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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播信息、记录变迁、反映时代，固然是记者的责任，而守望公平正义、推动社会进步，更是记者义不容辞的使命！本文作者回顾从业30年成功进行舆论监督的实践，总结出做好舆论监督工作的6条经验和6点体会，有非常现实的针对性。
关键词：舆论监督；记者使命；管闲事
中图分类号：G21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8）11-0010-07
舆论监督是社会和谐发展的有力保障，新闻记者在舆论监督方面更是负有特殊使命。如果一个记者只能一般性地记录、机械性地照抄、简单地模仿、浅薄地重复、人云亦云地起哄，只会歌功颂德，不能正视现实，不敢触及矛盾，不敢揭露真相，不敢分析问题，不敢批评监督，那就是缺少社会责任感，也是不称职的，至少是浅薄的、片面的、有欠缺的。
“新闻舆论工作者要成为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新闻舆论工作者提出的明确要求。传播者、记录者、推动者、守望者是记者的四种角色定位，也是记者的历史使命，这其中守望公平正义、推动社会进步，更是记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从业30多年，笔者在传播党的主张、配合党和政府的工作、记录社会的进步和时代变迁的同时，在纠正错误倾向、推动文明进步、伸张社会正义等方面主动作为，管了许多没人让管、似乎也没有必要管的“闲事”，在无人授权的情况下，自觉自愿地当上了“不管部部长”。
一、在大是大非面前，记者不但要有鲜明的立场，而且要通过扎实和富有说服力的报道施加积极的影响
什么是大事？就是具有普遍性、全局性、倾向性，影响也非同一般的事。对于一名长期工作在一个地方、也不参与重大事务的记者来说，不一定能掌握国家大政方针，也不一定能了解决策内情，所以能“插上嘴”的事物并不多，但这不等于记者在这方面就无所作为，当一个可有可无的旁观者。
一个时期以来，各地为了招商引资、吸引人才竞相出台优惠政策，在出让土地、减免税收等方面相互攀比，甚至酿成一场没有硝烟的优惠政策大战。笔者注意到有的优惠政策存在问题，其中有的超越地方权限，有的损害全局利益，有的是脱离实际乱开口子，有的是寅吃卯粮提前透支，有的甚至是以邻为壑、挖人墙角。如此滥施优惠政策，不仅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问题，而且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甚至干扰国家的大政方针，破坏法规政策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为此，笔者相继发表了《不能都伸手要“倾斜政策”》《刹刹乱订优惠政策风》《优惠政策大战可以休矣！》等旗帜鲜明的文章。此后，又写了《清理优惠政策，维护全局利益》《注意“只给政策不给钱”的背后》，以进一步表明观点。关于优惠政策的问题，笔者不仅开了“第一腔”，而且连续开了许多“腔”。应该说，对制订、执行这些优惠政策“说三道四”，是需要一定胆量的。
说有一点胆量，并不是说自己是个“愣头青”，对任何事都敢说敢管，因为没有谁授予自己“尚方宝剑”，也没有火眼金睛，捅出乱子也得“吃不了兜着走”。所以，笔者从来没有意气用事、率性而为、不计后果。
最早是在1986年，笔者入住同心县县委招待所，突然被服务员下了“逐客令”，说有位“大人物”中午要来这里休息。笔者当时感到诧异：“大人物”要来，有高档房间，何以要驱赶所有宾客？笔者腾退了房间，并没有离开招待所。中午吃饭时，“大人物”一行从高档餐厅走出，便走过去了解情况。原来，这位“大人物”从北京出来时只带了一名秘书，但经过层层陪同，到此已滚成大“雪球”了：有26人陪同。层层陪同，已成为一个不可忽略的问题！能不能写？毕竟，这事涉及“大人物”，虽然此事不能由他负责，但如果是他怪罪下来，可就有大麻烦了。再说，就算写出来，报社敢不敢登，还是个问题。虽然如此，一种责任感还是驱使笔者动了笔。出乎意料，《这样“滚雪球”怎么得了！》，不仅在《光明日报》登出来了，而且登在了头版。
领导人的讲话稿该由谁写？这是个严肃的问题、敏感的问题，也是不能轻易触及的问题。一位干事炫耀他为某省级领导写讲话稿的得意神态驱使笔者写出了《领导人的讲话稿该由谁写？》。10年后，笔者又发表了《这些讲话稿怎么有点八股味儿？》（见报标题为《不该有八股味》）。在关注讲话稿的同时，笔者发现了配秘书中的问题：有些县县委副书记、副县长甚至县长助理都配秘书！这除了助长官僚主义，还能有什么？笔者就此写了一篇述评《副县长也需要配秘书？》。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轮流做东开会很盛行，区域性、行业性的会议尤其多，随便找一个名义，就能拉出一个“会议圈”，有些会甚至演变成了公款消费、公款旅游的“竞技场”——看谁安排得最好、看谁最让与会者满意。了解了内幕后，笔者毫不顾忌地揭露了其中的“猫腻”。1996年9月8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笔者的述评《该控制一下“行会”“片会”了》，不久，国务院就此发出通知，禁止在12个风景名胜区开会。然而，名为开会、实为公费旅游的“会议”并没有就此刹住。笔者又在《中国青年报》发表评论《轮流坐庄到几时？》。几年后，笔者发现这种现象并没有销声匿迹，就又撰写述评《轮流坐东的“片会”可以休矣！》，并写了“编者按”。此外，笔者还发表了许多报道和言论，如《莫往会议里“注水”》《会议，都“货真价实”吗？》《谁来审计监督会议？》《也该关注一下会议质量问题》等。
在关注会风的同时，笔者还关注了接待中的问题。有一次，笔者在某县听到一位副县长与一位省级机关干部的对话。那位副县长发牢骚：每天都忙接待，连与家人在一起吃饭的机会都很少了。笔者为此所写的述评《迎来送往：基层难堪事》，激起较大社会反响。1995年7月上旬，全国政协群众文化调研组自青海、甘肃来到宁夏，在听取反馈意见的座谈会上，笔者意外地听到了梁从诫委员对接待“过度热情”的批评，随即写出一篇“现场新闻”：《西北这么穷，为什么还要铺张？》。为了客观、公正地反映問题、避免误解，在后面特意加了一段“记者附言”，既为此做了解释，又提出了具有超前性的建议。这篇特写和“记者附言”在全国激起强烈反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当天转播，全国有上百家报刊转载，其中中央电视台在早、中、晚的新闻节目中连播三次。最后，惊动了全国政协主席。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宁夏有关负责人联合青海、甘肃要一起告状，声言要把记者往死里整。但他们没把笔者“整死”，笔者继续抓住这个现象不放，陆续发表了《迎来送往莫要庸俗化》《地界迎送何时了？》《迎送何必到边界？》等报道和评论。 公路设卡收费，涉及许多方面，情况比较复杂，也是个全社会关注的问题。许多设卡收费者“来头”不小，“贷款修路、收费还贷”的理由似乎也很充分，但一些地方乱设、多设收费站。1996年8月23日，笔者在《光明日报》四版头条发表长篇报道《公路治乱需换个思路》，提出质疑：公路收费，都是天经地义的吗？第二年，《中国改革报》又在头版头条刊登了笔者写的报道：《“买路钱”何时不乱收？》，文章提出：“要努力探索更好的公路建设投资体制，不要总盯在‘收费还贷’上。”“要对公路收费站全面清理、审核，该取缔的取缔，该保留的规范管理”。此后，笔者欣喜地看到，自己所提建议逐步得到了落实。
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寄托着宁夏人民再造一个“经济宁夏”的理想。2011年，笔者看到那里的工业垃圾堆积如山，便毫不犹豫地写出了报道《宁东，莫让工业废弃物绊住脚步！》。几个月后，又据此写成发言稿并在政协大会上宣读，引起自治区高层和全体政协委员的极大关注。随后，笔者又将它改成政协提案，自治区九届政协主席项宗西决定亲自督办，投资8亿多元、科学规范的垃圾场很快交付使用。第二年，笔者又写了分析性的报道《治理工业垃圾，难在哪里？》。2013年，笔者在宁东又发现一个怪现象：在那里布点的好几家大型电厂，守着储量丰富的煤田，却从数百里之外的煤矿远道运煤，而在宁东开采的煤炭却源源不断地运往外省。笔者又“开炮”了：《宁夏宁东：缘何守着煤田用外媒？》。在几个月后召开的自治区政协大会上，笔者再次以此做大会发言，引起强烈反响。虽然触及了矛盾、揭了别人的“老底”，但并没有“惹祸上身”，反倒赢得了敢讲真话的名声。
