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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送润笔找错门
唐代诗人王维（701—759），字摩诘，太原祁县人，唐玄宗时曾任右拾遗、监察御史等官职，唐肃宗时官至中书舍人、尚书右丞（右丞相），世称“王右丞”。
王维以诗文著称于唐开元、天宝年间。他擅长五言诗，田园山水诗尤佳;加之他精通书画，山水画技艺极臻精妙，又浑然天成，当时的画家几乎无人能及。宋代文学家苏轼评价他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他还深谙音律。有一次，有人得到一张《奏乐图》，不知道乐曲的名字，就拿去请教王维。王维揣摩了一下，马上说：“这幅画画的是正在演奏《霓裳羽衣曲》第三叠第一拍的情境”。在场的人半信半疑。有好事者召集乐工按照曲谱演奏，到第三叠第一拍时，果然与图上画的一模一样。众人惊愕之余，不禁对王维佩服得五体投地。
就是这么一位多才多艺的诗人、画家，却从来不以“名家”自诩，为人谦和朴实，且信斋吃素，生活俭朴。他平素作一些山水画，也大都是馈赠友朋，一般都不收取润笔。
与王维同时的宰相王玙（？—768），并无多少真才实学。他迎合玄宗晚年崇信老庄，好神仙之术，于是上奏章谏议广修祠祭，讨得“圣意”大悦，得任太常博士、侍御史。肃宗即位，仍好巫术;王玙继以前议获宠，遂擢升至宰相要职。他的才学当然远不如王维，却喜欢自吹。他也能写一些应酬文章，人家便恭维他是“大作家”，他居然毫不推诿。他好为人作碑志，收取的润笔费相当昂贵。人们暗中将“二王”对比，认为维、玙之间人品和才学都相距甚远。
一日，有送巨资厚礼者，叩开了王维的家门。一问他姓王，又是丞相，便出示礼帖，说是给大作家王丞相送润笔费来啦。王维一看，酬金和礼品如此丰厚，不禁为之咋舌;同时也明白了来者是将他误当成王玙而找错了门，便指着对门王玙的家，不无讥讽地说：“错了，错了——大作家在那边！”
十、韩愈文好酬亦高
唐代文学家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阳（今孟县）人，祖籍昌黎县（今辽宁义县），世称韩昌黎。韩愈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曰“文”，故又称韩文公。他的散文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其诗亦佳。他为文反对六朝以来的骈丽文风，与柳宗元同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文章要言之有物，且身体力行之，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名篇佳作。其散文在继承先秦两汉古文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和发展，气势雄健，在当时名气颇大，对后世亦有很大影响。
名气大当然文章稿酬也高。韩愈于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随宰相裴度平定淮西叛乱之后，奉宪宗诏谕撰写了著名的《平淮西碑》，笔力浑厚雄健。唐宪宗很满意，把勒有碑文的一块石刻赐给了在平叛中立有大功的韩弘，后者便送了五百匹绢给韩愈作为报酬。又有一次，韩愈给死去的王用写碑文颂辞，王用的儿子给韩愈送去了昂贵的鞍马和白玉带、黄金等物。韩的一位熟人刘义从中拿走了几斤金子，并说：“这是吹捧坟墓中的人而得到的报酬，不如送给我刘某人作寿礼更好。”韩愈没有阻止他。韩愈去世后，以《陋室铭》和“竹枝词”闻名于世的作家刘禹锡为他写祭文，说“一字之价，辇金如山”，意思是说，你韩公一个字的价格，就能载运金钱堆积如山。所谓“一字千金”，“字敌金山”，极言韩愈的文章好获酬也高。
顺便提及的是，前面说到的那篇《平淮西碑》，虽然获酬甚高，却也惹出了麻烦。该文系受皇命作碑记功，旨在张扬唐皇声威，歌颂宪宗武功，表彰平藩诸臣;而于主帅裴度，颂词尤多。因此引起先入淮西擒获藩主的李愬不满，通过其妻唐安公主向皇上讼诉碑文不实。宪宗只好诏令磨平韩碑，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撰碑文勒石刊刻。然韩、段二碑，其文采辞章才华殊异，差别颇大。北宋时苏轼曾作《临江小驿》诗云：“淮西功业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注：“吏部”即指韩愈）。千载断碑人脍炙，不知世有段文昌。”苏东坡的褒韩贬段虽然尖刻，却是有眼光、有见地的行家之语。韩愈《平淮西碑》虽已成断碣残碑，但其文古朴，酣畅淋漓，具雄健奔放之势，故终难湮灭其光芒而留传后世。这样看来，该文是完全值得起当初的“高酬”的，由此可见韩愈确是“才高八斗文无价”，时人酬以重金，在他是当之无愧的。
十一、白居易重情轻财
唐代文学史上有“元白”之称，所指便是诗人元稹和白居易。
元稹（779—831），字微之，河南河内（今属河南）人，唐穆宗时曾官至宰相。他的诗流畅激越，擅长讽喻，时称“元和体”。白居易（772—846）字乐天，祖籍山西太原，曾任翰林学士、刑部尚书。他的诗作多针砭时弊，反映民间疾苦，为时人争相传诵。
