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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方言》是一部中国西汉时期的方言词汇专著，由语言学家扬雄耗时二十七年撰成，被誉为“悬诸日月不刊之书”。通过历时比较、方域联系、民族意识、实证考察等方面的研判，重释《方言》的思想特征，可以揭示扬雄较为全面、成熟而复杂的语言观及其意义。
关键词：方言;语言观;扬雄
中图分类号： H171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9）01-0074-07
一、引言
《方言》，全称为《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乃扬雄所撰的中国古代第一部对方言词汇进行比较研究的专著，独创了个人实地调查的语言研究新方法，开辟了世界语言学史研究的新领域，被誉为“悬诸日月不刊之书”。其作者扬雄（公元前53年至公元18年），汉族，字子云，西汉蜀郡（今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人，著名的语言学家、文学家及哲学家;少好学，博览群书，长于辞赋，也是“汉赋四大家”之一。《方言》是扬雄在收集了周秦残存的方言资料基础上，亲自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后，历时27年最终撰成，今存13卷，大体上是按内容来分类编排的。根据周祖谟的《方言校笺》统计，《方言》共收录了675个词条，每一条内先以若干同义词作为条目，再或以一词释之，或分别说明其使用方域，故实际词目远多于条数[1]。
从古至今，学术界不乏对《方言》一书的关注，其最早的注本《方言注》出自东晋训诂学家郭璞之手，后有成就较高、影响较大的注疏，如清朝文字学家戴震的《方言疏证》及钱绎的《方言笺疏》等。在舒芜（1959）选编的《近代文论选》中可以看到，民国初年思想家章炳麟更是将该书称为“绝代”。该书作为一部独具研究特色的语言学著作，对于展开和揭示作者扬雄的语言思想颇具意义[2]64。傅鉴明（1988）指出，扬雄之所以选择纵向历时比较的视角来考察古方言，是出于当时汉代经济、文化、政治发展的需要，而非偶然事件[3]155-161。康建常（1991）在《扬雄的语言观及其〈方言〉的价值》中解析了扬雄的语言时空观，且认为扬雄具有深入民众考察方言的进步理念[4]92-97。韩建立（2003）从《方言》的内容材料入手，讨论了扬雄的语言演变历史观[5]29-30。郭君铭（2004）则认为，《方言》的语种收录揭示了扬雄“在夷貉则引之”的民族思想[6]55。王智群（2007）在研究了扬雄《方言》中的词汇学思想后[7]1，又于2016年探讨了《方言》历史语言观的体现，并指出扬雄对于“古今语”的理解和认识其实是我国汉语史上历史语言观的萌芽[8]109-118。当然，这些学者的研究都是从某个比较单一的角度切入，讨论的仅仅是某个领域内的情况。实际上，该书所承载的扬雄之语言观是全面、成熟而又复杂的。为此，本文将分别从历时比较、方域意识、民族思想，以及对“民生”、对“实证”之重视这几个方面，依次对扬雄在该书中所体现的语言观展开简要分析，揭示其相关意义。
二、历时比较的语言观
“共时”与“历时”这对术语最早是由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正式提出的，分别是从静态与动态、横向与纵向的维度来研究语言，前者所关注的是语言系统在某个时刻或某个时段的状态;后者则聚焦于语言在一定时间跨度内的历时性演化、沿革等。历史比较语言学，现在也叫“越时语言学”，是一门研究语言纵向历时变化的学科。一提到这个概念，大家可能就会立刻联想到被称为“奠基人”的德国语言学家葆朴（Franz Bopp，1791—1867）、丹麦语言学家拉斯克（Rasmus Rask，1787—1832），殊不知他们所处的时代，要比我国这方面著作《方言》《说文解字》的成书时间晚了大约一千九百多年。虽然我们现在很容易掌握“共时”与“历时”这对概念，但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能在著述中做出区分应用却是难能可贵的。在《方言》一书中，凡标有“通语”“凡语”“通名”“四方之通语”的，皆为汉代通用的词汇，例如，第一卷第6条：“怃，煏、怜、牟，爱也。……怜，通语也。”（1）同卷第16条：“徂，齐语也。适，宋鲁语也。往，凡语也。”第十一卷第1条：“姹蚗，齐谓之螇螰，楚谓之蟪蛄，或谓之蛉蛄，秦谓之姹蚗。……或谓之蜓蚞，西楚与秦通名也。”第三卷第26条：“庸、恣、比、侹、更、佚，代也。齐曰佚，江淮陈楚之间曰侹，馀四方之通语也。”而标有“古今语”或“古雅之别语”的，则是相对于汉代来说更为久远的远古方言。例如，第一卷第12条：“敦、丰、厖、渑、……皆古今语也，初别国不相往来之言也，今或同。”同卷第13条：“假、炽、怀、摧、詹、戾、艐，至也。……皆古雅之别语也，今则或同。” 而且，这两条后半句的大意相近，即以前在各地区差异很大的方言说法，如今有可能变得一样了。也就是说，在扬雄看來“古”“今”语言有别，且“古方言”可演变为“今通语”，这些也正是他“历时语言观”最直接的体现。另外，书中出现了不少“今通语——古方言”相比较的形式，例如，第四卷第1条：“襌衣，江淮南楚之间谓之褋，……古谓之深衣。”我国现代著名学者林语堂甚至认为，《方言》所收录的是自周代以来不同时期的方言，书中并没有属于“绝对共时”范畴的材料。因为严格说来，书中之词在被收录之前就已经存在，且不排除有些词是从商周时期沿袭而来的，而并非只隶属于西汉。书中将属于不同时期的语言放在一起，俨然形成了纵向的历时比较。
除了上面所列举的“古”“今”之别外，还有不同地区方言之间的横向比较，这在该书中就更常见了。例如，第二卷第3条就有以“美”为中心含义的各地方言词汇比较：“娃、嫷、窕、艳，美也。吴楚衡淮之间曰娃，南楚之外曰嫷，宋卫晋郑之间曰艳，陈楚周南之间曰窕。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美色或谓之好，或谓之窕。故吴有馆娃之宫，秦有窥娥之台。秦晋之间美貌谓之娥，美状为窕，美色为艳，美心为窈。”学术界普遍认为《方言》在体例和条目结构上均仿照《尔雅》，《方言》是对《尔雅》的传承。然而，有一点却常被忽略掉，《方言》也是对《尔雅》的发展。《尔雅》只是简单地呈现了一系列的训诂字，而《方言》则能在此基础上更具体地指出，这些词出自何地;是“古方言”还是“今通语”或“凡语”;它们是如何演变而来的。例如， 如、适、之、嫁、徂、逝，往也。”（《尔雅》第一卷释诂）“嫁、逝、徂、适，往也。自家而出谓之嫁，由女而出为嫁也。逝，秦晋语也。徂，齐语也。适，宋鲁语也。往，凡语也。”（《方言》第一卷第14条）王智群（2007）在其博士论文《〈方言〉与扬雄词汇学思想研究》中指出，《方言》一书的全称“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实际上也是扬雄历时语言观的映射[7]81。