二、记者要勇于担当，在人民利益需要维护时显身手，尽己所能扶危济困、匡扶正义
新闻记者要仗义执言、针砭时弊、为民立命、扶危济困、伸张正义。针砭时弊的报道是“真刀真枪”的舆论监督；而扶危济困的报道，则是另一种形式的舆论监督，因为它关注的是弱势群体，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工作的不足，也呼吁社会的良知和关爱。
笔者非常关注贫困生问题。早在1993年，就在《光明日报》突出位置发出《为贫困学生开通求学成才之路》的呼吁，反映贫困生考上学而上不起学的问题。此后，又发表《扶贫济困：请到大学》《特困生问题困扰宁夏农学院》（内参）、《捐资助学应兼顾老少边穷各类地区》《固原师专70%的学生是贫困生》（内参）等多篇报道。针对贫困生的地域特点，笔者呼吁《高校收费应充分考虑生源的区域因素》，反映西部贫困考生及其家长的心声，得到许多读者的赞同。此后，笔者继续对贫困生的问题给予关注，对社会各界的资助也给予了及时的报道和热心的鼓励，《陈逢千助学“一诺千金”》《旱地洒下及时雨》等稿件就是在此信念驱使下采写的。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为人民伸张正义，既是记者的重要使命，也是人民群众对新闻媒体的殷切希望。有很长一段时间，到记者站来上访的人特别多，有时一天就来两三拨，有人甚至多次前来。上访的群众指名道姓来找是有缘由的。一是出于对中央媒体记者的信任，二是因为笔者确实帮助过一些人，也曾经替一些人伸张了正义，帮助他们扭转了局面。
1996年，青铜峡市五中校长朱文玉为阻止村民在学校鱼池取土修路，被人从背后猛推一把，致使两根手指被手扶拖拉机皮带轮绞断。案件发生后，迟迟没有处理，连朱校长的医疗费都是向学校打借条借下的。笔者去采访前，当地电视台记者已有很充分的采访，但写好的稿件、拍好的图像却被压了下来。笔者顶着压力、不顾威胁，据实写出报道《是谁伸出罪恶之手？》《一起事关尊师重教的案件》。为了推动案件的公正处理，又相继发表《朱文玉校长伤残案引起社会关注》《朱文玉伤残案结果耐人寻味》《朱文玉校长伤残案有了结果》，正义得到了伸张，教师们长出了一口气。
1997年，青铜峡市一名高二女生放学后乘坐一辆个体运输面包车回家，在穿越大古铁路专用线时面包车与一辆运煤货车相撞，驾驶员、售票员（系亲姐弟）和这名女生均当场死亡，小客车也彻底报废。然而，大半年过去了，案件没有处理结果，这个女生的遗体在殡仪馆冻了七八个月，女生的父亲为此数十次到当地政府和自治区有关部门上访，均无结果。关键时刻，笔者前去采访并写出报道《无辜者的灵魂何时能安息？》，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笔者应邀参加了有各方面代表参加的协商会并发表了个人意见。两个多月后，这个久拖不决的案件有了处理结果，笔者又写出后续报道《无辜者的灵魂终于可以安息了！》。
还是在青铜峡市，第二中学一名初三男生遭到该校一名教师的殴打。不久，这个学生左眼失明了，这个教师因此被关押了221天，但一审法院却以证据不足宣判这个教师无罪，市检察院为此提起抗诉。左眼失明，到底是病理性的，还是外伤性的？这成了定案的关键。因为案件在二审时延宕时间过长，这个男生在父亲的陪同下找到了记者站。笔者在深入采访的基础上写出报道《老师打后，他的左眼失明了》。稿件登出来后，这个教师带着妻子到办公室纠缠了几个小时，声言要到中宣部告状、到当地法院起诉。2000年年初，陕西省高级法院法医和陕西省人民医院眼科医生做出了鉴定，吴忠市中级法院据此做出二审判决，笔者又写了后续报道《一波三折的案件终于有了结果：殴打学生的老师被判有罪》。为了让教育界认真吸取教训、加强师德教育，又写了报道《老师，收回你挥向学生的手！》。
吴忠市棉织厂因为盲目引进一套外国落后的设备而陷入困境，教训极为深刻，笔者抓住这个典型事件不放，相继发表了《吴忠市棉织厂被逼上绝路》《一个企业兼并的教训》《盲目引进的阴影未消——再访吴忠市棉织厂》。棉织厂倒闭后，又采写了《吳忠市棉织厂是如何跨的？》，总结、分析了其中的教训。
某县发生贿选事件，笔者及时披露并分析了民主选举面临的新情况，写出思辨性的报道《投票，还能从容不迫吗？》，在全国较早地揭露了选举中的腐败。2003年，石嘴山市一位民主选举产生的居委会主任被街道办主任撤职，但很多人却认为这没有错，更不是违法行为。接到线索后，笔者写出长篇报道《能这样撤我的居委会主任职务吗？》，相继在全国性和地方性报刊上刊登，引起宁夏、乃至全国各地基层组织的密切关注，提高了人们的民主意识。 具体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助他们一臂之力，固然是一个有责任感的记者应尽的义务，而更重要的还是通过新闻报道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以此影响党委政府决策、减轻群众负担、减少工作失误，让社会朝着更和谐、更美好、更健康的方向发展。
退耕还林是本世纪开始时国家在西部12个省区推行的生态工程。因为有钱、粮补贴，宁夏退耕还林的贫困户因此衣食无忧。那么，在工程完工、补贴停止之后会出现什么情况？会不会重蹈历史覆辙？这是宁夏乃至其它省区政府普遍担心的问题，也是退耕还林贫困户忧虑的问题。所以，在退耕还林工程还有两年就要到期的关键时刻，笔者专程到山区采访，写出了长篇报道《退耕还林：补贴到期之后怎么办？》和《“2605”项目的悲剧会重演吗？》，国家发改委、国家林业局对此十分重视，相继派员到宁夏调研，就此向国务院写了报告，国务院也很快做出决定，将退耕还林政策延续一个周期。此后，国家又实施了新一轮退耕还林工程。
宁夏引黄灌区深得灌溉之利，但水价一直在低位运行，水利部门难以为继。了解到这个情况，笔者发出呼吁《入不敷出的水价该动一动了！》，还写了分析性报道《水价，一个敏感的话题》。这些呼吁得到了回应，自治区政府在第二年就调整了水价，笔者又做出后续报道《宁夏灌区水价终于调整了》。宁夏引水工程年久失修、构成安全隐患，笔者也及时向政府和社会发出了警报《引黄工程“带病服役”令人忧》。国家在陕甘宁毗邻地区兴建了“陕甘宁盐环定引水工程”，但由于下游配套工程不配套，致使工程未能发挥应有效益、引水成本加大。除了发内参外，笔者还在报纸上呼吁《“大马拉小车”问题该解决了！》《“大马拉小车”问题不能再拖下去了》。现在，“大马拉小车”的问题已经解决。在宁夏引黄灌区，长期存在大水漫灌、纵水人沟的现象，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笔者对这种现象给予批评，对节水措施的推广、农民用水观念的改变，给予了肯定和引导：《发展节水农业迫在眉睫》《宁夏巧写治旱大文章》《旱地集水微灌创奇迹》《敢叫秋雨润春苗》《宁夏今年少引黄河水4.5亿立方米》等。
因为生活在黄河边，所以笔者对母亲河也格外关注，先后多次为母亲河代言：《治理黄河水质污染刻不容缓》《黄河再也经不起如此污染了！》《母亲河面临断乳危机》《造纸企业成为黄河宁夏段污染大户》等。近年来，黄河水质大为改善，笔者也作了及时报道。
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也是笔者非常关注的领域，采写的稿件尤其多：《沙尘暴向人类发出警告：塞上明珠还能存在多久？》《滥挖甘草为何屡禁不止？》《甘草，不能再挖了》《饱受摧残的草原何日能休养生息？》《盐池人，这种旧习俗就不能改改？》《滥挖甘草，天怒人怨何时休？》《别再摧毁脆弱的草原了！——来自宁夏盐池县风沙线上的报告》《沙尘暴告诉我们什么？》。关于沙尘暴的报道，3次刊登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在其它各版头条位置刊登的报道就更多了。
