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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政治整合理论是政治冲突与整合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体来说，制度化整合是政治整合的基础；政治秩序是政治整合追求的理想；政治规则化是政治整合的集中体现；组织化控制是政治整合的最佳路径；寡头统治是政治整合的必然趋势。
关键词：政治制度；政治稳定；经济模式；政治秩序；政治规则；寡头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07）02005106
政治整合是对政治冲突进行调适的一种方式，也是最为有效的一种方式。尽管政治整合的结果还不尽人意，矛盾依然在积聚，只是以不同于过去的形态在形成着，但作为一种历史的选择，政治整合在达至一定度时，必然要推动政治结构的变迁，意味着阶段性管理模式的终结。
一、制度化整合是政治整合的基础
制度化整合并不意味着对政治冲突整合是最理想的，事实上离其目标可能还很遥远，甚至其本身就是新的政治冲突形成的根源。当现存的政治制度阻碍合理需要的实现时，下层的政治反抗就成为对僵化的政治制度一种必要的应力冲突反映。为了证明自身行为的正确性，政治反抗主体通常会建立一套新的、对那些自感被现存政治制度疏远的人有诱惑力的政治价值体系。在政治反抗还只是一种零散的反应，仅限于一些势单力孤的利益团体时，它会导致疏远政治结构的其它部分而本身却团结一致的亚集团出现。当然，政治反抗也趋于政治冲突形式的形成，以推翻现政权，用信仰其它政治文化观念的另一种政权取而代之。当然这只是一种假设，事实上人们更愿意寻求变革而非革命去改变自己的境遇。由此，政治反抗变成了一种规则化的政治冲突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暴力冲突。所以，冲突中实现相互妥协是冲突各方都可接受的方式。
由政治结构冲突造成政治不稳定或政治变革的主要根源虽然趋同，但依然无法解释特定政治制度的崩溃或某些导致了高强度的或革命性变革的事件。可以说，结构性冲突是重大社会变革的根源，它的形成是很漫长的过程。贫困的存在、种族主义或其他形式剥削的存在虽然是冲突的根源，但这并不意味着就一定形成高强度的群众抗议运动，同样，虽然存在政治结构冲突，但其发展并不像想象的那样确定不移。充满危机的政治制度趋向崩溃和倒退，但也为新的政治发展提供动力，即在不动摇基本政治制度的条件下，通过些许的变革调整内部关系，就可达至缓和紧张局势的效果。同样，原有的制度依然继续运行而不作任何重大调整，在由经济关系所决定的权力关系并未改变，依附于既有的政治关系尚无法找到替代关系结构的基础上，任何试图改革的努力都是无意义的。马克思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因此，“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2］
政治冲突是任何政治体系所固有的，这些政治冲突抵销了该政治制度试图长久地维持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的这一趋势［3］（P14）。政治冲突的强度从长远来看是不断增加的，虽然有学者认为可以通过政治整合将政治冲突消弭，但事实上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政治冲突的强度必然冲破既定的政治制度框架，最终成为政治制度的对立面，推动政治变迁，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过程。在这一点上，李普塞特思想的深刻性远远超越了其他人，从政治冲突分析的视角他已经清楚地看到了所谓民主社会的局限性，但又无法改造它，无法否认发展是要打破现有制度框架，资本主义制度必将被取代，这可以通过一种科学的分析，证明这种制度的非永恒性［4］。
在资本主义框架内，政治制度存在着固有冲突，它既代表着全社会的利益——公平和正义，又代表着自私与狭隘的统治阶级的利益。因此，这是一种无法调和的内在冲突。李普塞特认为，在民主体制下，分权制衡或多元民主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在集权体制下，运用“组合命题”［注：中国古代政治思维的阴阳组合结构；道高于君与君主体道；圣与王的组合；民本与君本的组合等。］也可以解决这个自相矛盾的问题。在具体政策制定上，应趋于表现为利益取向的多变或反复，但要以统治阶级的利益作为衡量的标准。由此可见，任何政治制度都生来就有内在的冲突，这也说明制度本身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而要整合政治冲突，就要改革政治制度中产生冲突的机制或因素，就要推进政治改革。不过，政治制度是对既定的利益结构的固化，要推进政治改革，就要打破现有的利益分配格局，这对于既得利益者来说是痛苦而艰难的。基于此，改革并不是简单的机制或体制的变迁，而要涉及更为核心的人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把政治制度的结构和功能看作是其与外部环境的关系的反映，但像其他事物一样，政治制度也具有自身的独立性，它的结构和功能更多地是基于自身的需要，而非与外部环境互动的结果，特别是在集权体制下，这种政权的独立性特征更为明显。民主政权通常能够做到与环境的互动，但这种互动的局限性也是存在的，绝非永续良性的互动。因为外部环境的需求最终要突破政治制度的结构与功能所能提供给它的服务，这一趋势无法阻挡。随着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代表着差别化统治和管理的政治制度一体化同官僚主义体系的稳步发展，与人们对自由、民主和政治参与的追求之间逐渐形成了不可调和的冲突。因此，在李普塞特看来，研究一致与冲突的关系，就成为后资本主义时期政治学理论的必然选择，其最核心的因素是在冲突中维护一致，即依靠价值体系及其所构建的政治制度来创造冲突条件下的秩序与一致。
