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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这样概括崔永元的形象：潜藏在冷峻外表下犀利的批判，时常有″不经意″而来的经典妙语，缜密的思维和不动声色的引导，从容自信潇洒的风度，这就是新一代ＴＡＬＫＳＨＯＷ主持人最佳的诠释。除了这些，崔永元还有他另外珍贵的一面，就是微笑着面对生活，做个实实在在的人。他的工作间里有着这样一副对联：″说天说地莫若说真；话东话西不如话实。″真实和坦诚地做人，是崔永元一贯遵循的准则。
为人子——父母的爱对人生影响最大
记者：你觉得你周围的人谁对你的影响最大？
崔永元：父母，更准确地说是父母的爱。父爱就像日照，那样光明磊落，真挚情深；母爱就像月光，那样温柔无私，慈爱无边。
记者：能不能谈一下平时生活中你的父母是如何影响你的？
崔永元：我们家庭环境很正规、很正统。父亲是部队军人，做政治工作的。父母对我的教育，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诚实。他们认为这是第一位的。不能说谎，不能骗人，不能去占人家的便宜。遇到挫折他们还鼓励我不要放弃，直到现在，父母依然这样鼓励我。
记者：哦。
崔永元：我是１９６３年在天津出生的，３岁时就跟随父亲所在的工程兵部队迁往北京良乡，小时候许许多多难以忘怀的故事就发生在那片乡村里。每次逢年过节学校都要组织文艺演出，节目丰富，独唱、合唱、表演、舞蹈一应俱全。记得是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排练的是群舞《地道战》，构思很巧，二十多个学生手拉手在旋律中变换队形，忽而是地道的墙壁，忽而是运动的民兵，通过手与胳膊的组合，还出现堡垒和洞口等等。由于表演难度过大，只好不断调换演员，最终我落选了。当时我很难过，回家后一直闷闷不乐。当父母知道情况后，拍着我的肩膀笑着安慰我：小小挫折算什么呢？并鼓励我说今后有的是机会。最后经过努力，我还出演了压轴节目的主角，在歌舞剧《野营路上》扮演部队指导员。
演出格外成功，于是第二轮就到附近的大队、部队、家属院巡回演出。最后还到我父亲所在的部队作了演出，记得那天演出结束时，我的父亲作为政委走上台逐一和演员们握手，祝贺演出成功，当然也握了″指导员″我的手，那也是我们父子正式握手的惟一的一次。父亲握我的手，我依稀感觉到父亲的手好重也很暖和，并从他赞许的目光中感受到了强烈的父爱，这爱是那样炽热，那样深沉……
记者：母亲呢？
崔永元：母亲更多的时候是用行动来影响我。记得我们家曾经养了一只大花猫，一天早上，我发现大花猫守着两条大黄花鱼自鸣得意。我就赶紧把这事告诉了母亲。母亲就顺着大花猫脚印查，最后知道黄花鱼是大花猫从屋后墙外的国营菜市场叼来的。当时母亲二话不说，就带着黄花鱼和我直奔菜市场，说明情况后，把黄花鱼的钱付给了营业员。
我记得还有个邻居，脾气非常古怪。她今天和你很好，明天就可能骂你，骂一些非常难听的话。甚至她儿子考试没考好而我考好了，也会令她不满，乱骂一通。为此，母亲常常唉声叹气，但从来不会去和她争辩一句。通常是过了两三天以后，那个阿姨又来找母亲聊天，就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母亲从来都是与人为善，更不会计较过去的事情。
记者：你的父母经常看你主持的节目吗？他们如何评价？
崔永元：应该说经常看吧。不仅是因为是他儿子主持的，喜欢看；也是为了经常给我提一提有关主持节目的意见。
当家长——和孩子是朋友关系
记者：听朋友说你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儿，说说好吗﹖