以“今通语”为标准，经查证后，古有而今无，但可能留存于方言中的这类语言，方可定为“绝代语”。即使书的全名乃后人而并非扬雄本人所定，但最终能将“绝代语”的字眼加入全名这一事实，也足见扬雄所编内容透露出的历时发展观。 扬雄在该书中所做的纵向历时比较研究，对其后语言学家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注遍儒家典籍的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也曾效仿扬雄的做法，在引用部分方言材料时标注“今”字。自晋代直至清末民初，用历时比较观来处理语言材料似乎早已成为一种方法论。东晋训诂学家郭璞在编《方言注》时，还在书中补充了大量的晋代方言，为后人比较研究汉代方言与晋代方言提供了一大史料。民国初期学者章炳麟在其《新方言》中，更是分别从句法、音韵、所用文字之形体等方面入手，对古汉语、通语（大致相当于后来的普通话）、今方言三者进行了比较。对现代陆续展开的古今汉语比较研究来说，从《方言》一书中取材考证，更成为了一种考古常识。2007年，学者张丽霞将《方言》与《现代汉语词典》及《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结合起来研究，为重现《方言》词汇由古至今的历史嬗变轨迹提供了重要思路，也为探究汉语方言词汇的历史变化注入了新活力[9]87-90。实际上，近几十年来，学术界对该书历时观的研究取得了颇为丰硕的成果，不仅揭示了中国语言文字发展过程中“古今名实交错”的关系，还给予我们以甄别语言材料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宝贵启示，对现在仍在深入发展中的历史词汇学研究有着客观而特殊的意义
三、方域语言观
相较其他的一些语言学家，扬雄摈弃了一般的语言学研究视角，而是从语言的归属方域及来源的角度展开了调查。我们都知道，地理环境在方言的产生及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山脉、河流、关隘及一些特殊地形的影响下，人们来往受限，使用的语言自然会有所差异。扬雄对这一点也有所认识，比如“悛、怿，改也。自山而东或曰悛，或曰怿。”（《方言》第六卷第29条） “锾、安，静也。江湘九嶷之郊谓之锾。” （《方言》第十卷第13条） “自关而东曰逆，自关而西或曰迎，或曰逢。”（《方言》第一卷第29条）《方言》所涉及的方域包括了长江及黄河流域的绝大部分，即北起燕赵，南至沅湘九嶷，东起齐鲁，西至秦、陇、凉州，西北至秦晋北鄙，西南至梁、益、蜀、汉，东北至北燕、朝鲜，东南至吴、越、东瓯，中原地区则几近包罗无余。扬雄进行方言的地理区域划分时，并未忽略旧行政区划的影响，在书中还能找到“南楚”“东齐”“赵”“北燕”等更早的古国名称，例如“锤锺、謰謱，拏也。东齐周晋之鄙曰锤锺。锤锺亦通语也。南楚曰謰謱，或谓之支注，或谓之詀謕，转语也。”（第十卷第9条）“蚰滤，自关而东谓之螾欅，或谓之入耳，或谓之渎驜。赵魏之间或谓之蚨溅。北燕谓之浏烬。”（第十一卷第15条）此外，扬雄为了更清晰便捷地展示所载词汇的方域归属，专门创造了“通语”“四方异语而通者”“某地语”“古今语”“转语”这一系列术语。“通语”又写作“四方之通语”“凡通语”“通名”“凡语”，指的是当时西汉无明显地域限制的较为通行的词汇，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普通话”，例如“姡，娗也，或谓之猾。皆通语也。”（第十卷第3条）。“四方异语而通者”有时亦写作“某地某地间通语”，则属于方言，但其通行地区甚广，例如“蠀螬谓之蟦。自关而东谓之蝤蠀，……梁益之间谓之摆，……秦晋之间谓之蠹，或谓之天蝼。四方异语而通者也。”（第十一卷第14条）“某地语”自然指是方言，而且仅限于个别地区使用，例如，“垤、封，场也。楚郢以南蚁土谓之垤。垤，中齐语也。”（第十卷第24条）“蘴、荛，芜菁也。……东鲁谓之菈觎。”（第三卷第9条）“转语”，又写作“语之转”，这类词汇因地域或时间作用而有声韵上的差异。“谍、铤、澌，尽也。……连此谍斯皆尽也。铤，空也，语之转也。”（第三卷第49条）“緤、末、纪，绪也。南楚皆曰緤。或曰端，或曰纪，或曰末，皆楚转语也。”（第十卷第44条）一个毫无方域观念的人断然做不出这样颇具方域语言色彩的记录。另外，根据对“转语”的相关研究，目前基本可以认定，扬雄就是其创始人，而且现在“转语学”能从语言学中独立门户，在一定程度上来看，扬雄功不可没。
美籍古汉语学者司礼义LM Serruys（1953）在The Study of the Old Chinese Dialects： The Name for the Wildcat in Fang-Yen中指出，《方言》里的一些地理术语，较之周秦时代的相关用词，对方域的划分更为准确[10]354-371。其第八卷第2条有曰：“貔，陈楚江淮之间谓之猍，北燕朝鲜之间谓之，关西谓之狸。”他还进一步指出，在《左传》《尔雅》《诗经》《书经》《莊子》《周礼》《礼记》《大戴礼记》《仪礼》这些均早于《方言》的古代典籍中，均可见“狸”字的踪迹;在《诗经》《书经》里亦有关于“貔”字的记载，但其中并没有任何一部明确指出“狸”字或“貔”字使用的方域范围，更不要提对比了。相反，我们却可以在《方言》一书中找到答案，还可以进一步了解到“貔”“狸”二字的同指，“猍”与“”。此外，根据《方言》书中词条内容惯有的排列方式来看，出现在一个词条最开始的那个字多半就是当时汉代较为通用的大众词，并且多来自中原地区。那么，我们不妨将此推测用到位于该词条之首的“貔”字上。而在《方言》之前，“貔”字只在《诗经》《书经》中出现过。结合现有的汉学研究成果来看，这便暗示了“貔”字与中原地区的渊源，与我们的推测相吻合，同时也就变相地为“貔”“狸”二字在《方言》中所形成的方域对立提供了佐证。
我国历史语言研究所院士李方桂（Li F. K.，1959）更是进一步指出，《方言》就是了解汉代方言分布的最重要来源之一[11]309。之前司礼义先生尽管已经采用现代的统计对比手段对其词群的地理分布进行了研究，但正因为《方言》所能展现的内容有限，使得这项成果的词源学价值在学术界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林语堂先生也曾利用《方言》提供的材料，将汉代方言大致划成了十四个区。而后罗长培将其划作七区;司礼仪划成六区;到了丁启阵时，又认为仅有八区而已。在一定程度上，区域划分的分歧不仅仅是学者们对非语言因素之考量程度差异的体现，还是对学术界之前所用研究手段及路径提出的质疑。试想，我们若能突破方法上和该书材料本身的局限，在语音层面取得进展，便能更有效地解决汉代方言分区的离合问题。这样，基于对语言分布情况的研究，我们就能从侧面揭示汉代不同区域在语言上的相对距离，进而为中国文字的地理语言学史的发展添砖添瓦。毫无疑问，该书的问世确为我国古代地理语言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四、民族语言观
