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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稼祥(1906年－1974年)安徽泾县人，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对外工作开拓者之一。新中国成立前的战争年代，王稼祥有几件大事载入了党的史册。1935年，王稼祥为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发挥了重大作用，“投了关键的一票”。1938年7月底，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到延安，传达了共产国际重要意见。从而巩固了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1943年7月，王稼祥《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初步论述了毛泽东思想，是正式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第一人。王稼祥五赴莫斯科的经历，从第一次留学莫斯科，到最后首任驻苏大使，王稼祥每次去莫斯科情况都不同。可以说每一次都是中国革命发展进程的一个标记。
留学莫斯科
中国革命伊始，中共中央决定选拔部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为纪念孙中山逝世，由苏俄政府提议并得到国共两党中央的支持，在莫斯科创办一所大学，名叫“孙逸仙中国劳动者大学”(通称莫斯科中山大学)，目的是为国共合作的中国革命培养人才。1925年10月至12月间，派往莫斯科留学的总共有三批学生，王稼祥属于其中的第二批。第二批留苏学生主要是从上海、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等地选派来的。在这批人中除王稼祥外，还有张闻天、沈泽民、吴亮平、伍修权、孙冶方、陈绍禹(王明)等人。以及一些国民党显要人物的子弟，如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
1925年10月28日，王稼祥同60多名青年一起，乘船从上海出发，经海参崴到达莫斯科。这是王稼祥第一次来到莫斯科。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每人还起了俄文名字。王稼祥的名字叫康姆纳尔，意思是公社社员。据同为留苏的伍修权回忆：王稼祥学习“十分勤奋，特别爱安静、爱读书。稼祥同志每天晚上回到宿舍后，至少还要加班两个小时学习”。“在中山大学期间，稼祥同志留给我的印象既是一个勤勉的学生，又具有学者稳健风度。”1928年6月，王稼祥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一同进入红色教授学院深造的还有张闻天和沈泽民。
留学期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在思想、政治上有着严重的分歧和派系斗争。主要表现在学生中存在着支持支部局即支持共产国际和支持中共代表团的斗争。尤其是王明对担任中山大学校长、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的推崇备至。王明在支部局中左右一切。拉拢一批人，打击一批人。王稼祥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我是支持支部局的。”这也是后来把王稼祥归人“28个半布尔什维克”的主要依据。以后的王明宗派集团主要是从“28个半布尔什维克”发展起来的。所谓“28个半布尔什维克”，即1929年夏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召开“十天大会”，听取并讨论学校支部局的报告，由于分歧很大，最后只好投票表决，结果大多数学生反对这个报告，只有29个人支持，其中的徐以新(曾任外交部副部长)因为年纪小、个子低、态度也不坚定，还只是个团员，被称为半个。据参加过这次大会的毛齐华(曾任浙江省政协主席)回忆，“28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提法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余笃三(曾任红四军政委。1933年被张国焘杀害)为挖苦这些人的称谓。
