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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大多数批评家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散文创作比不上小说创作，我也假定这个判断的前提是正确的，于是想从小说中找一找散文创作中可以学习的地方，就首先找到了赵树理，以此用他的小说创作来看看中国散文创作缺少了什么。
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写就的《乡土中国》一书中，以社会学的方法，剖析了传统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阐明了其“乡土性”的特点，他说：“乡土社会……是个‘无法’的社会，假如我们把法律限于国家权力所维护的原则，但是‘无法’并不影响这个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护，维护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可以说，“礼治社会”是费孝通先生对于传统中国农村社会的高度概括，所以当一种政治权利突然介入的时候，它必然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于是赵树理的小说在这个时候便凸现出来，他对于传统中国农村社会的表述，深刻地体现了中国基层社会所特有的文化渊源和秩序传统的变化，其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众所周知，中国是个传统的农业社会，乡土文学的写作一直是文学的主要的流派之一，鲁迅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新文学大系》中就有对“乡土文学”的命名，有学者认为，“鲁迅首先创作，到1924年前后蔚然成风的乡土小说是‘五四文学’革命之后最早形成的小说流派之一”（1）。因此在赵树理之前，就有许多作家进行了乡土写实一脉的创作，如茅盾、张天翼、吴组缃、丁玲、沙汀、艾芜等人，已经从一般的乡村苦难的叙写演变成对乡土的社会阶级分析与政治批判，从而构成了乡土小说的一翼了。到了40年代，解放区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则是比较成熟而完备的“农村题材小说”了，它们直接开启了当代文学“十七年”时期作家们的乡村叙事，而且事实上赵树理、丁玲、周立波等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也一直延续到了当代。
对于赵树理而言，对他产生重大影响的是自4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解放区乃至全国逐步普遍开展起来的土地改革运动。他的作品也由此细致而深刻地写出了在土改运动中牢固的宗法关系如何被阶级关系所拆散，以及农民摆脱宗法关系和人伦情感的缠绕，获取阶级身份的过程。一般认为，“乡土世界的社会关系是在血缘和地缘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人伦关系。血缘——亲属——人伦构成了乡土中国的社会关系网络和一整套调节其成员彼此关系的纲常伦理秩序；依靠这一套秩序所形成的社会结构，也就是所谓的宗法制社会。”（2）但20世纪40年代巨大的社会变化必然从不同侧面不断瓦解着乡土世界原有的自在性、自然性和完整性。在这一过程中，先前的社会结构、生活结构，大部分已被摧毁或被削弱了，代之以非人格化全民性统一性规范性的秩序，这种进入事实上导致了农村的蜕变。而这种“蜕变”在农村题材小说中主要体现在阶级关系对于血缘、地缘人伦的冲击以至遮蔽。于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赵树理的小说的价值就显现出来了。在他的作品里，已经看不到多少“乡土”特有的宗法关系和人伦情感，日常生活场景也明显让位于阶级斗争场景，小说从工作队进村、调查研究、组织队伍、发动群众开始，相继写了斗地主、分土地、挖浮财，始终以饱满充实的情节组织，雄浑而有力度地展现了伴随着土改而来的中国农村社会变革的大风暴。在描写新天地、新思想、新感情、新人物上，赵树理确实有敏锐的洞察力，在文学大众化上，赵树理也确实取得了里程碑式的成就。赵树理在小说艺术的民族化、群众化方面，做出了重大的历史性贡献。他在人物塑造、情节结构和语言驾驭上，都开辟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赵树理的风格，就是民族的、大众的风格。他所创造的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小说民族形式，开辟了新文学发展的新生面，反映了“农民的真实状态”。而且赵树理对农村生活的日常化处理，采取了“乡土”化处理的运作方式。他的写作是代表了一种对于乡村小说叙事的转变，体现了从写家族、写家庭到写阶级的演变过程，由此也可以从中把握出由“乡土”到“农村”的社会关系演变。