崔永元：对，我女儿很乖很懂事，一点也不吵，从来不无理取闹。我在电视台工作很忙，压力也很大，只有到了家里才感轻松一点。和女儿在一起是我最开心的事情，只是这个愿望常常无法实现。因为工作的缘故，我几乎每天都要很晚才回家，通常女儿都已睡了。早上我离家上班的时候，女儿还在梦乡中。但是孩子是需要父母花时间多陪陪多交流的呀为了能和女儿有更多的时间相处沟通，我规定自己每逢双休日一定要腾出一天的时间陪女儿，带她去划船、爬山，吃快餐，只要是她喜欢的事情，我尽量满足她，让她开心。
记者：你工作很忙，一定会有意料之外的事挤进来，作为父亲，你对女儿的承诺是否会因此而无法兑现？如果失约，如何跟女儿解释﹖
崔永元：我这个人一般不会轻易承诺，而一旦做出承诺就不会轻易改变，因为这关系到一个人的信誉问题，对女儿我同样如此。如果我答应星期六陪她出去玩，我一定努力做到。哪怕有朋友从很远的南方赶来看我，我也会向她说明：对不起，今天我要陪女儿去公园划船，咱们明天再碰头。当然有一件事情例外，那就是台里有紧急的播录工作需要赶着完成，我不得不毁约。但是我会对女儿说明情况，请求她原谅，期望下次能加倍地补偿她。我觉得家长和孩子之间应该是朋友关系，相互体谅最重要。家长需要孩子体谅自己的身不由己，同样也应该体谅孩子内心的许多苦恼和不满。
记者：女儿和小时候的你相比，谁更聪明﹖
崔永元：当然女儿比我聪明。她喜欢画画，比我画得好，画得有思想。我小时候也喜欢画画，但总是临摹画册上的图画。女儿画画从来不看画册，想怎么画就怎么画，常常画出许多意想不到的″经典之作″。我尊重女儿的意愿，也从来不去干涉她，或对她的画画技巧有什么高标准，严要求。
记者：即使她画得不对，你也从来不批评你的女儿吗？
崔永元：不瞒你说，我对女儿一般都持肯定态度，很少发表批评性质的评价。在女儿眼里，什么″长脑袋的桌子″、″四条胳膊的人″，只要她能解释，能自圆其说，我都认可。现在孩子物质条件比我们小时候好，我也尽自己所能为她创造条件。她特别喜欢绿色，我就给她买了许多各种各样绿颜色的画笔，让她大胆、尽情地去画、去创作。我想要让孩子学好一种本领，首先得孩子有兴趣，能够体验到学习的乐趣，这是最重要的。愁眉苦脸、束手束脚怎么能学好呢﹖
记者：在教育女儿的过程中，有没有和爱人发生过矛盾？如果有，是如何解决的﹖
崔永元：在女儿的教育问题上，我和爱人的意见和做法是一致的，基本上没发生什么矛盾，因为我们俩受的教育差不多，从事的工作差不多，在教育女儿方面当然也就不会有什么大的分歧。总的来说，我觉得身教比言教更重要。有时候，女儿画画，我坐在沙发上看书、看报纸，家里很安静、很温馨。女儿画完画，画笔、画纸扔了一地，又去拿其他的玩具出来玩，我不对她大喊大叫，只是用眼睛朝她望，当然不是严厉的眼神，是示意的眼神。一般情况下，女儿都能领会我的意思，乖乖地去收拾自己的画具。有时候也会因为贪玩，磨磨蹭蹭地不想收拾，我就索性帮她收拾，并要求她和我一起收拾。久而久之，女儿就养成了物归原处、自己整理的习惯。
记者：你和爱人都从事媒体工作，事业发展得都挺不错，有没有想过将来让女儿也从事同样的工作﹖毕竟大树底下好乘凉，有父母的支持，相信女儿的路会走得更顺利。
崔永元：不，我不会刻意为女儿安排什么，凡事都是有因才有果，而这个″因″是应该从自身出发的。不错，我和我爱人都从事媒体工作，这对女儿来说是一个″因″，但这个″因″不是从她自身出发的，所以不一定会结出相应的″果″。我期望她能走自己想走的路。将来固然重要，但成长的过程和成长的快乐更重要，对女儿我永远只有最低要求，那就是健康、快乐和平安。
做主持——平民的心态最重要
记者：自从你主持的《实话实说》红遍大江南北之后，各地方台也都在上谈话类的节目，但主持的都有点夹生，或者说不自然，你觉得做谈话类节目的主持人应具备哪些条件？