“居易于文章精切，然最工诗……初与元稹酬咏，故号元白”（《新唐书·白居易传》）。“元白”之称既代表了唐代文学史上一种诗才齐名、诗风相近的现象，又记录着这两位唐代诗人相互酬咏、交往密切的深笃情意。当时他俩的相互酬唱有三十韵、五十韵以至一百韵的，都被江南士人所传诵，流传至京师，闾里巷陌普遍传唱，至为感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俩共同倡导并推进的新乐府运动。所谓新乐府，即是上续《诗经》和《汉乐府诗》中“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現实主义传统，以自拟新题的方式写作乐府诗。白居易是新乐府运动的领袖人物，元稹则为“副帅”。他们二人的亲密合作和诸多实践，不仅开一代诗风，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而且使他们的友谊成为文学史上的佳话。
元稹比白居易早逝。他在生前就将题写墓碑之事托付给白居易。元稹死后，白居易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撰写了一篇碑文以示悼念。对此，元稹的家人欲付给他相当丰厚的润笔费，包括车马、绫绢、银鞍、玉带等相当于“七十万之巨”的厚酬;还同时送来他家一批奴婢。元家坚持要送，白居易坚决不收，如此往返多次。白居易诚恳地说：“我和元微之乃生死之交，写碑文是朋友的临终托付，也是对交情最好的挚友的信任。我想起平日和微之的深厚交情，怎么能收下这些礼物和酬金呢？”最后由于元家执意要送，白居易只好将奴婢退还，将所送的巨额润笔费捐助给当时正待修建的香山寺，并作《修香山寺记》叙其始末，于文末特意说明：“施舍给香山寺的这些财帛，其利益功德，应当归于元微之。” 通过这件事，可看出白居易对友情的看重;同时，一篇墓志碑文而以七十万为谢，亦可见唐人润笔之巨。此外，将奴婢作为“润笔”的一部分，见于记载的，尚属首次，亦堪称奇事也。
十二、皇甫湜按字论价索高酬
皇甫湜（777—835），字持正，睦州新安（今浙江淳安）人，唐穆宗时进士，后官至工部郎中，曾师从韩愈学习古文。他是一位个性独特的文人，自信而恃才傲物，嗜酒而喜欢酒后为文。他的文章奇僻隐奥，尤善碑文。就连当时的文坛领袖、大名鼎鼎的韩愈，在垂老病危之际也曾专门写信给他：“我死后能彰显我之生平而让我不至于随世湮灭者，非你（指皇甫湜）莫属啊！”皇甫湜遵其遗嘱，撰写了《韩文公墓志铭》和《韩愈神道碑》二文，受到世人的称道。韩愈的儿子曾给他送去丰厚的报酬。由此可见皇甫湜撰写碑文名气之大。
当时流行的碑文主要是两大类。一类如前所述，是为死者撰写的墓碑或墓志铭;另一类是为新修佛寺或道观撰写的“功德碑”，这类文字一般都要请时贤名士、文章高手撰写，故润笔报酬亦高。当时皇甫湜供职于曾任宰相的裴度门下，当一名判官。裴度修福先寺，欲请人撰文为碑。其时白居易名气很大，裴度想请远在外地的白居易撰写《福先寺碑》文。皇甫湜听说此事，大为不满，认为裴度瞧不起他，于是递上辞呈耿直而言：“裴公既然舍近而求远，只知道白居易而不相信我皇甫湜，那就让我从现在起就辞职吧！”裴度只好改变主意，转而请他撰写碑文。
皇甫湜叫人备了好酒，于畅饮酣醉之际，洋洋洒洒，挥笔立就。文成之后，裴度觉得满意，赠送他许多车马和绢帛作为润笔。没料到皇甫湜却嫌润笔太少，很气愤地说：“我是不轻易为人作碑的。这篇碑文总共三千字，我的文章应当按‘一字三缣’计酬，即一个字该值三匹细绢，为什么给我这么少的润笔？”裴度暗笑曰：“真是个旷达不羁的文人啊！”赶快陪着笑脸又增送了五千匹绸绢的润笔。
这很有点像今天稿酬的“以（千）字计酬”法。而皇甫湜的“脾气”，与现时一些颇有个性和才气的作家按质论价、索要优酬何其相似乃尔！
十三、雅士重名节，高酬难动心
虽然求人作文付给润笔酬劳已成惯例，获酬者亦属“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之列，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该得的钱物;然而，有一些文人却仍然在为别人作文、写碑之后，对请托者所赠财帛辞谢不受，体现了高人雅士的君子之风。
唐时柳玭是知名的书法家。他不轻易取人钱财，而是常常“义务”为他人写碑文。他从御史大夫贬为泸州刺史时，东川节度使顾彦晖请他给自己书写“德政碑”碑文，并备以厚礼作为润笔。柳玭对他说：“如果赠送给我财物作酬谢，我就不能答应你的请求。”顾彦晖只好免“礼”而称谢。
还有一类文人，严守德行，讲究气节，不轻易下笔，尤其不肯违心地为他人撰写（或书写）谀颂之辞;哪怕你付给很高的润笔，不该写的，他就是坚决不写。
唐人韦贯之，历仕唐德、顺、宪、穆宗四朝，官至宰相，以忠诚而“严身律下”著称。《旧唐书》称誉他“生平未尝馈遗，故家无羡（余）财”。裴均的儿子拿一万匹缣（细绢）作为润笔，请韦贯之为其父撰写墓志铭。韦贯之觉得裴均无德政可写，便断然拒绝道：“我宁肯饿死，也不会接受这样的润笔。堂堂韦某，岂能写这样的文章！”
唐穆宗时，萧俯任宰相。“俯居相位，孜孜正道，重慎名器”，且“趣尚简洁，不以声利自污”（《旧唐书·萧俯传》）。当时的成德节度使王士真亡故后，穆宗下诏书，要萧俯作《神道碑》颂其功德。按当时惯例，奉诏作碑文将得到（润笔）厚赏。萧俯上疏婉拒曰：“王士真政绩平平，何况这篇文章将涉及到他的儿子，士真之子王承宗就不仅是平庸的问题。他子承父职后曾对朝廷有反叛行为，后因宪宗平定淮西之乱后，迫于朝廷威慑他才不得不归顺。如要我秉笔直书，则没法为他（父子俩）撰写溢美之辞。何况，文成之后，皇上会按惯例给我重金奖赏，我若拒绝，会违拗了皇上的好意;我若接受，则又有违我平生的志向。所以，此文我还是不写为好。”唐穆宗表示理解，于是取消了要他写《神道碑》的诏令。
十四、蔡襄得欧阳修润笔
欧阳修（1007—1072），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号六一居士，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文章自然畅达，为世人所崇，史称“欧阳文忠公”。他在《归田录》中记载了他为书法家蔡襄付润笔的趣事。
