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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宋代在我国的文化史上处于一种承上启下的过渡时期,思想上兼容并包而又异军突起。在以儒学为基本的同时又广泛吸纳道、释、玄学思想,特别是佛教禅宗思想,构建新的理论体系——理学。在理禅融会的背景之下,宋代学界各个领域的发展都深受其影响,禅学、理学、诗学之间的互动互渗,涵容利用,形成了宋代理禅融会、以禅喻诗、融理入诗的文化特色。
[关键词]宋代;禅学;理学;诗学
宋代是我国文化发展的极度繁盛期,所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1],是对这一时期的高度评价。宋,时代背景的复杂,文化形态的丰富,思想学术的争鸣,形成了不同于其他任何时代的学界各领域的独特的魅力。
理禅融会——禅学与理学
禅宗,两汉之际由印度传入中国,经魏晋、隋唐的发展,晚唐后成为中国佛教中最大的宗派,其历史演变之复杂,宗门家风之多样,与中国传统文化渊源之深,对后来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之大,都是教下各宗及其它宗教所不能相比的。禅学是由禅宗衍生出的一种宗教文化,在与中土文化糅合的过程中,攒缀出一种精湛的人生之道。
理学是儒学发展到宋代的新产物,是继先秦子学、汉代经学之后兴起的新儒家哲学,立足于儒家思想,以儒学为本体。经过魏晋、隋唐佛教、道教的冲击和隋唐儒学启发,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与变革,儒学家们开始进行深入的探讨思考和系统化的理论总结,加之当时儒士参禅,援禅入儒,赋予儒家学术新生命,把儒学提高到了思辨哲学的层次,构建起体大思精的理学体系。
在宋代理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禅学思想的渗透与融入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理学博大精深,内容涉及天地万物之原乃至人伦日用之道,是集中阐述“性与天道”的学术思想[2]。我们知道理学的最高范畴是至大无外,至小无内的“理”。在外“理”是化生万物的宇宙本体,在内“理”又是心统性情的道德本体。故“理”与专讲“即心即佛”的禅宗思想从根本上是相同的。另外,宋代的理学家多为士大夫,他们游走于禅门,援佛入儒,与禅僧密切往来,对禅宗思想究之甚详,以至于理学家们的思想无论在本体论上还是在性命天道的论述中以及入道的方法上都受到了禅学的深刻影响。所以理学家所讲的无极、太极、理、气、心诸范畴虽和禅宗追求的超越境界不同,但和禅宗谓之的心、性、虚空以及真如生灭两门生一切法的说法相通。理学家论性,精审细密、辨析毫芒,实有得于禅宗“还得本心”,“自性清净” [3]的心性学说。理学家讲诚、静、敬的同时也涵容了禅宗的渐修、顿悟。
总之,理学对佛禅的吸收借鉴,是出于建构自身理论体系的需要。理学抛弃了佛教禅学怪诞迷信的粗糙形式,汲取佛禅的理论精华,形成自身精致严密的理论体系;禅宗也在这样的渗透及反馈中创造了新的发展方向和前景。
以禅喻诗——禅学与诗学
佛教自两汉传入中国,便注定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繁衍与嬗变,而作为承继中国文化发展的文人士大夫,更是与禅宗结下了不解之缘。佛教经过其发源的魏晋南北朝,来到了禅宗大盛的唐代,司空图是将禅与诗密切联系起来的集大成者,无论是“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还是他那“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的空灵诗学,都使人们认识到诗、禅的一致,影响极大。而到了禅宗高度发展、文人谈禅成风的宋代,更是将诗禅的结合推向高潮,严羽《沧浪诗话》中“以禅喻诗”[4],借用禅学理论和方法论,以“妙悟”、“熟参”[5]为中心理论,将诗与禅成功地结合起来,影响深远。宋代,参禅悟道被作为文学创作的重要方法和途径,因此,在儒学复兴的背景下,在“新儒学”的建构过程中,由统合儒、释、道的文化观念而促生的哲学精神的浸染和泛化,是宋代诗学本质特征形成及其哲理化进程的内在支配力量。
禅学倡导自求解脱的精神实质,在于把人的本能冲动提高到意识自由的层次,体现出人学价值,自然冲动的意识自由恰与自由创造的文学个性形成笙磬之合,文人学者借助于禅学思维来创造意境则更具艺术韵味。诗禅相融的诗意禅境是士大夫追求精神愉悦感的首要选择。以禅喻诗,诗禅结合,在诗歌中表现禅趣是文人共同的审美爱好。因此,从追求诗歌意境的目的出发,文人们也会主动地向佛禅靠拢。而比较各种文体,诗显然是最具禅意的文学,禅师借助诗境解说禅理,实亦成为宣扬禅学的最合适且最易为听众接受的方式。禅学与诗学的关系正是由两者本身的性质决定的。
融理入诗——理学与诗学
宋代处于承上启下的独特处境,无论主观上还是客观上宋诗学都表现出一种自具内涵、总体定向的独特面貌,究其缘由,多方面因素并存,但考察宋代思想领域的实况,宋代理学对诗学观念的形成具有渗透性影响乃至支配性作用。