崔永元：平民的心态最重要。谈话节目主持人就是一个平常人，不是因为你学问有多高、长得多好看、地位有多高、家里有多少积蓄，你就能主持得好；而是因为你是一个平民，有和观众一样的心态，你们可以平等对话，人家才选你做这件事儿。我们的现场绝不排练，包括开场白都是即兴的。
记者：节目红了之后，你也就成了名人，生活是不是发生了一些变化？谣传有人要送你房子？
崔永元：说来你可能不信，我从来不把自己当名人，我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所以，生活也没有任何变化：夏天我照样穿着大裤衩子抱着我闺女在长安街上走，一切都那么舒服，没觉得有什么大的约束。至于谣传有人要送我房子，我也听说了，但送房子的人至今没和我联系上。
记者：你似乎并不认同自己的明星地位而更认同自己的新闻工作人员地位？
崔永元：这很简单，我的专业职称是主任编辑而不是国家三级演员。
记者：有一个现象，许多受欢迎的主持人都不是一开始就做主持人的，比如你、王小丫、刘仪伟、张越、张斌等等，都经历了许多别的职业生涯。你是不是认为主持人有较丰富的生活阅历会比较好一点？
崔永元：除了初恋，干任何事情都是生活阅历越丰富越好。
记者：如今，电视主持人新人辈出，你会觉得有压力吗？
崔永元：新人的压力更大，他们需要一段适应的时间。
记者：假设有一天你不能做主持人了，你会去干什么？
崔永元：做记者，我做记者挺棒的，要是今天我在这做记者，就轮不上你们提问了。
记者：作为一名著名的主持人，你平常对着装在意吗？
崔永元：不在意。我现在穿的衣服，有时候他们说搭配得还挺好的，全是我爱人给我弄的，她弄什么我穿什么，我说该换衣服了，她头天晚上就把换洗衣服给我放到床边。有时候她出差不在，我自己搭配，她回来就说：″哎哟，真差！这个怎么能和这个穿在一起呢？″这些事儿，我好像不过脑子似的，不爱想。当然，在接触观众时，着装就成了公众人物面临的问题，就不是我自己的事了，都是由服装师给准备的。我们有一个服装师，衣服她都搭配好，去了就穿。别人说，这个不合适那个不合适，其实我看哪个都合适，我一概没感觉。平时和在节目中，都没感觉。有时候走在大街上，观众碰到我，说：″你就穿这个？″我说那还穿什么呀﹖穿上西服、打上领带，多难受呀，我从来不打领带。
记者：你的《不过如此》出版之后，光盗版的就有上百万册，你怎样看待中国的盗版？
崔永元：现在我根本不理睬这件事情，随便吧。昨天我还跟我的同事商量，现在很多读者寄书来，让我给签完字再寄回去。基本上都是盗版。你说我们把书都扣下不还给人家？这得把我们名声都给败坏了。后来同事说：″这样，我们尽可能做得完美吧。凡是偏远地区的，我们寄一本书给他回去。大城市的就扣下了，大城市都有正版，你为什么买盗版的？″昨天我把新疆克拉玛依的读者寄来要求签名的书都拿来，盗版留下，寄上一本签上名的正版。
盗版这个事儿我觉得跟消费者没关系。跟买书的人没关系，一定程度上跟卖书的人都没有关系，那么大的利益摆在他面前，你怎么说服他不让他卖呢？这是国家的事儿。
记者：听人说你老说自己丑？是不是不自信的表现？
崔永元：是很多人逼着我说丑，因为他们说我又会主持，又会写作，又会策划，身上的优点太多了，逼着我要丢掉一样，就像去年高考作文题一样，我总不能把诚信、智慧丢掉吧，只好丢掉″美貌″。
记者：《不过如此》已售出１００多万册，它让你一下子变得很有钱，能谈谈有钱的感受吗？
崔永元：我以前钱就不少，在钱这方面，很早我就满足了，我做记者时挣的钱足够养家糊口，甚至还有富余的钱带女儿出去旅游呢。
谈做人——最大的忧虑是如何教人做人
记者：″实话实说″节目有很多期是谈教育问题的，这使你了解和剖析教育问题的心思花得比别人多一些，请说说这带给你哪些思考。