蔡襄（1012—1067）字君谟，兴化仙游（今属福建）人，官至端明殿学士，是与欧阳修同时代的著名书法家，为“宋四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之一。其工楷、行、草书;楷书端丽沉着，行书浑厚秀美，草书淳淡婉丽。欧阳修当时所作《集古录自序》，由蔡襄书写刻石，欧阳修感到很满意，称“其字尤精劲，为世所珍”。他想重重地酬谢蔡襄，但又想，作为朋友交情，送银钱蔡襄未必肯收，且难以免俗。他知道蔡襄有两大特长，一是工书法，二是善品茶，润笔最好能与此相关，既能投蔡襄之所好，又能脱俗，体现一定的品位。他便精心挑选了几件礼物作为润笔：一是书法家珍爱的鼠须笔，配上精制典雅的铜绿笔格;二是名贵的龙井茶，配上罐装的惠山泉。蔡襄得此润笔，开怀大笑，认为清高脱俗，典雅得体，又正中下怀，遂欣然受之。
過了一个多月，有人送给欧阳修“清泉香饼”一筐。乍听好像是可食之物，其实不然。清泉是地（产地）名;香饼是一种石炭，用以焚香，一饼之火，可终日不灭。“焚香读书”或“焚香泼墨（写字）”乃是文人一大雅趣。蔡襄听说欧阳公近得此物，十分羡慕，便惋叹道：“可惜香饼送迟了，使我的润笔少了这一种绝佳之物！”欧阳修听了暗暗好笑，觉得老朋友虽不爱钱，却对焚香、品茶、挥毫的“三宝”得其二（茶、笔）而缺其一（香饼）深为遗憾，实在“求全”得太过分，也“贪婪”得太有趣了。出于友谊和宽容，且为补“三缺一”之憾，欧阳修遂再送去香饼。蔡襄于是大悦。
十五、司马光获“御批”稿酬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北宋著名政治家、史学家。他力辅四朝，官至宰相，政治上趋于保守，反对王安石变法;在史学上却是个卓有建树的创新开拓型人物。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贡献，是主持撰写了编年体通史巨著《资治通鉴》，对中国史学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司马光接受编史任务之后，蛰居洛阳达十九年之久。他和助手们孜孜不倦，夜以继日地埋头苦干。及至该书编成，他已齿发脱落，垂垂老矣，仅一年多后便去世了。《资治通鉴》全书共三百五十四卷（包括考异、目录），“博而要，简而周”地记载了十六个朝代、贯穿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兴衰治乱的史实。这样一部煌煌巨著，与汉代司马迁所撰《史记》一起，堪称史学双璧，将永远辉耀于中华史坛。
元丰七年（1084年）十一月，该书告竣之后，司马光向神宗皇帝上《进书表》，言“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呈请皇帝披阅省览。宋神宗不仅“钦赐”了书名，还亲自为该书作序。可惜神宗未能阅毕，于次年三月去世。哲宗皇帝继位之后，下达了《奖谕诏书》，赞誉司马光“博学多闻，贯穿今古……发挥缀缉，成一家之书，褒贬去取，有所据依”;还说是“省阅以还，良深嘉叹”（“自从省阅以来，确实深为嘉许赞叹”）！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在诏书的最后，宋哲宗特地亲自开列“润笔”奖项：“今赐卿银、绢、对衣、腰带、鞍辔马”;并详细地开列了清单目录，嘱其“至可领也”（“到库便可领取”——见《资治通鉴·奖谕诏书》）。这一笔数目不菲的金银财物，是皇帝从国库中专门拨出、对司马光和他的助手們十九年辛勤劳作发给的“一次性”润笔奖赏，也可以称作“御批”稿酬。
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这部史学著作是不朽的，他所付出的工作量和辛劳度也是空前的。据史载，为了抓紧时间，防止睡觉过头，他专门请人用圆木制了一个枕头，起名“警枕”。当睡觉翻身时圆木滚落于地，他便立刻惊醒起身，继续著书。司马光编书认真、细致，连书稿也誊写得工工整整，干干净净。他和助手们誊写的《通鉴》草稿在洛阳城堆满了两间房子。有人翻阅了其中数百纸，竟未发现一个潦草的字迹。可见他们用力之勤、功夫之深、费时之多。由是观之，“御批”稿酬虽然丰厚，然而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所付出的巨大的精神劳动以及《通鉴》的无可替代的史学价值，于这一笔“润笔”费，则是完全当之无愧的。
十六、苏东坡与“换羊书”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蜀郡眉州（今四川眉山）人，官至翰林学士、礼部尚书、皇帝的“侍读”;后因讥议王安石新法，被贬为杭州通判。他一生多次遭贬，仕途不畅，然而却应了“文章憎命达”（杜甫语）之说，诗极妙境，文臻佳绝。他具有卓越的艺术天才，诗、词、文、赋、绘画、书法等方面，均有精湛的造诣，被公认为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
在宋代书法界，苏东坡具有承先启后的地位。他前承唐风而又不拘成法，突破古人的樊篱，开创了风格独特的“苏体”，不管是平淡冲和、典雅秀润，还是雄奇跌宕、酣畅淋漓，都自有一种神韵贯串其中。所以，时人将东坡书法誉为“宋四家”（苏、黄、米、蔡）之首，“宋人之书，当以苏轼为第一”（陆维钊《书法述要》）。其作品备受世人珍爱。但苏东坡生性潇洒，并不看重润笔钱财，而是常常兴之所至，即写即送。故时人说他“于书画亦精绝。故其简笔才落手，即为人藏去，有得其真迹者，重于珠玉”（宋·王闢之《渑水燕谈录》）。