理学作为宋代占主体地位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思潮,必然与宋代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有着密切的关联。理学的繁荣兴盛对同时代的诗人必然产生一定的吸引力,或引起关注或激起学习的兴趣和热情,与此同时,理学家探讨道德义理的性理学说对诗人的诗歌创作观念也发生着影响。我们说宋代诗人受理学家的影响,事实上,宋代文人与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或本身就是理学中人,有的甚至还是理学学派的领袖人物;或与理学家交游甚密而深受理学思想的濡染。当然,理学和诗歌作为哲学与文学两个不同领域的表现形态,其间的影响往往是互动互渗的,在理学家以其思想学说影响着诗人的诗歌观念和创作的同时,诗歌对理学也产生着影响。
在中国传统学术史上,文、史、哲本为一体,而作为传“道”之载体与工具,文学观念的形成尤其与哲学思想密切相关。宋人陈善《扪虱新话》有云:“唐文章三变,本朝文章亦三变矣,荆公以经术,东坡以议论,程氏以性理,三者各立门户,不相蹈袭。”这里以“荆公以经术”、 “东坡以议论”、“ 程氏以性理”为宋代“文章三变”之标志,而王、苏、程三者又分别作为新学、蜀学、洛学的开创者,正是宋代哲学史上的标志性人物,充分显示了文学与哲学在宋代的紧密关系;同时,所谓“三变”归结于“程氏性理”,则又突出了理学的文学史价值与意义。宋代理禅融会的文化背景造就了宋文化的若干特质,进而对宋代的诗学理论和诗歌创作都发生着影响,这也是形成宋代诗学理论和诗歌创作特色的重要的文化因素。
[参考文献]
[1]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张立文.宋明理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11(1).
[3]麻天祥.中国禅宗思想史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4]郭绍虞.沧浪诗话校笺· 附录: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5(1).
[5]郭绍虞.沧浪诗话校笺· 诗辩.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5(1).
[作者简介]仲微微(1982—),女,黑龙江勃利人,毕业于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工作于哈尔滨师范大学文理学院,助教,现于黑龙江大学中国哲学专业攻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学、中国哲学。
[关键词]宋代;禅学;理学;诗学
宋代是我国文化发展的极度繁盛期,所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1],是对这一时期的高度评价。宋,时代背景的复杂,文化形态的丰富,思想学术的争鸣,形成了不同于其他任何时代的学界各领域的独特的魅力。
理禅融会——禅学与理学
禅宗,两汉之际由印度传入中国,经魏晋、隋唐的发展,晚唐后成为中国佛教中最大的宗派,其历史演变之复杂,宗门家风之多样,与中国传统文化渊源之深,对后来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之大,都是教下各宗及其它宗教所不能相比的。禅学是由禅宗衍生出的一种宗教文化,在与中土文化糅合的过程中,攒缀出一种精湛的人生之道。
理学是儒学发展到宋代的新产物,是继先秦子学、汉代经学之后兴起的新儒家哲学,立足于儒家思想,以儒学为本体。经过魏晋、隋唐佛教、道教的冲击和隋唐儒学启发,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与变革,儒学家们开始进行深入的探讨思考和系统化的理论总结,加之当时儒士参禅,援禅入儒,赋予儒家学术新生命,把儒学提高到了思辨哲学的层次,构建起体大思精的理学体系。
在宋代理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禅学思想的渗透与融入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理学博大精深,内容涉及天地万物之原乃至人伦日用之道,是集中阐述“性与天道”的学术思想[2]。我们知道理学的最高范畴是至大无外,至小无内的“理”。在外“理”是化生万物的宇宙本体,在内“理”又是心统性情的道德本体。故“理”与专讲“即心即佛”的禅宗思想从根本上是相同的。另外,宋代的理学家多为士大夫,他们游走于禅门,援佛入儒,与禅僧密切往来,对禅宗思想究之甚详,以至于理学家们的思想无论在本体论上还是在性命天道的论述中以及入道的方法上都受到了禅学的深刻影响。所以理学家所讲的无极、太极、理、气、心诸范畴虽和禅宗追求的超越境界不同,但和禅宗谓之的心、性、虚空以及真如生灭两门生一切法的说法相通。理学家论性,精审细密、辨析毫芒,实有得于禅宗“还得本心”,“自性清净” [3]的心性学说。理学家讲诚、静、敬的同时也涵容了禅宗的渐修、顿悟。