崔永元：教育是常让我感到忧虑的事情，其中最大的忧虑是如何教人做人这一点。我个人认为，无论是小学、中学、还是大学，这都是最大的问题，是教育的主旋律。比如我常带女儿去溜冰场，发现小学生之间交往时的表情、语言词汇、对别人的态度，表现得毫无教养。中学的孩子也特别复杂，早恋已司空见惯，老师说，不好管，″因为现在的孩子不像你们那时候了″。但如何做人的教育主要是在中小学完成的，学生到大学阶段就基本定型了，可塑性很小。
这两年，我去韩国比较多，看世界杯什么的，我感到韩国对孩子教育有很强的主流意识。开始我见了韩国的孩子也不适应，他们染头发，皮鞋比我们的长出半个来，这样打扮的孩子在中国可能就是不良少年，缺教养。但那些孩子教养特别好，真的是既时尚，又健康。我带回我的一个韩国朋友的孩子写的书稿，叫《我是韩国人》，这孩子叫申世庸，他哥哥早早去了美国留学，他也想去，１３岁时，他参加韩国的绘画比赛，得了冠军，就真的因此去了美国。在那儿他作为外乡人曾被欺负，鼻梁骨一共被美国孩子打断过１３次。但他毫不示弱，发愤学习。每个假期他们的母亲都要求他们回韩国，看看韩国的变化。后来哥俩都在牛津大学毕业了，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国家找到很好的工作，但是他们都毫不犹豫地回到了韩国。
我准备把这两个孩子和他们的母亲请进节目里来。要说孩子不好教育，这个家庭更难，因为他们家太富裕、太有钱了，他父亲参加过韩国总统的竞选。听听这个２０多岁的韩国现代青年是怎么说的：″把此书献给将肩负起国家重任的年轻人和我热爱的父母、哥哥、朋友们。″好像我们四五十岁的人说的话。
我们节目组每周都去一个中学打一次篮球，和孩子们有些接触。对现在的孩子我总乐观不起来，感到他们不够积极，包括他们写的东西。
记者：从你的角度看消极的东西可能多一些，能否也给教育的问题开开药方？
崔永元：教育我是外行，一些想法也只能从媒介说起。孩子们接受的社会教育相当大一部分来自书、刊、报纸、广播、电视。最近我在研究国外的″电影电视检验条例″，发现许多发达国家都有影视的分级检验制度，英国和美国还有《低俗行为法案》。但我们没有分级条例，影视节目中有伤风化的行为不避讳孩子。在公开的影视节目中，常有暴力、色情镜头，我就没法和女儿一起完整看完一部片子。媒体工作者大多数都有孩子，你对别人的孩子负责，就相当于对你自己的孩子负责。我们的节目至少应讲究一点，有点主流意识，尤其是娱乐节目，要让孩子知道什么是美，什么是丑。现在有的孩子甚至觉得连歌星撞车都是美的，因为他们的豪华车好，怎么出车祸都死不了。有的节目以浮华为美，一个歌星唱四首歌恨不得换八身衣服，浮华得超出社会的发展指数，让所有孩子都觉得自己寒酸，但这感觉成为不了他们前进的动力。
记者：你认为可成为社会教育主流的东西有哪些？
崔永元：我们小时候，有雷锋、王杰、时传祥、张秉贵这些榜样，维持社会健康发展、形成良性循环很需要这样的人。但现在孩子们心中几乎没有英雄。我不是研究教育的，也说不出什么来，就是个着急。一个民族心目中没有英雄是挺可怕的。美国人其实很重视主流宣传，再滥的电影都讲弘扬民族精神，只不过主旋律宣传被精良的制作掩盖了。
记者：现在孩子还缺乏得体地与人交往的常识和幽默感。在这方面你最有发言权。
崔永元：这首先也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宽容，个性高于一切，不宽容就会患得患失地交往，总用自己的利益来衡量对方，考虑划算不划算，两件事是连一起的。我们小时候受到的教育是要让别人高兴，而不是自己高兴就行。还有，幽默感首先要能够自嘲，没有宽容哪儿来的自嘲。
崔永元简介：１９６３年生于天津，小学头三年就读于北京郊区一农村小学，至今记忆深刻，后以北京重点中学１２中最低分数线考入该校。１９８５年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毕业，随后就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１９９５年底开始为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服务，１９９６年３月起主持该部《实话实说》节目，１９９８年６月，调入中央电视台至今，２００１年著有《不过如此》一书，发行逾百万册。