有个叫韩宗儒的文人，认识苏东坡，知道苏东坡的字是能换取钱财的。但他生性饕餮，很喜欢吃羊肉，便与苏东坡通信，每弄到一张有苏东坡笔迹的便函，便拿到统领禁军的殿帅姚麟许那儿换十几斤羊肉。对此，苏东坡一时还蒙在鼓里。有一天，苏东坡的朋友兼弟子、“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将此事讲给他听，并和他开玩笑说：“昔时有晋人王羲之以字换鹅，称‘换鹅书’，如今先生的字可以叫做‘换羊书’罗！”东坡听了不但没有生气，反而敞怀大笑。有一天，苏东坡在翰林院奉旨撰写文稿，正忙得不可开交。韩宗儒则一日之内写了几封信来，想求东坡写一回函，而且让人在门外等着取回信。东坡暗忖：想必此人嘴馋了又没羊肉吃了。他生性幽默风趣，喜与人玩笑、戏谑，便笑着叫差役去打发来人：“请传我的话，本官今日断屠！”意思是本官今日没工夫写字，看来你今天没法拿到“换羊书”，羊肉是吃不成了！
像韩宗儒这样的人，不识东坡墨宝“重于珠玉”的价值，却拿去换羊肉，一般人都会为之生气;但东坡却不然。在他眼中，“见天下无一不好人”（东坡对其弟苏辙语），故以宽阔的心胸，诙谐的语言对之，“点”到为止，却不以恶语伤人。由此可见苏东坡的大家风范以及性情中善良宽厚之一面。
十七、碑文润笔丰，东坡婉拒之
古时候的人很看重自己“百年之后”的名节，即对自己一生功德业绩盖棺定论的评价与颂扬。于是，或生前就预先托人，或死后由子孙请人撰写墓志铭、碑文者，不乏其人。因为这类文字勒石刻碑可以传之后世，甚至“永垂千古”，故撰写的润笔费也很可观。一些官宦或商贾人家甚至不惜重金悬购碑文，实际上是拿钱“买”一篇对死者的谀颂之辞。唐文宗时，长安城中，不少人争着为仕宦人家的死者撰写碑文，讨价还价，争来争去，热闹如市场一般。一些“专业写作”碑文的二三流文人，每请必到，不请自到，眼中盯住的是丰厚的润笔费，其所撰谀颂碑文与死者“功德”相距甚远，“管它离谱不离谱，反正死人已入土;管它违心不违心，只认白银和黄金”。此种以“拜金”为目的的碑颂之风，在唐时已成气候，宋时尤盛。
这其中也有例外，比如苏东坡。以他当时的文才、名气，许以高酬而托人带信或登门请他作碑文的人不计其数;他若是要想借此“发财”，当是轻而易举之事。但苏东坡看重名节，不慕钱财，更不肯让自己手中的笔因违心谀颂而染尘蒙垢。他在《祭张文定公文》中说：“我从来就不愿意为天下人写墓志铭，除非其人确有大功德。”也就是说，他唯一看重的是死者的功德。东坡不仅如此说，也如此做。《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凡七十三卷，墓志铭仅占二卷，十三人，其中五人为女性（包括朝云），乃当时贤妻良母;其他八人（包括范镇、张方平、藤元发）则是德高望重的名臣名士，值得在碑文中大书一笔。
宋哲宗元祐年间，苏东坡曾给皇帝写过一篇奏稿，文中说：“臣近日得敕书所示，要臣为已故的同知枢密院事赵瞻撰写神道碑。请念臣年事已高，体弱多病，学业荒疏，文词浅陋，不能满足作为子孙而欲宣扬亲人功德恩泽的夙愿。因此，恳请陛下另选贤能高手，以免去臣的这个差使。”苏东坡此文托词借故，婉拒了为赵瞻写碑之事。究其原因，是赵瞻子孙虽许以重金润笔，而赵瞻其人却无德无才，不值一写。 十八、苏轼与文同“戏言”润笔
苏轼（东坡）与文同（与可）既是表兄弟，又是文场挚友。苏轼的文章与文同的文人画（尤其是墨竹）都为世人所称道。二人亲密无间，常常书来信往，交流创作心得。“画竹必先得竹于胸中”便是文同教给苏轼的绘画理论之一。苏轼潜心揣摩练习，其所画墨竹亦“独得其意，并得其法”，成为当时一绝。
文同画竹名闻遐迩，来求画的人络绎不绝。当时习俗，常以白色的绢帛作为润笔画资，一则白绢可用于作画，省去畫家购材之费;二则绢帛价格较贵，本身就是可与银两等值兑换的酬资。文同重义轻财，并不看重润笔，尤其是不愿为那些附庸风雅的富人作画，哪怕他们送来整匹整匹的绸绢，他也毫不动心;有时甚至掷之于地，骂道：“我要把这些当成袜子！”此话被士大夫中的富人传为话柄。
后来苏轼到了徐州任上做官，文同来信说：“近来我对士大夫们说，深谙我画法技巧的苏学士，就在徐州，你们可去那里求画;苏公呵，那些做袜子的材料就都要汇集到你那里去了。”这当然是玩笑话。信末，文同还附了两句诗：“拟将一段鹅溪绢，扫取寒梢万尺长。”诗中的“鹅溪绢”是名贵蜀绢，寒梢则指竹子。苏轼明知诗中的数字是不能用简单算术来推算的，却故意回信“戏言”道：“你要画一万尺之竹，我推算了一下，当用绢帛二百五十匹才够画。我知道文公你懒得动笔，只是想得到这些润笔（指绢帛）而已！”文同急忙回信改口道;“我那些话是胡诌的，世间哪有一万尺长的竹呢？”还不无自嘲地说：“像我这样的穷文人，若是真有二百五十匹绢帛的资产的话，我早就拿它买田还乡安度晚年罗！”
不久，文同将他画的一幅《筼筜谷偃竹》图送给苏轼，苏轼遂题写《筼筜谷》诗回赠，诗中继续与文同“戏言”：“汉川修竹贱如蓬，斤斧何曾赦（放过）箨（tuò）龙（即竹笋）。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其中“渭滨千亩”一语，出自《史记·货殖列传》“渭川千亩竹，此其人与千户侯同”。苏轼在此戏言其有“千亩”（千户侯）之富，亦暗指前面文同的“买田”之说。诗中最妙的是“清贫馋太守”句。当时文同任洋州知府，相当于太守;“清贫”是实话，“馋”是俏皮话。这是承接前面“二百五十匹绢”的话题，并暗指（戏言）其有千亩（千户）之欲;实际上是反语，是亲密无间的朋友之间的友好调侃。苏轼深知文同不肯为富人作画，也不看重钱财，因而一生清贫，却故意拿种竹的面积与润笔的绢帛开玩笑，愈开愈“大”（千亩之“大”），愈开愈“多”（数百匹之“多”），不过是“画饼充饥”的子虚乌有而已。仔细玩味二人的对话，一则可见其幽默性格与亲密关系，二则可窥其清贫之乐与高雅之趣。其不失为以润笔为发端的一则佳话。（待续）
作者：四川省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一级文学创作