赵树理自己一贯以来的创作的风格和反映的内容，是与毛泽东在1943年10月19日的《解放日报》上正式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相契合的，于是他立即成为这种思想和实践的代表，他是积极实践《讲话》的主要作家，也是代表性的作家，他的小说模式具有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他采用的是适合中国大众的审美习惯，欣赏趣味，能为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的艺术形式，可以说，内容上的干预生活，艺术上的本土风味，构成了赵树理小说模式的经纬之网。他从太行西麓的长治农村现实出发写出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传家宝》《李家庄的变迁》等中短篇小说，成为鲁迅之后最了解农民，也最善于表现农民精神面貌、心理状态和走向新生活这一历史趋向的作家，他用自己的作品表现了中国农村变革，塑造了新农民的形象。也许这方面可能复杂一些，但他的创作肯定是暗合了当时相当一部分农民的心理，这很关键。作为农民出身，熟知农民生存状况的赵树理，他很明白农村存在的问题，其实主要的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生存问题，这成为解读赵树理的关键，因为，在党看来，所有在农村开展的工作都是政治问题，而在农民看来，所有的工作，一切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生存问题，赵树理是明白这一点的，因此他的小说，从哪个角度都可以得出自己满意的结论，当所有文本的指向都朝着美化的方向推进时，当农民再一次被人推到了政治的前台，充当勇士和炮灰的时候，赵树理知道农民的真正的状况和需要是什么。而赵树理的真实性与深刻性就在这里。
赵树理真正做到了与农民及农村生活的无间无隔，自觉而本色地代表了农民的立场。席扬在《角色自塑与意识重构——试谈赵树理的“知识分子”意义》（3）谈道：“现代中国革命之于农民、农村关系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当时代政治为了权力利益需求而最大限度地张扬农民的‘革命先锋性’时，农民与乡村的文化滞后性被有意而委婉地加以遮蔽，遮蔽的结果也使文化境界被提升的可能性相对失去了。现代生活中城乡两种方式指向，国家经济体制并非有意地对农民的排斥，其种种在实际效果中‘削弱’农民利益的做法，被赵树理这样的知识分子敏锐地捕捉到了。”确实，赵树理也一直在寻找农村的问题和弊病，那么赵树理提出这些“问题”的真正动机和隐含的情感趋向是什么？赵树理说：“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写的主题，这在我写的几个小册子中，除了《孟祥英翻身》与《庞如林》两个劳动英雄的报道以外，还没有例外。如有些很热心的青年同事，不了解农村中的实际情况，为表面的工作成绩所迷惑，我便写了《李有才板话》。农村习惯是误以为出租土地也不纯是剥削，我便写了《地板》（指耕地，不是房子里的地板）……假如也算经验的话，可以说：‘在工作中找到的主题，容易指导现实的意义’。”从中我们看到，即赵树理捕捉到的均是农村及农民生活中的具有“生存困境”一类的“问题”。看来，这些“问题”就不单单具有政治层面的含义，而是现实生存和选择的文化困惑问题。如《李有才板话》中的官僚主义问题，《地板》《邪不压正》《传家宝》等作品里所揭示的农民观念滞后将给自身未来带来严重后果的问题等。显然这里“问题”选择的“生存困境”意味，并不是创作主体在自我——外在范畴有意体验的结果，而是一个清醒的置身其中的“乡村良知”理性思考的结果，他不但指向阶级立场，更是指向“大众立场”，“为大众打算”，“大众”在这里就是指“平民”“百姓”“下层”等语义所指。他在答复《邪不压正》时真诚表白：“据我的经验，土改中最不容易防范的就是流氓钻空子，因为流氓是穷人，其身份很容易和贫农相混。