（责编关山越）
为人子——父母的爱对人生影响最大
记者：你觉得你周围的人谁对你的影响最大？
崔永元：父母，更准确地说是父母的爱。父爱就像日照，那样光明磊落，真挚情深；母爱就像月光，那样温柔无私，慈爱无边。
记者：能不能谈一下平时生活中你的父母是如何影响你的？
崔永元：我们家庭环境很正规、很正统。父亲是部队军人，做政治工作的。父母对我的教育，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诚实。他们认为这是第一位的。不能说谎，不能骗人，不能去占人家的便宜。遇到挫折他们还鼓励我不要放弃，直到现在，父母依然这样鼓励我。
记者：哦。
崔永元：我是１９６３年在天津出生的，３岁时就跟随父亲所在的工程兵部队迁往北京良乡，小时候许许多多难以忘怀的故事就发生在那片乡村里。每次逢年过节学校都要组织文艺演出，节目丰富，独唱、合唱、表演、舞蹈一应俱全。记得是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排练的是群舞《地道战》，构思很巧，二十多个学生手拉手在旋律中变换队形，忽而是地道的墙壁，忽而是运动的民兵，通过手与胳膊的组合，还出现堡垒和洞口等等。由于表演难度过大，只好不断调换演员，最终我落选了。当时我很难过，回家后一直闷闷不乐。当父母知道情况后，拍着我的肩膀笑着安慰我：小小挫折算什么呢？并鼓励我说今后有的是机会。最后经过努力，我还出演了压轴节目的主角，在歌舞剧《野营路上》扮演部队指导员。
演出格外成功，于是第二轮就到附近的大队、部队、家属院巡回演出。最后还到我父亲所在的部队作了演出，记得那天演出结束时，我的父亲作为政委走上台逐一和演员们握手，祝贺演出成功，当然也握了″指导员″我的手，那也是我们父子正式握手的惟一的一次。父亲握我的手，我依稀感觉到父亲的手好重也很暖和，并从他赞许的目光中感受到了强烈的父爱，这爱是那样炽热，那样深沉……
记者：母亲呢？
崔永元：母亲更多的时候是用行动来影响我。记得我们家曾经养了一只大花猫，一天早上，我发现大花猫守着两条大黄花鱼自鸣得意。我就赶紧把这事告诉了母亲。母亲就顺着大花猫脚印查，最后知道黄花鱼是大花猫从屋后墙外的国营菜市场叼来的。当时母亲二话不说，就带着黄花鱼和我直奔菜市场，说明情况后，把黄花鱼的钱付给了营业员。
我记得还有个邻居，脾气非常古怪。她今天和你很好，明天就可能骂你，骂一些非常难听的话。甚至她儿子考试没考好而我考好了，也会令她不满，乱骂一通。为此，母亲常常唉声叹气，但从来不会去和她争辩一句。通常是过了两三天以后，那个阿姨又来找母亲聊天，就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母亲从来都是与人为善，更不会计较过去的事情。
记者：你的父母经常看你主持的节目吗？他们如何评价？
崔永元：应该说经常看吧。不仅是因为是他儿子主持的，喜欢看；也是为了经常给我提一提有关主持节目的意见。
当家长——和孩子是朋友关系
记者：听朋友说你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女儿，说说好吗﹖
崔永元：对，我女儿很乖很懂事，一点也不吵，从来不无理取闹。我在电视台工作很忙，压力也很大，只有到了家里才感轻松一点。和女儿在一起是我最开心的事情，只是这个愿望常常无法实现。因为工作的缘故，我几乎每天都要很晚才回家，通常女儿都已睡了。早上我离家上班的时候，女儿还在梦乡中。但是孩子是需要父母花时间多陪陪多交流的呀为了能和女儿有更多的时间相处沟通，我规定自己每逢双休日一定要腾出一天的时间陪女儿，带她去划船、爬山，吃快餐，只要是她喜欢的事情，我尽量满足她，让她开心。