对环保问题，笔者也做过许多报道：《土炼油危害无穷，彻底禁绝刻不容缓》《取缔土炼油，何成割韭菜？》《偷偷排污：“老鼠戏猫”的游戏》。针对过度放牧和无节制养羊对生态的破坏，写了许多报道，其中就有提示性、引导性的报道《“计划养羊”：迫在眉睫》《宁夏放牧业成为夕阳产业》，目的是为了使摧毁草原的放牧业早日“寿终正寝”。对农区的舍饲养殖又及时引导，发出题为《农区畜牧业大有可为》的报道，这些报道為自治区党委、政府做出在全境禁牧的决策制造了舆论。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宁夏爆发天牛灾害，第一代林网被彻底摧毁，砍伐成材林8000万株，直接损失达数亿元，笔者写了报道《天牛害起，专家疾呼无人听；蛀虫蔓延，宁夏杨树毁欲尽》，此稿不仅被文摘类报刊转载，而且引导有关专家发明了天牛防治技术。此后，又在《光明日报》上发出《人与天牛之战》的整版报道，直接导致日本对此提供7亿日元的技术援助。此后，宁夏专家发现并成功培育出天牛的天敌花绒穴甲，笔者及时进行了报道《天牛，看你还能“牛”几时？》。
作为光明日报记者，笔者对教育、科技、文化等领域自然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所写的批评性报道也较多。
其中，教育方面较有影响的报道有：《高校招生首先要考虑基建后勤条件》《教育系统内部互挖墙脚问题严重》《西北二民院领导寄语学生家长：溺爱对青年成长不利》《师范院校的“师范性”必须加强》《集资办学原为利国利民，硬性摊派则将好经念歪》《有心捐资助学，不堪碎语闲言：农民建筑专业户吴昌泰的苦衷》《莫从学生口袋里“淘金”》《一个县教育局局长的苦衷》《欠发达地区职教发展为何难？》《基础教育的尴尬》《办学发财：此路不通》《中等专业学校面临严峻挑战》《让旧电脑落户山区学校》《给重点学校“大班”减减负》……这些稿件涉及教育的方方面面，采写这些稿件只有一个目的：促进教育的健康发展，将失误降到最低。
对文化方面存在的问题报道很多，比较有影响的有：《文化站里难觅“文化”》《文化站不能变“空壳”》《文化生活：农村的渴求》《农村群众文化再也不能滑坡了！》《盼望恢复县剧团》。对宁夏图书馆因消防不达标而被勒令停业及搬迁，对宁夏京剧团、宁夏话剧团、宁夏博物馆、海原县图书馆、西吉县图书馆、贺兰县图书馆、吴忠市文化馆、海原县文管所等文化单位的各种困境，都曾给予披露，也给这些单位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帮助，其中为了解决宁夏京剧团的困难，文化部还专门开了部长办公会，剧团也因此得到了大笔经费扶持。
对保护文物，笔者披露过许多事件，也多次为此呼吁。这方面的报道有：《贺兰山岩画在呻吟》《宁夏考古人员呼吁：制订暂行法规，落实文保措施》《基建施工和文物保护的矛盾亟待解决》《执行文物保护法，难在哪里？》《宁夏盐池盗掘古墓活动猖獗》《中宁县石空大佛寺文物被盗》《文物保护法，人们不该对你如此陌生！》《西夏陵84号陪葬墓竟被推平》《宁夏岩画保护：路在何方？》《长城还有多长，还能保存多久？》《海原县的文物放进了看守所》《海原县的文物不再“寄人篱下”了》《“意外事件”，还是“渎职行为”一波三折的西夏古墓被盗案》。两年前，还为贺兰山塔群遗址的保护和修复被不法分子炸毁的西夏方塔发出呼吁，为此做出了最后的努力。 对宁夏特产枸杞生产、销售和品牌保护中的问题，笔者也给予了持续的关注。1990年，披露了枸杞产业面临的危机：《面积缩小，产量减少，销售困难：有关人员呼吁尽快抢救宁夏枸杞》《宁夏枸杞生产陷入困境》（内参）。此后，又发出后续报道：《宁夏枸杞怎么了？》《宁夏打响“枸杞保卫战”》《宁夏枸杞名牌不能丢！》。
笔者的观察是“全天候”的，一有发现就抓住不放。比较重要的稿件有：《医疗高消费现象值得注意》《“三角债”仍在困扰企业》《推诿扯皮：机关工作的顽症》《社会需要科学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宁夏成了垃圾场吗？》《太西煤，再不容滥采乱挖！》《“灰色收入”差别大，弊多利少应重视》《荒漠保护：紧迫而严峻的问题》《莫让小餐馆变成污染源》《数起家庭暴力案件震惊宁夏各界》《发人深思的侵占公路路产案》《违法蛮干的“证据”》《塞上宁夏该不该种水稻？》《警惕小型采煤企业对水土资源的破坏》《不要丢了自己的“文化之根”》《学会面对媒体：领导干部必须补修的一课》《莫让英年早逝的悲剧一再上演》《城市改造不应大拆大建》。这些报道和评论，有的是对某种错误倾向提出批评，有的是摆出了值得社会关注的现象，有的是纠正一些传统的观点，有的是告诫人们应该吸取的教训。这些舆论监督，是面向各个地区、各个领域的，对谁都没有网开一面、手下留情。
三、记者应该见微知著，善于从细微处发现大危害，揭示具有警示性的主题
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不被人重视的“小事”。其中有的只是一种习俗，且延续很久了，也不会造成多大的社会危害，但它们却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与精神文明建设背道而驰，所以就要给予批评、纠正，不能任其自由发展，而管这类“小事”既需要新闻敏感，又需要正确的判断和逆向的思维。
“正月二十三，汉民要燎疳，回民看稀罕”，这是流行在宁夏部分农村的俗语。在2001年“正月二十三”这一天，笔者到盐池县采访时看到，当地人正把整车整车的沙蒿运到县城沿街叫卖。好奇心驱使笔者就此展开采访，原来，这些固沙植物都是用来“燎疳”的。如此大规模的“燎疳”，要烧掉多少固沙植物啊！这对本已十分脆弱的草场无疑是雪上加霜，不仅如此，“燎疳”还污染环境、构成火灾隐患、带有明显的迷信色彩，无论从哪个方面考虑，都应该禁止。于是，笔者旗帜鲜明地写出报道《盐池人，旧习俗该改一改了！》，向这种延续千年的旧习俗“宣战”，《人民日报》随即就此做出点评。转眼一年过去了，又一个“正月二十三”快到了，笔者心里还没有放下这个事，就想做一点推动工作，让当地彻底改变“燎疳”旧俗。在笔者的提醒和引导下，盐池县县委宣传部、文明办就此发出告别旧习俗的倡议。笔者在“燎疳”日当晚专程前去采访，写出了更具冲击力的现场新闻《告别旧习俗要持之以恒——宁夏盐池县“燎疳”目击记》和《“燎疳”，是燎去邪恶，还是烧来灾难？》。经过不懈努力，“燎疳”习俗，在当地已销声匿迹了。在“声讨”“燎疳”旧俗之后，笔者了解到当地还有“正月初五倒穷土”的习俗——将家里积攒多日的垃圾在正月初五倒到公路上，让来往车辆把“穷土”“带走”。而这样的习俗，不仅是迷信，而且是污染环境，于是撰写了《改改正月初五“倒穷土”的陋习》，被许多媒体转载。
传统节日不能变成繁殖不文明行为的温床，不能让平时禁止的行为在节日期间“借尸还魂”、大行其道，更不能公开化、合法化！笔者相继发表了《欢乐，不要丟了文明》《提倡节日文明》《过春节应纠正愚昧消费》《传统节日不能变成“小吃节”》《清明节能否不烧纸？》《街头烧纸成了“不治之症”？》。为了制止在街头烧纸，除了在媒体上发稿外，笔者还利用自治区政协委员的身份提交了提案，引起自治区和银川市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专门做出了相应规定、划出了禁烧区域，有效地扼制了这种不文明行为。笔者的提案不仅被自治区政协评为优秀提案，而且被写入政协工作报告，引起广泛关注。
笔者报道的许多选题，都来自于现实生活，来自于自己的观察和发现，都属于“自选动作”。如《这种“非法出版物”（指冥币等）谁来管？》《警惕有人借清明节祭祀敛财》《警惕有人借化缘行骗》《文明城市岂容如此吹吹打打？》《学校创收不要瞄准学生的口袋》《家庭“方城大战”可以休矣》《有必要印那么多豪华的宣传品吗？》《刹刹婚嫁大吃大喝风》《婚礼大操大办，何以愈演愈烈？》《要银子不要林子，如此开店不足取》……选题很宽泛，也毫无顾忌。
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地方在城市改造中，造成了无谓的损失和浪费，使社会财富付之东流，笔者为此感到痛心，便陆续写出了《新楼乍建就拆为哪般？》《年轻的建筑物为何“死于非命”？》《能否让这些建筑物“寿终正寝”？》《城市改造不应大拆大建》，采写这些稿件，目的只有一个：希望减少一些无谓的浪费和不应有的损失。
