入手，也可以进入汉语的结构问题。源语与目的语在语音，词汇，语法，意义方面存在着诸多差异，而这种差异致使译语中很难找到相应的概念或表达方式来再现源语的特征。从而失去了源语的美感和情趣，形成了语言上的不可译性。
1.1语音层次语言是有声的，由于汉英两种语言的发声模式差异很大，无论把中文译成英文还是把英文译成中文，对于声音上的微妙之处，我们似乎都不免束手无策，给翻译造成极大的困难。《红楼梦》第二十四回里林黛玉讥笑史湘云的“嚼舌音”的一段对话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偏史咬舌子爱说话，连个‘二’哥哥也叫不出来，只是‘爱’哥哥‘爱’哥哥的。回来赶围棋儿，又该你闹‘幺爱三四五’了。－－史湘云笑道：“这一辈子我自然比不上你，我只保佑着明儿得一个咬舌的林姐夫，时时刻刻你可听‘爱’‘厄’去。阿弥陀佛，那才现在我眼里！”
杨宪益先生在译这几个与声音有关的词时，将“二”音译成“er”，而将“爱”音译成“ai”，并做了注解：Er means “two”or “second”and ai means“love”。他译出了题行在“爱”字里的讥讽蕴意，但译文读者可能体会不出讥讽中言语的俏皮和风趣。霍克斯（David Hawkes）却与此不同，他使用了一系列咬舌音再现了原文的活泼和俏皮，将“s”音acheng“th”音，将“爱”，“厄”译成“ithee-whthee”。但是史讥讽林时所使用的那个非常重要的“爱”字却没能表达出来，不免有些美中不足，更何况英语的咬舌音与汉语的咬舌音相去甚远，这种音的微妙是难以表达的。
当然在一些谚语，俗语，成语的翻译中，能将源语的内涵准确译出，符合目的语的阅读习惯，这些已经约定俗成的表达不仅要有韵律还要押韵，读起来朗朗上口，便于流传。如以下几例：嘴上没毛，说话不牢。（Downy lips make thoughtless slips）。吃一堑长一智。（A fall into the pit, a gain in your wit.）月满则亏，水满则溢。（ The fall moon seller grows, full water overflows.）
1.2意义层次多义词在翻译过程中是很常见的，在一般意义上，通过一定的上下文都是可以翻译的，但当有一时地用某一词的多义性构成语句时就不能翻译成其他语言并保持原有的特色了。《读者文摘》1995年第6期刊登了题为《意思》的一篇趣文：
他说：“她这个人真有意思。”她说：“他这个人怪有意思。”于是，有人断言，他和她有了意思，并要求他趕快意思意思。他火了，说：“我根本没那意思！”她生气了，问：“你们这样胡扯时什么意思？”说的人有点不好意思——事后，有人说：“真有意思。”也有人说：“真没意思。”
全文共用了十一个“意思”，可谓有哪一种语言中哪一个词能用来翻译这个“意思”并准确地表达其各种词义。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说，翻译的确非易事。再看下一例有关意义所带来的不同方法。
他笑笑说：“嗐，怎么看不起？不过一般地说——”她没等他说完就说：“什么一般二般，我就不信男同志是一般，我们女同志就是二般。”
With a smile he said:“How can I look down upon you women? However, generally speaking——” . “Generally! Generally!”she interrupted. Idon’t believeall men have the makings of a general and all women are cowards.”
这样的对话在日常生活中很常见，人们在说话或是写文章时故意将一个词语用错，或文章作者再现作品中人物用错的词语，从而达到某种修辞目的，使的语言生动活泼，幽默有趣。在翻译这些句子时，不能望文生义，否则不能反映出作者原文的幽默之处。为了忠实于原文，使原文可译，翻译时可模仿汉语中的“飞白”，用相应的英语中的“飞白”来表达，才能达到相应的效果。使文章中出现的三个“一般”是表达出完全不一样的地含义。
1.3语言结构从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的理论中，我们得知语言结构是指水平的组合关系和垂直的聚合关系之间的互动。汉语的区分性特征——音﹑形﹑义；兼顾了声音语言和文字语言。三个概念的提出，完全是以欧洲语言为参照，分别对应于音位，多音节和拼音。音位是区分意义的最小单位，调位不是。调位和音位都属于聚合段，但是调位的独特作用不在于区分意义，而是决定了汉语的平仄和韵律，而且使几乎每一个汉字都成为一个同音异义词，各种歇后语，还有相声艺术，均可从同音异义词中找到自身存在的必要条件。这在印欧语言中是罕见的现象。不可译性，在此处几乎是绝对的。唐诗的格律和“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如何能转译成西语呢?