在土改时期，忠厚的贫农早在封建压力下折了锐气，不经过相当时期鼓励不敢出头；中农顾虑多端，往往要抱一个时期的观望态度；只有流氓毫不顾忌，只要眼前有点小利，向着哪一方面也可以。这种人基本上也是穷人，如果愿望站在大众这方面来反对封建势力，领导方面自然也不应拒绝，但在运动中要加以教育，逐步克服了他的流氓根性，使他老老实实做个新人，而绝不可在未改造之前任为干部，使其有发挥流氓性的机会。可惜那地方在土改中没有认清这一点，致使流氓混入干部和积极分子群中，仍在群众头上抖威风。”这里赵树理对“流氓”和“容易变坏的干部”的强调，固然是从土改目的出发，但思考中所倚重的情感，依然是明显地站在“百姓”层面，因为这些问题不解决，伤害的直接对象就是广大贫苦农民。 因此，在赵树理笔下农民或农村的特点应该是一个在时代中延续的真实，农民作为一个特定的人群的存在，依旧是最大的问题，而其中问题的起因乃是农民的生存——夹缝中的艰难与渴求，比如物质的艰难，他写道：“模范不模范，从西往东看，西头吃烙饼，东头喝稀饭。”还有写到“吃不饱”偷着吃面条，还落下了一床干饼星星等。他也写到了百姓在精神上受到的重压，比如《李有才板话》中的老秦，作者对他的描写是相当出色的，寄寓着作者对农民的复杂情感，如张得贵敲着锣告诉大家明天选村长，他走后，陈小元说：“吃屁吧！章工作员还在这里住着啦，饼恐怕烙不成。”老秦便埋怨道：“人家听见了！”五个字便把老秦怯懦、怕事、忍让，甚至窝囊的心理显露了出来；说到选队长听到陈小元说“偏不选广聚”，又是老秦反对：“不妥，不妥！指望咱老槐树底下谁得罪起老恒元！他说选广聚就选广聚，瞎惹那些气有什么好处？”县农会主席老杨来了以后，他一听说老杨是长工出身，便立刻变了脸，大有不屑一顾的样子。后来又听说老杨跟村长说话很“硬气”，“自然又恭敬起来，把晌午剩下的汤面条热了一热，双手捧了一碗送给老杨同志。”当老杨把他押给恒元的地夺回来后，又是他拦住老杨“跪在地上鼓冬鼓冬磕了几个头道：‘你们老先生真是救命恩人呀！”这里“唯上”的奴性，“唯利”的价值观，等级意识和报恩思想，就是老秦文化心态的全部构成，身为被压迫者却甘心受虐，连一点反抗的欲望都不存在，这就是震惊农民的悲剧文化人格。这种悲剧文化人格，一旦进入革命实践中，其危害性是明显的——陈小元的反抗仅仅只是换取个人地位的改善，一套“制服”，一支“水笔”，坐享其成，就可以使他是非不清，“逼着邻居当奴才了”。马凤鸣也是如此，斗争会上他第一个提意见，而在丈地时，阎恒元给了一点小便宜，他就再不吭声，投到阎恒元的怀抱里去了。这里很明显地道出了农村问题的根深蒂固性。人性方面，有些妇女们，光想讨点巧，人性自私，拾棉花。迷信、胆小谨慎、落后；干部问题，比如描写社主任王聚海对其不讲原则、只求了事的“和稀泥“的思想作风，从而真实地反映了农村中人民内部矛盾的复杂性及解决矛盾的症结所在。而且赵树理的作品中还反映出农民作为一个个体，其自省意识不够的问题，比如小二黑之所以获得了婚姻自由权利，是因为村长头脑清楚，是因为区长主持公道，是因为有了婚姻法等这一切的保护。假如这一切不保护他呢？还有艾艾也是如此，假如没“区分委书记”的支持，他们的命运会是如此吗？
这种对农村社会的真实再现才是赵树理为广大农民欢迎的真实原因，它暗合了农民的一种心态。他曾经谈到：“再谈谈决定主题，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这在我写的几个小册子中，除了《孟祥英翻身》与《庞如林》两个劳动英雄的报道以外，还没有例外。如有些很热心的青年同事，不了解农村中的实际情况，为表面上的工作成绩所迷惑，我便写《李有才板话》。”“至于故事的结构，我也是尽量照顾群众的习惯：群众爱听故事，咱就增加故事性；爱听连贯的，咱就不要因为讲求剪裁而常把故事割断了。我以为只要能叫大多数人读，总不算赔钱买卖。至于会不会因此就降低了作品的艺术性，我以为那是另一问题，不过我在这方面本钱就不多，因此也没有感觉到有赔了的时候。”（4）所以他解决的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东西，而不是一种浮夸的东西。
另外，为什么赵树理的作品又能为一些文化精英所喜爱？只要我们重温一下“五四”文学革命发起者与参与者的理论文章，我们发现他们那些众说纷纭的新文学立论，基本上用三句话就可以加以完整地概括：白话文作为国语文学的地位确立，平民意识作为正统文学的价值认定，人文主义作为现代文明的理论倡导。赵树理的创作无疑与之也是相合的。赵树理曾经说过，“语言及其他：我既是个农民出身而又上过学校的人，自然是既不得不与农民说话，又不得不与知识分子说话。”（《作者自述》）就是对此的较为合理的解释。