有一段时间，各地热衷于到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甚至不惜花费，追求排场，然而，达到预想宣传效果的很少，笔者直截了当写出报道《进京举办新闻发布会热该降温了！》。最近几年，网上投票活动很热闹，很多活动都要组织网上投票，有人认为有机可乘、有利可图，便搞起各种“小动作”，有人找上门来提供“刷票”服务，也有人不惜重金雇人刷票，笔者在报道中“抖落”了这些见不得阳光的“私货”，呼吁《警惕网上投票评选活动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身为中国人，有的人却不能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文字，笔者在20多年前就注意到了这种现象，在《光明日报》上发了一篇“记者来信”《学生文字基本功忽视不得》。2008年，笔者又呼吁：《中国人写汉字不该“惨不忍睹”》，在引起较大社会反响之后，又发出后续报道《“没有任何理由不写好汉字！”》。听说有些单位提出要彻底告别纸和笔、实现无纸化办公，笔者忧从中来，在《光明日报》上发了一篇时评《且慢告别纸和笔！》。2010年，笔者以自治区政协委员的身份向政协大会提交提案，建议在中小学开设书法课、在教师和公务员中率先开展书法达标和书法竞赛活动，引起自治区有关部门的重视，建议也被采纳。记者应当抓大事，但也不能忽略小事，抓小事同样能体现记者的价值。事实上，真正适合记者抓的“大事”并不很多，而一些常常被忽略、恰恰又需要重视的“小事”，才更需要记者去发现、去引导、去纠正。 四、记者眼里没有“闲事”，不应以是否与己有关来权衡选题，更不能因为惧怕引火烧身而放弃舆论监督责任
俗话说，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管闲事，常常会自讨没趣、自寻烦恼，弄不好还会引火上身，但对于一名有社会责任感的记者来说，心里就不应该分哪个是“忙事”，哪个是“闲事”，哪个该管，哪个不该管。有些事虽然与自己无关，但却与人民有关、与社会有关、与国家有关，不闻不问、任其所为，不是有责任感的记者应持的态度。
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时，有关部门靠贷款拍出了献礼影片《我们是世界》，结果在订货会上无人问津，有关负责人见势不妙，就自己买了两个拷贝。结果也只放映了几场，观众总共不到1000人。对这部违背艺术规律的影片，宁夏各界议论纷纷。但所有人都是议论而已，并没有人为此做什么，所有媒体也都是默不作声，而笔者却不想装聋作哑。结果，多管了一次“闲事”，也抓到了一个“独家新闻”。笔者采写的通讯《对电影<我们是世界>的思考》，分析了成败得失、经验教训，还被当地媒体和内部刊物转载，有人说这是“出口转内销”。
有一年冬季，笔者陪北京来的客人到宁夏博物馆参观，结果吃了闭门羹。原来，因经费紧张、无法供暖，他们已经闭馆了。如有重要客人来，才会临时开馆。对于有的人来说，扫兴而归也就罢了，笔者却要管一下闲事，写出了引起全国关注的新闻《闭馆：无奈的选择》。最初，有关人员很不高兴，认为揭露了他们的“阴暗面”。后来，发现这篇报道引起了外界关注、重视和支持，特别是到北京故宫举办文物展时因此得到多方关照时，他们又由衷地感谢笔者。不久，另辟新址再建新馆的动议也摆上了议程，而笔者却因此又一次提升了管闲事的信心。
2000年，在宁夏的春节团拜会上，团拜会的文艺演出刚开始就有人退席，演出节目未过半，退席的人就超过一半了，最后剩下的已不足三分之一。对这种现象，当场就有人议论纷纷。按说，这事与笔者无关，不应该为此愤慨，原本也不打算为此写什么，怕弄不好会招来麻烦。况且，春节前后要营造欢乐祥和的气氛，这类批评稿是不大可能刊登的。但是，在现场听到有人讲述一些领导干部平时的表现也不在状态时，笔者对此的认识一下子就“升格”了：这不仅仅是对演员的劳动不够尊重的问题，而且是必须重视的作风问题、纪律问题，而这事关宁夏的发展和振兴！所以，笔者不再犹豫了：该出手时就出手！当晚就把经过推敲的稿件发到了报社，第二天就见报了，标题是《四十分钟节目三分之二退席宁夏春节团拜会上不该出现的一幕》。文末虽然用的是反问句，但还是很有锋芒的，《光明日报》也打破惯例，不顾忌祥和不祥和了。
2005年，自治区旅游局等部门在固原市举办一个旅游节，众多媒体记者应邀参加，当记者们按照活动的安排兴致勃勃地到老龙潭景区采访、拍摄时，却被强行要求买票。结果，双方在僵持时发生了肢体冲突，采访活动取消，记者们原路返回。很多记者无比愤怒，当场表示要曝光此事。有关负责人闻讯惊恐不安，通过各种途径阻止记者做出批评报道。结果，两天过去了，原来信誓旦旦要曝光的记者都“默不作声”了，没有任何批评报道见诸报端。但笔者觉得这个事的发生，暴露出许多问题，有许多教训需要汲取，不能就这样轻易放过。于是，写了述评《老龙潭记者遭非礼》，在发给《光明日报》之后，又发给了《宁夏日报》。结果竟被《宁夏日报》《新消息报》《华兴时报》同日刊登（《光明日报》发了内参），引起宁夏各界强烈关注，自治区旅游局为此进行全系统整顿。这篇“锋芒毕露”的稿件，引起宁夏各界强烈关注，也让笔者又出了一次“名”。
2003年，吴忠市在城市改造时破坏了大量隋唐墓葬，但施工单位不及时报告，也不配合考古发掘。就是自治区文物局下发停工通知后，仍然拒不停工、配合发掘。最后逼得自治区文化厅厅长、副厅长兼文物局局长亲自前去协调，但当地官员根本不买账，协调会不欢而散，文化厅官员无可奈何。作为唯一应邀到场的记者，笔者不仅在会上表明了立场，而且在会后对文化厅官员说：这个事，在你那里可以过，在我这里不能过！笔者旗帜鲜明地在《光明日报》突出位置发出了报道《吴忠市唐代墓葬群在施工中遭严重破坏》。中央电视台记者闻讯，专程从北京前来采访并两次进行报道。吴忠市方面很快就“服软”了，有两位负责人专程赶到银川向文物考古人员道歉，承诺立即拨付发掘经费、保证今后会积极配合考古发掘。此后，在宁夏境内施工破坏文物的案件，就很少发生了，宁夏文化厅领导一再表示感谢，笔者为此在内刊上回顾了此事，题目是《我摸了一下老虎屁股》。第二年，吴忠市为此专门召开学术研讨会，寻找吴忠市的历史文脉，笔者应邀到会并对研讨会进行报道。当地负责人在发言中后悔此前未能保护好古墓、未能就此原地保护、建个“遗址博物馆”，还对此前的批评报道表示了感谢。
一个时期以来，收费厕所很盛行，甚至成为一种发财之道，群众对此意见很大。虽然笔者本人基本不上那类厕所，但厕所如何设置、能否免费，涉及成千上万的普通人，所以觉得自己有责任反映群众的呼声，便陆续发出了《小厕所，大问题》《收费公厕并非越多越好》《让“方便”真方便并非易事》等相关报道。公厕收费问题还引起自治区政协的关注，笔者应邀参加视察活动，并在《光明日报》重要位置发出报道《政协委员“查”公厕》，《宁夏日报》在头版转载。在各方面的极力推动下，银川市公厕终于免费开放，人们为此拍手称快。
2012年11月，张贤亮包养情妇的谣言在网上疯传，评论和谩骂者唾沫横飞，而当地媒体却集体失声。在此关键时刻，笔者觉得《光明日报》不能当旁观者。在征得报社领导同意后，笔者写了公开报道《年过七旬笔耕不辍，躺着中枪令人关注：张贤亮潛心创作“平面”与“立体”文学》。这篇报道，不仅被很多网站转载，而且被区内外一些报刊转载，事态也迅速平息。为了进一步吸取教训，笔者又发表了一篇评论《莫让谣言愚弄社会舆论》，在关键时刻显示了主流媒体的作用。事后回想，在几乎所有主流媒体都禁声的情况下，笔者主动发声，“管”这个“闲事”是“管”对了，并不是多此一举。
笔者管的闲事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杂，甚至到了无所顾忌、不做选择的程度：同心县县委机关因欠费被电信局掐了电话，笔者写了报道《同心县邮电局为何掐县机关电话？》，实事求是地反映了他们的困难。这个县的广播站只剩下县委机关门口的3只喇叭，笔者呼吁《农村召唤“话匣子”》；固原县将原来的县委大院卖掉，新办公楼却不能如期交工，笔者写了《县委机关大楼成了“胡子工程”》。固原县县委大院被卖掉了，县委机关却无处落脚，又写了《莫让固原县委无家可归》；固原县三营镇欠下了高额吃喝债，让此后五任班子都未还清，笔者给予“毫不留情”地披露：《数任班子没还清的吃喝债》；三营镇时任镇长为前任留下的“后遗症”五次当被告且次次败诉，笔者为他代言《我这五次被告当得冤不冤？》；银川某小学一位老师刚刚收的班费在办公室意外丢失，该校负责人居然对办公室内的老师搜身，笔者闻讯前去采访，写了《发生在教师办公室的蹊跷事》；宁夏某地有一段公路因为偷工减料，屡修屡坏，在春季翻浆时甚至比乡间土路还要难走，笔者毫不留情地给以批评；某建设单位为赶庆典而突击施工，在庆典之后不得不推倒重来，笔者也毫不客气地披露；北京某“高层”面向全国征文，最终竟以是否交费作为入选依据，笔者也“大胆”介入，以《如此“文坛擂台赛”》揭露其内情；宁夏一名考生在报考中专在录取时被人冒名顶替，迟迟未作处理，笔者发出了《宁夏各界关注一起招生舞弊案的处理》，此后又做出追踪报道《招生冒名顶替案了犹未了》。
