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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大社会公共卫生事件的催生下，学界逐步展开健康传播研究，随着“健康中国2030”建设目标的提出，健康传播研究获得战略层面的助推，健康传播活动可以提升人们对健康风险因素的认知，提供疾病预防信息和倡导良好的健康习惯。新媒体环境下，更加多元的健康话语被释放和创造，健康传播研究方向也被不断拓展。
研究回顾
健康传播研究最早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我国卫生界、新闻界虽然一直有利用为公众普及健康知识的习惯，但大多停留在“宣传”与“教育”层面，韩纲指出，1987年在北京举行的全国首届健康教育理论学习研讨会，标志着我国对健康传播概念的接纳，是中国健康传播研究发展的开端。韩纲梳理了1991年～2002年健康传播研究，指出这段期间的健康传播研究为“公共健康导向”而非“传播学导向”，传播学者处于缺席的状态。
随着经济发展，我国的主要矛盾逐渐转化为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健康的需求日益迫切。2016年，国务院制定《“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将健康传播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
研究议题
公共卫生危机中的健康风险沟通该类研究多以某一公共卫生危机为例进行个案研究，议题集中在食品安全、禽流感、非典等，探寻政府议程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公众议程、媒体议程的互动，探寻政府在健康风险危机中的沟通能力，以及政府主导下的健康传播效果研究、民众健康信息需求。例如，孙少晶等人通过问卷调查法研究了H7N9禽流感事件中民众健康风险信息接触与评价及官方信息接触与评价。
特定健康议题的新闻报道
特定健康议题的新闻报道是健康传播领域内一个研究方向。这方面的研究多为某健康议题的报道内容（议题类型、文本叙述方式、消息来源）、报道外在呈现（数量、篇幅、版面）、报道框架、形象呈现等，最后分析并总结报道呈现出的特定群体形象，关注媒介真实，反思健康传播中的大眾传媒社会责任。目前，抑郁症、艾滋病是国内研究的主要议题，内容分析法是国内研究的主要方法。陈丹对1994-2001年《人民日报》在“世界艾滋病日”期间的艾滋病报道进行了分析，认为《人民日报》在报道艾滋病时相对缺乏对国内情况的关注，多援引客观数据。黄彪文、董晨宇分析了世卫组织公布甲型HIN1流感后一年时间内的上万条网络新闻报道，发现媒体缺少真正地与患者和公众进行对话。
人际传播视域下的医患沟通
医患关系堪称健康传播研究中最重要的研究议题，频发的医患纠纷悲剧，促使传播学者思考如何通过健康传播来构造和谐的医患关系，这方面的研究聚焦于医患沟通的内容、技巧、效果。张盛对纪录片《人间世》的医患关系呈现进行话语分析，认为其超越技术理想和消费话语，更好呈现医者与患者沟通、协商、帮助的主体互动关系。王宇、孙鹿童在研究了凤凰资讯、新华新闻、腾讯新闻三家综合性新闻网站中的医患关系报道之后，认为虽然媒体能够较为客观地反映各方诉求，但没有深入到医疗体系层。
随着新媒体的发展，更多学者关注互联网给医患沟通带来的影响医患在传播链中地位发生变化，医患沟通不再是单一的健康信息传递，而是延续互联网去中心化的特质，在网络社区产生了交互性、分享性更强的交流。
知沟理论下的健康传播差异
知沟理论是美国传播学者蒂奇诺提出的假说：社会经济地位高者能比低者更快地获得信息，两者的知识鸿沟呈扩大趋势。学者将该理论引入健康传播范畴，分析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在健康传播效果、健康知识水平、健康素养水平方面的差异。卢路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城乡癌症健康传播知识沟实际存在，并从宏观社会层面和微观个人层面分析影响个体掌握癌症知识的因素，从而探究知识沟产生的变量。李凤萍采用北京、合肥健康与癌症信息调研数据，围绕知识沟理论做了一系列研究。李凤萍分析出仅仅使用互联网并不能导致癌症知识的提升，对互联网的投入程度才会带来癌症知识水平的上升。袁嘉莉、芮牮以知沟理论为视角，关注中小学生肺结核健康素养差异等。
健康传播与文化研究
在文化传播的视域下，健康传播作为公共活动，是建构文化认同的积极实践。现有研究一方面关注跨文化健康传播的民族认同构建、健康传播活动中的社区认同构建，将健康传播与想象共同体联系起来，如毛伟对西北农村少数民族进行的实证研究，他创新运用传播基础结构理论，将传播学和社会学相结合，关注民族文化语境下的健康传播。另一方面关注比较视野下跨文化健康传播差异，如薛可等人通过内容分析法对《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对禽流感的报道进行比较分析，分析文化特征对健康传播报道框架、议程设置的影响。
健康传播效果研究