于是赵树理一下被推到了声名的极致，大作家郭沫若曾激昂地称赞赵树理：“我是完全被陶醉了，被那新颖、健康、简朴的内容和手法，这儿有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意义新的作风，新的文化，谁读了我相信都会着兴趣。”一连几个“新”，足见他对赵树理的激赏。陈荒煤的《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一文，就最能代表当时精英作家对于“赵树理神话”的群体仰望心态，他说：“要检讨一年来边区的文艺创作，最好对赵树理同志的作品有比较一致的认识，他的作品可以作为衡量边区创作的一个标尺，因为他的作品最为广大群众所欢迎”。“大家都同意提出赵树理方向”，那么什么是“赵树理方向”呢？对此，陈荒煤将其归纳成几句话：忠实地去执行与实践“毛主席的文艺方针”，始终保持着作家“鲜明的阶级立场”，在与工农大众的思想感情保持高度一致的同时，努力去创造“人民大众的艺术”。他在文章的结尾处还明确地表示，之所以“把赵树理同志方向提出来，作为我们的旗帜，号召边区文艺工作者向他学习”，目的就是要求知识分子作家放弃中国传统文人的臭架子，以赵树理为光辉榜样，勇敢地“向赵树理的方向大踏步前进吧”！（5）
总之，赵树理是我国当代第一位明确坚持乡土社会立场、坚持真实言说的文学作家，无论是在人物塑造，还是情节结构和语言驾驭上，都开辟了一个崭新的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独特的艺术世界。可以说，从李家庄的龙王庙到三理湾的旗杆院，赵树理用他一贯坚持的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样式为我们解释了20 世纪乡土社会的现代变迁，并思考了传统崩塌之后乡村生活秩序重构的问题，并取得了写作内容与写作方式在解放前与主流意识形态不谋而合，在解放后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的共生和对抗关系，因此赵树理无疑是文学史上值得重视的重要作家之一。
那么，说完了赵树理，我们的散文家是否能从赵树理的文学创作中，得到一种启示呢？
（1）转引自董建辉《礼治”与传统农村社会秩序》《新华文摘》2005/19
（2）董建辉《礼治”与传统农村社会秩序》《新华文摘》2005/19
（3）《郑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第13页
（4）《作者自述》（原载1949年6月26日《人民日报》）
（5）载1947年8月10日《人民日报》。
费孝通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写就的《乡土中国》一书中，以社会学的方法，剖析了传统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阐明了其“乡土性”的特点，他说：“乡土社会……是个‘无法’的社会，假如我们把法律限于国家权力所维护的原则，但是‘无法’并不影响这个社会的秩序，因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护，维护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可以说，“礼治社会”是费孝通先生对于传统中国农村社会的高度概括，所以当一种政治权利突然介入的时候，它必然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于是赵树理的小说在这个时候便凸现出来，他对于传统中国农村社会的表述，深刻地体现了中国基层社会所特有的文化渊源和秩序传统的变化，其成就是有目共睹的。
众所周知，中国是个传统的农业社会，乡土文学的写作一直是文学的主要的流派之一，鲁迅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新文学大系》中就有对“乡土文学”的命名，有学者认为，“鲁迅首先创作，到1924年前后蔚然成风的乡土小说是‘五四文学’革命之后最早形成的小说流派之一”（1）。因此在赵树理之前，就有许多作家进行了乡土写实一脉的创作，如茅盾、张天翼、吴组缃、丁玲、沙汀、艾芜等人，已经从一般的乡村苦难的叙写演变成对乡土的社会阶级分析与政治批判，从而构成了乡土小说的一翼了。到了40年代，解放区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则是比较成熟而完备的“农村题材小说”了，它们直接开启了当代文学“十七年”时期作家们的乡村叙事，而且事实上赵树理、丁玲、周立波等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也一直延续到了当代。