在民间，常常有一些爱管闲事的人。新闻记者，也应该成为爱管闲事的人并以此为荣。对普通人眼里的许多“闲事”，记者都应该当成“正事”。（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庄电一，光明日报高级记者，宁夏大学兼职教授，宁夏政协文史专员，曾任驻宁记者站站长，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九届、十届政协委员等职。
（责任编辑：薛耀晗）
关键词：舆论监督；记者使命；管闲事
中图分类号：G21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8）11-0010-07
舆论监督是社会和谐发展的有力保障，新闻记者在舆论监督方面更是负有特殊使命。如果一个记者只能一般性地记录、机械性地照抄、简单地模仿、浅薄地重复、人云亦云地起哄，只会歌功颂德，不能正视现实，不敢触及矛盾，不敢揭露真相，不敢分析问题，不敢批评监督，那就是缺少社会责任感，也是不称职的，至少是浅薄的、片面的、有欠缺的。
“新闻舆论工作者要成为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新闻舆论工作者提出的明确要求。传播者、记录者、推动者、守望者是记者的四种角色定位，也是记者的历史使命，这其中守望公平正义、推动社会进步，更是记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从业30多年，笔者在传播党的主张、配合党和政府的工作、记录社会的进步和时代变迁的同时，在纠正错误倾向、推动文明进步、伸张社会正义等方面主动作为，管了许多没人让管、似乎也没有必要管的“闲事”，在无人授权的情况下，自觉自愿地当上了“不管部部长”。
一、在大是大非面前，记者不但要有鲜明的立场，而且要通过扎实和富有说服力的报道施加积极的影响
什么是大事？就是具有普遍性、全局性、倾向性，影响也非同一般的事。对于一名长期工作在一个地方、也不参与重大事务的记者来说，不一定能掌握国家大政方针，也不一定能了解决策内情，所以能“插上嘴”的事物并不多，但这不等于记者在这方面就无所作为，当一个可有可无的旁观者。
一个时期以来，各地为了招商引资、吸引人才竞相出台优惠政策，在出让土地、减免税收等方面相互攀比，甚至酿成一场没有硝烟的优惠政策大战。笔者注意到有的优惠政策存在问题，其中有的超越地方权限，有的损害全局利益，有的是脱离实际乱开口子，有的是寅吃卯粮提前透支，有的甚至是以邻为壑、挖人墙角。如此滥施优惠政策，不仅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问题，而且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甚至干扰国家的大政方针，破坏法规政策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为此，笔者相继发表了《不能都伸手要“倾斜政策”》《刹刹乱订优惠政策风》《优惠政策大战可以休矣！》等旗帜鲜明的文章。此后，又写了《清理优惠政策，维护全局利益》《注意“只给政策不给钱”的背后》，以进一步表明观点。关于优惠政策的问题，笔者不仅开了“第一腔”，而且连续开了许多“腔”。应该说，对制订、执行这些优惠政策“说三道四”，是需要一定胆量的。
说有一点胆量，并不是说自己是个“愣头青”，对任何事都敢说敢管，因为没有谁授予自己“尚方宝剑”，也没有火眼金睛，捅出乱子也得“吃不了兜着走”。所以，笔者从来没有意气用事、率性而为、不计后果。
最早是在1986年，笔者入住同心县县委招待所，突然被服务员下了“逐客令”，说有位“大人物”中午要来这里休息。笔者当时感到诧异：“大人物”要来，有高档房间，何以要驱赶所有宾客？笔者腾退了房间，并没有离开招待所。中午吃饭时，“大人物”一行从高档餐厅走出，便走过去了解情况。原来，这位“大人物”从北京出来时只带了一名秘书，但经过层层陪同，到此已滚成大“雪球”了：有26人陪同。层层陪同，已成为一个不可忽略的问题！能不能写？毕竟，这事涉及“大人物”，虽然此事不能由他负责，但如果是他怪罪下来，可就有大麻烦了。再说，就算写出来，报社敢不敢登，还是个问题。虽然如此，一种责任感还是驱使笔者动了笔。出乎意料，《这样“滚雪球”怎么得了！》，不仅在《光明日报》登出来了，而且登在了头版。
领导人的讲话稿该由谁写？这是个严肃的问题、敏感的问题，也是不能轻易触及的问题。一位干事炫耀他为某省级领导写讲话稿的得意神态驱使笔者写出了《领导人的讲话稿该由谁写？》。10年后，笔者又发表了《这些讲话稿怎么有点八股味儿？》（见报标题为《不该有八股味》）。在关注讲话稿的同时，笔者发现了配秘书中的问题：有些县县委副书记、副县长甚至县长助理都配秘书！这除了助长官僚主义，还能有什么？笔者就此写了一篇述评《副县长也需要配秘书？》。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轮流做东开会很盛行，区域性、行业性的会议尤其多，随便找一个名义，就能拉出一个“会议圈”，有些会甚至演变成了公款消费、公款旅游的“竞技场”——看谁安排得最好、看谁最让与会者满意。了解了内幕后，笔者毫不顾忌地揭露了其中的“猫腻”。1996年9月8日《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笔者的述评《该控制一下“行会”“片会”了》，不久，国务院就此发出通知，禁止在12个风景名胜区开会。然而，名为开会、实为公费旅游的“会议”并没有就此刹住。笔者又在《中国青年报》发表评论《轮流坐庄到几时？》。几年后，笔者发现这种现象并没有销声匿迹，就又撰写述评《轮流坐东的“片会”可以休矣！》，并写了“编者按”。此外，笔者还发表了许多报道和言论，如《莫往会议里“注水”》《会议，都“货真价实”吗？》《谁来审计监督会议？》《也该关注一下会议质量问题》等。
在关注会风的同时，笔者还关注了接待中的问题。有一次，笔者在某县听到一位副县长与一位省级机关干部的对话。那位副县长发牢骚：每天都忙接待，连与家人在一起吃饭的机会都很少了。笔者为此所写的述评《迎来送往：基层难堪事》，激起较大社会反响。1995年7月上旬，全国政协群众文化调研组自青海、甘肃来到宁夏，在听取反馈意见的座谈会上，笔者意外地听到了梁从诫委员对接待“过度热情”的批评，随即写出一篇“现场新闻”：《西北这么穷，为什么还要铺张？》。为了客观、公正地反映問题、避免误解，在后面特意加了一段“记者附言”，既为此做了解释，又提出了具有超前性的建议。这篇特写和“记者附言”在全国激起强烈反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当天转播，全国有上百家报刊转载，其中中央电视台在早、中、晚的新闻节目中连播三次。最后，惊动了全国政协主席。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宁夏有关负责人联合青海、甘肃要一起告状，声言要把记者往死里整。但他们没把笔者“整死”，笔者继续抓住这个现象不放，陆续发表了《迎来送往莫要庸俗化》《地界迎送何时了？》《迎送何必到边界？》等报道和评论。 公路设卡收费，涉及许多方面，情况比较复杂，也是个全社会关注的问题。许多设卡收费者“来头”不小，“贷款修路、收费还贷”的理由似乎也很充分，但一些地方乱设、多设收费站。1996年8月23日，笔者在《光明日报》四版头条发表长篇报道《公路治乱需换个思路》，提出质疑：公路收费，都是天经地义的吗？第二年，《中国改革报》又在头版头条刊登了笔者写的报道：《“买路钱”何时不乱收？》，文章提出：“要努力探索更好的公路建设投资体制，不要总盯在‘收费还贷’上。”“要对公路收费站全面清理、审核，该取缔的取缔，该保留的规范管理”。此后，笔者欣喜地看到，自己所提建议逐步得到了落实。
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寄托着宁夏人民再造一个“经济宁夏”的理想。2011年，笔者看到那里的工业垃圾堆积如山，便毫不犹豫地写出了报道《宁东，莫让工业废弃物绊住脚步！》。几个月后，又据此写成发言稿并在政协大会上宣读，引起自治区高层和全体政协委员的极大关注。随后，笔者又将它改成政协提案，自治区九届政协主席项宗西决定亲自督办，投资8亿多元、科学规范的垃圾场很快交付使用。第二年，笔者又写了分析性的报道《治理工业垃圾，难在哪里？》。2013年，笔者在宁东又发现一个怪现象：在那里布点的好几家大型电厂，守着储量丰富的煤田，却从数百里之外的煤矿远道运煤，而在宁东开采的煤炭却源源不断地运往外省。笔者又“开炮”了：《宁夏宁东：缘何守着煤田用外媒？》。在几个月后召开的自治区政协大会上，笔者再次以此做大会发言，引起强烈反响。虽然触及了矛盾、揭了别人的“老底”，但并没有“惹祸上身”，反倒赢得了敢讲真话的名声。