但是王稼祥毕竟与王明不同。据同是留苏学生的吴亮平回忆说：“稼祥同志的性格特点，是不大好讲话，却心里有数，很富有正义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由于他学习成绩很好，加之和王明是安徽同乡，因此被王明看中，总想拉拢他，搞宗派主义小集团。但他对王明等人的派别活动并不感兴趣，还是埋头认真读书。后来有人认为，王明宗派集团也有王稼祥同志。正确地说，他并没有真正被拉过去，他与王明等人，应有严格区别。王明是投机革命的个人野心家；稼祥同志则是犯过教条主义错误的革命家。稼祥同志平时话不多说，却有自己的见解，能够服从真理，不轻易被人拉过去，不盲目服从错误的意见。”王稼祥一生中实事求是、谦虚谨慎。他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能够清醒沉着、明辨是非，在莫斯科留学期间，就已初显端倪了。
决定赴苏治伤
1933年4月27日，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参加全军青年工作会议期间。国民党飞机到会场进行突然袭击，狂轰滥炸，王稼祥在组织疏散和隐蔽过程中不幸身负重伤，弹片从右下腹打进去，打断了结肠。残酷的战争环境和极为简陋的医疗条件使得王稼祥的伤病一直未能治愈，给他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即便这样，王稼祥仍以超人的意志经受住剧痛的折磨，顽强地走过了艰苦卓绝的漫漫长征路，和数万红军一道胜利到达了陕北。由于腹中的弹片和腐骨未清除干净，致使伤口经常感染，王稼祥的身体已极度虚弱。中央决定送王稼祥去莫斯科治伤。
这里有一个插曲，就是王稼祥出发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保安采访，毛泽东曾对他说：“斯诺先生，你出去报道我们情况的时候，不要报道王稼祥同志。我们等三大红军主力会师以后，就派人护送他到苏联去治疗伤口。这是为了保证稼祥同志在路上的安全。”斯诺说：“我保证在我出去报道红区的所有文章中不提到王稼祥同志，请你们放心。”这就是斯诺《西行漫记》中为什么没有报道王稼祥的缘由。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经中央安排，王稼祥同志辗转到达莫斯科治疗伤病，这是他第二次来到莫斯科。在莫斯科王稼祥见到了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王稼祥问王明：共产国际是怎样决定李德去中国的?李德去中国前，你同他说过什么?王明回答说：李德并不是共产国际派去的，李德去中国而是由苏军情报机关决定的，我也未同李德谈过话。王稼祥听了王明的解释觉得很吃惊，认为王明是在推脱责任。
1937年11月11日，斯大林、季米特洛夫接见在莫斯科的王稼祥、王明与康生。当王稼祥被介绍为“他是不久才从陕北来到莫斯科的”时，引起了斯大林的注意。斯大林问现在的红军有多少人?王稼祥回答说，在陕北大约有3万人，而王明立即插话纠正说，是30万。这使王稼祥大为震惊。一个共产党的领导人难道可以如此虚夸?实事求是的原则到哪里去了?!接着，斯大林说，重要的是红军的每个战士都是真正的战斗员，而不是吃粮的。后来谈话就涉及到同国民党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斯大林说，不要害怕共产党会淹没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共产党人应该积极地参加到民族解放斗争中去。
这次会见，给王稼祥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对斯大林说的“不要害怕共产党会淹没在民族解放斗争中”的话，他觉得很有道理。后来在延安王稼祥传达斯大林这句话时，在中共高级干部中产生了重大影响。薄一波在1984年2月11日的一次讲话中回忆说：“记得1938年，王稼祥同志从苏联回来，带回斯大林的一句话，这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当时在跟国民党的地方实力派搞统一战线工作。这句话用得着。斯大林说：你们中国现在搞统一战线，要注意自己不要叫人家统走。要有决心到大海中游泳，但又不要把自己淹死。” 1938年3月任弼时到莫斯科后。王稼祥向中央提出回国工作的要求。在王稼祥动身回国前。季米特洛夫同王稼祥、任弼时就中国党问题专门谈了一次话。据王稼祥回忆：“在我要走的那一次，他向我和任弼时同志说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他说：应该告诉大家。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争当领导人了。”“至于谈到任弼时当时提出的给八路军以苏联援助的问题，他就说。在现在的形势下由苏联单独援助武器给八路军是真正帮忙，还是帮了倒忙呢?言外之意，假若苏联直接援助八路军，则国民党政府会发生重大变化。这样一来是得不偿失。但是他答允了给与中共以财政援助。”