对于赵树理而言，对他产生重大影响的是自40年代中后期以来在解放区乃至全国逐步普遍开展起来的土地改革运动。他的作品也由此细致而深刻地写出了在土改运动中牢固的宗法关系如何被阶级关系所拆散，以及农民摆脱宗法关系和人伦情感的缠绕，获取阶级身份的过程。一般认为，“乡土世界的社会关系是在血缘和地缘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人伦关系。血缘——亲属——人伦构成了乡土中国的社会关系网络和一整套调节其成员彼此关系的纲常伦理秩序；依靠这一套秩序所形成的社会结构，也就是所谓的宗法制社会。”（2）但20世纪40年代巨大的社会变化必然从不同侧面不断瓦解着乡土世界原有的自在性、自然性和完整性。在这一过程中，先前的社会结构、生活结构，大部分已被摧毁或被削弱了，代之以非人格化全民性统一性规范性的秩序，这种进入事实上导致了农村的蜕变。而这种“蜕变”在农村题材小说中主要体现在阶级关系对于血缘、地缘人伦的冲击以至遮蔽。于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赵树理的小说的价值就显现出来了。在他的作品里，已经看不到多少“乡土”特有的宗法关系和人伦情感，日常生活场景也明显让位于阶级斗争场景，小说从工作队进村、调查研究、组织队伍、发动群众开始，相继写了斗地主、分土地、挖浮财，始终以饱满充实的情节组织，雄浑而有力度地展现了伴随着土改而来的中国农村社会变革的大风暴。在描写新天地、新思想、新感情、新人物上，赵树理确实有敏锐的洞察力，在文学大众化上，赵树理也确实取得了里程碑式的成就。赵树理在小说艺术的民族化、群众化方面，做出了重大的历史性贡献。他在人物塑造、情节结构和语言驾驭上，都开辟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赵树理的风格，就是民族的、大众的风格。他所创造的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小说民族形式，开辟了新文学发展的新生面，反映了“农民的真实状态”。而且赵树理对农村生活的日常化处理，采取了“乡土”化处理的运作方式。他的写作是代表了一种对于乡村小说叙事的转变，体现了从写家族、写家庭到写阶级的演变过程，由此也可以从中把握出由“乡土”到“农村”的社会关系演变。
赵树理自己一贯以来的创作的风格和反映的内容，是与毛泽东在1943年10月19日的《解放日报》上正式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相契合的，于是他立即成为这种思想和实践的代表，他是积极实践《讲话》的主要作家，也是代表性的作家，他的小说模式具有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他采用的是适合中国大众的审美习惯，欣赏趣味，能为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的艺术形式，可以说，内容上的干预生活，艺术上的本土风味，构成了赵树理小说模式的经纬之网。他从太行西麓的长治农村现实出发写出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传家宝》《李家庄的变迁》等中短篇小说，成为鲁迅之后最了解农民，也最善于表现农民精神面貌、心理状态和走向新生活这一历史趋向的作家，他用自己的作品表现了中国农村变革，塑造了新农民的形象。也许这方面可能复杂一些，但他的创作肯定是暗合了当时相当一部分农民的心理，这很关键。作为农民出身，熟知农民生存状况的赵树理，他很明白农村存在的问题，其实主要的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生存问题，这成为解读赵树理的关键，因为，在党看来，所有在农村开展的工作都是政治问题，而在农民看来，所有的工作，一切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生存问题，赵树理是明白这一点的，因此他的小说，从哪个角度都可以得出自己满意的结论，当所有文本的指向都朝着美化的方向推进时，当农民再一次被人推到了政治的前台，充当勇士和炮灰的时候，赵树理知道农民的真正的状况和需要是什么。而赵树理的真实性与深刻性就在这里。