语言往往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文化气韵，也是其认知方式和意识形态的映射，扬雄对此可能早有所悟。关于撰写《方言》的初衷，扬雄曾在《答刘歆书》中自述：“其不劳戎马高车，令人君坐帏幕之中，知绝遐异俗之语，典流於昆嗣，言列於汉籍。”大意就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让皇帝不受舟车劳顿之苦便能了解各地的语言习俗，同时“异俗之语”也能通过汉朝的文典得以体現、流传。其实这里的“异俗之语”就已经包括了少数民族地区的方言。林语堂先生对《方言》所涉区域之划分研究表明，“南楚”“秦晋”“西秦”“东齐淮泗”这四个方言区中分别有一定数量的“蛮语”“狄语”“羌族语”“夷语”混入。该书中多次出现的“楚地语”，有些就是隐含的少数民族语言。李敬忠（1987）在《〈方言〉中的少数民族语词试析》一文中提到，第一卷中的“挦”“摸”，第三卷的“掩”“丑”“知”，第六卷的“崝”“台”“吕”，第七卷的“煦”，以及第十卷的“拌”“僄”均来自壮侗语族;第三卷的“须”“捷”;第八卷的“虎”;第九卷的“舟”则源自土家族语[12]64-68。中南民族大学的谢荣娥（2005）教授就曾以《方言》中的“楚地词”为起点，结合移民史和民族史，考究了“革”“摩”“葇”等字词的来源。她在自己的一系列文论中相继指出，“革”来自古越语;“摩”极可能为古濮人（商周时期的古民族）用语;“葇”可能出自侗语、苗语，这三个词以各自独特的方式至今还留存于我国南方少数民族的语言中[13]116-120。那么我们不难看出，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语言，扬雄还是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关注，且并非以一种绝对排斥的眼光去看待。儒家经典《论语》之季氏篇有曰：“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作为一位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文人，对于那些偏安一隅的夷狄外邦，他自然是持“引之”“安之”的态度，即儒家常提的“教化”“怀柔”;而并不主张盲目、暴力地以战争、杀戮的方式“除之而后快”;只有在其构成威胁时，才考虑“麾之”。且看扬雄本人在其另一篇著作《法言》中的表述：或问：“人有倚孔子之墙，弦郑、卫之声，诵韩、庄之书，则引诸门乎？”曰：“在夷貉则引之，倚门墙则麾之。”
另外，扬雄的故乡蜀郡（今四川成都）在西汉初年也可算是未开化的蛮夷之地，正因“好学”风气盛行而涌现了一批文人雅士，使当地重视教化，进而更好地发展文明，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在这样的背景启发下，扬雄希望皇帝在了解“异俗之语”后，可以促进少数民族地区与中央政府思想文化交流，而《方言》一书恰好能在此过程中起牵线搭桥之用，既能向朝廷反映外族情况，又有利于中原文化在周边民族地区的传播。由此，扬雄能有这样一种开明包容的民族语言观也不足为奇。从《汉书》及相关史料的记载来看，扬雄生平并不热衷于政治，但在得知朝廷打算拒绝匈奴关于来汉朝拜的请求后，他便以黄门侍郎的身份向汉哀帝刘欣递交了《谏不许单于朝书》，陈述了拒匈奴来朝的种种弊端，希望朝廷重召使者商议，以免为汉匈两国埋下越礼之争。郭君铭（2004）指出，扬雄很看重儒家精神在引领少数民族地区走进礼制社会这一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这不仅是当时西汉政治上民主进步理念的萌芽，也是他对儒家“华夷之辨”“大一统”思想所给予的全新阐释[6]58。这样看来，扬雄民族语言观的透析确实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并加强民族意识提供了指南，同时也给予当代重新被重视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发展研究以深远的启示。若能从文字上入手，帮助少数民族重现其古代文化的灿烂光辉，这无异于向真正实现“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的伟大目标更近了一步。
五、“重民生”的语言观
“民生”这个词最早见于《左传·宣公十二年》，所谓“民生在勤，勤则不匮”。《现代汉语词典》对“民生”的定义是“人民、居民的日常生活事项”，例如衣、食、住、行等。广义上的民生概念是指凡是同民生有关的，直接相关和间接相关的事物都属于民生的范畴。由此我们认为，《方言》的字里行间都是对扬雄“重民生”观念的折射，因为该书确实囊括了汉代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被视为一幅西汉社会风貌图也不为过。
在服饰装扮方面，我们可以参考第四卷第1条：“襌衣，江淮南楚之间谓之褋，关之东西谓之襌衣。有袌者，赵魏之间谓之谒衣;无袌者谓之裎衣，古谓之深衣。”“禅衣”乃华夏体系中的一种深衣，质料为薄丝绸或布帛，是无衬里的单层衣，一般多为夏衣。第四卷第2条：“襜褕，江淮南楚谓之谓褣，自关而西谓之襜褕，其短者谓之裋褕。以布而无缘，敝而紩之，谓之褴褛。”“襜褕”则是指古代的直裾单衣。“直裾”为男女通用的非正朝之服，因其宽大而长作襜襜然状，故名。在饮食文化方面，民以食为天，所进之物、进食方式不同，其称呼也就自然不同。陈、楚一带的人见面后吃麦食称为“餥”。（详见第一卷第31条：“餥、瞒，食也。陈楚之内，相谒而食麦饘谓之餥……”）吴越地区把贪饮食的人叫作“茹”。（详见第七卷第27条：“吴越之间凡贪饮食者谓之茹。”）在生产劳动方面，书中也介绍了多种劳动工具，比如收割农作物的“刈钩”，（详见第五卷第27条：“刈钩，江淮陈楚之间谓之鉊，或谓之鐹。自关而西或谓之钩，或谓之镰，或谓之锲。”）收拢谷粒的“杷”，（详见第五卷第25条：“杷，宋魏之间谓之渠挐，或谓之渠疏。”）捣碎谷物的“杵”、推磨的“硙”即“磨”，（详见第五卷第19条：“碓机，陈魏宋楚自关而东谓之梴。硙或谓之？。”）加工粮食的“臿”，（详见第五卷第24条：“臿，燕之东北朝鲜洌水之间谓之摇，宋魏之间谓之铧，或谓之鍏。”）饲马的工具“篼”（详见第五卷第22条：“飤马橐，自关而西谓之裺囊。或谓之裺篼。或谓之？篼。燕齐之闲谓之帪。”）纺纱织布用的“杼”。（第六卷第51条：“杼、柚，作也。东齐土作谓之杼，木作谓之柚。”）还有对劳动过程的描述，如第三卷第6条和第八卷第4条都有提及的“伏鸡”：“鸡伏卵而未孚，始化之时，谓之涅。”“北燕朝鲜洌水之间谓伏鸡曰抱。爵子及鸡雏皆谓之聣。其卯伏而未孚始化谓之涅。”在交通工具方面，不仅涉及船的不同叫法及形状，还介绍了运船的动作和船各个部位的名称。（详见第九卷第27条：“舟，自关而西谓之船，自关而东或谓之舟，或谓之航。南楚江湘凡船大者谓之舸，小舸谓之艖，……艇长而薄者谓之艜，短而深者谓之塄，小而深者谓之舆。……楫谓之桡，或谓之櫂。所以隐櫂谓之镀。所以县樛谓之缉。所以刺船谓之镁。维之谓之鼎。首谓之合闾，或谓之艗艏。后曰舳，舳，制水也。”）在医学方面，汉代对程度不同的病情也做了相应区分，不严重的轻微病情叫“殗殜”;（详见第二卷第9条：“殗、殜，微也……凡病而不甚曰殗殜。”） 