根据健康传播经典理论“知-信-行”框架，健康传播是为了增强人们的健康信念，最终目的是人们采纳健康行为，提升其健康水平，研究健康传播与健康素养、健康行为之间的相关关系成为健康传播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多为实证研究。晋菲斐、陈继彬等采用中国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测评量表来测量健康传播是否对中国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起了促进效果，实验结果证明了健康传播的千预效果。徐静和韩宁，分别针对安徽和湖北各农村地区的地域特点及经济发展水平，结合传播学理论，分析健康传播和健康素养的深层次关系，探讨提升健康素养水平的有效传播路径。李士艳调研了天祝藏族自治县居民的健康素养状况，并提出家庭是提高农村整体健康素养的基本单位，要重点促进健康教育进家庭。
问题与展望
研究议题分布不均
议题设置方面，目前我国健康传播研究议题分布不均。微观上，研究视角多停留在艾滋病、抑郁症等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力或较大传染性疾病的健康问题，研究议题应更多关照到潜伏性、普遍性大的慢性病，例如农村健康问题三杀手：高血压、糖尿病，或者除了疾病控制外，增加对生活习惯改良的健康促进研究以及心理健康方面的传播研究。宏观上，城乡健康传播研究分布极不平衡。其次，对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研究明显不足。农村是公共健康的洼地，但针对农村地区的健康传播研究相对滞后，在有限的研究成果当中硕博士论文占大部分，且多为实证研究，相关论文多发表在医学卫生类期刊。
研究理论创新性不足
交叉特色不突出，应用理论框架多停留在传播学领域，缺少对“健康中的社会学”的交叉运用，且缺少健康传播的文化研究，社会学层面健康传播研究路径包括对作为组织传播的社会公共运动，罗纳尔德，赖斯的《公众传播运动》论述促进健康为主题的社会运动（如献血、禁烟、森林防火、酗酒、艾滋病防治等）的传播方法及效果评估方法。健康传播是一交叉学科，健康不是简单的生理问题，而是与医学、政治、社会、文化问题广泛接壤的，研究对象不仅是等待被千预，还是互动关系中的行动主体，关系是健康传播研究的核心。
缺乏对新媒体语境下健康传播研究新媒体平台的健康传播呈现出传播速度快、互动性强、精准化传播三个特点，成为健康知识大众化的重要场域。当前健康传播的新媒体研究多为某一品牌或平台的个案研究，视角多是从“传者”出发，缺乏受众视角，忽略新型网络健康社区中的关系研究。新媒体平台覆盖受众面广，老年群体与中年群体以及青年群体的健康信息接触模式有显著差异，社会关系网络中互动的方式不同，创造出多元的健康话语网络。新媒体环境下的健康传播研究可以细分受众种类，探究不同社会群体的健康话语差异。
【项目基金：本文系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支持项目，（项目批准号：S202010542015）】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
研究回顾
健康传播研究最早发轫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我国卫生界、新闻界虽然一直有利用为公众普及健康知识的习惯，但大多停留在“宣传”与“教育”层面，韩纲指出，1987年在北京举行的全国首届健康教育理论学习研讨会，标志着我国对健康传播概念的接纳，是中国健康传播研究发展的开端。韩纲梳理了1991年～2002年健康传播研究，指出这段期间的健康传播研究为“公共健康导向”而非“传播学导向”，传播学者处于缺席的状态。
随着经济发展，我国的主要矛盾逐渐转化为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健康的需求日益迫切。2016年，国务院制定《“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将健康传播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
研究议题
公共卫生危机中的健康风险沟通该类研究多以某一公共卫生危机为例进行个案研究，议题集中在食品安全、禽流感、非典等，探寻政府议程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公众议程、媒体议程的互动，探寻政府在健康风险危机中的沟通能力，以及政府主导下的健康传播效果研究、民众健康信息需求。例如，孙少晶等人通过问卷调查法研究了H7N9禽流感事件中民众健康风险信息接触与评价及官方信息接触与评价。
特定健康议题的新闻报道
特定健康议题的新闻报道是健康传播领域内一个研究方向。这方面的研究多为某健康议题的报道内容（议题类型、文本叙述方式、消息来源）、报道外在呈现（数量、篇幅、版面）、报道框架、形象呈现等，最后分析并总结报道呈现出的特定群体形象，关注媒介真实，反思健康传播中的大眾传媒社会责任。目前，抑郁症、艾滋病是国内研究的主要议题，内容分析法是国内研究的主要方法。陈丹对1994-2001年《人民日报》在“世界艾滋病日”期间的艾滋病报道进行了分析，认为《人民日报》在报道艾滋病时相对缺乏对国内情况的关注，多援引客观数据。黄彪文、董晨宇分析了世卫组织公布甲型HIN1流感后一年时间内的上万条网络新闻报道，发现媒体缺少真正地与患者和公众进行对话。
人际传播视域下的医患沟通