二、政治秩序是政治整合追求的理想
政治秩序的本质也许是无人关注的问题，但试图避开这个问题又是不可能的。一般地说，秩序是与冲突相对而言的，通过国家整合来“消除冲突的政策”就形成了一种政治秩序。从现代国家来看，构建政治秩序的“总趋势是降低同技术问题的相关性”［注：在二战之前，政治秩序的维护是与工业化的程度持正相关的关系，因为工业化可以为国家暴力机器提供所需的一切东西，此时物质手段的统治是居于主导地位的；但二战之后，政治秩序更多的是依靠软能力，如思想、文化、宗教等精神控制手段，而非硬能力，所以此时以技术为核心的物质手段在维持政治秩序的重要性上就有所下降，而且呈反相关的态势。］。“在西欧，这种趋势已从强调政治原则的冲突（从强调在道德和精神观念上确有差异的政党冲突）转向强调手段（最终是技术手段）的差异和冲突［注：政党冲突被认为是对某种政治信念的不同理解而产生的冲突，是自由之冲突，是对如何实现人的理想和价值观念的冲突，属于精神范畴，对社会的影响依然十分有限，因为它并没有根本改变它的决定性因素，即经济模式。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单纯的思想冲突并不能解决问题，最终还需要通过物质技术手段来推进社会的变革，即生产力的发展推进了生产关系的变革。］。人们现在更倾向于对眼前问题的关注，而对长远的政治问题（政治理想）则日趋冷淡［3］（P101）。乃至作为一种构建政治秩序的方法，“民主”也正在失去原有的吸引力，追求个人自由成为人们衡量一切的标尺。之所以会导致这种结果，是因为民主的形式基本都已实现，民主条件下的政治秩序作为政治整合已实现的政治理想，自然对人们已失去神圣的光环，但个人自由在现代化工业体系中不仅没有被解放出来，反而愈发受到桎梏，追寻个人自由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实际上，“民主”秩序在资本主义现有政治体制下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形式上的民主政治秩序已让民众接受了，至于实质上是怎样的，似乎只有权势集团关注，普通人则转而追求个人自由、生活自由、现世的幸福，而非理想化的未来。
与西方学者存在差异，马克思认为，人是理性的与协作的，但他同时强调政治冲突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私有制和阶级的存在是产生冲突的根源。冲突的不可调和又导致了国家的产生，但问题在于此时的国家并不代表公平和正义，因为国家仅仅是由于野心和贪婪的存在才产生的，因此国家不能也无法代表正义和秩序。尽管多数人的统治具有一定的正义性，但对少数的剥夺依然也是不公平的。国家不能据此就证明充满正义性，多数人的统治有时也会导致多数人的暴政。帕森斯就认为，人类的天性是自我竞争，所谓的政治关系无非是对政治冲突结果的确认，他不认为存在确定不移的秩序。如果存在秩序也只是一种偶然状态，或政治冲突之间的一种间歇。很明显，帕森斯把政治冲突作为一种常态来考虑很有新意，但过于轻视政治秩序的现实可能性也是错误的，我们不能因为政治冲突的普遍存在，就认为政治秩序是一种虚无之物。可以说，将政治冲突的持续存在当作合理的，是一种典型的丛林法则思维，是对资本主义现实的一种反映。这里，我们不否认政治冲突存在的必要性，但把政治冲突上升到合理性的高度就存在问题了。如果资本主义制度不存在问题，为什么会存在如此广泛的冲突？这是西方学者无法解释的现实问题。
三、政治规则化是政治整合的集中表现
政治规则是对现实政治过程的一种模式化，它一方面是政治主体所遵循的行为标准，但另一方面又是阻碍进步和妨碍自由的因素，规则最终是要被突破的，但这需要一个民主的博弈过程。一个政党如果不懂得民主博弈规则，所获得广泛的政治认同仅用于满足部分阶层的要求，就必然会失去支持者，特别是失去主要社会阶层的支持，丧失作为政治系统中主要政党的资格。支配民主进程的政治博弈规则，是政治冲突各方达成政治共识的前提，但这种政治竞争或政治冲突所遵循的原则通常是以不损害他人身体和生命为底线，于是，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演变为政治主体之间政治结盟或政治冲突在非暴力主义意义上的政治规则。
政治冲突规则不断增强的社会化，与维持整合政治冲突所需的最小限度的规则核心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是一切现代政治体系所固有的，它构成了一切有集权趋势的政治体制的动力［3］（P256）。因为任何政治规则之所以能够形成，就在于它是从政治需要中产生的，但由于这些政治规则同时也具有某种普世性，所以它也逐渐被整个社会所接受，推进了政治社会化的实现，但问题在于政治规则是否适于运用在整个社会之中仍需要探讨。政治运行不仅是要统治社会，更主要的是管理社会，所以它应有自己的原则。如果把原属于政治领域的原则作为整个社会体系都应遵循的准则时，政治原则与社会原则的冲突不可避免，政治冲突规则亦是如此。