二、记者要勇于担当，在人民利益需要维护时显身手，尽己所能扶危济困、匡扶正义
新闻记者要仗义执言、针砭时弊、为民立命、扶危济困、伸张正义。针砭时弊的报道是“真刀真枪”的舆论监督；而扶危济困的报道，则是另一种形式的舆论监督，因为它关注的是弱势群体，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工作的不足，也呼吁社会的良知和关爱。
笔者非常关注贫困生问题。早在1993年，就在《光明日报》突出位置发出《为贫困学生开通求学成才之路》的呼吁，反映贫困生考上学而上不起学的问题。此后，又发表《扶贫济困：请到大学》《特困生问题困扰宁夏农学院》（内参）、《捐资助学应兼顾老少边穷各类地区》《固原师专70%的学生是贫困生》（内参）等多篇报道。针对贫困生的地域特点，笔者呼吁《高校收费应充分考虑生源的区域因素》，反映西部贫困考生及其家长的心声，得到许多读者的赞同。此后，笔者继续对贫困生的问题给予关注，对社会各界的资助也给予了及时的报道和热心的鼓励，《陈逢千助学“一诺千金”》《旱地洒下及时雨》等稿件就是在此信念驱使下采写的。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为人民伸张正义，既是记者的重要使命，也是人民群众对新闻媒体的殷切希望。有很长一段时间，到记者站来上访的人特别多，有时一天就来两三拨，有人甚至多次前来。上访的群众指名道姓来找是有缘由的。一是出于对中央媒体记者的信任，二是因为笔者确实帮助过一些人，也曾经替一些人伸张了正义，帮助他们扭转了局面。
1996年，青铜峡市五中校长朱文玉为阻止村民在学校鱼池取土修路，被人从背后猛推一把，致使两根手指被手扶拖拉机皮带轮绞断。案件发生后，迟迟没有处理，连朱校长的医疗费都是向学校打借条借下的。笔者去采访前，当地电视台记者已有很充分的采访，但写好的稿件、拍好的图像却被压了下来。笔者顶着压力、不顾威胁，据实写出报道《是谁伸出罪恶之手？》《一起事关尊师重教的案件》。为了推动案件的公正处理，又相继发表《朱文玉校长伤残案引起社会关注》《朱文玉伤残案结果耐人寻味》《朱文玉校长伤残案有了结果》，正义得到了伸张，教师们长出了一口气。
1997年，青铜峡市一名高二女生放学后乘坐一辆个体运输面包车回家，在穿越大古铁路专用线时面包车与一辆运煤货车相撞，驾驶员、售票员（系亲姐弟）和这名女生均当场死亡，小客车也彻底报废。然而，大半年过去了，案件没有处理结果，这个女生的遗体在殡仪馆冻了七八个月，女生的父亲为此数十次到当地政府和自治区有关部门上访，均无结果。关键时刻，笔者前去采访并写出报道《无辜者的灵魂何时能安息？》，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笔者应邀参加了有各方面代表参加的协商会并发表了个人意见。两个多月后，这个久拖不决的案件有了处理结果，笔者又写出后续报道《无辜者的灵魂终于可以安息了！》。
还是在青铜峡市，第二中学一名初三男生遭到该校一名教师的殴打。不久，这个学生左眼失明了，这个教师因此被关押了221天，但一审法院却以证据不足宣判这个教师无罪，市检察院为此提起抗诉。左眼失明，到底是病理性的，还是外伤性的？这成了定案的关键。因为案件在二审时延宕时间过长，这个男生在父亲的陪同下找到了记者站。笔者在深入采访的基础上写出报道《老师打后，他的左眼失明了》。稿件登出来后，这个教师带着妻子到办公室纠缠了几个小时，声言要到中宣部告状、到当地法院起诉。2000年年初，陕西省高级法院法医和陕西省人民医院眼科医生做出了鉴定，吴忠市中级法院据此做出二审判决，笔者又写了后续报道《一波三折的案件终于有了结果：殴打学生的老师被判有罪》。为了让教育界认真吸取教训、加强师德教育，又写了报道《老师，收回你挥向学生的手！》。
吴忠市棉织厂因为盲目引进一套外国落后的设备而陷入困境，教训极为深刻，笔者抓住这个典型事件不放，相继发表了《吴忠市棉织厂被逼上绝路》《一个企业兼并的教训》《盲目引进的阴影未消——再访吴忠市棉织厂》。棉织厂倒闭后，又采写了《吳忠市棉织厂是如何跨的？》，总结、分析了其中的教训。
某县发生贿选事件，笔者及时披露并分析了民主选举面临的新情况，写出思辨性的报道《投票，还能从容不迫吗？》，在全国较早地揭露了选举中的腐败。2003年，石嘴山市一位民主选举产生的居委会主任被街道办主任撤职，但很多人却认为这没有错，更不是违法行为。接到线索后，笔者写出长篇报道《能这样撤我的居委会主任职务吗？》，相继在全国性和地方性报刊上刊登，引起宁夏、乃至全国各地基层组织的密切关注，提高了人们的民主意识。 具体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助他们一臂之力，固然是一个有责任感的记者应尽的义务，而更重要的还是通过新闻报道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以此影响党委政府决策、减轻群众负担、减少工作失误，让社会朝着更和谐、更美好、更健康的方向发展。
退耕还林是本世纪开始时国家在西部12个省区推行的生态工程。因为有钱、粮补贴，宁夏退耕还林的贫困户因此衣食无忧。那么，在工程完工、补贴停止之后会出现什么情况？会不会重蹈历史覆辙？这是宁夏乃至其它省区政府普遍担心的问题，也是退耕还林贫困户忧虑的问题。所以，在退耕还林工程还有两年就要到期的关键时刻，笔者专程到山区采访，写出了长篇报道《退耕还林：补贴到期之后怎么办？》和《“2605”项目的悲剧会重演吗？》，国家发改委、国家林业局对此十分重视，相继派员到宁夏调研，就此向国务院写了报告，国务院也很快做出决定，将退耕还林政策延续一个周期。此后，国家又实施了新一轮退耕还林工程。
宁夏引黄灌区深得灌溉之利，但水价一直在低位运行，水利部门难以为继。了解到这个情况，笔者发出呼吁《入不敷出的水价该动一动了！》，还写了分析性报道《水价，一个敏感的话题》。这些呼吁得到了回应，自治区政府在第二年就调整了水价，笔者又做出后续报道《宁夏灌区水价终于调整了》。宁夏引水工程年久失修、构成安全隐患，笔者也及时向政府和社会发出了警报《引黄工程“带病服役”令人忧》。国家在陕甘宁毗邻地区兴建了“陕甘宁盐环定引水工程”，但由于下游配套工程不配套，致使工程未能发挥应有效益、引水成本加大。除了发内参外，笔者还在报纸上呼吁《“大马拉小车”问题该解决了！》《“大马拉小车”问题不能再拖下去了》。现在，“大马拉小车”的问题已经解决。在宁夏引黄灌区，长期存在大水漫灌、纵水人沟的现象，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笔者对这种现象给予批评，对节水措施的推广、农民用水观念的改变，给予了肯定和引导：《发展节水农业迫在眉睫》《宁夏巧写治旱大文章》《旱地集水微灌创奇迹》《敢叫秋雨润春苗》《宁夏今年少引黄河水4.5亿立方米》等。
因为生活在黄河边，所以笔者对母亲河也格外关注，先后多次为母亲河代言：《治理黄河水质污染刻不容缓》《黄河再也经不起如此污染了！》《母亲河面临断乳危机》《造纸企业成为黄河宁夏段污染大户》等。近年来，黄河水质大为改善，笔者也作了及时报道。
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也是笔者非常关注的领域，采写的稿件尤其多：《沙尘暴向人类发出警告：塞上明珠还能存在多久？》《滥挖甘草为何屡禁不止？》《甘草，不能再挖了》《饱受摧残的草原何日能休养生息？》《盐池人，这种旧习俗就不能改改？》《滥挖甘草，天怒人怨何时休？》《别再摧毁脆弱的草原了！——来自宁夏盐池县风沙线上的报告》《沙尘暴告诉我们什么？》。关于沙尘暴的报道，3次刊登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在其它各版头条位置刊登的报道就更多了。
对环保问题，笔者也做过许多报道：《土炼油危害无穷，彻底禁绝刻不容缓》《取缔土炼油，何成割韭菜？》《偷偷排污：“老鼠戏猫”的游戏》。针对过度放牧和无节制养羊对生态的破坏，写了许多报道，其中就有提示性、引导性的报道《“计划养羊”：迫在眉睫》《宁夏放牧业成为夕阳产业》，目的是为了使摧毁草原的放牧业早日“寿终正寝”。对农区的舍饲养殖又及时引导，发出题为《农区畜牧业大有可为》的报道，这些报道為自治区党委、政府做出在全境禁牧的决策制造了舆论。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宁夏爆发天牛灾害，第一代林网被彻底摧毁，砍伐成材林8000万株，直接损失达数亿元，笔者写了报道《天牛害起，专家疾呼无人听；蛀虫蔓延，宁夏杨树毁欲尽》，此稿不仅被文摘类报刊转载，而且引导有关专家发明了天牛防治技术。此后，又在《光明日报》上发出《人与天牛之战》的整版报道，直接导致日本对此提供7亿日元的技术援助。此后，宁夏专家发现并成功培育出天牛的天敌花绒穴甲，笔者及时进行了报道《天牛，看你还能“牛”几时？》。