记者：你工作很忙，一定会有意料之外的事挤进来，作为父亲，你对女儿的承诺是否会因此而无法兑现？如果失约，如何跟女儿解释﹖
崔永元：我这个人一般不会轻易承诺，而一旦做出承诺就不会轻易改变，因为这关系到一个人的信誉问题，对女儿我同样如此。如果我答应星期六陪她出去玩，我一定努力做到。哪怕有朋友从很远的南方赶来看我，我也会向她说明：对不起，今天我要陪女儿去公园划船，咱们明天再碰头。当然有一件事情例外，那就是台里有紧急的播录工作需要赶着完成，我不得不毁约。但是我会对女儿说明情况，请求她原谅，期望下次能加倍地补偿她。我觉得家长和孩子之间应该是朋友关系，相互体谅最重要。家长需要孩子体谅自己的身不由己，同样也应该体谅孩子内心的许多苦恼和不满。
记者：女儿和小时候的你相比，谁更聪明﹖
崔永元：当然女儿比我聪明。她喜欢画画，比我画得好，画得有思想。我小时候也喜欢画画，但总是临摹画册上的图画。女儿画画从来不看画册，想怎么画就怎么画，常常画出许多意想不到的″经典之作″。我尊重女儿的意愿，也从来不去干涉她，或对她的画画技巧有什么高标准，严要求。
记者：即使她画得不对，你也从来不批评你的女儿吗？
崔永元：不瞒你说，我对女儿一般都持肯定态度，很少发表批评性质的评价。在女儿眼里，什么″长脑袋的桌子″、″四条胳膊的人″，只要她能解释，能自圆其说，我都认可。现在孩子物质条件比我们小时候好，我也尽自己所能为她创造条件。她特别喜欢绿色，我就给她买了许多各种各样绿颜色的画笔，让她大胆、尽情地去画、去创作。我想要让孩子学好一种本领，首先得孩子有兴趣，能够体验到学习的乐趣，这是最重要的。愁眉苦脸、束手束脚怎么能学好呢﹖
记者：在教育女儿的过程中，有没有和爱人发生过矛盾？如果有，是如何解决的﹖
崔永元：在女儿的教育问题上，我和爱人的意见和做法是一致的，基本上没发生什么矛盾，因为我们俩受的教育差不多，从事的工作差不多，在教育女儿方面当然也就不会有什么大的分歧。总的来说，我觉得身教比言教更重要。有时候，女儿画画，我坐在沙发上看书、看报纸，家里很安静、很温馨。女儿画完画，画笔、画纸扔了一地，又去拿其他的玩具出来玩，我不对她大喊大叫，只是用眼睛朝她望，当然不是严厉的眼神，是示意的眼神。一般情况下，女儿都能领会我的意思，乖乖地去收拾自己的画具。有时候也会因为贪玩，磨磨蹭蹭地不想收拾，我就索性帮她收拾，并要求她和我一起收拾。久而久之，女儿就养成了物归原处、自己整理的习惯。
记者：你和爱人都从事媒体工作，事业发展得都挺不错，有没有想过将来让女儿也从事同样的工作﹖毕竟大树底下好乘凉，有父母的支持，相信女儿的路会走得更顺利。
崔永元：不，我不会刻意为女儿安排什么，凡事都是有因才有果，而这个″因″是应该从自身出发的。不错，我和我爱人都从事媒体工作，这对女儿来说是一个″因″，但这个″因″不是从她自身出发的，所以不一定会结出相应的″果″。我期望她能走自己想走的路。将来固然重要，但成长的过程和成长的快乐更重要，对女儿我永远只有最低要求，那就是健康、快乐和平安。
做主持——平民的心态最重要
记者：自从你主持的《实话实说》红遍大江南北之后，各地方台也都在上谈话类的节目，但主持的都有点夹生，或者说不自然，你觉得做谈话类节目的主持人应具备哪些条件？
崔永元：平民的心态最重要。谈话节目主持人就是一个平常人，不是因为你学问有多高、长得多好看、地位有多高、家里有多少积蓄，你就能主持得好；而是因为你是一个平民，有和观众一样的心态，你们可以平等对话，人家才选你做这件事儿。我们的现场绝不排练，包括开场白都是即兴的。
记者：节目红了之后，你也就成了名人，生活是不是发生了一些变化？谣传有人要送你房子？
