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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7、8月间，毛主席发表一系列指示，指出：“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主要的是到农村去……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
9月初，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的一次群众大会上，周恩来总理再一次要求在场的青年“到基层去，上山下乡，到工矿和农村去劳动锻炼。”并勉励侄女坚持在内蒙古草原落户。
1968年12月22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成为了最高指示，“上山下乡”成为一项固定的政策，全国因此掀起“上山下乡”的热潮。
1968年12月，北京二十六中。
16岁的刘润章已经长成半大小伙子了。此时，文革已经如火如荼的进行了近两年，所以，尽管他快初中毕业了，但实际上并没学到多少知识。除了语文科目还有课本，其它诸如物理、化学等科目连课本都没有。
语文课本上也没多少新意，除了《毛主席语录》、鲁迅的作品就是马恩著作。实际上，即便是有课本，老师们也不敢多讲。因为在上课时他们是传道授业的老师，一下课他们基本上都是被批斗的对象。
“我也参加过批斗，那时候全都批斗。”说起当年的事，刘润章脸上写满了愧疚。
1968年12月17日，刘润章们正对一位老师口诛笔伐时，校领导带着几个人拐弯抹角地溜进了教室，对于满学校的“革命派”校领导也不敢颐指气使。
就是校领导带来的那几个人，却改变了刘润章们的命运。“那时候黑龙江正在大张旗鼓地组建生产建设兵团，那几个人就代表兵团过来招人的，学校也鼓励我们积极报名。”虽然“根不正苗不红”，刘润章也加入了报名的行列。
“那时候没得选择啊！我们家出身不好，父亲是小业主。那时候特时髦的一段《毛主席语录》是什么？”刘润章抽了口烟，很熟悉地背诵起来。“‘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他愿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是反革命的……’那会儿弄个反革命可了不得，别说是去北大荒，就是去再艰苦的地方我也得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证明我不反革命啊！”
“我们班的同学共分三批，第一批是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二批去内蒙古，第三批去山西插队。”刘润章回忆说。但他没能进入第一批的名单。看着去黑龙江的同学们穿着发下来的棉军大衣，刘润章感觉特羡慕。于是，赶紧找老师“走后门”。“我那会儿特不愿意找老师，因为老师都被我们斗过啊！”但是为了那身军大衣，刘润章也顾不得那许多了。
被批斗的老师自然不敢过分招惹“革命小将”的热情，刘润章还是搭上了去兵团的末班车。
因为出身的缘故，父母对于刘润章“下乡”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悲伤。事实上在此之前，刘润章的三姐已经到山西插队了。“我离开之前，父亲并没有回家，但是他把自己的旧自行车卖了，卖了28元钱，母亲用这些钱给我买了被褥。”
10天之后的上午10：30分，在《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的旋律中，刘润章登上了北上的列车。站台上、车厢里，人们低声抽泣着。“每个人都知道，这次‘下乡’不同于以往，我们以后再也不是‘北京人’了，因为当时所有人都怀抱着‘扎根边疆’的念头去的。”
当列车开动的那一刹那，整个车站哭成一片，亲情的别离、同窗的分别……那一瞬间，眼泪成了最好的宣泄。“我也哭了，但是当时我坚信，我们要去的是一片‘广阔天地’，在那里我将‘大有作为’。”刘润章回忆说。
两天后的傍晚，刘润章来到了北大荒，并成为853兵团三师21团一营7连的一员。
1968年12月，北京南站。
与二十六中一样，北京育英中学也在同期开始招人。但李南英就没有刘润章幸运了。
她“反动学术权威”的家庭出身让所有招人单位都退避三舍。“出路在哪里？去兵团？插队？去工厂？当兵？出路似乎很多，但哪里都不愿意接受我。”时为67届初二学生的李南英已经16岁了。“我当时慎重地思考了自己可能的出路，去工厂和当兵是不可能的。和我关系不错的一些同学都去兵团了，我也想去兵团，但人家不要我，后来只能选择去内蒙插队。”李南英至今仍旧很感慨。“那时候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到艰苦的地方锻炼自己，以改造思想中潜在的资本主义思想。”但哪些“资本主义思想”，她却一点也不知道。