关于共产国际给中共的财政援助问题。王稼祥在另一次回忆中说得很具体：“季米特洛夫谈到援助时说：共产国际从它的外汇中拨出30万美元送给中国共产党。并问我手续办好了没有?我说由我亲自带回去。”“他说：至于给八路军以武器援助，这要苏联政府决定，不过照他的看法，假若援助了，这可能不是帮助了你们，而是害了你们。”
从季米特洛夫的谈话可以看出，共产国际还是希望援助中国共产党的，至于为什么苏联政府不给八路军以武器援助?因为1937年8月。苏联政府与国民党南京政府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并且在斯大林看来，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力量还很弱小。中国的抗战主要依靠国民党南京政府及其军队；苏联政府只能同国民党南京政府直接发生关系。给其以援助，谈到给八路军以武器援助，那就不能公开进行了。
1938年7月，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先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指示。特别是季米特洛夫谈话的内容。这对统一全党思想认识，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领导，起了重要作用。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讲：“党的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是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三八年的六中全会。”毛泽东认为，1938年的“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指示，六中全会很难解决问题。共产国际的指示就是王稼祥同志从苏联养病回国带回来的，由王稼祥同志传达的”。
再次赴莫斯科治病
抗日战争胜利后，王稼祥又犯了一种新的症状：大量咯血。根据中央的意见，王稼祥偕同夫人朱仲丽再次赴莫斯科治病，这是王稼祥第三次到莫斯科。王稼祥夫妇住在莫斯科高尔基大街的柳克斯公寓。当时在苏联的中国留学生知道王稼祥来莫斯科治病的消息后，毛泽东的儿子毛岸青，刘少奇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朱德、林伯渠、李富春的女儿，以及蔡和森、张太雷、郭亮烈士的儿子纷纷前来看望。柳克斯公寓的住处，一时间门庭若市。他们问长问短，仔细打听自己亲人的情况和他们关心的各种事情。王稼祥夫妇向他们介绍了国内情况，鼓励他们要好好学习，希望学成后能为新中国建设作贡献。
在莫斯科治病时，王稼祥还了解到贺子珍的下落——当时正关在伊凡诺夫城的疯人院，这让王稼祥非常震惊，心里非常难过。贺子珍是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参加革命的为数不多的女同志之一，也是中央苏区有名的女同志，后来又参加了红军长征。
贺子珍是在1938年由延安来到莫斯科的。开始时一边在东方劳动大学政治班学习，一边治病。苏德战争爆发后，贺子珍带着女儿娇娇(李敏)撤退到伊凡诺夫城。这是苏联的一个边远城市，那里气候寒冷，物资匮乏，每天只发几片黑面包。她让女儿吃个半饱，自己却忍受饥饿的煎熬。后来，娇娇被送进伊凡诺夫城的国际保育院。娇娇5岁时，在国际保育院患肺炎，差一点死去。为此，贺子珍对保育院失去信任，不肯把女儿全托在保育院。白天送，晚上接。凶悍的保育院院长认为这违反了保育院的制度，同贺子珍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保育院院长竟诬说贺子珍是“疯子”，后来又被剃去了头发，关进了疯人院。