工业化的政治体系使政治发展趋于规则化、制度化。这是因为，经济决定政治，工业体系生产流程的自动化、科学化、规范化，必然会对政治体系的政治过程产生积极影响。在当今社会，任何政治发展都不能脱离技术的支撑，技术的发展是推动现有的政治体制，即国家机构、利益社团体制、政治冲突整合机制、政治结构分化、政治分层与精英流动过程变革的主要动力。当然，这种变革过程可能是不均衡的，而且政治变迁也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政治体系也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是从现实来看，传统势力依然把持着国家机器，仍是政治分层中最高的集团，政治博弈规则仍是由传统势力制定的。从许多西方发达国家政治规则的变迁过程来看，几百年都未曾有过大的修正。这种规则变迁缓慢所带来的优点是政治具有稳定性，每个政治主体都可以根据即定的政治过程，判断自己所将要采取的行动，以及可能达到的目标。正是因为博弈规则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所以在民主国家，对政治角色的分配是通过政治竞争或规则冲突进行的，但必须恪守政治博弈规则，以便为政治主体提供依循政治角色义务的正面激励。反之，就会形成不正当政治竞争或无序冲突状态。这种态势在政治学上被认为是一种政治疾病，成为政治文化规定的理想与实现路径之间疏离的表征。
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具有完善的政治整合机制，但进行社会控制的主要机制却是文化和发挥精神控制作用的宗教。相比较而言，在制度化政治整合上最成功的莫过于封建社会。封建政治制度具有以暴力机器为后盾的高强度政治整合规则，封建政治秩序为每个人所能进行选择都做了比较明确的等级规定，无法存在“非分之想”。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追求财富与政治权力本身变成了目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为其提供了可能性，但由于受到先天条件或阶级基础的约束，大部分人根本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由此感到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感到了政治规则提供的可能与不可能之间的冲突，但又无力改变现状。这种民主规则的内在冲突，形成了政治文化的变异和政治规则秩序的崩溃，导致了丹尼尔•贝尔所说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和现代主义的形成。
作为民主政治体系基本政治原则，自由之冲突（政治冲突）需要认同约束与制衡的共识，即以不对基本政治原则构成冲击为限度。为了避免和结束丛林法则效应，宪法和法律的产生意在约束与制衡各种政治行为的负面影响。由此，西方世界的政治文化极为重视行为的结果，如何取胜并不重要，但有一点是共识的，就是也许会违反道德，但不能违反规则。这就是西方政治竞争或政治冲突不易导致暴力的重要原因。
四、组织化控制是政治整合的最佳路径
政治动员的有效性是组织化政治整合的前提。在发达的民主国家，选举制度在某种意义上是把分散的人组织起来参与政治活动的过程，此时政治动员就变得非常重要，通过政治动员使分散的个人成为有组织的群体，由有组织的群体所参与的政治过程必然是规则冲突而有序的政治。推动这一过程形成的因素是每个政治主体都力求在选举中获得优势或借以进行利益表达，为此，必须对选举政治进行协调，实现社会意志的统合，把激进的或具有暴力倾向的政治行为都消融于有组织的政治过程之中，使政治过程呈现出非暴力、非激进的色彩，从而政治动员也就具有了某种规则冲突政治的特性。这样，政治动员便构成了选举政治、规则冲突政治、非暴力政治、非激进政治形成的基础性组织条件。
在处于社会转型阶段的民族国家中，政治冲突行为通常是针对政治精英及其政治文化所采取的抗议活动，为了使抗议行为更有效，政治冲突主体通常要组成联盟以壮声势。政治冲突联盟通过充分的社会政治动员，其组织化、政治化程度会非常高，政治冲突的焦点不再是传统的政治文化，转而针对正在崛起的新贵——精英集团。尽管政治文化在不同国家表现差异较大，但反对这些新贵精英及其滋生的政治体制的运动，通常采取反对现行政治制度及其政治文化的形式。如果民众不再信任现行政治制度及政治文化，这个政权的合法性是无法维持的，虽然通过暴力强制可以暂时抑制冲突分裂活动，但如果不能找到新的有效政治文化形式以填补思想真空，继而不能在经济上满足分裂集团的物质需求时，政治结构的崩溃将不可避免。需要说明的是，在一个国家暴力机器依然非常强大时，特别是其政治精英依然能够进行统治时，政治结构的崩溃通常不会发生，此时如果产生分裂，也不会是暴力的产物，而是基于同意所产生的分裂结果。所以，发达国家虽然政治冲突频繁，但暴力活动已不多见，因为暴力机器可以有效地实行镇压，以确保发达国家的暴力冲突规则化，对于非国家主体而言，采取与国家暴力机器对抗的暴力冲突方式只有自取灭亡。当然，与社会成员构成较为同质的国家［注：基于民族矛盾所形成的政治冲突，已不仅是政治主体之间的问题，而是存在于政治主体对宪政体制的不同认识上。其背景通常是民族主义的，它们不仅承认、崇拜历史上某个特定的民族国家及其政治文化，而且反对经民主动员和协商发展起来的现行政治决策系统和政治控制系统。其政治目标不再是简单地在平等交换的多元化政治体制中获得某些特殊的利益，而是要用更加独裁专断的分配程序及规则取代现存政治制度。］相反，根源于民族矛盾、宗教矛盾的冲突另当别论，它们的形成与发展的背景更为复杂。