病情略微缓解后却又突然加重的则叫作“不斟”或“何斟”;（详见第三卷第51条：“凡病少愈而加剧亦谓之不斟，或谓之何斟。”）因中毒而导致视力模糊则为“眠”“眩”;（详见第三卷第12条：“凡饮药傅药而毒……东齐海岱之间谓之眠，或谓之眩。”）病愈则叫“差”“间”或“知”。（详见第三卷第52条：“差、间、知，愈也。南楚病愈者谓之差，或谓之间，或谓之知。”）关于亲属称谓，该书也有不少记载，比如“媓”原是帝后或女皇的别称，后来又可指母亲。“妣”本义是母亲，后指已故去的母亲。“姼”可用以代指父母。（第六卷第55条：“南楚瀑洭之间，母谓之媓，谓妇妣曰母姼，称妇考曰父姼”）西汉东齐，即今山东地区称女婿为“倩”，寓意是愿女儿觅得一位如意郎君。（第三卷第2条：“东齐之间翘谓之倩。”）汉代荆扬边鄙地区把年纪偏长的同胞兄弟叫做“膊”，桂林地区则称之为“”。（第十卷第26条：“膊，兄也。荊揚之鄙谓之膊，桂林之中谓之[]）。”有了暴秦重徭役而致惨剧的前车之鉴，汉朝统治者决定减轻徭役赋税、休养生息，该项政策可参考第七卷第22条：“平均，赋也。燕之北鄙东齐北郊凡相赋敛谓之平均。”在军事方面，该书亦有所涉及，例如结构牢固的战车，（详见第九卷第9条：“车下铁，陈宋淮楚之间谓之毕。大车谓之綦。”）用于防卫抵御的盾，（详见第九卷第8条：“盾，自关而东或谓之瞂，或谓之干。关西谓之盾。”）刺杀的攻击性武器“矛”。（详见第九卷第3条：“矛，吴扬江淮南楚五湖之间谓之绱，或谓之鋋，或谓之鏦。其柄谓之矜。”） 通过诸如以上各方面的记录，我们得以窥见汉王朝民众生活的日常以及当时社会的生产水平、医学水平等，同时也能间接体会到这些文字背后所暗含的情感，那便是语言学家扬雄对于民生的重视、关注，以及对于民情的体察入微。而对于当代许多“民生”方面的政策方针，我们其实都能从诸如《方言》等古典文献中窥得雏形，可见该书所体现的“重民生”观念对现代社会发展确有借鉴意义。事实上，无论在地理语言學、文字学、词源学界还是在训诂学界，乃至政史学界，这无疑都是一份异常珍贵的综合史料。《方言》呈现这般包罗万象之景，也与扬雄本人博览群书、勤思好学有着密切关系。
六、重实证的语言观
“杨子云好事，常怀铅提椠，从诸计吏访殊方绝域四方之语。”[14]51这是《西京杂记》中对扬子云即扬雄撰写《方言》的记载。在《答刘歆书》中，扬雄本人亦自述了相关情状：“成帝好之，遂得尽意，故天下上计孝廉及内郡卫卒会者，雄常把三寸弱翰，赉油素四尺，以问其异语，归即以铅摘次之於椠，二十七岁于今矣，而语言或交错相反，方覆论，思详悉集之燕其疑。”每遇到方言中的字词与其含义有矛盾之时，他便继续问诸异乡街头四方之士以搜寻例证，然后反复细思斟酌，直至疑虑消除，才敢下最终定论。但若疑虑实在不得解，就暂且存疑，待留证充足后再做考究。这样前前后后共计27年时间，扬雄此举不仅仅是为了应对朝廷交代的差事，更是想要尽力确保所录内容的真实度和可靠性。他采用直接向说话人搜集语料的实地调查法，即从百姓口中活生生的语料入手并且做到了实证、存疑，这就一反在他之前非常盛行的采风记录法。自周代以来，大概每年八月，政府就会派遣“輶轩使者”（乘坐轻车的使者）到各地搜集方言，并记录整理。但这些“輶轩使者”都是在观光游俗的同时进行方言采集，而不是从一个专业语言研究者的视角切入。而且当时的学者多是以研究古籍典著为重心，很少有人像扬雄这般，能置身于繁琐拘谨的经学及占主流地位的阴阳五行学说之外，专注民众生活，并以此着手语言研究。倘若扬雄当真卷入当时颇为流行的阴阳五行或经学之争中，《方言》一书便不会有如今的价值了。自扬雄以后，这样的实地语言调查并不多见，有的也只是如《蜀语》《俗言解字》《方言据》这些所涉区域较窄、影响力甚小的方言作品。
在一定程度上，扬雄重视实证的语言观与其唯物哲学观、言意观及天文学思想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曾仿《易经》作《太玄》，仿《论语》作《法言》。《太玄·玄莹》中有曰：“夫作者贵其有循而体自然也。……故不惧所有，不彊所无。譬诸身，增则赘，而割则亏。故质干在乎自然，华藻在乎人事也。其可损益与？”大意为：自然是客观存在的，且独立于人类的意识，能成为真理则必然符合自然之本质。若仅凭主观臆断就去歪曲事实，那便是不正确的。《法言·君子》中有曰：“君子之言，幽必有验乎明，远必有验乎近，大必有验乎小，微必有验乎著。无验而言之谓妄。君子妄乎？不妄。”也就是说，为人立身不能不经验证就妄下断言。这些均为扬雄唯物主义思想的侧写。扬雄生于辞赋盛行的两汉时期，初期对司马相如的赋体颇为欣赏，以至于仿其《子虚》而作了《河东赋》《长杨赋》《甘泉赋》《羽猎赋》等一系列作品。之后，他开始反思、总结司马相如赋体的特征，认识到其过分强调奢丽浮华之形式而忽略内容的本质，最后决定撰文批露其种种弊端，转而对那些注重实际内涵和功用的赋体予以肯定。在言意观上，他主张文质统一，即为文要使形式与其内容、本质相符，力求文质兼备，而非文高于质，亦非质胜于文。为此，他还将辞赋一分为二，即“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诗人之赋”因文质兼备而“丽以则”;“辞人之赋”因文质不一而“丽以淫”[15]11。圣人、君子之所以能“言、书皆尽心意”“得言之解，得书之体”，是因为他们能做到文质相称，表里如一;一般人“言不能尽其心”“书不能尽其意”是因为他们文质不一，内外二致。扬雄一开始对“蓝天说”颇感兴趣，但逐渐发现其与事实相悖后，便毅然弃之，并发出感叹：“难蓝天八事，以通浑天。”“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本是东汉史学家班固所撰《汉书·河间献王传》中一句赞扬河间献王刘德的话，现用于评价扬子云，亦非不可。到后来“实事求是”逐渐成为了一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方法，更被中国古代学者奉为治学治史的座右铭。
七、结语
在方法论上，一般的语言学研究更倾向于理性主义而并非实证主义。前者重在推理，容易受到人类行为的内在因素影响;后者则以经验为基础，强调数据采集的作用。《方言》采录的材料多为西汉时期各个地区的活方言，挣脱了普通形义和典籍记载的束缚，并同时考虑了时间和地域差异的影响;在研究方法上选择以实证主义为主，别具特色，为后世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也为汉语音韵史、汉语词源史、汉语训诂史、古代文献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源，更为我们重新认识中国语言文字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方言》一书既体现了扬雄带有历时比较、方域意识及民族意识的语言观，又体现了重民生、重实证的语言观，可谓全面、成熟而又深刻。能在两千多年前就著有《方言》一书，扬雄不愧为一位真正的语言学大家。对扬雄语言思想观的探讨，有助于扬雄语言学思想的全面展示和深入研究，也有助于扬雄研究者新视野的开启，并以此为扬雄语言观及其整个思想体系研究指明一种客观、全面的行进方向。
注释：