唐代诗人王维（701—759），字摩诘，太原祁县人，唐玄宗时曾任右拾遗、监察御史等官职，唐肃宗时官至中书舍人、尚书右丞（右丞相），世称“王右丞”。
王维以诗文著称于唐开元、天宝年间。他擅长五言诗，田园山水诗尤佳;加之他精通书画，山水画技艺极臻精妙，又浑然天成，当时的画家几乎无人能及。宋代文学家苏轼评价他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他还深谙音律。有一次，有人得到一张《奏乐图》，不知道乐曲的名字，就拿去请教王维。王维揣摩了一下，马上说：“这幅画画的是正在演奏《霓裳羽衣曲》第三叠第一拍的情境”。在场的人半信半疑。有好事者召集乐工按照曲谱演奏，到第三叠第一拍时，果然与图上画的一模一样。众人惊愕之余，不禁对王维佩服得五体投地。
就是这么一位多才多艺的诗人、画家，却从来不以“名家”自诩，为人谦和朴实，且信斋吃素，生活俭朴。他平素作一些山水画，也大都是馈赠友朋，一般都不收取润笔。
与王维同时的宰相王玙（？—768），并无多少真才实学。他迎合玄宗晚年崇信老庄，好神仙之术，于是上奏章谏议广修祠祭，讨得“圣意”大悦，得任太常博士、侍御史。肃宗即位，仍好巫术;王玙继以前议获宠，遂擢升至宰相要职。他的才学当然远不如王维，却喜欢自吹。他也能写一些应酬文章，人家便恭维他是“大作家”，他居然毫不推诿。他好为人作碑志，收取的润笔费相当昂贵。人们暗中将“二王”对比，认为维、玙之间人品和才学都相距甚远。
一日，有送巨资厚礼者，叩开了王维的家门。一问他姓王，又是丞相，便出示礼帖，说是给大作家王丞相送润笔费来啦。王维一看，酬金和礼品如此丰厚，不禁为之咋舌;同时也明白了来者是将他误当成王玙而找错了门，便指着对门王玙的家，不无讥讽地说：“错了，错了——大作家在那边！”
十、韩愈文好酬亦高
唐代文学家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阳（今孟县）人，祖籍昌黎县（今辽宁义县），世称韩昌黎。韩愈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曰“文”，故又称韩文公。他的散文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其诗亦佳。他为文反对六朝以来的骈丽文风，与柳宗元同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文章要言之有物，且身体力行之，为后世留下了许多名篇佳作。其散文在继承先秦两汉古文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和发展，气势雄健，在当时名气颇大，对后世亦有很大影响。
名气大当然文章稿酬也高。韩愈于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随宰相裴度平定淮西叛乱之后，奉宪宗诏谕撰写了著名的《平淮西碑》，笔力浑厚雄健。唐宪宗很满意，把勒有碑文的一块石刻赐给了在平叛中立有大功的韩弘，后者便送了五百匹绢给韩愈作为报酬。又有一次，韩愈给死去的王用写碑文颂辞，王用的儿子给韩愈送去了昂贵的鞍马和白玉带、黄金等物。韩的一位熟人刘义从中拿走了几斤金子，并说：“这是吹捧坟墓中的人而得到的报酬，不如送给我刘某人作寿礼更好。”韩愈没有阻止他。韩愈去世后，以《陋室铭》和“竹枝词”闻名于世的作家刘禹锡为他写祭文，说“一字之价，辇金如山”，意思是说，你韩公一个字的价格，就能载运金钱堆积如山。所谓“一字千金”，“字敌金山”，极言韩愈的文章好获酬也高。
顺便提及的是，前面说到的那篇《平淮西碑》，虽然获酬甚高，却也惹出了麻烦。该文系受皇命作碑记功，旨在张扬唐皇声威，歌颂宪宗武功，表彰平藩诸臣;而于主帅裴度，颂词尤多。因此引起先入淮西擒获藩主的李愬不满，通过其妻唐安公主向皇上讼诉碑文不实。宪宗只好诏令磨平韩碑，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撰碑文勒石刊刻。然韩、段二碑，其文采辞章才华殊异，差别颇大。北宋时苏轼曾作《临江小驿》诗云：“淮西功业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注：“吏部”即指韩愈）。千载断碑人脍炙，不知世有段文昌。”苏东坡的褒韩贬段虽然尖刻，却是有眼光、有见地的行家之语。韩愈《平淮西碑》虽已成断碣残碑，但其文古朴，酣畅淋漓，具雄健奔放之势，故终难湮灭其光芒而留传后世。这样看来，该文是完全值得起当初的“高酬”的，由此可见韩愈确是“才高八斗文无价”，时人酬以重金，在他是当之无愧的。
十一、白居易重情轻财
唐代文学史上有“元白”之称，所指便是诗人元稹和白居易。
元稹（779—831），字微之，河南河内（今属河南）人，唐穆宗时曾官至宰相。他的诗流畅激越，擅长讽喻，时称“元和体”。白居易（772—846）字乐天，祖籍山西太原，曾任翰林学士、刑部尚书。他的诗作多针砭时弊，反映民间疾苦，为时人争相传诵。
“居易于文章精切，然最工诗……初与元稹酬咏，故号元白”（《新唐书·白居易传》）。“元白”之称既代表了唐代文学史上一种诗才齐名、诗风相近的现象，又记录着这两位唐代诗人相互酬咏、交往密切的深笃情意。当时他俩的相互酬唱有三十韵、五十韵以至一百韵的，都被江南士人所传诵，流传至京师，闾里巷陌普遍传唱，至为感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俩共同倡导并推进的新乐府运动。所谓新乐府，即是上续《诗经》和《汉乐府诗》中“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現实主义传统，以自拟新题的方式写作乐府诗。白居易是新乐府运动的领袖人物，元稹则为“副帅”。他们二人的亲密合作和诸多实践，不仅开一代诗风，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佳作，而且使他们的友谊成为文学史上的佳话。