由上可见，组织化政治控制是政治整合的必然选择。组织化政治控制在宗教中也有所体现，而且许多宗教组织的等级制控制更为精致。可以说，许多成功的教会组织虽然遵循等级制模式，而非倡导平等主义，但其所具有的政治控制能力，甚至比政治体系或政治体制所制定的等级制度和政治控制模式更强有力地嵌入政治文化传统之中。为什么人们会接受一个甚至比政府更有力的东西来统治或控制自己呢？答案也许要到人的本性中去寻找了。比照所处的极其强大而又充满危险的外在世界，人天性是弱小和懒惰的，为了生存必须自强不息，宗教的悲天悯人和教会组织的外在关爱，把分散的个体在观念和行动上有力地整合起来，为弱小的人们提供了最基本的保障。至于说教会最终演化成一个等级化的组织，则是在其组织机构完善以后，是对教会最初形成功能的一种异化。为了巩固等级化秩序，教会逐渐发展出了强制性功能，对敢于违抗教会意志的人进行处罚。中世纪时，宗教裁判的强制达到了顶峰，不过在今天的资本主义国家，宗教的影响依然强大，但已不具有强制性。宗教控制现在成为维护资本主义民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会的组织化事实也成为了对工人进行控制的手段。李普塞特认为，虽然资本主义国家标榜民主，但公民选举权是否（真正意义上）存在，工会是否可以在不受法律严重阻碍的情况下履行职责，依然是个问题。事实上，所谓合法的政治权利，仅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进行政治控制的法律标志。拥有选举权和组织工会的政治权利，并不一定意味着工人已经赢得了合法的政治地位，或者对政治上被排斥在政治体制之外的下层阶级中流行的激进主义的政治压力已经消失［3］（P234）。同样，合法拥有选举权等政治权利，并不等于拥有了政治权利，因为仅是参与选举，但不能决定选举结果，甚至谁获得了提名都无法控制的情况下，这种权利到底有多少意义是值得怀疑的，所谓的民意也沦为一种被操纵的民意，未必真正符合民众的利益。不仅选举是这样，即使是工会内部的选举依然也存在问题。工会不能产生真正代表自身利益的工人阶级领袖，是因为工会组织通常会受到来自代表民意的国家机构的政治控制，或者由于工会的力量过于弱小，必须借助外力才能提高自身的战斗力，但结果是知识精英或其他上层激进分子逐渐控制了工人运动。虽然工会是工人组织起来维护自己权益的武器，但同时，它也具有统治者借以将分散的工人组织化的作用。对于统治阶级而言，组织化的工人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但是规则政治框架内的组织内部消耗，会使工人的激进思想逐渐被消磨掉，失去了捍卫长远利益的斗志和勇气，变得目光短浅。所以，工会接受什么样的政治思想是非常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工人阶级战斗的号角，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指导工人阶级获得革命的胜利。
五、寡头统治是政治整合的必然趋势
寡头统治首先是一种管理范式，任何社会的组织形态都不能缺少它。之所以人们对它充满偏见，是因为人们过于强调它的负面因素，忽视了它的积极方面。在资源匮乏时，人们需要寡头统治；但在资源富足时，则需要民主模式。与政府中存在寡头统治的情况相类似，各利益集团也或多或少存在寡头统治的情况。但需要说明的是，只有民主或不民主要达到一定程度才会影响到作为实现政治目标的有效工具，许多学者认为寡头统治作为一种管理方式有其合理性，各种寡头统治社团对维持民主的紧张与一致是有贡献的，也有学者认为缺乏内部民主无关紧要，因为利益集团力图完成的主要是在政治冲突中争取生存的一种代表职能。当然，这里的缺乏民主并不是没有民主，只是相对少一些，否则这个社团的存在就会成问题了。我们认为，寡头统治仅仅是一种管理方式，是一种执行任务的行之有效的方式。通常在政治学意义上，寡头统治在管理学层面的意义应该是主要的。
之所以在利益集团中存在寡头统治，其必要性在于：寡头统治使利益集团与其它组织或政府发生政治冲突时能充分发挥自身的团体集中优势；同时，在这些政治目标单一的利益集团内部，也没有政治冲突发生的组织结构基础。与此相反的理由认为：单一利益集团内的民主冲突与政治体系内的民主冲突，同样会有利于组织的统一和达成共识。因为无论政治体系或单一利益集团采用寡头统治时，如果其成员为此反对政治统治、政治管理精英阶层的政见，就会趋于将统治者个人与政治体系或利益集团存在的必要性联系起来考虑，导致抛弃整个组织，因为要把独裁者或寡头统治者与其所在政府机构或利益集团本身分开是不可能的。相反，在民主政体内，由于存在通过任期制、选举所形成的政权更迭，其成员或公民可能因某种政治行为责怪当政者，但对整个组织体制仍保持政治认同，因此实行多党制或多派制的单一利益集团及国家，具有较多的政治认同者和较少的政治反对者。
综上所述，当代的西方民主国家已进入了后冲突政治时代，即政治冲突终结的时代。民主的左右两翼日益趋同，社会主义者也趋向温和，保守派则接受福利国家制度。这种态势说明，这些国家的工人已经赢得了获取充分公民权的斗争，不再试图通过过去的激进政治冲突模式去获得政治权利。尽管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学者认为他们已达至了政治冲突的终结，但事实上这只是一相情愿，或只是少数西方学者的盲目乐观，因为并非人们已失去对现政权的敌意，而是即使它存在敌意也无法改变它，在科技革命的支撑下，国家已变得日益强大，普通的个人及群体已失去了对国家的影响力。政治冷漠的存在已证明了这一点。特别是工人阶级虽然已趋于融入现有政治体制，但他们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并没有解决，所以在一定条件下工人运动仍会以大规模社会政治运动爆发出来，只是在形式上将更加多样，这是资产阶级政治整合的必然结果。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3．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6．
