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南京博物院的迎春特展“百花呈瑞”是一个意外的惊喜。一般来说,这种节庆之下、旨在热闹的展览,大多走亲民和普及路线,并不以学术高度为已任,但这次却罕见地梳理了极多颇具价值的馆藏,近百件花鸟书画作品,从宋元、明清,一路到民国及近现代,“勾勒半部中国花鸟画史”所言不虚,确实囊括了一张光辉灿烂的大名单:
以宋徽宗开卷领衔,到元代李衎、倪云林,然后是林良、吕纪、沈周、文徵明、陈淳、徐渭、蓝瑛、陈洪绶、八大、石涛、高其佩、罗聘、金农、郑板桥、恽寿平、吴历、王翬、虚谷、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徐悲鸿、张大千……一条明晰的时间轴线,也像春晚联唱一样,不管演出者腕儿多大,每个人只能唱一首歌,不管画家名头多大,馆藏多丰,每个人也有且只有一件/一套作品入选,当这些精挑细选的单件作品展陈在一起时,气韵流动,艺术史突然以一种单点连线的方式,显出了轮廓。
在中国水墨的传统里,往往重山水而轻花鸟。往深里说,山水映射的是人与世界的关系,是文人的精神哲学应对一整个宇宙。而花鸟更多的是人与自己的关系,是文人如何处理周遭的生活,如何观看、体察和理解自然万物,也是深可玩味的小确幸和小趣味。
开展第一张徽宗《鸜鹆图》,据传是大藏家庞莱臣请高手临摹的,真迹当时也为庞莱臣所藏,但是保存状况十分堪忧,于是庞请人临摹了两幅,算是抢救式保存,其后原画被毁无存。南博所藏的这一幅,乾隆御题“活泼地”三字便是从原画上揭下来的。当然也有专家研究考证,认为《鸜鹆图》是真迹。学界未有定论。
令人难以移开目光的是画面的内容,即便是后人临摹,应该也如实还原了当时画面上的构图:两只八哥在空中缠斗,身形大了一廓,可见羽毛都竖起来了,怒目圆睁,利爪相扣,其中一只八哥还用爪薅住了另一只八哥的喙,以夺食之姿,象形一切利益之争。它们打得凶残,空中飘着被薅下来的鸟毛,这不是禽鸟嬉戏,招招见血见命。树上还立有一鸟,张嘴嚣叫,但不像助战,倒像在挑拨,更是观望利害,随时选择如何站队,加入胜利的一方。
这在中国传统花鸟画中绝非常见的题材,何况出自帝王之手。相比之下,乾隆上面的题字“活泼地”,完全是后代王者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轻快,乾隆爷还非常不见外地在画面上题诗,“何事助金思灭辽?”也是历史后来者指指点点的马后炮,但对于徽宗来说,那是他的家国和性命,是他的血羽翻飞。不知道此画成于何时,也不知此画是影射宋金战事,还是宫廷斗争,但无论如何,这幅画都折射出这位寄情书画的皇帝那焦灼的内心。他在存世的所有肖像里,看起来都是一个白净、文雅、细弱的人,此刻仍然很耐心地画着那一根根松针,下笔还很稳,虽然周遭的一切都如芒刺在背。
正是对这幅画的兴趣,让我格外留意到展厅里的另外两幅画,八大山人的《古椿双鹿图》和石涛的《芳兰图》,因为他们共同的皇室背景,也因为他们共同的不按牌理出牌的构图和意象。
八大山人朱耷与石涛朱若极身世相仿,八大是宁献王朱权的九世孙,朱若极是靖江王朱亨嘉之子,在明朝灭亡后,他们都不得不隐姓埋名,遁入空门,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尤其朱若极,他离权力更近。明朝灭亡后,朱亨嘉身披黄袍,南面而坐,自称监国,这一效忠故国的冒险的地方政权只存在了短短八个月,朱亨嘉即被处死。朱若极作为他的长子,全靠太监保全才得以逃命,不得不削发为僧,改名石涛。
不用惊讶为什么古代的皇子皇孙王公贵族都是书画名家,在一个教育不普及的时代,文化和财富一样,也是被垄断的。在旧中国,精英文化像权力一样可以世袭,只是这种世袭靠的是基因、教习、环境、名师、真迹、典籍的传承与加持。失去了安身立命之地的宗室后人,都还有书画作为傍身之技。他们起了大量的假名和别号,为了掩饰身份,也为了追忆自己的贵族血统。研究者津津乐道地在他们的画面里寻找那些特殊的落款、话里有话的怪名字、藏头露尾的拆字谜语,但对我来说,他们书画的内容本身,已经完成了这种形式。
拿八大的《古椿双鹿图》来說,古人画鹿,取其祥瑞,谁画过这样的鹿呢?两只鹿都跟他笔下的大鸟一样翻着白眼,构图极其奇怪,一只鹿正面对着观者,仰脸望天,只给看的人一个脖子,引颈的姿态,用今日流行语来说就是“无语望苍天”,另一只鹿蹬腿回头,屁股对着观众,前肢蹬直,后肢微蜷发力,侧目竖耳,神情警觉,如有风吹草动,便可发足逃跑。
石涛的《芳兰图》是另外一种,虽然兰花本身姿态雅致,看不出反骨,但是这种题材的兰花也是罕见:这是两株带根、离土的兰花,似乎不知为何被人连根拔起,此刻幽兰还在开放,身段迂回柔软,似有芳香,但离开山谷和土壤,兰命几何?
石涛的题诗是:“根已离尘何可诗,以诗相赠寂寥之。大千幽过有谁并?消受临池撒墨时”——诗下署了另一个别号:大涤子。
画言情,诗言志。此诗简而言之就是两句:我都被连根拔起了,也就只能画画了。
根已离尘的兰花,随时准备跑路的梅花鹿,厮斗得死去活来的鸜鹆……这是中国古代花鸟画里的异数,却因此大别于那些祝寿、颂圣、酬答、怡情的笔墨小趣味,成为艺术里带着血泪的真性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