王稼祥同苏方交涉，要求把贺子珍从疯人院接出来，遭到拒绝后，又第二次提出要求，苏方应允了。王稼祥夫妇把贺子珍和娇娇接到莫斯科，住进了柳克斯公寓。贺子珍在疯人院的几年折磨，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甚至讲话都有些迟钝。王稼祥告诉她，以后就在莫斯科检查身体、治病。不再回伊凡诺夫城了。她感到非常高兴。在王稼祥夫妇关心、照顾下，不久，贺子珍身体逐渐康复。情绪比以前好多了。1947年春夏之交，经向毛泽东请示同意，王稼祥夫妇与贺子珍母女乘火车离开莫斯科回国。当王稼祥夫妇在哈尔滨车站同贺子珍母女道别时，贺子珍愉快地同王稼样握手。对王稼祥夫妇给予她们母女的热心照料表示感谢!何曾料到，这竟是王稼祥与贺子珍最后一次握手，以后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1974年王稼祥逝世后不久，朱仲丽到上海，曾去看望当时居住在上海的贺子珍。贺子珍听到王稼祥逝世的消息后，长叹一声，沉默不语，好一会儿才凄楚地说：“这么多年不见面了，你们在北京，我只能在上海。如果不是王稼祥从疯人院里把我救出来，又从苏联带回国，只怕早死在异国了。”
随刘少奇秘密访苏
1949年6月至8月，王稼祥随刘少奇率领的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前往莫斯科，通报中国革命进程、商谈建立新中国和发展中苏两国友好关系等事宜，这是王稼祥第四次到莫斯科。代表团成员有王稼祥、高岗。师哲、朱仲丽作为代表团翻译、医生一同前往。据师哲回忆：“由于国内战争正在激烈进行，为防不测起见，飞机绕了一个大弯子，经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上空飞抵伯力。由于南北朝鲜对峙，无法保证在飞行期间不会遇到空中强盗，所以航行时忽高忽低，最高时飞到8000米高度。我们的衣服都被冷气打湿了，稼祥身体本来就不好，因此感冒生病。飞机在伯力着陆后，大家才松了口气。”师哲还回忆说：访苏期间“王稼祥建议少奇就中国问题写一个书面报告。这既能使会谈有所依循，又可以把问题谈得更有系统。在讨论、研究问题时还可以这份报告作为基础，把问题谈深谈透，使他们对中国的问题有个较全面、较正确的了解。这样能保证会谈内容既不会重复也不会遗漏。因在国内已有充分的准备，报告很快拟订出来，在第二次会谈后交给斯大林。后来双方又谈了三四次，每次花去四、五个小时。会谈进行的有计划、有步骤，有先后次序、轻重缓急之分。这同稼祥妥善的组织安排是分不开的”。
7月11日在中苏两党会谈中。斯大林突然提出建议：听说在莫斯科住着两位中国女同志，下次聚会时准备请她们也参加。斯大林表示，从我们方面来说，这两位女同志我们都愿意邀请，但怎样更合适、更恰当，请你们自己决定。斯大林所说的“两位中国女同志”，指的是江青和朱仲丽。江青当时有病，住在莫斯科一所疗养院里。
7月27日斯大林在孔策沃别墅举行宴会。招待中共代表团及江青。斯大林同刘少奇进行了会谈。会谈中，斯大林问刘少奇：“你们在美国人参与的和平运动中是否受了损失。我们是不是扰乱或妨害了你们?”刘 少奇回答说：“在和平运动中中共中央的头脑是清醒的。那次和平运动很有必要，结果我们孤立了美蒋，使后来我们推翻国民党打倒蒋介石，没有一个人说我们这样做得不对。”斯大林说：“胜利者是不能被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
据师哲回忆：会谈中“江青表现反常，她十分拘谨，一言不发。(事后我才知道，刘少奇事先和她打过招呼，让她不要多讲话。)这时，马林科夫、贝利亚等劝江青向斯大林敬一杯酒。江青立刻表示同意，接受了这个建议。江青举起酒杯，走到斯大林跟前说：我请大家一起举杯，共为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干杯!斯大林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幸福!我祝愿斯大林同志永远健在!请大家同我一道为斯大林干杯!斯大林听后开怀大笑说：我的健康，竟成为大家的幸福，这恐怕太高抬了。……斯大林还同刘少奇交换了亚洲各国共产党的情况及看法。斯大林说：在过去，我们已经向你们学习了很多。一个民族必须向另一个民族学习，哪怕是一个很小的民族，都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今天，你们称我们为老大哥。但愿弟弟能赶上和超过老大哥，这不仅是我们大家的祝愿，而且也是合乎发展规律的，后来者居上，请大家举杯，为弟弟超过老大哥，加速进步而干杯!少奇说：兄长总是兄长，老弟还是老弟，我们永远向兄长学习!他拒不接受敬酒。就这样，推来让去，少奇始终没有接受这杯祝酒，对方一直是惊异而莫名其妙的。双方由于心理上的差异和习惯的不同，或许还有人情风俗上的隔阂，所以出现了这个互不理解的奇特局面。”