赵树理真正做到了与农民及农村生活的无间无隔，自觉而本色地代表了农民的立场。席扬在《角色自塑与意识重构——试谈赵树理的“知识分子”意义》（3）谈道：“现代中国革命之于农民、农村关系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当时代政治为了权力利益需求而最大限度地张扬农民的‘革命先锋性’时，农民与乡村的文化滞后性被有意而委婉地加以遮蔽，遮蔽的结果也使文化境界被提升的可能性相对失去了。现代生活中城乡两种方式指向，国家经济体制并非有意地对农民的排斥，其种种在实际效果中‘削弱’农民利益的做法，被赵树理这样的知识分子敏锐地捕捉到了。”确实，赵树理也一直在寻找农村的问题和弊病，那么赵树理提出这些“问题”的真正动机和隐含的情感趋向是什么？赵树理说：“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写的主题，这在我写的几个小册子中，除了《孟祥英翻身》与《庞如林》两个劳动英雄的报道以外，还没有例外。如有些很热心的青年同事，不了解农村中的实际情况，为表面的工作成绩所迷惑，我便写了《李有才板话》。农村习惯是误以为出租土地也不纯是剥削，我便写了《地板》（指耕地，不是房子里的地板）……假如也算经验的话，可以说：‘在工作中找到的主题，容易指导现实的意义’。”从中我们看到，即赵树理捕捉到的均是农村及农民生活中的具有“生存困境”一类的“问题”。看来，这些“问题”就不单单具有政治层面的含义，而是现实生存和选择的文化困惑问题。如《李有才板话》中的官僚主义问题，《地板》《邪不压正》《传家宝》等作品里所揭示的农民观念滞后将给自身未来带来严重后果的问题等。显然这里“问题”选择的“生存困境”意味，并不是创作主体在自我——外在范畴有意体验的结果，而是一个清醒的置身其中的“乡村良知”理性思考的结果，他不但指向阶级立场，更是指向“大众立场”，“为大众打算”，“大众”在这里就是指“平民”“百姓”“下层”等语义所指。他在答复《邪不压正》时真诚表白：“据我的经验，土改中最不容易防范的就是流氓钻空子，因为流氓是穷人，其身份很容易和贫农相混。在土改时期，忠厚的贫农早在封建压力下折了锐气，不经过相当时期鼓励不敢出头；中农顾虑多端，往往要抱一个时期的观望态度；只有流氓毫不顾忌，只要眼前有点小利，向着哪一方面也可以。这种人基本上也是穷人，如果愿望站在大众这方面来反对封建势力，领导方面自然也不应拒绝，但在运动中要加以教育，逐步克服了他的流氓根性，使他老老实实做个新人，而绝不可在未改造之前任为干部，使其有发挥流氓性的机会。可惜那地方在土改中没有认清这一点，致使流氓混入干部和积极分子群中，仍在群众头上抖威风。”这里赵树理对“流氓”和“容易变坏的干部”的强调，固然是从土改目的出发，但思考中所倚重的情感，依然是明显地站在“百姓”层面，因为这些问题不解决，伤害的直接对象就是广大贫苦农民。 因此，在赵树理笔下农民或农村的特点应该是一个在时代中延续的真实，农民作为一个特定的人群的存在，依旧是最大的问题，而其中问题的起因乃是农民的生存——夹缝中的艰难与渴求，比如物质的艰难，他写道：“模范不模范，从西往东看，西头吃烙饼，东头喝稀饭。”还有写到“吃不饱”偷着吃面条，还落下了一床干饼星星等。他也写到了百姓在精神上受到的重压，比如《李有才板话》中的老秦，作者对他的描写是相当出色的，寄寓着作者对农民的复杂情感，如张得贵敲着锣告诉大家明天选村长，他走后，陈小元说：“吃屁吧！章工作员还在这里住着啦，饼恐怕烙不成。”老秦便埋怨道：“人家听见了！”五个字便把老秦怯懦、怕事、忍让，甚至窝囊的心理显露了出来；说到选队长听到陈小元说“偏不选广聚”，又是老秦反对：“不妥，不妥！指望咱老槐树底下谁得罪起老恒元！他说选广聚就选广聚，瞎惹那些气有什么好处？”县农会主席老杨来了以后，他一听说老杨是长工出身，便立刻变了脸，大有不屑一顾的样子。后来又听说老杨跟村长说话很“硬气”，“自然又恭敬起来，把晌午剩下的汤面条热了一热，双手捧了一碗送给老杨同志。”当老杨把他押给恒元的地夺回来后，又是他拦住老杨“跪在地上鼓冬鼓冬磕了几个头道：‘你们老先生真是救命恩人呀！”这里“唯上”的奴性，“唯利”的价值观，等级意识和报恩思想，就是老秦文化心态的全部构成，身为被压迫者却甘心受虐，连一点反抗的欲望都不存在，这就是震惊农民的悲剧文化人格。这种悲剧文化人格，一旦进入革命实践中，其危害性是明显的——陈小元的反抗仅仅只是换取个人地位的改善，一套“制服”，一支“水笔”，坐享其成，就可以使他是非不清，“逼着邻居当奴才了”。马凤鸣也是如此，斗争会上他第一个提意见，而在丈地时，阎恒元给了一点小便宜，他就再不吭声，投到阎恒元的怀抱里去了。这里很明显地道出了农村问题的根深蒂固性。人性方面，有些妇女们，光想讨点巧，人性自私，拾棉花。迷信、胆小谨慎、落后；干部问题，比如描写社主任王聚海对其不讲原则、只求了事的“和稀泥“的思想作风，从而真实地反映了农村中人民内部矛盾的复杂性及解决矛盾的症结所在。而且赵树理的作品中还反映出农民作为一个个体，其自省意识不够的问题，比如小二黑之所以获得了婚姻自由权利，是因为村长头脑清楚，是因为区长主持公道，是因为有了婚姻法等这一切的保护。假如这一切不保护他呢？还有艾艾也是如此，假如没“区分委书记”的支持，他们的命运会是如此吗？
