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30年出生在北平，少年时期生活在一个动荡的年代。从8岁开始，就跟随父母颠沛流离，动荡的生活在我幼小的心灵播下了奋发图强的种子。
　　1949年8月，我考进了重庆相辉学院（西南农学院前身），攻读遗传育种专业，1953年被分配到湖南安江农校工作。上世纪60年代前后的饥荒和天灾人祸横卷中国，在小小的安江镇上，我亲眼看到过倒伏在路边的几具饿殍。那凄惨的情景对我刺激很大，也深深感受到粮食的重要。作为新中国培育出来的第一代学农大学生，我下定决心要解决粮食增产问题，不让老百姓挨饿。
　　从1960年起，我开始进行水稻种植试验，在不断试验的过程中，我深深体会到良种的重要。
　　1961年，我在试验田里发现一株“鹤立鸡群”的水稻，植株高大，穗大粒多，便如获至宝，将种子收集起来，第二年种下进行试验，望“种”成龙。稻子抽穗后，后代却参差不齐，竟没一株像原来的单株那么好。失望之余，我顿生灵感：迹象表明，这优异稻株不是纯种，而是天然杂种，因为纯种是不会分离的。那么为什么不能搞杂交水稻呢？
　　1964年，我和两名助手开始杂交水稻研究，经过10年的努力，历经无数次的试验和失败，1973年，终于成功实现了三系配套。三系杂交稻比常规稻产量高出20%以上。
　　1978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让我非常激动，我感到“科学的春天”来到了，知识分子有了用武之地，杂交水稻研究和应用将会有一个空前的发展。
　　1984年，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成立。当时在国家财力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国家计委一下子拨款500万元建设研究中心，足见党和国家对杂交水稻事业的高度重视。
　　三系杂交水稻研究成功之后，在我国农村实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春风下，杂交水稻迅速在神州大地推广，使我国水稻从1976年的单季平均亩产231公斤一下子提高到了1984年的358公斤，短短8年时间水稻平均单产提高了55%，中国人一下子有饱饭吃了。但我仍感到三系法虽然大幅度地增产，但也存在一些缺点。综合国内外的科研进展，我于1986年提出了杂交水稻育种的战略构想。这一战略构想，受到了国家高度重视。1987年，两系法研究被列为国家“863”计划项目。1995年，两系法杂交水稻获得成功，使水稻杂种优势利用水平得以提高，全国水稻平均产量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为解决21世纪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农业部于1996年提出了超级稻育种计划。水稻超高产育种，是国内外农业专家梦寐以求的，也是攻关多年的世界难题。通过形态改良和杂种优势利用相结合的技术路线，我国的超级稻育种，2004年即攻克了百亩示范片平均亩产800公斤大关，2014年攻克了百亩示范片平均亩产1000公斤大关。2018年，在河北永年县，百亩示范片水稻平均亩产达到了1203.36公斤，遥遥领先于世界。
　　最近，我們利用遗传工程雄性不育系配制的第三代杂交稻苗头组合已显露锋芒，偏籼型的双季晚稻杂交组合，产量潜力为1000公斤/亩。偏粳型的一季稻杂交组合，产量潜力为1200公斤/亩左右。预计第三代杂交水稻大面积推广后，将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发挥重大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里。这对我们来说是一项重要的任务。我是搞粮食生产的，一定要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尽最大的努力，勇于把确保粮食安全这副担子挑起来。我们计划在三年内育成抗盐碱浓度在0.8%左右、每亩产量在300公斤以上的品种，计划推广1亿亩，每年可增产300亿公斤粮食，可以多养活8000万人口。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虽年近九十，但仍然要向高产、高产、更高产的育种目标进军，向水稻每公顷产19吨、20吨的目标冲刺，争取在2019年、2021年实现攻关目标，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建党100周年献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