崔永元：说来你可能不信，我从来不把自己当名人，我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所以，生活也没有任何变化：夏天我照样穿着大裤衩子抱着我闺女在长安街上走，一切都那么舒服，没觉得有什么大的约束。至于谣传有人要送我房子，我也听说了，但送房子的人至今没和我联系上。
记者：你似乎并不认同自己的明星地位而更认同自己的新闻工作人员地位？
崔永元：这很简单，我的专业职称是主任编辑而不是国家三级演员。
记者：有一个现象，许多受欢迎的主持人都不是一开始就做主持人的，比如你、王小丫、刘仪伟、张越、张斌等等，都经历了许多别的职业生涯。你是不是认为主持人有较丰富的生活阅历会比较好一点？
崔永元：除了初恋，干任何事情都是生活阅历越丰富越好。
记者：如今，电视主持人新人辈出，你会觉得有压力吗？
崔永元：新人的压力更大，他们需要一段适应的时间。
记者：假设有一天你不能做主持人了，你会去干什么？
崔永元：做记者，我做记者挺棒的，要是今天我在这做记者，就轮不上你们提问了。
记者：作为一名著名的主持人，你平常对着装在意吗？
崔永元：不在意。我现在穿的衣服，有时候他们说搭配得还挺好的，全是我爱人给我弄的，她弄什么我穿什么，我说该换衣服了，她头天晚上就把换洗衣服给我放到床边。有时候她出差不在，我自己搭配，她回来就说：″哎哟，真差！这个怎么能和这个穿在一起呢？″这些事儿，我好像不过脑子似的，不爱想。当然，在接触观众时，着装就成了公众人物面临的问题，就不是我自己的事了，都是由服装师给准备的。我们有一个服装师，衣服她都搭配好，去了就穿。别人说，这个不合适那个不合适，其实我看哪个都合适，我一概没感觉。平时和在节目中，都没感觉。有时候走在大街上，观众碰到我，说：″你就穿这个？″我说那还穿什么呀﹖穿上西服、打上领带，多难受呀，我从来不打领带。
记者：你的《不过如此》出版之后，光盗版的就有上百万册，你怎样看待中国的盗版？
崔永元：现在我根本不理睬这件事情，随便吧。昨天我还跟我的同事商量，现在很多读者寄书来，让我给签完字再寄回去。基本上都是盗版。你说我们把书都扣下不还给人家？这得把我们名声都给败坏了。后来同事说：″这样，我们尽可能做得完美吧。凡是偏远地区的，我们寄一本书给他回去。大城市的就扣下了，大城市都有正版，你为什么买盗版的？″昨天我把新疆克拉玛依的读者寄来要求签名的书都拿来，盗版留下，寄上一本签上名的正版。
盗版这个事儿我觉得跟消费者没关系。跟买书的人没关系，一定程度上跟卖书的人都没有关系，那么大的利益摆在他面前，你怎么说服他不让他卖呢？这是国家的事儿。
记者：听人说你老说自己丑？是不是不自信的表现？
崔永元：是很多人逼着我说丑，因为他们说我又会主持，又会写作，又会策划，身上的优点太多了，逼着我要丢掉一样，就像去年高考作文题一样，我总不能把诚信、智慧丢掉吧，只好丢掉″美貌″。
记者：《不过如此》已售出１００多万册，它让你一下子变得很有钱，能谈谈有钱的感受吗？
崔永元：我以前钱就不少，在钱这方面，很早我就满足了，我做记者时挣的钱足够养家糊口，甚至还有富余的钱带女儿出去旅游呢。
谈做人——最大的忧虑是如何教人做人
记者：″实话实说″节目有很多期是谈教育问题的，这使你了解和剖析教育问题的心思花得比别人多一些，请说说这带给你哪些思考。
崔永元：教育是常让我感到忧虑的事情，其中最大的忧虑是如何教人做人这一点。我个人认为，无论是小学、中学、还是大学，这都是最大的问题，是教育的主旋律。比如我常带女儿去溜冰场，发现小学生之间交往时的表情、语言词汇、对别人的态度，表现得毫无教养。中学的孩子也特别复杂，早恋已司空见惯，老师说，不好管，″因为现在的孩子不像你们那时候了″。但如何做人的教育主要是在中小学完成的，学生到大学阶段就基本定型了，可塑性很小。