［3］［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一致与冲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4］［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57．
责任编辑：李 放
关键词：政治制度；政治稳定；经济模式；政治秩序；政治规则；寡头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07）02005106
政治整合是对政治冲突进行调适的一种方式，也是最为有效的一种方式。尽管政治整合的结果还不尽人意，矛盾依然在积聚，只是以不同于过去的形态在形成着，但作为一种历史的选择，政治整合在达至一定度时，必然要推动政治结构的变迁，意味着阶段性管理模式的终结。
一、制度化整合是政治整合的基础
制度化整合并不意味着对政治冲突整合是最理想的，事实上离其目标可能还很遥远，甚至其本身就是新的政治冲突形成的根源。当现存的政治制度阻碍合理需要的实现时，下层的政治反抗就成为对僵化的政治制度一种必要的应力冲突反映。为了证明自身行为的正确性，政治反抗主体通常会建立一套新的、对那些自感被现存政治制度疏远的人有诱惑力的政治价值体系。在政治反抗还只是一种零散的反应，仅限于一些势单力孤的利益团体时，它会导致疏远政治结构的其它部分而本身却团结一致的亚集团出现。当然，政治反抗也趋于政治冲突形式的形成，以推翻现政权，用信仰其它政治文化观念的另一种政权取而代之。当然这只是一种假设，事实上人们更愿意寻求变革而非革命去改变自己的境遇。由此，政治反抗变成了一种规则化的政治冲突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暴力冲突。所以，冲突中实现相互妥协是冲突各方都可接受的方式。
由政治结构冲突造成政治不稳定或政治变革的主要根源虽然趋同，但依然无法解释特定政治制度的崩溃或某些导致了高强度的或革命性变革的事件。可以说，结构性冲突是重大社会变革的根源，它的形成是很漫长的过程。贫困的存在、种族主义或其他形式剥削的存在虽然是冲突的根源，但这并不意味着就一定形成高强度的群众抗议运动，同样，虽然存在政治结构冲突，但其发展并不像想象的那样确定不移。充满危机的政治制度趋向崩溃和倒退，但也为新的政治发展提供动力，即在不动摇基本政治制度的条件下，通过些许的变革调整内部关系，就可达至缓和紧张局势的效果。同样，原有的制度依然继续运行而不作任何重大调整，在由经济关系所决定的权力关系并未改变，依附于既有的政治关系尚无法找到替代关系结构的基础上，任何试图改革的努力都是无意义的。马克思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因此，“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2］
政治冲突是任何政治体系所固有的，这些政治冲突抵销了该政治制度试图长久地维持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的这一趋势［3］（P14）。政治冲突的强度从长远来看是不断增加的，虽然有学者认为可以通过政治整合将政治冲突消弭，但事实上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政治冲突的强度必然冲破既定的政治制度框架，最终成为政治制度的对立面，推动政治变迁，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过程。在这一点上，李普塞特思想的深刻性远远超越了其他人，从政治冲突分析的视角他已经清楚地看到了所谓民主社会的局限性，但又无法改造它，无法否认发展是要打破现有制度框架，资本主义制度必将被取代，这可以通过一种科学的分析，证明这种制度的非永恒性［4］。
在资本主义框架内，政治制度存在着固有冲突，它既代表着全社会的利益——公平和正义，又代表着自私与狭隘的统治阶级的利益。因此，这是一种无法调和的内在冲突。李普塞特认为，在民主体制下，分权制衡或多元民主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在集权体制下，运用“组合命题”［注：中国古代政治思维的阴阳组合结构；道高于君与君主体道；圣与王的组合；民本与君本的组合等。］也可以解决这个自相矛盾的问题。在具体政策制定上，应趋于表现为利益取向的多变或反复，但要以统治阶级的利益作为衡量的标准。由此可见，任何政治制度都生来就有内在的冲突，这也说明制度本身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而要整合政治冲突，就要改革政治制度中产生冲突的机制或因素，就要推进政治改革。不过，政治制度是对既定的利益结构的固化，要推进政治改革，就要打破现有的利益分配格局，这对于既得利益者来说是痛苦而艰难的。基于此，改革并不是简单的机制或体制的变迁，而要涉及更为核心的人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把政治制度的结构和功能看作是其与外部环境的关系的反映，但像其他事物一样，政治制度也具有自身的独立性，它的结构和功能更多地是基于自身的需要，而非与外部环境互动的结果，特别是在集权体制下，这种政权的独立性特征更为明显。民主政权通常能够做到与环境的互动，但这种互动的局限性也是存在的，绝非永续良性的互动。因为外部环境的需求最终要突破政治制度的结构与功能所能提供给它的服务，这一趋势无法阻挡。随着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后工业化阶段，代表着差别化统治和管理的政治制度一体化同官僚主义体系的稳步发展，与人们对自由、民主和政治参与的追求之间逐渐形成了不可调和的冲突。因此，在李普塞特看来，研究一致与冲突的关系，就成为后资本主义时期政治学理论的必然选择，其最核心的因素是在冲突中维护一致，即依靠价值体系及其所构建的政治制度来创造冲突条件下的秩序与一致。