元稹比白居易早逝。他在生前就将题写墓碑之事托付给白居易。元稹死后，白居易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撰写了一篇碑文以示悼念。对此，元稹的家人欲付给他相当丰厚的润笔费，包括车马、绫绢、银鞍、玉带等相当于“七十万之巨”的厚酬;还同时送来他家一批奴婢。元家坚持要送，白居易坚决不收，如此往返多次。白居易诚恳地说：“我和元微之乃生死之交，写碑文是朋友的临终托付，也是对交情最好的挚友的信任。我想起平日和微之的深厚交情，怎么能收下这些礼物和酬金呢？”最后由于元家执意要送，白居易只好将奴婢退还，将所送的巨额润笔费捐助给当时正待修建的香山寺，并作《修香山寺记》叙其始末，于文末特意说明：“施舍给香山寺的这些财帛，其利益功德，应当归于元微之。” 通过这件事，可看出白居易对友情的看重;同时，一篇墓志碑文而以七十万为谢，亦可见唐人润笔之巨。此外，将奴婢作为“润笔”的一部分，见于记载的，尚属首次，亦堪称奇事也。
十二、皇甫湜按字论价索高酬
皇甫湜（777—835），字持正，睦州新安（今浙江淳安）人，唐穆宗时进士，后官至工部郎中，曾师从韩愈学习古文。他是一位个性独特的文人，自信而恃才傲物，嗜酒而喜欢酒后为文。他的文章奇僻隐奥，尤善碑文。就连当时的文坛领袖、大名鼎鼎的韩愈，在垂老病危之际也曾专门写信给他：“我死后能彰显我之生平而让我不至于随世湮灭者，非你（指皇甫湜）莫属啊！”皇甫湜遵其遗嘱，撰写了《韩文公墓志铭》和《韩愈神道碑》二文，受到世人的称道。韩愈的儿子曾给他送去丰厚的报酬。由此可见皇甫湜撰写碑文名气之大。
当时流行的碑文主要是两大类。一类如前所述，是为死者撰写的墓碑或墓志铭;另一类是为新修佛寺或道观撰写的“功德碑”，这类文字一般都要请时贤名士、文章高手撰写，故润笔报酬亦高。当时皇甫湜供职于曾任宰相的裴度门下，当一名判官。裴度修福先寺，欲请人撰文为碑。其时白居易名气很大，裴度想请远在外地的白居易撰写《福先寺碑》文。皇甫湜听说此事，大为不满，认为裴度瞧不起他，于是递上辞呈耿直而言：“裴公既然舍近而求远，只知道白居易而不相信我皇甫湜，那就让我从现在起就辞职吧！”裴度只好改变主意，转而请他撰写碑文。
皇甫湜叫人备了好酒，于畅饮酣醉之际，洋洋洒洒，挥笔立就。文成之后，裴度觉得满意，赠送他许多车马和绢帛作为润笔。没料到皇甫湜却嫌润笔太少，很气愤地说：“我是不轻易为人作碑的。这篇碑文总共三千字，我的文章应当按‘一字三缣’计酬，即一个字该值三匹细绢，为什么给我这么少的润笔？”裴度暗笑曰：“真是个旷达不羁的文人啊！”赶快陪着笑脸又增送了五千匹绸绢的润笔。
这很有点像今天稿酬的“以（千）字计酬”法。而皇甫湜的“脾气”，与现时一些颇有个性和才气的作家按质论价、索要优酬何其相似乃尔！
十三、雅士重名节，高酬难动心
虽然求人作文付给润笔酬劳已成惯例，获酬者亦属“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之列，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该得的钱物;然而，有一些文人却仍然在为别人作文、写碑之后，对请托者所赠财帛辞谢不受，体现了高人雅士的君子之风。
唐时柳玭是知名的书法家。他不轻易取人钱财，而是常常“义务”为他人写碑文。他从御史大夫贬为泸州刺史时，东川节度使顾彦晖请他给自己书写“德政碑”碑文，并备以厚礼作为润笔。柳玭对他说：“如果赠送给我财物作酬谢，我就不能答应你的请求。”顾彦晖只好免“礼”而称谢。
还有一类文人，严守德行，讲究气节，不轻易下笔，尤其不肯违心地为他人撰写（或书写）谀颂之辞;哪怕你付给很高的润笔，不该写的，他就是坚决不写。
唐人韦贯之，历仕唐德、顺、宪、穆宗四朝，官至宰相，以忠诚而“严身律下”著称。《旧唐书》称誉他“生平未尝馈遗，故家无羡（余）财”。裴均的儿子拿一万匹缣（细绢）作为润笔，请韦贯之为其父撰写墓志铭。韦贯之觉得裴均无德政可写，便断然拒绝道：“我宁肯饿死，也不会接受这样的润笔。堂堂韦某，岂能写这样的文章！”
唐穆宗时，萧俯任宰相。“俯居相位，孜孜正道，重慎名器”，且“趣尚简洁，不以声利自污”（《旧唐书·萧俯传》）。当时的成德节度使王士真亡故后，穆宗下诏书，要萧俯作《神道碑》颂其功德。按当时惯例，奉诏作碑文将得到（润笔）厚赏。萧俯上疏婉拒曰：“王士真政绩平平，何况这篇文章将涉及到他的儿子，士真之子王承宗就不仅是平庸的问题。他子承父职后曾对朝廷有反叛行为，后因宪宗平定淮西之乱后，迫于朝廷威慑他才不得不归顺。如要我秉笔直书，则没法为他（父子俩）撰写溢美之辞。何况，文成之后，皇上会按惯例给我重金奖赏，我若拒绝，会违拗了皇上的好意;我若接受，则又有违我平生的志向。所以，此文我还是不写为好。”唐穆宗表示理解，于是取消了要他写《神道碑》的诏令。
十四、蔡襄得欧阳修润笔
欧阳修（1007—1072），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号六一居士，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文章自然畅达，为世人所崇，史称“欧阳文忠公”。他在《归田录》中记载了他为书法家蔡襄付润笔的趣事。