这两年，我去韩国比较多，看世界杯什么的，我感到韩国对孩子教育有很强的主流意识。开始我见了韩国的孩子也不适应，他们染头发，皮鞋比我们的长出半个来，这样打扮的孩子在中国可能就是不良少年，缺教养。但那些孩子教养特别好，真的是既时尚，又健康。我带回我的一个韩国朋友的孩子写的书稿，叫《我是韩国人》，这孩子叫申世庸，他哥哥早早去了美国留学，他也想去，１３岁时，他参加韩国的绘画比赛，得了冠军，就真的因此去了美国。在那儿他作为外乡人曾被欺负，鼻梁骨一共被美国孩子打断过１３次。但他毫不示弱，发愤学习。每个假期他们的母亲都要求他们回韩国，看看韩国的变化。后来哥俩都在牛津大学毕业了，可以在世界上任何国家找到很好的工作，但是他们都毫不犹豫地回到了韩国。
我准备把这两个孩子和他们的母亲请进节目里来。要说孩子不好教育，这个家庭更难，因为他们家太富裕、太有钱了，他父亲参加过韩国总统的竞选。听听这个２０多岁的韩国现代青年是怎么说的：″把此书献给将肩负起国家重任的年轻人和我热爱的父母、哥哥、朋友们。″好像我们四五十岁的人说的话。
我们节目组每周都去一个中学打一次篮球，和孩子们有些接触。对现在的孩子我总乐观不起来，感到他们不够积极，包括他们写的东西。
记者：从你的角度看消极的东西可能多一些，能否也给教育的问题开开药方？
崔永元：教育我是外行，一些想法也只能从媒介说起。孩子们接受的社会教育相当大一部分来自书、刊、报纸、广播、电视。最近我在研究国外的″电影电视检验条例″，发现许多发达国家都有影视的分级检验制度，英国和美国还有《低俗行为法案》。但我们没有分级条例，影视节目中有伤风化的行为不避讳孩子。在公开的影视节目中，常有暴力、色情镜头，我就没法和女儿一起完整看完一部片子。媒体工作者大多数都有孩子，你对别人的孩子负责，就相当于对你自己的孩子负责。我们的节目至少应讲究一点，有点主流意识，尤其是娱乐节目，要让孩子知道什么是美，什么是丑。现在有的孩子甚至觉得连歌星撞车都是美的，因为他们的豪华车好，怎么出车祸都死不了。有的节目以浮华为美，一个歌星唱四首歌恨不得换八身衣服，浮华得超出社会的发展指数，让所有孩子都觉得自己寒酸，但这感觉成为不了他们前进的动力。
记者：你认为可成为社会教育主流的东西有哪些？
崔永元：我们小时候，有雷锋、王杰、时传祥、张秉贵这些榜样，维持社会健康发展、形成良性循环很需要这样的人。但现在孩子们心中几乎没有英雄。我不是研究教育的，也说不出什么来，就是个着急。一个民族心目中没有英雄是挺可怕的。美国人其实很重视主流宣传，再滥的电影都讲弘扬民族精神，只不过主旋律宣传被精良的制作掩盖了。
记者：现在孩子还缺乏得体地与人交往的常识和幽默感。在这方面你最有发言权。
崔永元：这首先也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宽容，个性高于一切，不宽容就会患得患失地交往，总用自己的利益来衡量对方，考虑划算不划算，两件事是连一起的。我们小时候受到的教育是要让别人高兴，而不是自己高兴就行。还有，幽默感首先要能够自嘲，没有宽容哪儿来的自嘲。
崔永元简介：１９６３年生于天津，小学头三年就读于北京郊区一农村小学，至今记忆深刻，后以北京重点中学１２中最低分数线考入该校。１９８５年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毕业，随后就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１９９５年底开始为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服务，１９９６年３月起主持该部《实话实说》节目，１９９８年６月，调入中央电视台至今，２００１年著有《不过如此》一书，发行逾百万册。
（责编关山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