二、政治秩序是政治整合追求的理想
政治秩序的本质也许是无人关注的问题，但试图避开这个问题又是不可能的。一般地说，秩序是与冲突相对而言的，通过国家整合来“消除冲突的政策”就形成了一种政治秩序。从现代国家来看，构建政治秩序的“总趋势是降低同技术问题的相关性”［注：在二战之前，政治秩序的维护是与工业化的程度持正相关的关系，因为工业化可以为国家暴力机器提供所需的一切东西，此时物质手段的统治是居于主导地位的；但二战之后，政治秩序更多的是依靠软能力，如思想、文化、宗教等精神控制手段，而非硬能力，所以此时以技术为核心的物质手段在维持政治秩序的重要性上就有所下降，而且呈反相关的态势。］。“在西欧，这种趋势已从强调政治原则的冲突（从强调在道德和精神观念上确有差异的政党冲突）转向强调手段（最终是技术手段）的差异和冲突［注：政党冲突被认为是对某种政治信念的不同理解而产生的冲突，是自由之冲突，是对如何实现人的理想和价值观念的冲突，属于精神范畴，对社会的影响依然十分有限，因为它并没有根本改变它的决定性因素，即经济模式。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单纯的思想冲突并不能解决问题，最终还需要通过物质技术手段来推进社会的变革，即生产力的发展推进了生产关系的变革。］。人们现在更倾向于对眼前问题的关注，而对长远的政治问题（政治理想）则日趋冷淡［3］（P101）。乃至作为一种构建政治秩序的方法，“民主”也正在失去原有的吸引力，追求个人自由成为人们衡量一切的标尺。之所以会导致这种结果，是因为民主的形式基本都已实现，民主条件下的政治秩序作为政治整合已实现的政治理想，自然对人们已失去神圣的光环，但个人自由在现代化工业体系中不仅没有被解放出来，反而愈发受到桎梏，追寻个人自由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实际上，“民主”秩序在资本主义现有政治体制下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形式上的民主政治秩序已让民众接受了，至于实质上是怎样的，似乎只有权势集团关注，普通人则转而追求个人自由、生活自由、现世的幸福，而非理想化的未来。
与西方学者存在差异，马克思认为，人是理性的与协作的，但他同时强调政治冲突也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私有制和阶级的存在是产生冲突的根源。冲突的不可调和又导致了国家的产生，但问题在于此时的国家并不代表公平和正义，因为国家仅仅是由于野心和贪婪的存在才产生的，因此国家不能也无法代表正义和秩序。尽管多数人的统治具有一定的正义性，但对少数的剥夺依然也是不公平的。国家不能据此就证明充满正义性，多数人的统治有时也会导致多数人的暴政。帕森斯就认为，人类的天性是自我竞争，所谓的政治关系无非是对政治冲突结果的确认，他不认为存在确定不移的秩序。如果存在秩序也只是一种偶然状态，或政治冲突之间的一种间歇。很明显，帕森斯把政治冲突作为一种常态来考虑很有新意，但过于轻视政治秩序的现实可能性也是错误的，我们不能因为政治冲突的普遍存在，就认为政治秩序是一种虚无之物。可以说，将政治冲突的持续存在当作合理的，是一种典型的丛林法则思维，是对资本主义现实的一种反映。这里，我们不否认政治冲突存在的必要性，但把政治冲突上升到合理性的高度就存在问题了。如果资本主义制度不存在问题，为什么会存在如此广泛的冲突？这是西方学者无法解释的现实问题。
三、政治规则化是政治整合的集中表现
政治规则是对现实政治过程的一种模式化，它一方面是政治主体所遵循的行为标准，但另一方面又是阻碍进步和妨碍自由的因素，规则最终是要被突破的，但这需要一个民主的博弈过程。一个政党如果不懂得民主博弈规则，所获得广泛的政治认同仅用于满足部分阶层的要求，就必然会失去支持者，特别是失去主要社会阶层的支持，丧失作为政治系统中主要政党的资格。支配民主进程的政治博弈规则，是政治冲突各方达成政治共识的前提，但这种政治竞争或政治冲突所遵循的原则通常是以不损害他人身体和生命为底线，于是，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演变为政治主体之间政治结盟或政治冲突在非暴力主义意义上的政治规则。
政治冲突规则不断增强的社会化，与维持整合政治冲突所需的最小限度的规则核心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是一切现代政治体系所固有的，它构成了一切有集权趋势的政治体制的动力［3］（P256）。因为任何政治规则之所以能够形成，就在于它是从政治需要中产生的，但由于这些政治规则同时也具有某种普世性，所以它也逐渐被整个社会所接受，推进了政治社会化的实现，但问题在于政治规则是否适于运用在整个社会之中仍需要探讨。政治运行不仅是要统治社会，更主要的是管理社会，所以它应有自己的原则。如果把原属于政治领域的原则作为整个社会体系都应遵循的准则时，政治原则与社会原则的冲突不可避免，政治冲突规则亦是如此。
工业化的政治体系使政治发展趋于规则化、制度化。这是因为，经济决定政治，工业体系生产流程的自动化、科学化、规范化，必然会对政治体系的政治过程产生积极影响。在当今社会，任何政治发展都不能脱离技术的支撑，技术的发展是推动现有的政治体制，即国家机构、利益社团体制、政治冲突整合机制、政治结构分化、政治分层与精英流动过程变革的主要动力。当然，这种变革过程可能是不均衡的，而且政治变迁也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政治体系也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是从现实来看，传统势力依然把持着国家机器，仍是政治分层中最高的集团，政治博弈规则仍是由传统势力制定的。从许多西方发达国家政治规则的变迁过程来看，几百年都未曾有过大的修正。这种规则变迁缓慢所带来的优点是政治具有稳定性，每个政治主体都可以根据即定的政治过程，判断自己所将要采取的行动，以及可能达到的目标。正是因为博弈规则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所以在民主国家，对政治角色的分配是通过政治竞争或规则冲突进行的，但必须恪守政治博弈规则，以便为政治主体提供依循政治角色义务的正面激励。反之，就会形成不正当政治竞争或无序冲突状态。这种态势在政治学上被认为是一种政治疾病，成为政治文化规定的理想与实现路径之间疏离的表征。