总之,理学对佛禅的吸收借鉴,是出于建构自身理论体系的需要。理学抛弃了佛教禅学怪诞迷信的粗糙形式,汲取佛禅的理论精华,形成自身精致严密的理论体系;禅宗也在这样的渗透及反馈中创造了新的发展方向和前景。
以禅喻诗——禅学与诗学
佛教自两汉传入中国,便注定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繁衍与嬗变,而作为承继中国文化发展的文人士大夫,更是与禅宗结下了不解之缘。佛教经过其发源的魏晋南北朝,来到了禅宗大盛的唐代,司空图是将禅与诗密切联系起来的集大成者,无论是“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还是他那“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的空灵诗学,都使人们认识到诗、禅的一致,影响极大。而到了禅宗高度发展、文人谈禅成风的宋代,更是将诗禅的结合推向高潮,严羽《沧浪诗话》中“以禅喻诗”[4],借用禅学理论和方法论,以“妙悟”、“熟参”[5]为中心理论,将诗与禅成功地结合起来,影响深远。宋代,参禅悟道被作为文学创作的重要方法和途径,因此,在儒学复兴的背景下,在“新儒学”的建构过程中,由统合儒、释、道的文化观念而促生的哲学精神的浸染和泛化,是宋代诗学本质特征形成及其哲理化进程的内在支配力量。
禅学倡导自求解脱的精神实质,在于把人的本能冲动提高到意识自由的层次,体现出人学价值,自然冲动的意识自由恰与自由创造的文学个性形成笙磬之合,文人学者借助于禅学思维来创造意境则更具艺术韵味。诗禅相融的诗意禅境是士大夫追求精神愉悦感的首要选择。以禅喻诗,诗禅结合,在诗歌中表现禅趣是文人共同的审美爱好。因此,从追求诗歌意境的目的出发,文人们也会主动地向佛禅靠拢。而比较各种文体,诗显然是最具禅意的文学,禅师借助诗境解说禅理,实亦成为宣扬禅学的最合适且最易为听众接受的方式。禅学与诗学的关系正是由两者本身的性质决定的。
融理入诗——理学与诗学
宋代处于承上启下的独特处境,无论主观上还是客观上宋诗学都表现出一种自具内涵、总体定向的独特面貌,究其缘由,多方面因素并存,但考察宋代思想领域的实况,宋代理学对诗学观念的形成具有渗透性影响乃至支配性作用。
理学作为宋代占主体地位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思潮,必然与宋代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有着密切的关联。理学的繁荣兴盛对同时代的诗人必然产生一定的吸引力,或引起关注或激起学习的兴趣和热情,与此同时,理学家探讨道德义理的性理学说对诗人的诗歌创作观念也发生着影响。我们说宋代诗人受理学家的影响,事实上,宋代文人与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或本身就是理学中人,有的甚至还是理学学派的领袖人物;或与理学家交游甚密而深受理学思想的濡染。当然,理学和诗歌作为哲学与文学两个不同领域的表现形态,其间的影响往往是互动互渗的,在理学家以其思想学说影响着诗人的诗歌观念和创作的同时,诗歌对理学也产生着影响。
在中国传统学术史上,文、史、哲本为一体,而作为传“道”之载体与工具,文学观念的形成尤其与哲学思想密切相关。宋人陈善《扪虱新话》有云:“唐文章三变,本朝文章亦三变矣,荆公以经术,东坡以议论,程氏以性理,三者各立门户,不相蹈袭。”这里以“荆公以经术”、 “东坡以议论”、“ 程氏以性理”为宋代“文章三变”之标志,而王、苏、程三者又分别作为新学、蜀学、洛学的开创者,正是宋代哲学史上的标志性人物,充分显示了文学与哲学在宋代的紧密关系;同时,所谓“三变”归结于“程氏性理”,则又突出了理学的文学史价值与意义。宋代理禅融会的文化背景造就了宋文化的若干特质,进而对宋代的诗学理论和诗歌创作都发生着影响,这也是形成宋代诗学理论和诗歌创作特色的重要的文化因素。
[参考文献]
[1]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张立文.宋明理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11(1).
[3]麻天祥.中国禅宗思想史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4]郭绍虞.沧浪诗话校笺· 附录: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5(1).
[5]郭绍虞.沧浪诗话校笺· 诗辩.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5(1).
[作者简介]仲微微(1982—),女,黑龙江勃利人,毕业于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工作于哈尔滨师范大学文理学院,助教,现于黑龙江大学中国哲学专业攻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学、中国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