（1）本文所涉《方言》条目均来自：周祖谟：《方言校笺》，中华书局， 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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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方言;语言观;扬雄
中图分类号： H171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9）01-0074-07
一、引言
《方言》，全称为《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乃扬雄所撰的中国古代第一部对方言词汇进行比较研究的专著，独创了个人实地调查的语言研究新方法，开辟了世界语言学史研究的新领域，被誉为“悬诸日月不刊之书”。其作者扬雄（公元前53年至公元18年），汉族，字子云，西汉蜀郡（今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人，著名的语言学家、文学家及哲学家;少好学，博览群书，长于辞赋，也是“汉赋四大家”之一。《方言》是扬雄在收集了周秦残存的方言资料基础上，亲自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后，历时27年最终撰成，今存13卷，大体上是按内容来分类编排的。根据周祖谟的《方言校笺》统计，《方言》共收录了675个词条，每一条内先以若干同义词作为条目，再或以一词释之，或分别说明其使用方域，故实际词目远多于条数[1]。
从古至今，学术界不乏对《方言》一书的关注，其最早的注本《方言注》出自东晋训诂学家郭璞之手，后有成就较高、影响较大的注疏，如清朝文字学家戴震的《方言疏证》及钱绎的《方言笺疏》等。在舒芜（1959）选编的《近代文论选》中可以看到，民国初年思想家章炳麟更是将该书称为“绝代”。该书作为一部独具研究特色的语言学著作，对于展开和揭示作者扬雄的语言思想颇具意义[2]64。傅鉴明（1988）指出，扬雄之所以选择纵向历时比较的视角来考察古方言，是出于当时汉代经济、文化、政治发展的需要，而非偶然事件[3]155-161。康建常（1991）在《扬雄的语言观及其〈方言〉的价值》中解析了扬雄的语言时空观，且认为扬雄具有深入民众考察方言的进步理念[4]92-97。韩建立（2003）从《方言》的内容材料入手，讨论了扬雄的语言演变历史观[5]29-30。郭君铭（2004）则认为，《方言》的语种收录揭示了扬雄“在夷貉则引之”的民族思想[6]55。王智群（2007）在研究了扬雄《方言》中的词汇学思想后[7]1，又于2016年探讨了《方言》历史语言观的体现，并指出扬雄对于“古今语”的理解和认识其实是我国汉语史上历史语言观的萌芽[8]109-118。当然，这些学者的研究都是从某个比较单一的角度切入，讨论的仅仅是某个领域内的情况。实际上，该书所承载的扬雄之语言观是全面、成熟而又复杂的。为此，本文将分别从历时比较、方域意识、民族思想，以及对“民生”、对“实证”之重视这几个方面，依次对扬雄在该书中所体现的语言观展开简要分析，揭示其相关意义。
二、历时比较的语言观
“共时”与“历时”这对术语最早是由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正式提出的，分别是从静态与动态、横向与纵向的维度来研究语言，前者所关注的是语言系统在某个时刻或某个时段的状态;后者则聚焦于语言在一定时间跨度内的历时性演化、沿革等。历史比较语言学，现在也叫“越时语言学”，是一门研究语言纵向历时变化的学科。一提到这个概念，大家可能就会立刻联想到被称为“奠基人”的德国语言学家葆朴（Franz Bopp，1791—1867）、丹麦语言学家拉斯克（Rasmus Rask，1787—1832），殊不知他们所处的时代，要比我国这方面著作《方言》《说文解字》的成书时间晚了大约一千九百多年。虽然我们现在很容易掌握“共时”与“历时”这对概念，但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能在著述中做出区分应用却是难能可贵的。在《方言》一书中，凡标有“通语”“凡语”“通名”“四方之通语”的，皆为汉代通用的词汇，例如，第一卷第6条：“怃，煏、怜、牟，爱也。……怜，通语也。”（1）同卷第16条：“徂，齐语也。适，宋鲁语也。往，凡语也。”第十一卷第1条：“姹蚗，齐谓之螇螰，楚谓之蟪蛄，或谓之蛉蛄，秦谓之姹蚗。……或谓之蜓蚞，西楚与秦通名也。”第三卷第26条：“庸、恣、比、侹、更、佚，代也。齐曰佚，江淮陈楚之间曰侹，馀四方之通语也。”而标有“古今语”或“古雅之别语”的，则是相对于汉代来说更为久远的远古方言。例如，第一卷第12条：“敦、丰、厖、渑、……皆古今语也，初别国不相往来之言也，今或同。”同卷第13条：“假、炽、怀、摧、詹、戾、艐，至也。……皆古雅之别语也，今则或同。” 而且，这两条后半句的大意相近，即以前在各地区差异很大的方言说法，如今有可能变得一样了。也就是说，在扬雄看來“古”“今”语言有别，且“古方言”可演变为“今通语”，这些也正是他“历时语言观”最直接的体现。另外，书中出现了不少“今通语——古方言”相比较的形式，例如，第四卷第1条：“襌衣，江淮南楚之间谓之褋，……古谓之深衣。”我国现代著名学者林语堂甚至认为，《方言》所收录的是自周代以来不同时期的方言，书中并没有属于“绝对共时”范畴的材料。因为严格说来，书中之词在被收录之前就已经存在，且不排除有些词是从商周时期沿袭而来的，而并非只隶属于西汉。书中将属于不同时期的语言放在一起，俨然形成了纵向的历时比较。
除了上面所列举的“古”“今”之别外，还有不同地区方言之间的横向比较，这在该书中就更常见了。例如，第二卷第3条就有以“美”为中心含义的各地方言词汇比较：“娃、嫷、窕、艳，美也。吴楚衡淮之间曰娃，南楚之外曰嫷，宋卫晋郑之间曰艳，陈楚周南之间曰窕。自关而西秦晋之间，凡美色或谓之好，或谓之窕。故吴有馆娃之宫，秦有窥娥之台。秦晋之间美貌谓之娥，美状为窕，美色为艳，美心为窈。”学术界普遍认为《方言》在体例和条目结构上均仿照《尔雅》，《方言》是对《尔雅》的传承。然而，有一点却常被忽略掉，《方言》也是对《尔雅》的发展。《尔雅》只是简单地呈现了一系列的训诂字，而《方言》则能在此基础上更具体地指出，这些词出自何地;是“古方言”还是“今通语”或“凡语”;它们是如何演变而来的。例如， 如、适、之、嫁、徂、逝，往也。”（《尔雅》第一卷释诂）“嫁、逝、徂、适，往也。自家而出谓之嫁，由女而出为嫁也。逝，秦晋语也。徂，齐语也。适，宋鲁语也。往，凡语也。”（《方言》第一卷第14条）王智群（2007）在其博士论文《〈方言〉与扬雄词汇学思想研究》中指出，《方言》一书的全称“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实际上也是扬雄历时语言观的映射[7]81。以“今通语”为标准，经查证后，古有而今无，但可能留存于方言中的这类语言，方可定为“绝代语”。即使书的全名乃后人而并非扬雄本人所定，但最终能将“绝代语”的字眼加入全名这一事实，也足见扬雄所编内容透露出的历时发展观。 