这种对农村社会的真实再现才是赵树理为广大农民欢迎的真实原因，它暗合了农民的一种心态。他曾经谈到：“再谈谈决定主题，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了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这在我写的几个小册子中，除了《孟祥英翻身》与《庞如林》两个劳动英雄的报道以外，还没有例外。如有些很热心的青年同事，不了解农村中的实际情况，为表面上的工作成绩所迷惑，我便写《李有才板话》。”“至于故事的结构，我也是尽量照顾群众的习惯：群众爱听故事，咱就增加故事性；爱听连贯的，咱就不要因为讲求剪裁而常把故事割断了。我以为只要能叫大多数人读，总不算赔钱买卖。至于会不会因此就降低了作品的艺术性，我以为那是另一问题，不过我在这方面本钱就不多，因此也没有感觉到有赔了的时候。”（4）所以他解决的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东西，而不是一种浮夸的东西。
另外，为什么赵树理的作品又能为一些文化精英所喜爱？只要我们重温一下“五四”文学革命发起者与参与者的理论文章，我们发现他们那些众说纷纭的新文学立论，基本上用三句话就可以加以完整地概括：白话文作为国语文学的地位确立，平民意识作为正统文学的价值认定，人文主义作为现代文明的理论倡导。赵树理的创作无疑与之也是相合的。赵树理曾经说过，“语言及其他：我既是个农民出身而又上过学校的人，自然是既不得不与农民说话，又不得不与知识分子说话。”（《作者自述》）就是对此的较为合理的解释。
于是赵树理一下被推到了声名的极致，大作家郭沫若曾激昂地称赞赵树理：“我是完全被陶醉了，被那新颖、健康、简朴的内容和手法，这儿有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意义新的作风，新的文化，谁读了我相信都会着兴趣。”一连几个“新”，足见他对赵树理的激赏。陈荒煤的《向赵树理方向迈进》一文，就最能代表当时精英作家对于“赵树理神话”的群体仰望心态，他说：“要检讨一年来边区的文艺创作，最好对赵树理同志的作品有比较一致的认识，他的作品可以作为衡量边区创作的一个标尺，因为他的作品最为广大群众所欢迎”。“大家都同意提出赵树理方向”，那么什么是“赵树理方向”呢？对此，陈荒煤将其归纳成几句话：忠实地去执行与实践“毛主席的文艺方针”，始终保持着作家“鲜明的阶级立场”，在与工农大众的思想感情保持高度一致的同时，努力去创造“人民大众的艺术”。他在文章的结尾处还明确地表示，之所以“把赵树理同志方向提出来，作为我们的旗帜，号召边区文艺工作者向他学习”，目的就是要求知识分子作家放弃中国传统文人的臭架子，以赵树理为光辉榜样，勇敢地“向赵树理的方向大踏步前进吧”！（5）
总之，赵树理是我国当代第一位明确坚持乡土社会立场、坚持真实言说的文学作家，无论是在人物塑造，还是情节结构和语言驾驭上，都开辟了一个崭新的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独特的艺术世界。可以说，从李家庄的龙王庙到三理湾的旗杆院，赵树理用他一贯坚持的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样式为我们解释了20 世纪乡土社会的现代变迁，并思考了传统崩塌之后乡村生活秩序重构的问题，并取得了写作内容与写作方式在解放前与主流意识形态不谋而合，在解放后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的共生和对抗关系，因此赵树理无疑是文学史上值得重视的重要作家之一。
那么，说完了赵树理，我们的散文家是否能从赵树理的文学创作中，得到一种启示呢？
（1）转引自董建辉《礼治”与传统农村社会秩序》《新华文摘》2005/19
（2）董建辉《礼治”与传统农村社会秩序》《新华文摘》2005/19
（3）《郑州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第13页
（4）《作者自述》（原载1949年6月26日《人民日报》）
（5）载1947年8月10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