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斋之中，不尚虚礼。凡入此斋，均为知己。随分款留，忘形笑语。不言是非，不侈荣利。闲谈古今，静玩山水。清茶好酒，以适幽趣。臭味之交，如斯而已。” 这是明人陈继儒《小窗幽记》中的随感之语，想来也是在这个美丽的落枫时节雅聚于太湖之滨的诸位师友共同的愉悦感受吧？
　　自2009年初春京城报国寺首届全国刻铜艺术雅集始，继于上海、长沙、济南、衡水举办了五届雅集，此次苏州雅集已是第六届了。最近的三届更是连年举办，与会者不断增多，昭示着刻铜文房艺术品收藏在当前收藏大背景低迷清淡的情况下依然活跃并被许多人钟爱着，实在令人欣慰。
　　回顾刻铜收藏的发展历程，让人颇为感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周继烈、靳连升、李宝德等诸位老师在刻铜收藏领域辛勤耕耘的拓荒时代。2005年玉泉斋主孙爽兄在盛世收藏网站开辟刻铜收藏专版后，刻铜收藏得以在全国范围迅速发展。《铁笔铜墨》《民国刻铜文房珍赏》等专著，便是此期间全国刻铜收藏者鼎力合作的产物。而李广君兄的专著《欢天喜地——婴戏图刻铜墨盒鉴赏》，则作为标志性成果说明刻铜专题收藏的理念已越来越被更多的师友们所接受。
　　刻铜文房究竟值不值得收藏？它与其他文房类藏品相比艺术与工艺价值如何？曾几何时，这是许多刻铜文房收藏者头脑中的一个疑问。如今，我们可以自豪地说：被历史湮没半个多世纪的刻铜文房艺术品堪称中国文房艺术发展史上一枝独秀的奇葩。从艺术角度看，如此之多的高水平艺术家如此深入、广泛地参与到刻铜文房艺术品的创作、赏玩与品鉴的现象，在中国文房艺术发展史上是空前的也注定是绝后的。正是由于这些艺术家的广泛参与，刻铜文房被赋予了高度的艺术价值。从工艺角度看，晚清民国时期顶尖治印、刻铜艺人与艺术家联袂合作，创造性地施展多种刻铜技艺，将中国金工镌刻艺术推向巅峰时代。同时，大量高水准的艺人各骋其技，创作出了诸如虽刻尤写的长篇小字、花纹精细的青铜器图案、极具地方色彩的乌铜走银、真实再现各类景观人物的腐蚀版、构造巧妙有趣的异型与三镶类等大量具有高度艺术与工艺价值的刻铜文房艺术品。从历史的角度看，晚清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风云激荡的年代，文房艺术品创作者突破了千年之久的封建思想禁锢，反映在刻铜艺术品上则是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题材创新，既有继承传统表现民俗类的花鸟、婴戏、高仕、仕女等题材，也有书画家们借以抒发胸意的文人画，更有极具个性的个人座右铭、爱情宣言等。同时，社会史实也被普遍地反映在刻铜艺术品之上，军政名人互赠或颁授部下，北伐战争、抗日战争、新中国建立等等内容，均被直观而广泛地表现在刻铜艺术品上，这种现象在以往的文房艺术品中极为少见。
　　十年来，在诸位师友的不懈努力下，许多我们当初未知的或雾里看花的刻铜史实，如陈寅生的身世及其作品的艺术特征、民国时期书画家与刻铜店铺的合作方式、名家款作品“亲笔”与“摹稿”的区别等等也已渐渐地明晰了。
　　但是，毋庸置疑，我们在刻铜收藏与鉴赏方面还存在着许多尚需进一步探讨和解决的问题。目前来讲，刻铜鉴赏所面临的主要瓶颈问题是如何从刻铜鉴赏的根本——“镌刻工艺”的角度品评、赏鉴一件作品。与《竹刻小言》等竹刻文房书籍对昔日刻竹用材、工具、技法等均有详细介绍不同，刻铜文房囿于旧时相关资料极度匮乏所限，今人对昔日之刻铜技法等几乎一无所知，刻铜赏鉴遂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更多的是推测与猜想。但值得庆幸的是，河北刻铜家陈洪超先生以还原昔日史实为己任，不断采访昔日同古堂旧人遗属及老刻铜家，陆续获得了一些宝贵的资料。尽管这些资料尚不足以全面还原当时的历史，但我们已踏上探寻刻铜文房鉴藏之本的道路，任重而道远，众师友协力而为，必有大成。
　　1936年3月出版的《湖社》月刊上刊载了一对金城绘吴昌绶题张寿丞刻镇尺拓片，吴昌绶在镇尺上题字“平生自是交谊古，相通游戏出神通。吴题金画他年重，更累人间拓冷铜”。吴氏非常自信地认为他们创作的刻铜艺术品日后必将被后人珍视且当作金石之物传拓赏玩。近年来，古钱币、青铜器、古铜镜、古砖瓦、古碑刻等收藏群体中颇为流行的传拓拓片，以及颇为盛行的在拓片上题写考证鉴赏文字等金石鉴赏之风，相形之下刻铜文房这一同样具有金石属性的艺术品却未如吴氏预言的那样被广为传拓赏玩，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事实上，并非只有所谓的“亲笔画稿”类刻铜艺术品才值得传拓赏玩，从留存至今的昔日旧拓看，只要是写刻精美的刻铜艺术品均堪传拓赏鉴。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从金石学角度玩赏刻铜艺术品的风气必会逐渐兴盛。
　　一届圆满的雅集，其背后必是组织者辛勤而周密的诸多准备工作，在此请允许我代表与会者对雅集组委会诸位师友真挚地道一句：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