蔡襄（1012—1067）字君谟，兴化仙游（今属福建）人，官至端明殿学士，是与欧阳修同时代的著名书法家，为“宋四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之一。其工楷、行、草书;楷书端丽沉着，行书浑厚秀美，草书淳淡婉丽。欧阳修当时所作《集古录自序》，由蔡襄书写刻石，欧阳修感到很满意，称“其字尤精劲，为世所珍”。他想重重地酬谢蔡襄，但又想，作为朋友交情，送银钱蔡襄未必肯收，且难以免俗。他知道蔡襄有两大特长，一是工书法，二是善品茶，润笔最好能与此相关，既能投蔡襄之所好，又能脱俗，体现一定的品位。他便精心挑选了几件礼物作为润笔：一是书法家珍爱的鼠须笔，配上精制典雅的铜绿笔格;二是名贵的龙井茶，配上罐装的惠山泉。蔡襄得此润笔，开怀大笑，认为清高脱俗，典雅得体，又正中下怀，遂欣然受之。
過了一个多月，有人送给欧阳修“清泉香饼”一筐。乍听好像是可食之物，其实不然。清泉是地（产地）名;香饼是一种石炭，用以焚香，一饼之火，可终日不灭。“焚香读书”或“焚香泼墨（写字）”乃是文人一大雅趣。蔡襄听说欧阳公近得此物，十分羡慕，便惋叹道：“可惜香饼送迟了，使我的润笔少了这一种绝佳之物！”欧阳修听了暗暗好笑，觉得老朋友虽不爱钱，却对焚香、品茶、挥毫的“三宝”得其二（茶、笔）而缺其一（香饼）深为遗憾，实在“求全”得太过分，也“贪婪”得太有趣了。出于友谊和宽容，且为补“三缺一”之憾，欧阳修遂再送去香饼。蔡襄于是大悦。
十五、司马光获“御批”稿酬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号迂叟，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北宋著名政治家、史学家。他力辅四朝，官至宰相，政治上趋于保守，反对王安石变法;在史学上却是个卓有建树的创新开拓型人物。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贡献，是主持撰写了编年体通史巨著《资治通鉴》，对中国史学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司马光接受编史任务之后，蛰居洛阳达十九年之久。他和助手们孜孜不倦，夜以继日地埋头苦干。及至该书编成，他已齿发脱落，垂垂老矣，仅一年多后便去世了。《资治通鉴》全书共三百五十四卷（包括考异、目录），“博而要，简而周”地记载了十六个朝代、贯穿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兴衰治乱的史实。这样一部煌煌巨著，与汉代司马迁所撰《史记》一起，堪称史学双璧，将永远辉耀于中华史坛。
元丰七年（1084年）十一月，该书告竣之后，司马光向神宗皇帝上《进书表》，言“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呈请皇帝披阅省览。宋神宗不仅“钦赐”了书名，还亲自为该书作序。可惜神宗未能阅毕，于次年三月去世。哲宗皇帝继位之后，下达了《奖谕诏书》，赞誉司马光“博学多闻，贯穿今古……发挥缀缉，成一家之书，褒贬去取，有所据依”;还说是“省阅以还，良深嘉叹”（“自从省阅以来，确实深为嘉许赞叹”）！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在诏书的最后，宋哲宗特地亲自开列“润笔”奖项：“今赐卿银、绢、对衣、腰带、鞍辔马”;并详细地开列了清单目录，嘱其“至可领也”（“到库便可领取”——见《资治通鉴·奖谕诏书》）。这一笔数目不菲的金银财物，是皇帝从国库中专门拨出、对司马光和他的助手們十九年辛勤劳作发给的“一次性”润笔奖赏，也可以称作“御批”稿酬。
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这部史学著作是不朽的，他所付出的工作量和辛劳度也是空前的。据史载，为了抓紧时间，防止睡觉过头，他专门请人用圆木制了一个枕头，起名“警枕”。当睡觉翻身时圆木滚落于地，他便立刻惊醒起身，继续著书。司马光编书认真、细致，连书稿也誊写得工工整整，干干净净。他和助手们誊写的《通鉴》草稿在洛阳城堆满了两间房子。有人翻阅了其中数百纸，竟未发现一个潦草的字迹。可见他们用力之勤、功夫之深、费时之多。由是观之，“御批”稿酬虽然丰厚，然而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所付出的巨大的精神劳动以及《通鉴》的无可替代的史学价值，于这一笔“润笔”费，则是完全当之无愧的。
十六、苏东坡与“换羊书”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蜀郡眉州（今四川眉山）人，官至翰林学士、礼部尚书、皇帝的“侍读”;后因讥议王安石新法，被贬为杭州通判。他一生多次遭贬，仕途不畅，然而却应了“文章憎命达”（杜甫语）之说，诗极妙境，文臻佳绝。他具有卓越的艺术天才，诗、词、文、赋、绘画、书法等方面，均有精湛的造诣，被公认为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
在宋代书法界，苏东坡具有承先启后的地位。他前承唐风而又不拘成法，突破古人的樊篱，开创了风格独特的“苏体”，不管是平淡冲和、典雅秀润，还是雄奇跌宕、酣畅淋漓，都自有一种神韵贯串其中。所以，时人将东坡书法誉为“宋四家”（苏、黄、米、蔡）之首，“宋人之书，当以苏轼为第一”（陆维钊《书法述要》）。其作品备受世人珍爱。但苏东坡生性潇洒，并不看重润笔钱财，而是常常兴之所至，即写即送。故时人说他“于书画亦精绝。故其简笔才落手，即为人藏去，有得其真迹者，重于珠玉”（宋·王闢之《渑水燕谈录》）。