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具有完善的政治整合机制，但进行社会控制的主要机制却是文化和发挥精神控制作用的宗教。相比较而言，在制度化政治整合上最成功的莫过于封建社会。封建政治制度具有以暴力机器为后盾的高强度政治整合规则，封建政治秩序为每个人所能进行选择都做了比较明确的等级规定，无法存在“非分之想”。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追求财富与政治权力本身变成了目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为其提供了可能性，但由于受到先天条件或阶级基础的约束，大部分人根本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由此感到了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感到了政治规则提供的可能与不可能之间的冲突，但又无力改变现状。这种民主规则的内在冲突，形成了政治文化的变异和政治规则秩序的崩溃，导致了丹尼尔•贝尔所说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和现代主义的形成。
作为民主政治体系基本政治原则，自由之冲突（政治冲突）需要认同约束与制衡的共识，即以不对基本政治原则构成冲击为限度。为了避免和结束丛林法则效应，宪法和法律的产生意在约束与制衡各种政治行为的负面影响。由此，西方世界的政治文化极为重视行为的结果，如何取胜并不重要，但有一点是共识的，就是也许会违反道德，但不能违反规则。这就是西方政治竞争或政治冲突不易导致暴力的重要原因。
四、组织化控制是政治整合的最佳路径
政治动员的有效性是组织化政治整合的前提。在发达的民主国家，选举制度在某种意义上是把分散的人组织起来参与政治活动的过程，此时政治动员就变得非常重要，通过政治动员使分散的个人成为有组织的群体，由有组织的群体所参与的政治过程必然是规则冲突而有序的政治。推动这一过程形成的因素是每个政治主体都力求在选举中获得优势或借以进行利益表达，为此，必须对选举政治进行协调，实现社会意志的统合，把激进的或具有暴力倾向的政治行为都消融于有组织的政治过程之中，使政治过程呈现出非暴力、非激进的色彩，从而政治动员也就具有了某种规则冲突政治的特性。这样，政治动员便构成了选举政治、规则冲突政治、非暴力政治、非激进政治形成的基础性组织条件。
在处于社会转型阶段的民族国家中，政治冲突行为通常是针对政治精英及其政治文化所采取的抗议活动，为了使抗议行为更有效，政治冲突主体通常要组成联盟以壮声势。政治冲突联盟通过充分的社会政治动员，其组织化、政治化程度会非常高，政治冲突的焦点不再是传统的政治文化，转而针对正在崛起的新贵——精英集团。尽管政治文化在不同国家表现差异较大，但反对这些新贵精英及其滋生的政治体制的运动，通常采取反对现行政治制度及其政治文化的形式。如果民众不再信任现行政治制度及政治文化，这个政权的合法性是无法维持的，虽然通过暴力强制可以暂时抑制冲突分裂活动，但如果不能找到新的有效政治文化形式以填补思想真空，继而不能在经济上满足分裂集团的物质需求时，政治结构的崩溃将不可避免。需要说明的是，在一个国家暴力机器依然非常强大时，特别是其政治精英依然能够进行统治时，政治结构的崩溃通常不会发生，此时如果产生分裂，也不会是暴力的产物，而是基于同意所产生的分裂结果。所以，发达国家虽然政治冲突频繁，但暴力活动已不多见，因为暴力机器可以有效地实行镇压，以确保发达国家的暴力冲突规则化，对于非国家主体而言，采取与国家暴力机器对抗的暴力冲突方式只有自取灭亡。当然，与社会成员构成较为同质的国家［注：基于民族矛盾所形成的政治冲突，已不仅是政治主体之间的问题，而是存在于政治主体对宪政体制的不同认识上。其背景通常是民族主义的，它们不仅承认、崇拜历史上某个特定的民族国家及其政治文化，而且反对经民主动员和协商发展起来的现行政治决策系统和政治控制系统。其政治目标不再是简单地在平等交换的多元化政治体制中获得某些特殊的利益，而是要用更加独裁专断的分配程序及规则取代现存政治制度。］相反，根源于民族矛盾、宗教矛盾的冲突另当别论，它们的形成与发展的背景更为复杂。