“出发前一天，母亲帮我收拾了行李。其实里面没什么，只是简单的几件换洗衣服和一个军绿色木箱子。”父亲借来一辆手推车，要将她送到学校，但李南英坚决地拒绝了。因为在一年前，她的父亲已经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这在当时几乎是灾难性的生活阴影。她不希望父亲以“反动”的面目出现在学校和同学面前，因为这将迫使她再一次感受到“出身”的卑微。
“我至今仍旧记得父亲的身影，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补丁摞补丁的中山装，流着眼泪向我挥手，那也代表着一种诀别吧！”李南英独自推着手推车去了学校。
12月26日上午，大卡车统一将李南英们送到了北京南站。和同学们一样，李南英的脸上也洋溢着即将开始革命新生活的自豪，在大卡车的两侧，是前来送行的亲属和同学。
南站的进站口，亲属们涌上来，谁都想再和被送行的人多说上一句话。队列顿时乱了，人们拥挤在那里，出现水泄不通的场面。李南英看见了白发苍苍的父亲，他想上前说话，却又唯唯诺诺地徘徊不前。
李南英上车后站在打开的车窗前。这一次，她看到了站在车窗下的父亲。“父亲微笑着，眼中含着泪。他向她摆摆手，张着嘴，却说不出什么话。”她的泪水就在父亲的微笑中流淌了下来。
火车的汽笛鸣响时，车上所有的知青都在车床窗上探出了脑袋，所有人的手中都挥舞着《毛主席语录》——“毛主席万岁！”
1968年12月28日，李南英来到内蒙古科尔沁草原，并开始了她的牧民生活。
1969年5月，宁波五中
1969年，17岁的宁波姑娘王旭晓正在文化大革命中“战天斗地”。虽然自1968年下半年开始，“上山下乡”已经在全国各主要城市展开，但在浙江宁波，“上山下乡”规模还很小。
自从1967年初中毕业后，王旭晓就成了宁波城里的一个“无业游民”。因为父母和弟妹都在绍兴，她和外公外婆住在一起。那时候，“文革”已经开始了一年多，学校里已经没有了正常的教学秩序，中考和升学也彻底停滞了下来。和当时的很多红卫兵一样，王旭晓也成了一名“战士”，在各种各样的“战斗队”里从事各种各样的“战斗”——造反、大字报、游行、大辩论……这样的“战斗”持续了两年。
1969年4月，席卷全国的“上山下乡”终于来到了宁波。“和现在高考填报志愿一样，我们可以有三个选择。一种是去兵团；还有一种是下乡，就是到当地的农村；再有极个别的可以留城。”王旭晓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时留城是有严格条件的，浙江的地本来就很少，当时就觉得那种下乡来得毫无意义。”
在那个热火朝天的年代，王旭晓的心中并不因要去边疆而感伤，虽然远离故土和亲人让她有些依恋，但她更多的是一种向往，一种扎根边疆、开始一种完全不同于城市生活的农村集体生活的向往。
“那时候我们经常看《军垦赞歌》等电影和文学作品，那些作品大都是描写边疆生活的，这让我当时对去兵团充满了一种开始集团生活的浪漫情怀。我也希望在那片‘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我觉得那里才有远大理想。”
基于此，离开宁波的时候王旭晓没有哭，反而有一种雄赳赳气昂昂的壮士情怀。但在她离开前后，外婆整整哭了一个月。
1969年5月17日，王旭晓和班上的五个同学踏上了北上的列车，这其中就有后来的女英雄陈越玖。两天后，她们来到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21团四营一连。
“到边疆去，到北大荒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1968年前后，这种口号响彻大江南北，成千上万的“满怀豪情的红卫兵小将”告别城市故乡、告别父母亲友奔赴祖国边陲。这其中有热血沸腾的期待、有响应领袖的号召，也有迫于形势的无奈。
黑龙江、内蒙、山西、陕西、云南……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这些还是孩子的青年人开始播种自己的梦想，那里，随后也成为他们生命中的第二故乡。
这些名人“上山下乡”了
濮存昕（著名演员）1969年3月，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五团插队。1977年1月回到了北京。
梁晓生（著名作家）1968年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一团插队。1974年进入复旦中文系创作专业。
姜昆（著名相声演员） 1968年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十六团插队。1975年，选入黑龙江相声代表队。
聂卫平（棋圣）1969年9月前往东北山河农场插队。1971年回北京。
陈丹青（著名画家）1970年至1978年辗转赣南与苏北农村插。1978年他考入中央美术学院。
易中天（著名学者）1966年在准噶尔盆地古尔班通库特沙漠边缘的农八师150团插队。当军垦战士
朱玉珍（朱德孙女）1963年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853农场插队，1971年回到北京。