作为光明日报记者，笔者对教育、科技、文化等领域自然给予了更多的关注，所写的批评性报道也较多。
其中，教育方面较有影响的报道有：《高校招生首先要考虑基建后勤条件》《教育系统内部互挖墙脚问题严重》《西北二民院领导寄语学生家长：溺爱对青年成长不利》《师范院校的“师范性”必须加强》《集资办学原为利国利民，硬性摊派则将好经念歪》《有心捐资助学，不堪碎语闲言：农民建筑专业户吴昌泰的苦衷》《莫从学生口袋里“淘金”》《一个县教育局局长的苦衷》《欠发达地区职教发展为何难？》《基础教育的尴尬》《办学发财：此路不通》《中等专业学校面临严峻挑战》《让旧电脑落户山区学校》《给重点学校“大班”减减负》……这些稿件涉及教育的方方面面，采写这些稿件只有一个目的：促进教育的健康发展，将失误降到最低。
对文化方面存在的问题报道很多，比较有影响的有：《文化站里难觅“文化”》《文化站不能变“空壳”》《文化生活：农村的渴求》《农村群众文化再也不能滑坡了！》《盼望恢复县剧团》。对宁夏图书馆因消防不达标而被勒令停业及搬迁，对宁夏京剧团、宁夏话剧团、宁夏博物馆、海原县图书馆、西吉县图书馆、贺兰县图书馆、吴忠市文化馆、海原县文管所等文化单位的各种困境，都曾给予披露，也给这些单位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帮助，其中为了解决宁夏京剧团的困难，文化部还专门开了部长办公会，剧团也因此得到了大笔经费扶持。
对保护文物，笔者披露过许多事件，也多次为此呼吁。这方面的报道有：《贺兰山岩画在呻吟》《宁夏考古人员呼吁：制订暂行法规，落实文保措施》《基建施工和文物保护的矛盾亟待解决》《执行文物保护法，难在哪里？》《宁夏盐池盗掘古墓活动猖獗》《中宁县石空大佛寺文物被盗》《文物保护法，人们不该对你如此陌生！》《西夏陵84号陪葬墓竟被推平》《宁夏岩画保护：路在何方？》《长城还有多长，还能保存多久？》《海原县的文物放进了看守所》《海原县的文物不再“寄人篱下”了》《“意外事件”，还是“渎职行为”一波三折的西夏古墓被盗案》。两年前，还为贺兰山塔群遗址的保护和修复被不法分子炸毁的西夏方塔发出呼吁，为此做出了最后的努力。 对宁夏特产枸杞生产、销售和品牌保护中的问题，笔者也给予了持续的关注。1990年，披露了枸杞产业面临的危机：《面积缩小，产量减少，销售困难：有关人员呼吁尽快抢救宁夏枸杞》《宁夏枸杞生产陷入困境》（内参）。此后，又发出后续报道：《宁夏枸杞怎么了？》《宁夏打响“枸杞保卫战”》《宁夏枸杞名牌不能丢！》。
笔者的观察是“全天候”的，一有发现就抓住不放。比较重要的稿件有：《医疗高消费现象值得注意》《“三角债”仍在困扰企业》《推诿扯皮：机关工作的顽症》《社会需要科学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宁夏成了垃圾场吗？》《太西煤，再不容滥采乱挖！》《“灰色收入”差别大，弊多利少应重视》《荒漠保护：紧迫而严峻的问题》《莫让小餐馆变成污染源》《数起家庭暴力案件震惊宁夏各界》《发人深思的侵占公路路产案》《违法蛮干的“证据”》《塞上宁夏该不该种水稻？》《警惕小型采煤企业对水土资源的破坏》《不要丢了自己的“文化之根”》《学会面对媒体：领导干部必须补修的一课》《莫让英年早逝的悲剧一再上演》《城市改造不应大拆大建》。这些报道和评论，有的是对某种错误倾向提出批评，有的是摆出了值得社会关注的现象，有的是纠正一些传统的观点，有的是告诫人们应该吸取的教训。这些舆论监督，是面向各个地区、各个领域的，对谁都没有网开一面、手下留情。
三、记者应该见微知著，善于从细微处发现大危害，揭示具有警示性的主题
在现实生活中，有许多不被人重视的“小事”。其中有的只是一种习俗，且延续很久了，也不会造成多大的社会危害，但它们却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与精神文明建设背道而驰，所以就要给予批评、纠正，不能任其自由发展，而管这类“小事”既需要新闻敏感，又需要正确的判断和逆向的思维。
“正月二十三，汉民要燎疳，回民看稀罕”，这是流行在宁夏部分农村的俗语。在2001年“正月二十三”这一天，笔者到盐池县采访时看到，当地人正把整车整车的沙蒿运到县城沿街叫卖。好奇心驱使笔者就此展开采访，原来，这些固沙植物都是用来“燎疳”的。如此大规模的“燎疳”，要烧掉多少固沙植物啊！这对本已十分脆弱的草场无疑是雪上加霜，不仅如此，“燎疳”还污染环境、构成火灾隐患、带有明显的迷信色彩，无论从哪个方面考虑，都应该禁止。于是，笔者旗帜鲜明地写出报道《盐池人，旧习俗该改一改了！》，向这种延续千年的旧习俗“宣战”，《人民日报》随即就此做出点评。转眼一年过去了，又一个“正月二十三”快到了，笔者心里还没有放下这个事，就想做一点推动工作，让当地彻底改变“燎疳”旧俗。在笔者的提醒和引导下，盐池县县委宣传部、文明办就此发出告别旧习俗的倡议。笔者在“燎疳”日当晚专程前去采访，写出了更具冲击力的现场新闻《告别旧习俗要持之以恒——宁夏盐池县“燎疳”目击记》和《“燎疳”，是燎去邪恶，还是烧来灾难？》。经过不懈努力，“燎疳”习俗，在当地已销声匿迹了。在“声讨”“燎疳”旧俗之后，笔者了解到当地还有“正月初五倒穷土”的习俗——将家里积攒多日的垃圾在正月初五倒到公路上，让来往车辆把“穷土”“带走”。而这样的习俗，不仅是迷信，而且是污染环境，于是撰写了《改改正月初五“倒穷土”的陋习》，被许多媒体转载。
传统节日不能变成繁殖不文明行为的温床，不能让平时禁止的行为在节日期间“借尸还魂”、大行其道，更不能公开化、合法化！笔者相继发表了《欢乐，不要丟了文明》《提倡节日文明》《过春节应纠正愚昧消费》《传统节日不能变成“小吃节”》《清明节能否不烧纸？》《街头烧纸成了“不治之症”？》。为了制止在街头烧纸，除了在媒体上发稿外，笔者还利用自治区政协委员的身份提交了提案，引起自治区和银川市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专门做出了相应规定、划出了禁烧区域，有效地扼制了这种不文明行为。笔者的提案不仅被自治区政协评为优秀提案，而且被写入政协工作报告，引起广泛关注。
笔者报道的许多选题，都来自于现实生活，来自于自己的观察和发现，都属于“自选动作”。如《这种“非法出版物”（指冥币等）谁来管？》《警惕有人借清明节祭祀敛财》《警惕有人借化缘行骗》《文明城市岂容如此吹吹打打？》《学校创收不要瞄准学生的口袋》《家庭“方城大战”可以休矣》《有必要印那么多豪华的宣传品吗？》《刹刹婚嫁大吃大喝风》《婚礼大操大办，何以愈演愈烈？》《要银子不要林子，如此开店不足取》……选题很宽泛，也毫无顾忌。
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地方在城市改造中，造成了无谓的损失和浪费，使社会财富付之东流，笔者为此感到痛心，便陆续写出了《新楼乍建就拆为哪般？》《年轻的建筑物为何“死于非命”？》《能否让这些建筑物“寿终正寝”？》《城市改造不应大拆大建》，采写这些稿件，目的只有一个：希望减少一些无谓的浪费和不应有的损失。
有一段时间，各地热衷于到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甚至不惜花费，追求排场，然而，达到预想宣传效果的很少，笔者直截了当写出报道《进京举办新闻发布会热该降温了！》。最近几年，网上投票活动很热闹，很多活动都要组织网上投票，有人认为有机可乘、有利可图，便搞起各种“小动作”，有人找上门来提供“刷票”服务，也有人不惜重金雇人刷票，笔者在报道中“抖落”了这些见不得阳光的“私货”，呼吁《警惕网上投票评选活动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身为中国人，有的人却不能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文字，笔者在20多年前就注意到了这种现象，在《光明日报》上发了一篇“记者来信”《学生文字基本功忽视不得》。2008年，笔者又呼吁：《中国人写汉字不该“惨不忍睹”》，在引起较大社会反响之后，又发出后续报道《“没有任何理由不写好汉字！”》。听说有些单位提出要彻底告别纸和笔、实现无纸化办公，笔者忧从中来，在《光明日报》上发了一篇时评《且慢告别纸和笔！》。2010年，笔者以自治区政协委员的身份向政协大会提交提案，建议在中小学开设书法课、在教师和公务员中率先开展书法达标和书法竞赛活动，引起自治区有关部门的重视，建议也被采纳。记者应当抓大事，但也不能忽略小事，抓小事同样能体现记者的价值。事实上，真正适合记者抓的“大事”并不很多，而一些常常被忽略、恰恰又需要重视的“小事”，才更需要记者去发现、去引导、去纠正。 四、记者眼里没有“闲事”，不应以是否与己有关来权衡选题，更不能因为惧怕引火烧身而放弃舆论监督责任