由上可见，组织化政治控制是政治整合的必然选择。组织化政治控制在宗教中也有所体现，而且许多宗教组织的等级制控制更为精致。可以说，许多成功的教会组织虽然遵循等级制模式，而非倡导平等主义，但其所具有的政治控制能力，甚至比政治体系或政治体制所制定的等级制度和政治控制模式更强有力地嵌入政治文化传统之中。为什么人们会接受一个甚至比政府更有力的东西来统治或控制自己呢？答案也许要到人的本性中去寻找了。比照所处的极其强大而又充满危险的外在世界，人天性是弱小和懒惰的，为了生存必须自强不息，宗教的悲天悯人和教会组织的外在关爱，把分散的个体在观念和行动上有力地整合起来，为弱小的人们提供了最基本的保障。至于说教会最终演化成一个等级化的组织，则是在其组织机构完善以后，是对教会最初形成功能的一种异化。为了巩固等级化秩序，教会逐渐发展出了强制性功能，对敢于违抗教会意志的人进行处罚。中世纪时，宗教裁判的强制达到了顶峰，不过在今天的资本主义国家，宗教的影响依然强大，但已不具有强制性。宗教控制现在成为维护资本主义民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会的组织化事实也成为了对工人进行控制的手段。李普塞特认为，虽然资本主义国家标榜民主，但公民选举权是否（真正意义上）存在，工会是否可以在不受法律严重阻碍的情况下履行职责，依然是个问题。事实上，所谓合法的政治权利，仅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进行政治控制的法律标志。拥有选举权和组织工会的政治权利，并不一定意味着工人已经赢得了合法的政治地位，或者对政治上被排斥在政治体制之外的下层阶级中流行的激进主义的政治压力已经消失［3］（P234）。同样，合法拥有选举权等政治权利，并不等于拥有了政治权利，因为仅是参与选举，但不能决定选举结果，甚至谁获得了提名都无法控制的情况下，这种权利到底有多少意义是值得怀疑的，所谓的民意也沦为一种被操纵的民意，未必真正符合民众的利益。不仅选举是这样，即使是工会内部的选举依然也存在问题。工会不能产生真正代表自身利益的工人阶级领袖，是因为工会组织通常会受到来自代表民意的国家机构的政治控制，或者由于工会的力量过于弱小，必须借助外力才能提高自身的战斗力，但结果是知识精英或其他上层激进分子逐渐控制了工人运动。虽然工会是工人组织起来维护自己权益的武器，但同时，它也具有统治者借以将分散的工人组织化的作用。对于统治阶级而言，组织化的工人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但是规则政治框架内的组织内部消耗，会使工人的激进思想逐渐被消磨掉，失去了捍卫长远利益的斗志和勇气，变得目光短浅。所以，工会接受什么样的政治思想是非常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就是工人阶级战斗的号角，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指导工人阶级获得革命的胜利。
五、寡头统治是政治整合的必然趋势
寡头统治首先是一种管理范式，任何社会的组织形态都不能缺少它。之所以人们对它充满偏见，是因为人们过于强调它的负面因素，忽视了它的积极方面。在资源匮乏时，人们需要寡头统治；但在资源富足时，则需要民主模式。与政府中存在寡头统治的情况相类似，各利益集团也或多或少存在寡头统治的情况。但需要说明的是，只有民主或不民主要达到一定程度才会影响到作为实现政治目标的有效工具，许多学者认为寡头统治作为一种管理方式有其合理性，各种寡头统治社团对维持民主的紧张与一致是有贡献的，也有学者认为缺乏内部民主无关紧要，因为利益集团力图完成的主要是在政治冲突中争取生存的一种代表职能。当然，这里的缺乏民主并不是没有民主，只是相对少一些，否则这个社团的存在就会成问题了。我们认为，寡头统治仅仅是一种管理方式，是一种执行任务的行之有效的方式。通常在政治学意义上，寡头统治在管理学层面的意义应该是主要的。
之所以在利益集团中存在寡头统治，其必要性在于：寡头统治使利益集团与其它组织或政府发生政治冲突时能充分发挥自身的团体集中优势；同时，在这些政治目标单一的利益集团内部，也没有政治冲突发生的组织结构基础。与此相反的理由认为：单一利益集团内的民主冲突与政治体系内的民主冲突，同样会有利于组织的统一和达成共识。因为无论政治体系或单一利益集团采用寡头统治时，如果其成员为此反对政治统治、政治管理精英阶层的政见，就会趋于将统治者个人与政治体系或利益集团存在的必要性联系起来考虑，导致抛弃整个组织，因为要把独裁者或寡头统治者与其所在政府机构或利益集团本身分开是不可能的。相反，在民主政体内，由于存在通过任期制、选举所形成的政权更迭，其成员或公民可能因某种政治行为责怪当政者，但对整个组织体制仍保持政治认同，因此实行多党制或多派制的单一利益集团及国家，具有较多的政治认同者和较少的政治反对者。
综上所述，当代的西方民主国家已进入了后冲突政治时代，即政治冲突终结的时代。民主的左右两翼日益趋同，社会主义者也趋向温和，保守派则接受福利国家制度。这种态势说明，这些国家的工人已经赢得了获取充分公民权的斗争，不再试图通过过去的激进政治冲突模式去获得政治权利。尽管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学者认为他们已达至了政治冲突的终结，但事实上这只是一相情愿，或只是少数西方学者的盲目乐观，因为并非人们已失去对现政权的敌意，而是即使它存在敌意也无法改变它，在科技革命的支撑下，国家已变得日益强大，普通的个人及群体已失去了对国家的影响力。政治冷漠的存在已证明了这一点。特别是工人阶级虽然已趋于融入现有政治体制，但他们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并没有解决，所以在一定条件下工人运动仍会以大规模社会政治运动爆发出来，只是在形式上将更加多样，这是资产阶级政治整合的必然结果。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3．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6．
［3］［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一致与冲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4］［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57．
责任编辑：李 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