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13年第一届海商文化周举办之际，本刊便曾推出过《江东——宁波海商汇聚雄起之地》大型专题，系统梳理了宁波海商文化的内涵、历史脉络以及当代价值。今年，值此2016东亚文化之都宁波活动年之际，又逢第四届海商文化周于6月15日开幕，我们继续关注海商精神，并对其作出更新的归纳与提炼。
　　宁波傍依四明山，这对宁波海商文化影响深刻，以致宁波人将在沪所建同乡会所也特地命名为“四明公所”。宁波坐山面海，融通中国传统“智”“仁”思想，沐浴浙东学术“尚气节、忧民生，重信义、轻名利”的独特精神气质，因此宁波的海商精神不妨称之为“四明风骨”。
　　明智求新
　　宁波人具有聪明睿智的创新意识和不懈追求的进取精神。宁波自古重视文化教育，宋朝时宁波即有“满朝朱衣贵，尽是四明人”之谚。在重教兴文氛围的熏染下，宁波历史上涌现出王应麟、王阳明、黄宗羲、万斯同、万斯大、全祖望一大批著名学者，使学术蓬勃、人才辈出的浙东学派成为中国学术史上的华彩篇章。
　　宁波海商明智求新，突出表现在不墨守成规、不固步自封，他们睿智进取，开拓创新，创造了许多上海乃至中国经济生活中的第一。如严信厚、朱葆三、叶澄衷等人参与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华人自办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方液仙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日用化学品制造厂——中国化学工业社，王启宇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民族机器染整企业——达丰染织厂，胡西园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制造灯泡的专业工厂——中国亚浦耳电灯炮厂，丁佐成创办了上海最早的仪表制造企业——大华科学仪器公司。
　　这些例子都在某种程度上生动反映了宁波人创新图强的精神品质。因此，宁波人明智而重视教育，求新而开拓进取。正是这种明智求新的精神，塑造了宁波隽永辉煌的历史，并将进一步促进宁波与时俱进、日趋繁荣。
　　明利重商
　　利是海商兴起的根本。正确看待利，才能了然商。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明代著名思想家王阳明明确反对“侵商”“困商”行为，质疑“独商人非吾民乎”。
　　历史上著名的浙东学派，开风气之先强调事功和经世致用，提出“义利并重”“工商皆本”等“治生思想”。管敏义在其主编的《浙东学术史》中，概括浙东学派具有博采、创新、求实、重史、爱国等特征。钱茂伟在《浙东学术史话》中则认为浙东学派有经世、务实、救偏、兼容、求真等五个特点。吴光又将“浙学”精神推及为浙江人文精神，并概括为五点：一是“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整体和谐精神；二是“实事求是，破除迷信”的批判求实精神；三是“经世致用”的实学精神；四是工商为本的人文精神；五是教育优先、人才第一的文化精神。这些认识为宁波明利重商提供了肥沃的思想土壤。
　　相对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传统农耕社会，宁波人明利，知利之价值，通过诚实劳动追求利益最大化，代表着一种开明思想和先进的市场意识。“利”要通过贸易实现，因此宁波人自然而然明利而重商，也由此通过海上贸易创造了比较先进的海商文化。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的宁波人已增至100万，占全市人口的五分之一。而在上海商界名人中，宁波籍人士则占了四分之一。 新中国成立前，宁波人创造了上海三分之一的财富，并创造了中国第一家商业银行等50个中国第一。宁波人在中国近代金融、航运、外贸、民族工业等方面，都居于领先地位。宁波人的商业素质由此可见一斑。明利重商，赋予宁波人天然的商业思想和贸易能力，是宁波海商文化的重要特征。
　　明勇至信
　　勇敢是海商精神不可或缺的精神元素。大海变幻莫测、吉凶难卜，对于向海而生的人，勇气必不可少。梁启超说：“海也者，能发人进取之雄心也，陆居者以怀土之故，而种种之系累生焉。试一观海，忽觉超然万累之表，而行为思想，皆得无限自由。彼航海者，其所求固在利也，然求之之始，却不可不先置利害于度外，以性命财产为孤注，冒万险而一掷之。故久于海上者，能使其精神日以勇猛，日以高尚。此古来滨海之民，所以比于陆居者活气较胜，进取较锐。”
　　黑格尔也说：“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的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他们（即海商）是冒了生命财产的危险来求利的。”海洋的冒险性，其实就是一种勇气、冒险心态和迎难而上的豪情，就是“不惜以生命为代价的价值观，以及敢于面对大海、挑战大海的无畏精神”。
　　对于诚信，王阳明提出“致良知”论，主张在心上下功夫，正心、诚意，把良知推而广之。他指出：“道心者，率性之谓，而未杂于人。无声无臭，至微而显，诚之源也。”受此影响的宁波帮，秉承“非诚信不得食于贾”的古训，在沪上经营钱庄业、民信业时就奉行“重然诺，尚信义”的诚信原则。
　　明义兼济
　　明义，代表“顾大局，识大体”；兼济，则体现出一种团结致富、接济贫民的社会责任。
　　义，首先是一个“和”字。和代表着一种多元包容的精神，是古人“和和美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思想的高度概括体现。“和”是海纳百川的胸怀，“和”是有容乃大的气魄。宁波人世代滨海而居，对海洋的包容精神有天然理解，因此对“和”有深刻感悟。
　　宁波人重“义”，在两次“四明公所事件”、旅沪同乡联合抵制英商太古公司抬高票价等历次事件中，均表现出强烈的紧密团结、爱国爱乡的情结。赵家藩、赵家艺兄弟不遗余力襄助孙中山，成为代代相传的美谈。赵氏兄弟在留日期间结识孙中山，1905年加入同盟会。兄弟二人边留学边经商，以经营所得资助孙中山革命。1907年，孙中山发动潮州、黄冈等起义，屡遭失败，资金窘迫，赵氏兄弟立马赶回宁波，变卖田产，将款项急付孙中山。
　　在五四运动时期，宁波同乡会就提出“一致对外，爱国爱乡”的口号。1919年1月，宁波旅沪同乡会与广肇公所、浙江同乡会等联合签发电报，要求北京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维护中国主权，抵制日本无理要求。在6月3日以后“三罢”中，宁波同乡会又担负起组织行动、散发消息、维持秩序等多种职能。在宣布罢工当天，宁波同乡会召开紧急会议，并于会后发表公告，敦促宁波同乡一致行动。在历次提倡国货、抵制洋货运动中，宁波同乡会都积极宣传，多方奔走，并多次假同乡会会所宣传国货。
　　宁波人推崇仗义疏财、扶危济困。如宁波人创办的四明医院规定，“其主要是为贫苦的甬籍同乡服务，对其他居民或外省籍病员则视其病情及经济情况而定，贫困者亦可免收挂号费，并免费给药”。香港影视界传奇人物邵逸夫，1985-2014年通过邵逸夫基金，累计向内地教育捐款近47.5亿港元，建设各类项目6013个。
　　这些都充分展现了宁波人明义兼济的思想。明义兼济，不是一蹴而就，更不是因循守旧，而是一个历史积淀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它既是宁波海商历史的主旋律，也是宁波海商融入“一带一路”战略的进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