扬雄在该书中所做的纵向历时比较研究，对其后语言学家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注遍儒家典籍的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也曾效仿扬雄的做法，在引用部分方言材料时标注“今”字。自晋代直至清末民初，用历时比较观来处理语言材料似乎早已成为一种方法论。东晋训诂学家郭璞在编《方言注》时，还在书中补充了大量的晋代方言，为后人比较研究汉代方言与晋代方言提供了一大史料。民国初期学者章炳麟在其《新方言》中，更是分别从句法、音韵、所用文字之形体等方面入手，对古汉语、通语（大致相当于后来的普通话）、今方言三者进行了比较。对现代陆续展开的古今汉语比较研究来说，从《方言》一书中取材考证，更成为了一种考古常识。2007年，学者张丽霞将《方言》与《现代汉语词典》及《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结合起来研究，为重现《方言》词汇由古至今的历史嬗变轨迹提供了重要思路，也为探究汉语方言词汇的历史变化注入了新活力[9]87-90。实际上，近几十年来，学术界对该书历时观的研究取得了颇为丰硕的成果，不仅揭示了中国语言文字发展过程中“古今名实交错”的关系，还给予我们以甄别语言材料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宝贵启示，对现在仍在深入发展中的历史词汇学研究有着客观而特殊的意义
三、方域语言观
相较其他的一些语言学家，扬雄摈弃了一般的语言学研究视角，而是从语言的归属方域及来源的角度展开了调查。我们都知道，地理环境在方言的产生及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山脉、河流、关隘及一些特殊地形的影响下，人们来往受限，使用的语言自然会有所差异。扬雄对这一点也有所认识，比如“悛、怿，改也。自山而东或曰悛，或曰怿。”（《方言》第六卷第29条） “锾、安，静也。江湘九嶷之郊谓之锾。” （《方言》第十卷第13条） “自关而东曰逆，自关而西或曰迎，或曰逢。”（《方言》第一卷第29条）《方言》所涉及的方域包括了长江及黄河流域的绝大部分，即北起燕赵，南至沅湘九嶷，东起齐鲁，西至秦、陇、凉州，西北至秦晋北鄙，西南至梁、益、蜀、汉，东北至北燕、朝鲜，东南至吴、越、东瓯，中原地区则几近包罗无余。扬雄进行方言的地理区域划分时，并未忽略旧行政区划的影响，在书中还能找到“南楚”“东齐”“赵”“北燕”等更早的古国名称，例如“锤锺、謰謱，拏也。东齐周晋之鄙曰锤锺。锤锺亦通语也。南楚曰謰謱，或谓之支注，或谓之詀謕，转语也。”（第十卷第9条）“蚰滤，自关而东谓之螾欅，或谓之入耳，或谓之渎驜。赵魏之间或谓之蚨溅。北燕谓之浏烬。”（第十一卷第15条）此外，扬雄为了更清晰便捷地展示所载词汇的方域归属，专门创造了“通语”“四方异语而通者”“某地语”“古今语”“转语”这一系列术语。“通语”又写作“四方之通语”“凡通语”“通名”“凡语”，指的是当时西汉无明显地域限制的较为通行的词汇，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普通话”，例如“姡，娗也，或谓之猾。皆通语也。”（第十卷第3条）。“四方异语而通者”有时亦写作“某地某地间通语”，则属于方言，但其通行地区甚广，例如“蠀螬谓之蟦。自关而东谓之蝤蠀，……梁益之间谓之摆，……秦晋之间谓之蠹，或谓之天蝼。四方异语而通者也。”（第十一卷第14条）“某地语”自然指是方言，而且仅限于个别地区使用，例如，“垤、封，场也。楚郢以南蚁土谓之垤。垤，中齐语也。”（第十卷第24条）“蘴、荛，芜菁也。……东鲁谓之菈觎。”（第三卷第9条）“转语”，又写作“语之转”，这类词汇因地域或时间作用而有声韵上的差异。“谍、铤、澌，尽也。……连此谍斯皆尽也。铤，空也，语之转也。”（第三卷第49条）“緤、末、纪，绪也。南楚皆曰緤。或曰端，或曰纪，或曰末，皆楚转语也。”（第十卷第44条）一个毫无方域观念的人断然做不出这样颇具方域语言色彩的记录。另外，根据对“转语”的相关研究，目前基本可以认定，扬雄就是其创始人，而且现在“转语学”能从语言学中独立门户，在一定程度上来看，扬雄功不可没。
美籍古汉语学者司礼义LM Serruys（1953）在The Study of the Old Chinese Dialects： The Name for the Wildcat in Fang-Yen中指出，《方言》里的一些地理术语，较之周秦时代的相关用词，对方域的划分更为准确[10]354-371。其第八卷第2条有曰：“貔，陈楚江淮之间谓之猍，北燕朝鲜之间谓之，关西谓之狸。”他还进一步指出，在《左传》《尔雅》《诗经》《书经》《莊子》《周礼》《礼记》《大戴礼记》《仪礼》这些均早于《方言》的古代典籍中，均可见“狸”字的踪迹;在《诗经》《书经》里亦有关于“貔”字的记载，但其中并没有任何一部明确指出“狸”字或“貔”字使用的方域范围，更不要提对比了。相反，我们却可以在《方言》一书中找到答案，还可以进一步了解到“貔”“狸”二字的同指，“猍”与“”。此外，根据《方言》书中词条内容惯有的排列方式来看，出现在一个词条最开始的那个字多半就是当时汉代较为通用的大众词，并且多来自中原地区。那么，我们不妨将此推测用到位于该词条之首的“貔”字上。而在《方言》之前，“貔”字只在《诗经》《书经》中出现过。结合现有的汉学研究成果来看，这便暗示了“貔”字与中原地区的渊源，与我们的推测相吻合，同时也就变相地为“貔”“狸”二字在《方言》中所形成的方域对立提供了佐证。
我国历史语言研究所院士李方桂（Li F. K.，1959）更是进一步指出，《方言》就是了解汉代方言分布的最重要来源之一[11]309。之前司礼义先生尽管已经采用现代的统计对比手段对其词群的地理分布进行了研究，但正因为《方言》所能展现的内容有限，使得这项成果的词源学价值在学术界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林语堂先生也曾利用《方言》提供的材料，将汉代方言大致划成了十四个区。而后罗长培将其划作七区;司礼仪划成六区;到了丁启阵时，又认为仅有八区而已。在一定程度上，区域划分的分歧不仅仅是学者们对非语言因素之考量程度差异的体现，还是对学术界之前所用研究手段及路径提出的质疑。试想，我们若能突破方法上和该书材料本身的局限，在语音层面取得进展，便能更有效地解决汉代方言分区的离合问题。这样，基于对语言分布情况的研究，我们就能从侧面揭示汉代不同区域在语言上的相对距离，进而为中国文字的地理语言学史的发展添砖添瓦。毫无疑问，该书的问世确为我国古代地理语言学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四、民族语言观