另外表意文字的形态学特征是基于汉字之间结合方式的结构问题。它是指：汉语的字词（语素）本身无人称、时态﹑语态﹑语气﹑性﹑数的变化；它没有冠词，也缺少西方语言意义上的情态动词；没有前缀和后缀从外形上来显示词性和词义的变化；等等。以英语love为例，此动词性词位在其聚合段内包括了love/loves/loved/loving以及相应的助动词、情态动词搭配。观察汉语的“爱”。由于没有上述英语的形态学之分，从声音到外形都是“爱”，即：担当了词位（一般），语素（特殊）的双重功能。其结果是每一个词在组合段的词性和词义，不像英语那样稍等来自聚合段的比较严格的逻辑约束，可以在不变次序的前提下，改变词性或词义。这样会使得语言在翻译的过程中产生不可译性。
2文化上的不可译性
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一个社会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语言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是文化的载体.语言既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又是文化的载体和文化的继承与传播的重要手段。因此，每种语言不可避免地带有民族文化的积淀和印记。翻译是对另一种语言的理解和阐释的活动，在此活动中产生的不可译就是对另一种语言的误解国误释。不同的民族在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上有很大的差异，长期以来形成的民族心理和思想意识对翻译造成了巨大的障碍。一旦语言进入交际，便存在对文化内涵的理解和表达问题。这就要求译者不但要有双语能力，而且还有双文化乃至多文化的知识，特别是要对两种语言的民族心理意识，文化形成过程，历史习俗传统，宗教文化以及地域风貌特性等一系列互变因素有一定的了解。正是以上这些互变因素，英汉民族的语言文化体现出各自特有的民族色彩，使翻译的不可译性很难避免。
以英汉两民族宗教信仰的不同为例，自然也会体现在语言方面。英语中出现的文化主要使基督教文化（《圣经》在整个西方文明的形成和发展中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与之相应的是在我国影响极为深远的佛教文化。两种文化在思维习惯上，语言表达形式上，词汇意象和含义上，都有各自的特色，故翻译是特别要引起注意。例如有人把《红楼梦》中的“阿弥陀佛”竟然譯成“God bless my soul”，把上帝拿来代替佛教的无量寿佛，这很可能让西方人以为中国人也信奉上帝。这样的译文大大地削减了中国文化内涵。又如“天诛地灭”这一成语运用“天”，“地”作为最高权力的象征，但它只能使用于深受天道观影响的中国，故不能用反映基督教信仰的“God”取代。另外: when Greek meet Greek, then comes the tug of war.此谚语源自古希腊城市对马其顿国王腓及亚历山大的顽强抵抗，以后常用来说明两个勇士或两只勇敢的军队发生战斗时，打斗激烈的场面。有人把它译成“张飞遇张飞，杀的满天飞。”此句中张飞是我国的历史人物，在英国并无其人，故不宜在译文中出现，否则会使读者产生不同原文的联想。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不可直接翻译也不可随意的联系，究其原因是不同读者对背景知识的缺乏，以及两种语言鲜明的民族和地方色彩增加了原文的不可译性。基于以上分析，文化因素所造成的不可译性是普遍存在的。
不可译性即便存在，也可包含在可译性中，是‘零’值的可译性，而零值是可译增值的。增值的过程即不可译性向可译性转化的过程。既然两种语言之间存在可译性看作翻译的理论基础，相信一种语言所说的话在另一种语言中也能精确地表达出来。由于人们的思维，身体反应，文化经历和对别人行为方式做出调节的能力都是相似的。翻译才有可能，而产生这种相同思维的原因，则是各民族都属于同一类，且语言都能充分而有效的描写客观的外在世界和表达主观的内心世界。目前人们也许尚可举出大量有关歇后语，幽默语，回文，典故等不可译的实例，但我们深信不可译性并非绝对，在一定时期的一定条件下，通过一定译者的创造性劳动，它确实可以向可译性转化。
综上所述，我们不得不承认翻译存在着不可译的词素，成分乃至成段的话语。我们不能因为承认语言是可译的而否认不可译成分的存在，也不能因为承认可译性的限度而对难译成分持消极态度。应当认识到，可译和不可译是相对的，我们所要做的是分析这种相对性和可译性限度。还应当认识到，可译或不可译不是一个静态的结果，而是一个可转化的过程。随着社会的发展，超地域文化共核的扩展，各语言之间的相容，以及文化交流的扩大和译者的努力，不可译性不断地在向可译性转化。诚然,承认可译性并不意味着不用思考语言不可译性的问题,而是要求译者研究和实践怎样通过一定的手段化不可译为可译。正因为如此,人们在努力摆脱逐词死译和单纯语言对等的束缚,另辟蹊径,探讨功能对等、动态等值、交际同一、美学等效和文化对等的原则和对策,使翻译理论丰富多彩,多维互补,日趋完善。
3参考文献
[1]Eugene Nida.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M].E.J.Bill,1964
[2]George Steiner.After Babel [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
[3]曹雪芹，高鹗.红楼梦[M].济南：齐鲁书社，1992.133-134
[4]左飙.论文的可译性[J].上海科技翻译，1999（2）：1-2
[5]张培基.英汉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0
[6]邱懋如.文化于翻译[J].外国语，19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