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宇对台湾知识人的访谈，之所以显得出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内地文化与台湾文化这些年的差异相映成趣
　　李怀宇的访谈录很早就注意到了。与众多媒体形式的访谈不同，他访谈的对象一般都是人文领域中的佼佼者，或作家、或学者、或报人、或出版家。因这些访谈对象的“知识人”身份，对访谈者也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知识人》这本访谈录有个副标题说明了它的特殊性“台湾文化十六家”。书的前言中提到，2009年，李怀宇到台湾访问，趁机拜会了十多位文化名人，“就个人性情而言，我对熙熙攘攘之事只有遥远的兴趣，而对历史与文化，总是不停的追问。因此，我在台湾访问的内容大多涉及学术文化”。访谈的对象中，既有白先勇这样小说家，也有余光中、郑愁予、痖弦这样的诗人；既有黄进兴、王汎森、张广达这样人文历史学者，也有钱永祥这样的政治学者；既有南方朔这样的读书人，也有林载爵、隐地这样的出版人。概而言之，基本把台湾人文领域的代表人物“一网打尽”，通过这些访谈，我们对台湾现如今的文化现状有了一个清晰的了解。
　　印象中，刚刚去世的木心老人有个“怪癖”，一般不接受媒体面对面的采访，如果需要采访的话，可以通过书面的形式作答。据说木心此举是因为没有媒体人能真正做到与其平等对话，双方的文化差异，以及语言在传递过程中的变异都可能影响访谈的效果。当然，在生活中很少人会如此求全责备，一般的访谈也很少在意完美。从传播学角度来讲，笔录的访谈与面对面的访谈确实有很大的区别。笔录的访谈某种程度上是死的，面对面的访谈是活的，但是如何活起来，还得依靠对话双方对问题的熟稔程度，对文化的兴趣程度。李怀宇对台湾知识人的访谈，之所以显得出彩，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内地文化与台湾文化这些年的差异相映成趣。追问这些历史和文化方面的差异就成了我们关注的兴奋点。
　　如果稍加留意，你可能就注意到这种文化差异带来的问题。比如我们一直都在说“知识人”，而不提“知识分子”，这可能就是本书的一个着眼点。在对南方朔的访谈中，谈到公共知识分子的问题，南方朔借用了雅各比在《最后的知识分子》的区分，说将来的时代知识分子谈的问题一定要当下，不能有乌托邦思想，也不能太近视，“乌托邦知识分子给社会造成重大的灾难，近视眼知识分子对社会的基本结构看不到”。在南方朔看来，能够达到这个标准的，台湾的知识分子寥寥无几。
　　这就是说，对知识分子而言，除了学问还有良心。但是“知识人”只是指那些在人文领域内有所建树的人，这是成为知识分子的基础，但绝非知识分子的必要条件。在我们的时代中，知识人可能数不胜数，但启蒙者已经少得可怜，更不要说公共知识分子。
　　在李怀宇的访谈中，给我印象深刻的除了那些卓然的大家，还有台湾出版界的大佬们。比如访谈中对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及其总编辑林载爵的介绍，对九歌出版社及其创办人蔡文甫的描述，对尔雅出版社及其创办人隐地的刻画，都很好地诠释了台湾知识界整体的精神面貌，对大陆日益混杂的出版状况也是一个很好的借鉴，值得更多人阅读欣赏。
　　这其中最值得提及的是对林载爵。坦白而言，由于长期的文化隔膜，我虽然对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早有耳闻，但对林载爵先生一无所知。但是正是在林载爵主持联经期间，资助赋闲在家的黄仁宇完成了《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黄仁宇的自传《黄河青山》因为生前牵扯到很多当事人，不能发表。黄仁宇就拜托太太在他去世后交给林载爵出版。这样的作者与出版人的关系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合作，一生莫逆。
　　联经是台湾出版学术著作的重要出版社，除了黄仁宇，还出版了余英时、林毓生、张灏、钱穆、萧公权、牟宗三等人的著作。在李怀宇的访谈中，着重提及了从2003年，台湾的法律开始允许公开销售简体字书，于是联经设立了专门卖简体书的“上海书店”：“现在‘上海书店’形成了由上海季风属于负责采购，上海外文书店负责出口，联经负责销售的三角合作关系。”
　　之所以对联经介绍如此详细，是因为这种原本有联经创办的合作模式，现在已经成了大陆与台湾合作出版的常用方式。正是在这种合作基础之上，近些年才出现了港台文学热，文学中的港军北上，港台作家作品的畅销，都是这种合作的结果。
　　当然，这只是我的一家之言。事实上，李怀宇通过对“台湾文化十六家”访谈至少说明了那个观点，文化没有时间、地域的分别，所谓参差百态乃是幸福的本源，在文化的差异中享受一个做世界知识公民的乐趣，这才是我们时代精神中应该达成的基本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