医患关系堪称健康传播研究中最重要的研究议题，频发的医患纠纷悲剧，促使传播学者思考如何通过健康传播来构造和谐的医患关系，这方面的研究聚焦于医患沟通的内容、技巧、效果。张盛对纪录片《人间世》的医患关系呈现进行话语分析，认为其超越技术理想和消费话语，更好呈现医者与患者沟通、协商、帮助的主体互动关系。王宇、孙鹿童在研究了凤凰资讯、新华新闻、腾讯新闻三家综合性新闻网站中的医患关系报道之后，认为虽然媒体能够较为客观地反映各方诉求，但没有深入到医疗体系层。
随着新媒体的发展，更多学者关注互联网给医患沟通带来的影响医患在传播链中地位发生变化，医患沟通不再是单一的健康信息传递，而是延续互联网去中心化的特质，在网络社区产生了交互性、分享性更强的交流。
知沟理论下的健康传播差异
知沟理论是美国传播学者蒂奇诺提出的假说：社会经济地位高者能比低者更快地获得信息，两者的知识鸿沟呈扩大趋势。学者将该理论引入健康传播范畴，分析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在健康传播效果、健康知识水平、健康素养水平方面的差异。卢路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城乡癌症健康传播知识沟实际存在，并从宏观社会层面和微观个人层面分析影响个体掌握癌症知识的因素，从而探究知识沟产生的变量。李凤萍采用北京、合肥健康与癌症信息调研数据，围绕知识沟理论做了一系列研究。李凤萍分析出仅仅使用互联网并不能导致癌症知识的提升，对互联网的投入程度才会带来癌症知识水平的上升。袁嘉莉、芮牮以知沟理论为视角，关注中小学生肺结核健康素养差异等。
健康传播与文化研究
在文化传播的视域下，健康传播作为公共活动，是建构文化认同的积极实践。现有研究一方面关注跨文化健康传播的民族认同构建、健康传播活动中的社区认同构建，将健康传播与想象共同体联系起来，如毛伟对西北农村少数民族进行的实证研究，他创新运用传播基础结构理论，将传播学和社会学相结合，关注民族文化语境下的健康传播。另一方面关注比较视野下跨文化健康传播差异，如薛可等人通过内容分析法对《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对禽流感的报道进行比较分析，分析文化特征对健康传播报道框架、议程设置的影响。
健康传播效果研究
根据健康传播经典理论“知-信-行”框架，健康传播是为了增强人们的健康信念，最终目的是人们采纳健康行为，提升其健康水平，研究健康传播与健康素养、健康行为之间的相关关系成为健康传播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多为实证研究。晋菲斐、陈继彬等采用中国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测评量表来测量健康传播是否对中国居民传染病健康素养起了促进效果，实验结果证明了健康传播的千预效果。徐静和韩宁，分别针对安徽和湖北各农村地区的地域特点及经济发展水平，结合传播学理论，分析健康传播和健康素养的深层次关系，探讨提升健康素养水平的有效传播路径。李士艳调研了天祝藏族自治县居民的健康素养状况，并提出家庭是提高农村整体健康素养的基本单位，要重点促进健康教育进家庭。
问题与展望
研究议题分布不均
议题设置方面，目前我国健康传播研究议题分布不均。微观上，研究视角多停留在艾滋病、抑郁症等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力或较大传染性疾病的健康问题，研究议题应更多关照到潜伏性、普遍性大的慢性病，例如农村健康问题三杀手：高血压、糖尿病，或者除了疾病控制外，增加对生活习惯改良的健康促进研究以及心理健康方面的传播研究。宏观上，城乡健康传播研究分布极不平衡。其次，对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研究明显不足。农村是公共健康的洼地，但针对农村地区的健康传播研究相对滞后，在有限的研究成果当中硕博士论文占大部分，且多为实证研究，相关论文多发表在医学卫生类期刊。
研究理论创新性不足
交叉特色不突出，应用理论框架多停留在传播学领域，缺少对“健康中的社会学”的交叉运用，且缺少健康传播的文化研究，社会学层面健康传播研究路径包括对作为组织传播的社会公共运动，罗纳尔德，赖斯的《公众传播运动》论述促进健康为主题的社会运动（如献血、禁烟、森林防火、酗酒、艾滋病防治等）的传播方法及效果评估方法。健康传播是一交叉学科，健康不是简单的生理问题，而是与医学、政治、社会、文化问题广泛接壤的，研究对象不仅是等待被千预，还是互动关系中的行动主体，关系是健康传播研究的核心。
缺乏对新媒体语境下健康传播研究新媒体平台的健康传播呈现出传播速度快、互动性强、精准化传播三个特点，成为健康知识大众化的重要场域。当前健康传播的新媒体研究多为某一品牌或平台的个案研究，视角多是从“传者”出发，缺乏受众视角，忽略新型网络健康社区中的关系研究。新媒体平台覆盖受众面广，老年群体与中年群体以及青年群体的健康信息接触模式有显著差异，社会关系网络中互动的方式不同，创造出多元的健康话语网络。新媒体环境下的健康传播研究可以细分受众种类，探究不同社会群体的健康话语差异。
【项目基金：本文系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支持项目，（项目批准号：S202010542015）】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