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运用问卷调查法,探讨大学生社交媒体中的政治新闻和网络娱乐使用对其政治效能感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交媒体中的政治新闻并非完全能够影响大学生的政治效能感,社交媒体中的非官方媒体政治新闻对内在和外在政治效能感均未产生显著影响.在网络娱乐方面,参与性的网络娱乐对大学生内在和外在政治效能感均产生负向显著影响.一方面政府部门继续强化对参与性强网络娱乐内容的监督与规范,另一方面注意平衡网络管制与大学生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引导与促进大学生形成积极的政治效能感.
【机 构】
：
长治学院中文系 山西 长治 046011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运用问卷调查法,探讨大学生社交媒体中的政治新闻和网络娱乐使用对其政治效能感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交媒体中的政治新闻并非完全能够影响大学生的政治效能感,社交媒体中的非官方媒体政治新闻对内在和外在政治效能感均未产生显著影响.在网络娱乐方面,参与性的网络娱乐对大学生内在和外在政治效能感均产生负向显著影响.一方面政府部门继续强化对参与性强网络娱乐内容的监督与规范,另一方面注意平衡网络管制与大学生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引导与促进大学生形成积极的政治效能感.
其他文献
从实体性、象征性以及功能性三重维度上来看,三坊七巷是以物质空间为依托,象征着闽都文化和民族共同体认同的“记忆之场”,其对于文化记忆的延续有着重要意义.结合当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移动数字媒体发展现状,研究发现在具身实践的基础上,短视频传播和网络共同体互动成为人们共享文化记忆的新形式.身体、建筑、技术三者共振,虚拟空间和实体空间互嵌,实现文化记忆在时空维度上的延展.
消费社会中,商品的符号意义与价值愈发受到消费者的重视,符号消费成为现代社会消费的新趋势,不仅是消费活动的组成部分同时也影响着文化传播与社会交往.博物馆文创产品因其独特的文化符号受到大众的喜爱.博物馆文创产品通过外延性意指系统和内涵性意指系统进行符号建构,并引起消费者对博物馆文化与文创产品的关注与认同.受众对文化的认同进一步刺激了对博物馆文创的符号消费.
城镇化发展导致村民的身份观念出现离散化,村民的乡土认同和身份认同逐渐消散.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祠堂作为重要的媒介域在村民群体身份认同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研究发现,乡村祠堂一方面通过符号媒介向村民传递着各式信息,勾起其历史记忆和集体记忆,与此同时,在仪式化的互动过程中产生的情感能量将村民的情感连接,以获得群体身份认同;另一方面,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村民通过新媒体以虚拟在场的方式参与围绕乡村祠堂展开的仪式活动,在网络公共平台传递价值信仰和共享仪式意义,加固群体身份认同,促进群体有机团结.
红色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在整合社会以及传播主流价值观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本研究依托当前数字媒介生态环境,探究红色文化在当前以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为传播渠道的环境下,其传播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根据问题提出针对性的解决策略.
文章从传播仪式观视角分析歌仔戏的发展困境,并提出建议.目前,歌仔戏的发展困境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传播场域的分裂,民俗场域中的歌仔戏忽视其在传递观上的传播,而政治场域中的歌仔戏忽视其在仪式观上的传播;二是心理场域和物理场域的衰退,主要有青年群体仪式感的丧失和纪念性建筑物的衰败;三是歌仔戏自身缺乏时代创新性,剧目缺乏新意,表演形式陈旧等.因此,歌仔戏危机的解决必须同时注重传递观与仪式观上的传播,忽视传递观将会带来空间上的传播问题,而仅仅停留在传递观层面的话,那将会带来时间上的传承问题.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逝世后,多家媒体推出如“网络吊唁厅”“网上悼念厅”等互动式线上纪念活动.同时,许多网友在社交媒体、网络游戏等平台上举行线上纪念仪式.以“连结性”和“镶嵌性”描述这一系列线上纪念活动的集体记忆建构机制,可揭示数字时代媒介技术对于记忆建构的影响,即:我们记住了什么以及我们如何记忆.
本研究结合恩特曼的话语框架分析理论,阐释1934条新浪微博中有关“历史虚无主义”的评论.微博用户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含义认知是由静态语境与动态语境共同形塑,用户不仅会将历史虚无主义泛滥的原因归结到诸如意见领袖、自媒体/网络平台等外因上,也会主动从自身寻找内因.微博用户经历了从“习惯性道德评价”到“反思性道德评价”的阶段,因此,微博用户既要求对传播历史虚无主义的主要群体与重点领域进行专项治理,也提倡多方共同治理.
本文通过对2000-2020年我国新闻传播学类核心期刊中跨文化传播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回顾、梳理和分析,发现二十年间我国跨文化传播发展相较上个世纪已更为深入,研究呈现专注跨文化传播本体与构建本土化理论、兼顾开拓多元研究与发展核心议题、指引学术对话由分散转向集中专业交流三大现状.在此基础上亦反思了我国跨文化传播存在的不足与问题,旨在为跨文化传播在我国的长久发展打开更多的可能性,并提供些许全球化语境下学科发展的可能出路思索.
当前,万物皆媒成为生活常态,然而人们对于技术的发展愈发感到担忧,因为媒介技术的发展不仅意味着信息传播方式的改变,它同样会影响人类的思维方式,乃至于心灵.在万物皆媒时代,人类心灵的地位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趣缘突破过去以地缘、血缘和业缘的社会关系网络构建模式,以平台和把关人为规则制定者的即时性、碎片化、既包容又排他的诸多“我”的集合成为集体的主要形式.
互联网技术高速发展的同时,带来了全新的媒介语境.在新媒介语境下,原来现实空间中的话语表达在网络空间出现转向,主要表现为从权威到草根的主体转向和从稳定到飘摇的结构转向.而话语表达主体和结构的转向招致了网络空间的失序危机.因此,围绕建构健康的网络空间将是危机治理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