俗话说，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管闲事，常常会自讨没趣、自寻烦恼，弄不好还会引火上身，但对于一名有社会责任感的记者来说，心里就不应该分哪个是“忙事”，哪个是“闲事”，哪个该管，哪个不该管。有些事虽然与自己无关，但却与人民有关、与社会有关、与国家有关，不闻不问、任其所为，不是有责任感的记者应持的态度。
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时，有关部门靠贷款拍出了献礼影片《我们是世界》，结果在订货会上无人问津，有关负责人见势不妙，就自己买了两个拷贝。结果也只放映了几场，观众总共不到1000人。对这部违背艺术规律的影片，宁夏各界议论纷纷。但所有人都是议论而已，并没有人为此做什么，所有媒体也都是默不作声，而笔者却不想装聋作哑。结果，多管了一次“闲事”，也抓到了一个“独家新闻”。笔者采写的通讯《对电影<我们是世界>的思考》，分析了成败得失、经验教训，还被当地媒体和内部刊物转载，有人说这是“出口转内销”。
有一年冬季，笔者陪北京来的客人到宁夏博物馆参观，结果吃了闭门羹。原来，因经费紧张、无法供暖，他们已经闭馆了。如有重要客人来，才会临时开馆。对于有的人来说，扫兴而归也就罢了，笔者却要管一下闲事，写出了引起全国关注的新闻《闭馆：无奈的选择》。最初，有关人员很不高兴，认为揭露了他们的“阴暗面”。后来，发现这篇报道引起了外界关注、重视和支持，特别是到北京故宫举办文物展时因此得到多方关照时，他们又由衷地感谢笔者。不久，另辟新址再建新馆的动议也摆上了议程，而笔者却因此又一次提升了管闲事的信心。
2000年，在宁夏的春节团拜会上，团拜会的文艺演出刚开始就有人退席，演出节目未过半，退席的人就超过一半了，最后剩下的已不足三分之一。对这种现象，当场就有人议论纷纷。按说，这事与笔者无关，不应该为此愤慨，原本也不打算为此写什么，怕弄不好会招来麻烦。况且，春节前后要营造欢乐祥和的气氛，这类批评稿是不大可能刊登的。但是，在现场听到有人讲述一些领导干部平时的表现也不在状态时，笔者对此的认识一下子就“升格”了：这不仅仅是对演员的劳动不够尊重的问题，而且是必须重视的作风问题、纪律问题，而这事关宁夏的发展和振兴！所以，笔者不再犹豫了：该出手时就出手！当晚就把经过推敲的稿件发到了报社，第二天就见报了，标题是《四十分钟节目三分之二退席宁夏春节团拜会上不该出现的一幕》。文末虽然用的是反问句，但还是很有锋芒的，《光明日报》也打破惯例，不顾忌祥和不祥和了。
2005年，自治区旅游局等部门在固原市举办一个旅游节，众多媒体记者应邀参加，当记者们按照活动的安排兴致勃勃地到老龙潭景区采访、拍摄时，却被强行要求买票。结果，双方在僵持时发生了肢体冲突，采访活动取消，记者们原路返回。很多记者无比愤怒，当场表示要曝光此事。有关负责人闻讯惊恐不安，通过各种途径阻止记者做出批评报道。结果，两天过去了，原来信誓旦旦要曝光的记者都“默不作声”了，没有任何批评报道见诸报端。但笔者觉得这个事的发生，暴露出许多问题，有许多教训需要汲取，不能就这样轻易放过。于是，写了述评《老龙潭记者遭非礼》，在发给《光明日报》之后，又发给了《宁夏日报》。结果竟被《宁夏日报》《新消息报》《华兴时报》同日刊登（《光明日报》发了内参），引起宁夏各界强烈关注，自治区旅游局为此进行全系统整顿。这篇“锋芒毕露”的稿件，引起宁夏各界强烈关注，也让笔者又出了一次“名”。
2003年，吴忠市在城市改造时破坏了大量隋唐墓葬，但施工单位不及时报告，也不配合考古发掘。就是自治区文物局下发停工通知后，仍然拒不停工、配合发掘。最后逼得自治区文化厅厅长、副厅长兼文物局局长亲自前去协调，但当地官员根本不买账，协调会不欢而散，文化厅官员无可奈何。作为唯一应邀到场的记者，笔者不仅在会上表明了立场，而且在会后对文化厅官员说：这个事，在你那里可以过，在我这里不能过！笔者旗帜鲜明地在《光明日报》突出位置发出了报道《吴忠市唐代墓葬群在施工中遭严重破坏》。中央电视台记者闻讯，专程从北京前来采访并两次进行报道。吴忠市方面很快就“服软”了，有两位负责人专程赶到银川向文物考古人员道歉，承诺立即拨付发掘经费、保证今后会积极配合考古发掘。此后，在宁夏境内施工破坏文物的案件，就很少发生了，宁夏文化厅领导一再表示感谢，笔者为此在内刊上回顾了此事，题目是《我摸了一下老虎屁股》。第二年，吴忠市为此专门召开学术研讨会，寻找吴忠市的历史文脉，笔者应邀到会并对研讨会进行报道。当地负责人在发言中后悔此前未能保护好古墓、未能就此原地保护、建个“遗址博物馆”，还对此前的批评报道表示了感谢。
一个时期以来，收费厕所很盛行，甚至成为一种发财之道，群众对此意见很大。虽然笔者本人基本不上那类厕所，但厕所如何设置、能否免费，涉及成千上万的普通人，所以觉得自己有责任反映群众的呼声，便陆续发出了《小厕所，大问题》《收费公厕并非越多越好》《让“方便”真方便并非易事》等相关报道。公厕收费问题还引起自治区政协的关注，笔者应邀参加视察活动，并在《光明日报》重要位置发出报道《政协委员“查”公厕》，《宁夏日报》在头版转载。在各方面的极力推动下，银川市公厕终于免费开放，人们为此拍手称快。
2012年11月，张贤亮包养情妇的谣言在网上疯传，评论和谩骂者唾沫横飞，而当地媒体却集体失声。在此关键时刻，笔者觉得《光明日报》不能当旁观者。在征得报社领导同意后，笔者写了公开报道《年过七旬笔耕不辍，躺着中枪令人关注：张贤亮潛心创作“平面”与“立体”文学》。这篇报道，不仅被很多网站转载，而且被区内外一些报刊转载，事态也迅速平息。为了进一步吸取教训，笔者又发表了一篇评论《莫让谣言愚弄社会舆论》，在关键时刻显示了主流媒体的作用。事后回想，在几乎所有主流媒体都禁声的情况下，笔者主动发声，“管”这个“闲事”是“管”对了，并不是多此一举。
笔者管的闲事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杂，甚至到了无所顾忌、不做选择的程度：同心县县委机关因欠费被电信局掐了电话，笔者写了报道《同心县邮电局为何掐县机关电话？》，实事求是地反映了他们的困难。这个县的广播站只剩下县委机关门口的3只喇叭，笔者呼吁《农村召唤“话匣子”》；固原县将原来的县委大院卖掉，新办公楼却不能如期交工，笔者写了《县委机关大楼成了“胡子工程”》。固原县县委大院被卖掉了，县委机关却无处落脚，又写了《莫让固原县委无家可归》；固原县三营镇欠下了高额吃喝债，让此后五任班子都未还清，笔者给予“毫不留情”地披露：《数任班子没还清的吃喝债》；三营镇时任镇长为前任留下的“后遗症”五次当被告且次次败诉，笔者为他代言《我这五次被告当得冤不冤？》；银川某小学一位老师刚刚收的班费在办公室意外丢失，该校负责人居然对办公室内的老师搜身，笔者闻讯前去采访，写了《发生在教师办公室的蹊跷事》；宁夏某地有一段公路因为偷工减料，屡修屡坏，在春季翻浆时甚至比乡间土路还要难走，笔者毫不留情地给以批评；某建设单位为赶庆典而突击施工，在庆典之后不得不推倒重来，笔者也毫不客气地披露；北京某“高层”面向全国征文，最终竟以是否交费作为入选依据，笔者也“大胆”介入，以《如此“文坛擂台赛”》揭露其内情；宁夏一名考生在报考中专在录取时被人冒名顶替，迟迟未作处理，笔者发出了《宁夏各界关注一起招生舞弊案的处理》，此后又做出追踪报道《招生冒名顶替案了犹未了》。
在民间，常常有一些爱管闲事的人。新闻记者，也应该成为爱管闲事的人并以此为荣。对普通人眼里的许多“闲事”，记者都应该当成“正事”。（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庄电一，光明日报高级记者，宁夏大学兼职教授，宁夏政协文史专员，曾任驻宁记者站站长，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九届、十届政协委员等职。
（责任编辑：薛耀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