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社告知10：30会有司机来送我们去车站，但迟迟不见踪影。坐在酒店大堂的一位高大微胖的老人察覺到我的焦虑，主动过来说，昨晚接到通知改成11：15出发了。这个西伯利亚旅游团才9人，包括我们两对夫妇。
　　他叫奥森巴赫，来自哥斯达黎加。他是当地最大的建筑事务所老板，毕业于德国名校，并作为交流学者在美国深造多年，英德西语纯如母语，客户都是欧美公司。除了偶尔查阅回复邮件，夫妇俩旅途中悠哉游哉且出手阔绰，莫斯科的普希金饭店一顿晚餐敲掉他500美元。他显然不像中国老板，拥有一份产业便如同驴子套上磨盘绳索，一刻不停地磨面至末日来临，驴子吃草，面粉与己无关。
　　一路上我们常站在车厢过道里谈天聊地，鞑鞑人的悲壮历史，蒙古族的征服世界。他太太是个热心人，一会送包湿巾纸一会递个红苹果。还送了几包哥斯达黎加的巧克力，至今余香难忘。
　　巴赫告诉我他父母都是德国人。这次是沿着父亲的足迹横贯西伯利亚并游览北京。二战前夕他父亲是拜耳公司常驻南美的医药销售经理。大战爆发后他觉得国家在打仗自己不能置身度外。那时大西洋已实施禁航，他偷偷搭上一条日本货轮从美洲到了东京，又借道满洲抵北京，最后经西伯利亚铁路横跨欧亚荒原辗转回到了满目疮痍的德国。几天后就应召奔赴前线。德国投降后他回到哥斯达黎加定居。巴赫从小听父亲讲述这段旅程中的故事和插曲，决定沿父亲的路径也绕地球一圈，只是方向相反，先飞欧洲抵莫斯科，横跨西伯利亚至北京，最后经新西兰回家。70年过去了，温暖的酒店取代了冰冷的窝棚。巴赫望着车窗外人迹罕至的荒原大漠，频频摇首，疯了，确实疯了。他走在父亲走过的路上，却无法体会父辈的情怀。他是纯粹的德裔，在德国住过几年，却诉说和德国人相处颇感别扭。父亲其实并无明确的政治倾向，兵荒马乱中历时半年冲破艰难险阻绕大半个地球返回德国，据称为了“报效祖国”。若要讲政治，他大概可划入纳粹死硬分子。但我却心生敬意。世间事，常常说不清辨不明，但一个热血青年无条件地为国尽忠，就算是愚忠或盲从，也自有一份凄美和悲壮，如同非洲角马迁徙中毅然跃入凶险的江河，应了一句蛊惑人心的广告词Just do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