语言往往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文化气韵，也是其认知方式和意识形态的映射，扬雄对此可能早有所悟。关于撰写《方言》的初衷，扬雄曾在《答刘歆书》中自述：“其不劳戎马高车，令人君坐帏幕之中，知绝遐异俗之语，典流於昆嗣，言列於汉籍。”大意就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让皇帝不受舟车劳顿之苦便能了解各地的语言习俗，同时“异俗之语”也能通过汉朝的文典得以体現、流传。其实这里的“异俗之语”就已经包括了少数民族地区的方言。林语堂先生对《方言》所涉区域之划分研究表明，“南楚”“秦晋”“西秦”“东齐淮泗”这四个方言区中分别有一定数量的“蛮语”“狄语”“羌族语”“夷语”混入。该书中多次出现的“楚地语”，有些就是隐含的少数民族语言。李敬忠（1987）在《〈方言〉中的少数民族语词试析》一文中提到，第一卷中的“挦”“摸”，第三卷的“掩”“丑”“知”，第六卷的“崝”“台”“吕”，第七卷的“煦”，以及第十卷的“拌”“僄”均来自壮侗语族;第三卷的“须”“捷”;第八卷的“虎”;第九卷的“舟”则源自土家族语[12]64-68。中南民族大学的谢荣娥（2005）教授就曾以《方言》中的“楚地词”为起点，结合移民史和民族史，考究了“革”“摩”“葇”等字词的来源。她在自己的一系列文论中相继指出，“革”来自古越语;“摩”极可能为古濮人（商周时期的古民族）用语;“葇”可能出自侗语、苗语，这三个词以各自独特的方式至今还留存于我国南方少数民族的语言中[13]116-120。那么我们不难看出，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的语言，扬雄还是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关注，且并非以一种绝对排斥的眼光去看待。儒家经典《论语》之季氏篇有曰：“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作为一位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文人，对于那些偏安一隅的夷狄外邦，他自然是持“引之”“安之”的态度，即儒家常提的“教化”“怀柔”;而并不主张盲目、暴力地以战争、杀戮的方式“除之而后快”;只有在其构成威胁时，才考虑“麾之”。且看扬雄本人在其另一篇著作《法言》中的表述：或问：“人有倚孔子之墙，弦郑、卫之声，诵韩、庄之书，则引诸门乎？”曰：“在夷貉则引之，倚门墙则麾之。”
另外，扬雄的故乡蜀郡（今四川成都）在西汉初年也可算是未开化的蛮夷之地，正因“好学”风气盛行而涌现了一批文人雅士，使当地重视教化，进而更好地发展文明，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在这样的背景启发下，扬雄希望皇帝在了解“异俗之语”后，可以促进少数民族地区与中央政府思想文化交流，而《方言》一书恰好能在此过程中起牵线搭桥之用，既能向朝廷反映外族情况，又有利于中原文化在周边民族地区的传播。由此，扬雄能有这样一种开明包容的民族语言观也不足为奇。从《汉书》及相关史料的记载来看，扬雄生平并不热衷于政治，但在得知朝廷打算拒绝匈奴关于来汉朝拜的请求后，他便以黄门侍郎的身份向汉哀帝刘欣递交了《谏不许单于朝书》，陈述了拒匈奴来朝的种种弊端，希望朝廷重召使者商议，以免为汉匈两国埋下越礼之争。郭君铭（2004）指出，扬雄很看重儒家精神在引领少数民族地区走进礼制社会这一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这不仅是当时西汉政治上民主进步理念的萌芽，也是他对儒家“华夷之辨”“大一统”思想所给予的全新阐释[6]58。这样看来，扬雄民族语言观的透析确实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并加强民族意识提供了指南，同时也给予当代重新被重视的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发展研究以深远的启示。若能从文字上入手，帮助少数民族重现其古代文化的灿烂光辉，这无异于向真正实现“各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的伟大目标更近了一步。
五、“重民生”的语言观
“民生”这个词最早见于《左传·宣公十二年》，所谓“民生在勤，勤则不匮”。《现代汉语词典》对“民生”的定义是“人民、居民的日常生活事项”，例如衣、食、住、行等。广义上的民生概念是指凡是同民生有关的，直接相关和间接相关的事物都属于民生的范畴。由此我们认为，《方言》的字里行间都是对扬雄“重民生”观念的折射，因为该书确实囊括了汉代民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被视为一幅西汉社会风貌图也不为过。
在服饰装扮方面，我们可以参考第四卷第1条：“襌衣，江淮南楚之间谓之褋，关之东西谓之襌衣。有袌者，赵魏之间谓之谒衣;无袌者谓之裎衣，古谓之深衣。”“禅衣”乃华夏体系中的一种深衣，质料为薄丝绸或布帛，是无衬里的单层衣，一般多为夏衣。第四卷第2条：“襜褕，江淮南楚谓之谓褣，自关而西谓之襜褕，其短者谓之裋褕。以布而无缘，敝而紩之，谓之褴褛。”“襜褕”则是指古代的直裾单衣。“直裾”为男女通用的非正朝之服，因其宽大而长作襜襜然状，故名。在饮食文化方面，民以食为天，所进之物、进食方式不同，其称呼也就自然不同。陈、楚一带的人见面后吃麦食称为“餥”。（详见第一卷第31条：“餥、瞒，食也。陈楚之内，相谒而食麦饘谓之餥……”）吴越地区把贪饮食的人叫作“茹”。（详见第七卷第27条：“吴越之间凡贪饮食者谓之茹。”）在生产劳动方面，书中也介绍了多种劳动工具，比如收割农作物的“刈钩”，（详见第五卷第27条：“刈钩，江淮陈楚之间谓之鉊，或谓之鐹。自关而西或谓之钩，或谓之镰，或谓之锲。”）收拢谷粒的“杷”，（详见第五卷第25条：“杷，宋魏之间谓之渠挐，或谓之渠疏。”）捣碎谷物的“杵”、推磨的“硙”即“磨”，（详见第五卷第19条：“碓机，陈魏宋楚自关而东谓之梴。硙或谓之？。”）加工粮食的“臿”，（详见第五卷第24条：“臿，燕之东北朝鲜洌水之间谓之摇，宋魏之间谓之铧，或谓之鍏。”）饲马的工具“篼”（详见第五卷第22条：“飤马橐，自关而西谓之裺囊。或谓之裺篼。或谓之？篼。燕齐之闲谓之帪。”）纺纱织布用的“杼”。（第六卷第51条：“杼、柚，作也。东齐土作谓之杼，木作谓之柚。”）还有对劳动过程的描述，如第三卷第6条和第八卷第4条都有提及的“伏鸡”：“鸡伏卵而未孚，始化之时，谓之涅。”“北燕朝鲜洌水之间谓伏鸡曰抱。爵子及鸡雏皆谓之聣。其卯伏而未孚始化谓之涅。”在交通工具方面，不仅涉及船的不同叫法及形状，还介绍了运船的动作和船各个部位的名称。（详见第九卷第27条：“舟，自关而西谓之船，自关而东或谓之舟，或谓之航。南楚江湘凡船大者谓之舸，小舸谓之艖，……艇长而薄者谓之艜，短而深者谓之塄，小而深者谓之舆。……楫谓之桡，或谓之櫂。所以隐櫂谓之镀。所以县樛谓之缉。所以刺船谓之镁。维之谓之鼎。首谓之合闾，或谓之艗艏。后曰舳，舳，制水也。”）在医学方面，汉代对程度不同的病情也做了相应区分，不严重的轻微病情叫“殗殜”;（详见第二卷第9条：“殗、殜，微也……凡病而不甚曰殗殜。”） 病情略微缓解后却又突然加重的则叫作“不斟”或“何斟”;（详见第三卷第51条：“凡病少愈而加剧亦谓之不斟，或谓之何斟。”）因中毒而导致视力模糊则为“眠”“眩”;（详见第三卷第12条：“凡饮药傅药而毒……东齐海岱之间谓之眠，或谓之眩。”）