7月31日刘少奇收到毛泽东的来电，要求刘少奇先期回国，王稼祥可留在莫斯科帮助刘亚楼、张学思等接洽创办海军、空军军校事宜。8月下旬，王稼祥离开莫斯科回到北京。9月21日王稼祥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出席了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赴莫斯科履新
早在1949年2月4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的毛泽东同斯大林派来的代表米高扬会晤时就说过，新中国成立后准备派王稼祥同志作为第一任驻苏大使。米高扬回答说，对未来驻莫斯科大使的人选问题，我们没有异议。
新中国成立之初，王稼祥以外交部副部长的身份担任首任驻苏联大使，1949年10月20日，王稼祥率使馆人员离京赴任，这是他第五次到莫斯科。这次王稼祥赴苏履任，夫人朱仲丽并没有同行。当时朱仲丽回长沙探亲，10月20日王稼祥离开北京时她仍在长沙未回。朱仲丽是在11月5日随以丁玲为团长参加苏联十月革命节22周年纪念代表团抵达莫斯科的。
1949年10月31日，王稼祥到达莫斯科后。不仅担任驻苏大使而且还任使馆特委书记。所谓特委书记即外交部党委派出兼管东欧7国使馆党务工作的。因东欧7国虽已于1949年10月1日以后陆续承认我国，但黄镇、耿飚、姬鹏飞等大使1950年5月以后才离开部队陆续到任。在新大使到任之前，王稼祥还负责东欧7国使馆的筹备工作。
驻苏使馆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一个驻外使馆，由于许多同志过去没有从事外交工作的经验。王稼祥要求使馆人员要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地对待外交活动。使馆人员对外活动和平时外出实行二人同行制。不许单独行动，出去散步也是一样。王稼祥以身作则，即使作为大使，他的对外活动也总要曾涌泉同他一起去。王稼祥俄文水平很高，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但他在很多外交活动中，仍要曾涌泉给他当翻译。王稼祥始终认为，即使外语再好也不能直接谈，要经过翻译，因为在翻译的过程中，你就有时间思考，思考之后讲的话会更有把握。王稼祥的这些做法。为我国对外交往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王稼祥在任期间，十分注意节约开支并严于律己。据朱仲丽回忆：“在莫斯科时。大使馆工作人员一律改为薪金制，王稼祥为了不搞特殊，将自己的薪金定的很少，几乎与苏联的司机一样多，他要负担我的一切生活费，不单不发给我工资，连原有的供给制也取消了。我完全依靠他的微薄的收入来生活，于是，他每月要缴两个人的伙食费，要给我零用钱花。归国之后，按规定有些开支可以向公家报销，如作为编外人员的保姆，许多工作中需要用的书报、地图、办公用品等，他告诉我一律在自己的工资里开支。我记得，有一次他叫我交40块钱给秘书，买来一张大地图挂在房子里为工作用，不让秘书向公家报销。”
王稼祥到莫斯科担任大使后，首当其冲的任务是接待毛主席、周总理访苏。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外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对此王稼祥和使馆人员全力以赴做了充分的准备。据使馆参赞曾涌泉回忆：“稼祥同志认真组织和动员全馆人员，把使馆人员的全部力量用来做好毛主席这次访苏的工作。在毛主席到达莫斯科之前，头一天他就顺着西伯利亚铁路到几百公里以外，去迎接毛主席。为的是要有充分的时间向毛主席汇报，使他了解苏联的真实情况。毛主席到莫斯科后，他离开了使馆，把使馆的日常工作交给我。他住在毛主席那里，专门协助毛主席工作。对毛主席的各种活动，都用尽全力来做好。甚至毛主席给斯大林送的礼物，稼祥同志都带领使馆同志亲自去检查，工作做得很仔细。”
为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顺利签订，王稼祥协助毛泽东、周恩来做了大量的工作。据师哲回忆：“稼祥同志对工作认真负责，一抓到底，即使某些细节也不放过。1950年2月间，中苏谈判基本结束，但拟定、校对条约、协定的文本与译文审核和定稿等具体工作都是十分艰巨、复杂、细致而烦琐的事。记得当时稼祥同志亲自出马，指导、帮助各方面同心协力顺利完成文件定稿工作，而且他在这个场合表现出来的艰苦、耐心和顽强精神，至今回想起来，仍令人感动而敬佩。”
王稼祥在首任驻苏大使任内，为维护中国的主权和中国人民的利益，为增进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没有辜负党、国家和人民对他的重托。1950年底，王稼祥回国述职。1951年1月16日，中共中央任命王稼祥为即将组建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他的驻苏大使职务，随后由张闻天接替。
