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改革碰到了一些问题，影响到地方上的经济发展，正在建设中的昆山经济开发区面临的困难更大。因为江苏省没有给昆山经济开发区颁发省级经济开发区的“出生证”。也就是说，它仅仅是县一级的经济开发区，它所制定的是自己的“土政策”，江苏省可以承认，也可以不承认，更不用说国务院承认还是不承认。外商到中国投资办厂，先看法律法规的“权威”性和稳定性，这关系到投资效益的稳定，是否能保护他们权益。改革不能坐等，要大胆试，在大胆闯的精神指引下，昆山市的官员以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建设了开发区，以他们个人的实干精神和人格魅力，招来一部分外商，取得了一定的效益。但是“名不正，言不顺”，为了早日“名正言顺”，更有“底气”地同外商谈判，他们想尽各种办法争取省里领导的肯定，拿到“省级”证书，其中有一条办法是邀请中央和省市一级“高官”来考察、题词。
　　1990年的一天，我那时任中国公共关系协会上海办事处副主任，陪同三家来自美国公司的老外们（他们是复旦大学谢希德教授邀请来中国的朋友），考察昆山经济开发区。欢迎席间，昆山有关领导委托我邀请汪道涵老市长来考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一回到上海，我就直接给汪老市长打电话，三言两语，他就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并让我同他的秘书方耀光具体商定访问的日期。
　　12月15日，我们一行来到了昆山，昆山市委副书记李全林（后为江苏省副省长）率领一批官员早早在路边迎候。汪老市长考察得很认真、仔细，边看生产线，边同外商交谈，了解入住企业的情况和他们的需求，还同生产一线的工人交谈，他的睿智和随和，感染了每一个在现场的人。当时开发区里有韩国、台湾、欧美等国家和地区的企业，汪老市长亲自到访，我想会给这些外商和企业家判断中国改革开放政策未来走向、昆山开发区的发展前景等等有疑惑的问题，增强他们的信心。汪老市长考察完以后，再到会议室同昆山市的官员们交流，这是他事先要求我们给他安排的程序，先考察后议论。汪老温和的语气里，充满对改革开放政策的坚定信心，同时，对昆山市的领导和开发区管理人员的改革热情百般爱护。最后，昆山市委邀请他题词，他看着我说：“写什么呢？”话音未落，他就俯身写下“开放开发建设新昆山”九个苍劲有力的“汪体”，并留下了自己的名字。会议室随即响起了一片掌声。虽然窗外已是初冬，严寒还在后面，严寒过后，中国改革的春风一定会吹来。这掌声传递着人们热切的期待。
　　在此之前，对中国早期改革开放有功的任仲夷同志也来考察过，并且也留下了墨宝。过了没有几年，昆山经济开发区成为省级开发区，而且，还成为国家级的经济开发区，这是后话了。
　　因还有时间，我们又随汪老参观了昆山顾炎武纪念馆。 顾炎武（1613-1682），江苏昆山人。顾炎武31岁（1644年）时遇李自成起义，明王朝覆灭，第二年清军渡江，南京失陷，他带着母亲到常熟避难，自己跟随昆山县令杨永言起兵抗清。昆山失陷后，他母亲绝食而死，给顾炎武留下遗嘱：莫为“异国臣子”。在清兵推翻了明朝以后，顾炎武仍然从事抗清活动，背乡弃家，远游北方，跑到陕西定居，似有把汉族复兴的希望寄托在这片土地上的心愿。显然，顾炎武有着极为强烈的民族意识。汪老为何要去他以前也到过的顾炎武纪念馆，而且兴趣仍然很高？我当时以为是文化传统的原因。许多年后，我才明白过来。抗日战争初期，汪老还是个学生，他爷爷是国民党的高官，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他爷爷带领全家二三十口人，没有去重庆，而是一路艰难奔赴延安。当时汪老祖父此举就轰动了延安，《解放日报》发了报道，党中央领导亲自出面迎接，在“国统区”也引起反响。由此想来，汪老再次参观顾炎武纪念馆的心意便非常清楚了。
　　2013年是“汪辜会谈”20周年，台湾方面邀请汪老的后人赴台湾出席纪念活动，这也显示了台湾人民对汪老的敬重和怀念。汪老的儿子汪致重先生携夫人在台湾同辜家后人亲切会面，为20周年纪念活动增添了“中国式”的家庭化的人文礼数，更显“两岸一家亲”。在马英九出席的纪念会上，汪致重先生的发言通过媒体的传播，获得海内外华人的好评。
　　汪致重先生是环境保护和农业方面的专家，在台湾期间，他深入农村，几乎兜了一圈，对两岸的农业合作有了许多新的构想。
　　汪老的昆山之行已有24年了，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昆山已不是当年的昆山了，但是，我们敬重的汪老的儒雅风范，他的平易近人，他的博览群书，他为上海和中国的改革开放，为沟通两岸交流所做出的历史性的贡献，将名垂青史。
　　
　　（作者为上海申联公共关系事务所所长，法人代表）
　　责任编辑  张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