张抗抗（著名作家）1969年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插队。1977年进入黑龙江艺术学校学习
沈国放（著名外交官）1969年，在常熟县古里公社插队。1971年回到常熟。
9月初，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的一次群众大会上，周恩来总理再一次要求在场的青年“到基层去，上山下乡，到工矿和农村去劳动锻炼。”并勉励侄女坚持在内蒙古草原落户。
1968年12月22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成为了最高指示，“上山下乡”成为一项固定的政策，全国因此掀起“上山下乡”的热潮。
1968年12月，北京二十六中。
16岁的刘润章已经长成半大小伙子了。此时，文革已经如火如荼的进行了近两年，所以，尽管他快初中毕业了，但实际上并没学到多少知识。除了语文科目还有课本，其它诸如物理、化学等科目连课本都没有。
语文课本上也没多少新意，除了《毛主席语录》、鲁迅的作品就是马恩著作。实际上，即便是有课本，老师们也不敢多讲。因为在上课时他们是传道授业的老师，一下课他们基本上都是被批斗的对象。
“我也参加过批斗，那时候全都批斗。”说起当年的事，刘润章脸上写满了愧疚。
1968年12月17日，刘润章们正对一位老师口诛笔伐时，校领导带着几个人拐弯抹角地溜进了教室，对于满学校的“革命派”校领导也不敢颐指气使。
就是校领导带来的那几个人，却改变了刘润章们的命运。“那时候黑龙江正在大张旗鼓地组建生产建设兵团，那几个人就代表兵团过来招人的，学校也鼓励我们积极报名。”虽然“根不正苗不红”，刘润章也加入了报名的行列。
“那时候没得选择啊！我们家出身不好，父亲是小业主。那时候特时髦的一段《毛主席语录》是什么？”刘润章抽了口烟，很熟悉地背诵起来。“‘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他愿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或是反革命的……’那会儿弄个反革命可了不得，别说是去北大荒，就是去再艰苦的地方我也得向毛主席他老人家证明我不反革命啊！”
“我们班的同学共分三批，第一批是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二批去内蒙古，第三批去山西插队。”刘润章回忆说。但他没能进入第一批的名单。看着去黑龙江的同学们穿着发下来的棉军大衣，刘润章感觉特羡慕。于是，赶紧找老师“走后门”。“我那会儿特不愿意找老师，因为老师都被我们斗过啊！”但是为了那身军大衣，刘润章也顾不得那许多了。
被批斗的老师自然不敢过分招惹“革命小将”的热情，刘润章还是搭上了去兵团的末班车。
因为出身的缘故，父母对于刘润章“下乡”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悲伤。事实上在此之前，刘润章的三姐已经到山西插队了。“我离开之前，父亲并没有回家，但是他把自己的旧自行车卖了，卖了28元钱，母亲用这些钱给我买了被褥。”
10天之后的上午10：30分，在《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的旋律中，刘润章登上了北上的列车。站台上、车厢里，人们低声抽泣着。“每个人都知道，这次‘下乡’不同于以往，我们以后再也不是‘北京人’了，因为当时所有人都怀抱着‘扎根边疆’的念头去的。”
当列车开动的那一刹那，整个车站哭成一片，亲情的别离、同窗的分别……那一瞬间，眼泪成了最好的宣泄。“我也哭了，但是当时我坚信，我们要去的是一片‘广阔天地’，在那里我将‘大有作为’。”刘润章回忆说。
两天后的傍晚，刘润章来到了北大荒，并成为853兵团三师21团一营7连的一员。
1968年12月，北京南站。
与二十六中一样，北京育英中学也在同期开始招人。但李南英就没有刘润章幸运了。
她“反动学术权威”的家庭出身让所有招人单位都退避三舍。“出路在哪里？去兵团？插队？去工厂？当兵？出路似乎很多，但哪里都不愿意接受我。”时为67届初二学生的李南英已经16岁了。“我当时慎重地思考了自己可能的出路，去工厂和当兵是不可能的。和我关系不错的一些同学都去兵团了，我也想去兵团，但人家不要我，后来只能选择去内蒙插队。”李南英至今仍旧很感慨。“那时候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到艰苦的地方锻炼自己，以改造思想中潜在的资本主义思想。”但哪些“资本主义思想”，她却一点也不知道。
“出发前一天，母亲帮我收拾了行李。其实里面没什么，只是简单的几件换洗衣服和一个军绿色木箱子。”父亲借来一辆手推车，要将她送到学校，但李南英坚决地拒绝了。因为在一年前，她的父亲已经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这在当时几乎是灾难性的生活阴影。她不希望父亲以“反动”的面目出现在学校和同学面前，因为这将迫使她再一次感受到“出身”的卑微。