有个叫韩宗儒的文人，认识苏东坡，知道苏东坡的字是能换取钱财的。但他生性饕餮，很喜欢吃羊肉，便与苏东坡通信，每弄到一张有苏东坡笔迹的便函，便拿到统领禁军的殿帅姚麟许那儿换十几斤羊肉。对此，苏东坡一时还蒙在鼓里。有一天，苏东坡的朋友兼弟子、“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将此事讲给他听，并和他开玩笑说：“昔时有晋人王羲之以字换鹅，称‘换鹅书’，如今先生的字可以叫做‘换羊书’罗！”东坡听了不但没有生气，反而敞怀大笑。有一天，苏东坡在翰林院奉旨撰写文稿，正忙得不可开交。韩宗儒则一日之内写了几封信来，想求东坡写一回函，而且让人在门外等着取回信。东坡暗忖：想必此人嘴馋了又没羊肉吃了。他生性幽默风趣，喜与人玩笑、戏谑，便笑着叫差役去打发来人：“请传我的话，本官今日断屠！”意思是本官今日没工夫写字，看来你今天没法拿到“换羊书”，羊肉是吃不成了！
像韩宗儒这样的人，不识东坡墨宝“重于珠玉”的价值，却拿去换羊肉，一般人都会为之生气;但东坡却不然。在他眼中，“见天下无一不好人”（东坡对其弟苏辙语），故以宽阔的心胸，诙谐的语言对之，“点”到为止，却不以恶语伤人。由此可见苏东坡的大家风范以及性情中善良宽厚之一面。
十七、碑文润笔丰，东坡婉拒之
古时候的人很看重自己“百年之后”的名节，即对自己一生功德业绩盖棺定论的评价与颂扬。于是，或生前就预先托人，或死后由子孙请人撰写墓志铭、碑文者，不乏其人。因为这类文字勒石刻碑可以传之后世，甚至“永垂千古”，故撰写的润笔费也很可观。一些官宦或商贾人家甚至不惜重金悬购碑文，实际上是拿钱“买”一篇对死者的谀颂之辞。唐文宗时，长安城中，不少人争着为仕宦人家的死者撰写碑文，讨价还价，争来争去，热闹如市场一般。一些“专业写作”碑文的二三流文人，每请必到，不请自到，眼中盯住的是丰厚的润笔费，其所撰谀颂碑文与死者“功德”相距甚远，“管它离谱不离谱，反正死人已入土;管它违心不违心，只认白银和黄金”。此种以“拜金”为目的的碑颂之风，在唐时已成气候，宋时尤盛。
这其中也有例外，比如苏东坡。以他当时的文才、名气，许以高酬而托人带信或登门请他作碑文的人不计其数;他若是要想借此“发财”，当是轻而易举之事。但苏东坡看重名节，不慕钱财，更不肯让自己手中的笔因违心谀颂而染尘蒙垢。他在《祭张文定公文》中说：“我从来就不愿意为天下人写墓志铭，除非其人确有大功德。”也就是说，他唯一看重的是死者的功德。东坡不仅如此说，也如此做。《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凡七十三卷，墓志铭仅占二卷，十三人，其中五人为女性（包括朝云），乃当时贤妻良母;其他八人（包括范镇、张方平、藤元发）则是德高望重的名臣名士，值得在碑文中大书一笔。
宋哲宗元祐年间，苏东坡曾给皇帝写过一篇奏稿，文中说：“臣近日得敕书所示，要臣为已故的同知枢密院事赵瞻撰写神道碑。请念臣年事已高，体弱多病，学业荒疏，文词浅陋，不能满足作为子孙而欲宣扬亲人功德恩泽的夙愿。因此，恳请陛下另选贤能高手，以免去臣的这个差使。”苏东坡此文托词借故，婉拒了为赵瞻写碑之事。究其原因，是赵瞻子孙虽许以重金润笔，而赵瞻其人却无德无才，不值一写。 十八、苏轼与文同“戏言”润笔
苏轼（东坡）与文同（与可）既是表兄弟，又是文场挚友。苏轼的文章与文同的文人画（尤其是墨竹）都为世人所称道。二人亲密无间，常常书来信往，交流创作心得。“画竹必先得竹于胸中”便是文同教给苏轼的绘画理论之一。苏轼潜心揣摩练习，其所画墨竹亦“独得其意，并得其法”，成为当时一绝。
文同画竹名闻遐迩，来求画的人络绎不绝。当时习俗，常以白色的绢帛作为润笔画资，一则白绢可用于作画，省去畫家购材之费;二则绢帛价格较贵，本身就是可与银两等值兑换的酬资。文同重义轻财，并不看重润笔，尤其是不愿为那些附庸风雅的富人作画，哪怕他们送来整匹整匹的绸绢，他也毫不动心;有时甚至掷之于地，骂道：“我要把这些当成袜子！”此话被士大夫中的富人传为话柄。
后来苏轼到了徐州任上做官，文同来信说：“近来我对士大夫们说，深谙我画法技巧的苏学士，就在徐州，你们可去那里求画;苏公呵，那些做袜子的材料就都要汇集到你那里去了。”这当然是玩笑话。信末，文同还附了两句诗：“拟将一段鹅溪绢，扫取寒梢万尺长。”诗中的“鹅溪绢”是名贵蜀绢，寒梢则指竹子。苏轼明知诗中的数字是不能用简单算术来推算的，却故意回信“戏言”道：“你要画一万尺之竹，我推算了一下，当用绢帛二百五十匹才够画。我知道文公你懒得动笔，只是想得到这些润笔（指绢帛）而已！”文同急忙回信改口道;“我那些话是胡诌的，世间哪有一万尺长的竹呢？”还不无自嘲地说：“像我这样的穷文人，若是真有二百五十匹绢帛的资产的话，我早就拿它买田还乡安度晚年罗！”
不久，文同将他画的一幅《筼筜谷偃竹》图送给苏轼，苏轼遂题写《筼筜谷》诗回赠，诗中继续与文同“戏言”：“汉川修竹贱如蓬，斤斧何曾赦（放过）箨（tuò）龙（即竹笋）。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其中“渭滨千亩”一语，出自《史记·货殖列传》“渭川千亩竹，此其人与千户侯同”。苏轼在此戏言其有“千亩”（千户侯）之富，亦暗指前面文同的“买田”之说。诗中最妙的是“清贫馋太守”句。当时文同任洋州知府，相当于太守;“清贫”是实话，“馋”是俏皮话。这是承接前面“二百五十匹绢”的话题，并暗指（戏言）其有千亩（千户）之欲;实际上是反语，是亲密无间的朋友之间的友好调侃。苏轼深知文同不肯为富人作画，也不看重钱财，因而一生清贫，却故意拿种竹的面积与润笔的绢帛开玩笑，愈开愈“大”（千亩之“大”），愈开愈“多”（数百匹之“多”），不过是“画饼充饥”的子虚乌有而已。仔细玩味二人的对话，一则可见其幽默性格与亲密关系，二则可窥其清贫之乐与高雅之趣。其不失为以润笔为发端的一则佳话。（待续）
作者：四川省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一级文学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