病愈则叫“差”“间”或“知”。（详见第三卷第52条：“差、间、知，愈也。南楚病愈者谓之差，或谓之间，或谓之知。”）关于亲属称谓，该书也有不少记载，比如“媓”原是帝后或女皇的别称，后来又可指母亲。“妣”本义是母亲，后指已故去的母亲。“姼”可用以代指父母。（第六卷第55条：“南楚瀑洭之间，母谓之媓，谓妇妣曰母姼，称妇考曰父姼”）西汉东齐，即今山东地区称女婿为“倩”，寓意是愿女儿觅得一位如意郎君。（第三卷第2条：“东齐之间翘谓之倩。”）汉代荆扬边鄙地区把年纪偏长的同胞兄弟叫做“膊”，桂林地区则称之为“”。（第十卷第26条：“膊，兄也。荊揚之鄙谓之膊，桂林之中谓之[]）。”有了暴秦重徭役而致惨剧的前车之鉴，汉朝统治者决定减轻徭役赋税、休养生息，该项政策可参考第七卷第22条：“平均，赋也。燕之北鄙东齐北郊凡相赋敛谓之平均。”在军事方面，该书亦有所涉及，例如结构牢固的战车，（详见第九卷第9条：“车下铁，陈宋淮楚之间谓之毕。大车谓之綦。”）用于防卫抵御的盾，（详见第九卷第8条：“盾，自关而东或谓之瞂，或谓之干。关西谓之盾。”）刺杀的攻击性武器“矛”。（详见第九卷第3条：“矛，吴扬江淮南楚五湖之间谓之绱，或谓之鋋，或谓之鏦。其柄谓之矜。”） 通过诸如以上各方面的记录，我们得以窥见汉王朝民众生活的日常以及当时社会的生产水平、医学水平等，同时也能间接体会到这些文字背后所暗含的情感，那便是语言学家扬雄对于民生的重视、关注，以及对于民情的体察入微。而对于当代许多“民生”方面的政策方针，我们其实都能从诸如《方言》等古典文献中窥得雏形，可见该书所体现的“重民生”观念对现代社会发展确有借鉴意义。事实上，无论在地理语言學、文字学、词源学界还是在训诂学界，乃至政史学界，这无疑都是一份异常珍贵的综合史料。《方言》呈现这般包罗万象之景，也与扬雄本人博览群书、勤思好学有着密切关系。
六、重实证的语言观
“杨子云好事，常怀铅提椠，从诸计吏访殊方绝域四方之语。”[14]51这是《西京杂记》中对扬子云即扬雄撰写《方言》的记载。在《答刘歆书》中，扬雄本人亦自述了相关情状：“成帝好之，遂得尽意，故天下上计孝廉及内郡卫卒会者，雄常把三寸弱翰，赉油素四尺，以问其异语，归即以铅摘次之於椠，二十七岁于今矣，而语言或交错相反，方覆论，思详悉集之燕其疑。”每遇到方言中的字词与其含义有矛盾之时，他便继续问诸异乡街头四方之士以搜寻例证，然后反复细思斟酌，直至疑虑消除，才敢下最终定论。但若疑虑实在不得解，就暂且存疑，待留证充足后再做考究。这样前前后后共计27年时间，扬雄此举不仅仅是为了应对朝廷交代的差事，更是想要尽力确保所录内容的真实度和可靠性。他采用直接向说话人搜集语料的实地调查法，即从百姓口中活生生的语料入手并且做到了实证、存疑，这就一反在他之前非常盛行的采风记录法。自周代以来，大概每年八月，政府就会派遣“輶轩使者”（乘坐轻车的使者）到各地搜集方言，并记录整理。但这些“輶轩使者”都是在观光游俗的同时进行方言采集，而不是从一个专业语言研究者的视角切入。而且当时的学者多是以研究古籍典著为重心，很少有人像扬雄这般，能置身于繁琐拘谨的经学及占主流地位的阴阳五行学说之外，专注民众生活，并以此着手语言研究。倘若扬雄当真卷入当时颇为流行的阴阳五行或经学之争中，《方言》一书便不会有如今的价值了。自扬雄以后，这样的实地语言调查并不多见，有的也只是如《蜀语》《俗言解字》《方言据》这些所涉区域较窄、影响力甚小的方言作品。
在一定程度上，扬雄重视实证的语言观与其唯物哲学观、言意观及天文学思想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曾仿《易经》作《太玄》，仿《论语》作《法言》。《太玄·玄莹》中有曰：“夫作者贵其有循而体自然也。……故不惧所有，不彊所无。譬诸身，增则赘，而割则亏。故质干在乎自然，华藻在乎人事也。其可损益与？”大意为：自然是客观存在的，且独立于人类的意识，能成为真理则必然符合自然之本质。若仅凭主观臆断就去歪曲事实，那便是不正确的。《法言·君子》中有曰：“君子之言，幽必有验乎明，远必有验乎近，大必有验乎小，微必有验乎著。无验而言之谓妄。君子妄乎？不妄。”也就是说，为人立身不能不经验证就妄下断言。这些均为扬雄唯物主义思想的侧写。扬雄生于辞赋盛行的两汉时期，初期对司马相如的赋体颇为欣赏，以至于仿其《子虚》而作了《河东赋》《长杨赋》《甘泉赋》《羽猎赋》等一系列作品。之后，他开始反思、总结司马相如赋体的特征，认识到其过分强调奢丽浮华之形式而忽略内容的本质，最后决定撰文批露其种种弊端，转而对那些注重实际内涵和功用的赋体予以肯定。在言意观上，他主张文质统一，即为文要使形式与其内容、本质相符，力求文质兼备，而非文高于质，亦非质胜于文。为此，他还将辞赋一分为二，即“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诗人之赋”因文质兼备而“丽以则”;“辞人之赋”因文质不一而“丽以淫”[15]11。圣人、君子之所以能“言、书皆尽心意”“得言之解，得书之体”，是因为他们能做到文质相称，表里如一;一般人“言不能尽其心”“书不能尽其意”是因为他们文质不一，内外二致。扬雄一开始对“蓝天说”颇感兴趣，但逐渐发现其与事实相悖后，便毅然弃之，并发出感叹：“难蓝天八事，以通浑天。”“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本是东汉史学家班固所撰《汉书·河间献王传》中一句赞扬河间献王刘德的话，现用于评价扬子云，亦非不可。到后来“实事求是”逐渐成为了一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方法，更被中国古代学者奉为治学治史的座右铭。
七、结语
在方法论上，一般的语言学研究更倾向于理性主义而并非实证主义。前者重在推理，容易受到人类行为的内在因素影响;后者则以经验为基础，强调数据采集的作用。《方言》采录的材料多为西汉时期各个地区的活方言，挣脱了普通形义和典籍记载的束缚，并同时考虑了时间和地域差异的影响;在研究方法上选择以实证主义为主，别具特色，为后世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也为汉语音韵史、汉语词源史、汉语训诂史、古代文献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源，更为我们重新认识中国语言文字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方言》一书既体现了扬雄带有历时比较、方域意识及民族意识的语言观，又体现了重民生、重实证的语言观，可谓全面、成熟而又深刻。能在两千多年前就著有《方言》一书，扬雄不愧为一位真正的语言学大家。对扬雄语言思想观的探讨，有助于扬雄语言学思想的全面展示和深入研究，也有助于扬雄研究者新视野的开启，并以此为扬雄语言观及其整个思想体系研究指明一种客观、全面的行进方向。
注释：
（1）本文所涉《方言》条目均来自：周祖谟：《方言校笺》，中华书局， 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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