“我至今仍旧记得父亲的身影，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补丁摞补丁的中山装，流着眼泪向我挥手，那也代表着一种诀别吧！”李南英独自推着手推车去了学校。
12月26日上午，大卡车统一将李南英们送到了北京南站。和同学们一样，李南英的脸上也洋溢着即将开始革命新生活的自豪，在大卡车的两侧，是前来送行的亲属和同学。
南站的进站口，亲属们涌上来，谁都想再和被送行的人多说上一句话。队列顿时乱了，人们拥挤在那里，出现水泄不通的场面。李南英看见了白发苍苍的父亲，他想上前说话，却又唯唯诺诺地徘徊不前。
李南英上车后站在打开的车窗前。这一次，她看到了站在车窗下的父亲。“父亲微笑着，眼中含着泪。他向她摆摆手，张着嘴，却说不出什么话。”她的泪水就在父亲的微笑中流淌了下来。
火车的汽笛鸣响时，车上所有的知青都在车床窗上探出了脑袋，所有人的手中都挥舞着《毛主席语录》——“毛主席万岁！”
1968年12月28日，李南英来到内蒙古科尔沁草原，并开始了她的牧民生活。
1969年5月，宁波五中
1969年，17岁的宁波姑娘王旭晓正在文化大革命中“战天斗地”。虽然自1968年下半年开始，“上山下乡”已经在全国各主要城市展开，但在浙江宁波，“上山下乡”规模还很小。
自从1967年初中毕业后，王旭晓就成了宁波城里的一个“无业游民”。因为父母和弟妹都在绍兴，她和外公外婆住在一起。那时候，“文革”已经开始了一年多，学校里已经没有了正常的教学秩序，中考和升学也彻底停滞了下来。和当时的很多红卫兵一样，王旭晓也成了一名“战士”，在各种各样的“战斗队”里从事各种各样的“战斗”——造反、大字报、游行、大辩论……这样的“战斗”持续了两年。
1969年4月，席卷全国的“上山下乡”终于来到了宁波。“和现在高考填报志愿一样，我们可以有三个选择。一种是去兵团；还有一种是下乡，就是到当地的农村；再有极个别的可以留城。”王旭晓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时留城是有严格条件的，浙江的地本来就很少，当时就觉得那种下乡来得毫无意义。”
在那个热火朝天的年代，王旭晓的心中并不因要去边疆而感伤，虽然远离故土和亲人让她有些依恋，但她更多的是一种向往，一种扎根边疆、开始一种完全不同于城市生活的农村集体生活的向往。
“那时候我们经常看《军垦赞歌》等电影和文学作品，那些作品大都是描写边疆生活的，这让我当时对去兵团充满了一种开始集团生活的浪漫情怀。我也希望在那片‘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我觉得那里才有远大理想。”
基于此，离开宁波的时候王旭晓没有哭，反而有一种雄赳赳气昂昂的壮士情怀。但在她离开前后，外婆整整哭了一个月。
1969年5月17日，王旭晓和班上的五个同学踏上了北上的列车，这其中就有后来的女英雄陈越玖。两天后，她们来到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21团四营一连。
“到边疆去，到北大荒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1968年前后，这种口号响彻大江南北，成千上万的“满怀豪情的红卫兵小将”告别城市故乡、告别父母亲友奔赴祖国边陲。这其中有热血沸腾的期待、有响应领袖的号召，也有迫于形势的无奈。
黑龙江、内蒙、山西、陕西、云南……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这些还是孩子的青年人开始播种自己的梦想，那里，随后也成为他们生命中的第二故乡。
这些名人“上山下乡”了
濮存昕（著名演员）1969年3月，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五团插队。1977年1月回到了北京。
梁晓生（著名作家）1968年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一团插队。1974年进入复旦中文系创作专业。
姜昆（著名相声演员） 1968年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十六团插队。1975年，选入黑龙江相声代表队。
聂卫平（棋圣）1969年9月前往东北山河农场插队。1971年回北京。
陈丹青（著名画家）1970年至1978年辗转赣南与苏北农村插。1978年他考入中央美术学院。
易中天（著名学者）1966年在准噶尔盆地古尔班通库特沙漠边缘的农八师150团插队。当军垦战士
朱玉珍（朱德孙女）1963年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853农场插队，1971年回到北京。
张抗抗（著名作家）1969年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插队。1977年进入黑龙江艺术学校学习
沈国放（著名外交官）1969年，在常熟县古里公社插队。1971年回到常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