留学莫斯科
中国革命伊始，中共中央决定选拔部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为纪念孙中山逝世，由苏俄政府提议并得到国共两党中央的支持，在莫斯科创办一所大学，名叫“孙逸仙中国劳动者大学”(通称莫斯科中山大学)，目的是为国共合作的中国革命培养人才。1925年10月至12月间，派往莫斯科留学的总共有三批学生，王稼祥属于其中的第二批。第二批留苏学生主要是从上海、江苏、安徽、江西、湖南、湖北等地选派来的。在这批人中除王稼祥外，还有张闻天、沈泽民、吴亮平、伍修权、孙冶方、陈绍禹(王明)等人。以及一些国民党显要人物的子弟，如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
1925年10月28日，王稼祥同60多名青年一起，乘船从上海出发，经海参崴到达莫斯科。这是王稼祥第一次来到莫斯科。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每人还起了俄文名字。王稼祥的名字叫康姆纳尔，意思是公社社员。据同为留苏的伍修权回忆：王稼祥学习“十分勤奋，特别爱安静、爱读书。稼祥同志每天晚上回到宿舍后，至少还要加班两个小时学习”。“在中山大学期间，稼祥同志留给我的印象既是一个勤勉的学生，又具有学者稳健风度。”1928年6月，王稼祥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一同进入红色教授学院深造的还有张闻天和沈泽民。
留学期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在思想、政治上有着严重的分歧和派系斗争。主要表现在学生中存在着支持支部局即支持共产国际和支持中共代表团的斗争。尤其是王明对担任中山大学校长、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米夫的推崇备至。王明在支部局中左右一切。拉拢一批人，打击一批人。王稼祥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我是支持支部局的。”这也是后来把王稼祥归人“28个半布尔什维克”的主要依据。以后的王明宗派集团主要是从“28个半布尔什维克”发展起来的。所谓“28个半布尔什维克”，即1929年夏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召开“十天大会”，听取并讨论学校支部局的报告，由于分歧很大，最后只好投票表决，结果大多数学生反对这个报告，只有29个人支持，其中的徐以新(曾任外交部副部长)因为年纪小、个子低、态度也不坚定，还只是个团员，被称为半个。据参加过这次大会的毛齐华(曾任浙江省政协主席)回忆，“28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提法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余笃三(曾任红四军政委。1933年被张国焘杀害)为挖苦这些人的称谓。
但是王稼祥毕竟与王明不同。据同是留苏学生的吴亮平回忆说：“稼祥同志的性格特点，是不大好讲话，却心里有数，很富有正义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由于他学习成绩很好，加之和王明是安徽同乡，因此被王明看中，总想拉拢他，搞宗派主义小集团。但他对王明等人的派别活动并不感兴趣，还是埋头认真读书。后来有人认为，王明宗派集团也有王稼祥同志。正确地说，他并没有真正被拉过去，他与王明等人，应有严格区别。王明是投机革命的个人野心家；稼祥同志则是犯过教条主义错误的革命家。稼祥同志平时话不多说，却有自己的见解，能够服从真理，不轻易被人拉过去，不盲目服从错误的意见。”王稼祥一生中实事求是、谦虚谨慎。他在极其复杂的环境中能够清醒沉着、明辨是非，在莫斯科留学期间，就已初显端倪了。
决定赴苏治伤
1933年4月27日，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参加全军青年工作会议期间。国民党飞机到会场进行突然袭击，狂轰滥炸，王稼祥在组织疏散和隐蔽过程中不幸身负重伤，弹片从右下腹打进去，打断了结肠。残酷的战争环境和极为简陋的医疗条件使得王稼祥的伤病一直未能治愈，给他的生活和工作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即便这样，王稼祥仍以超人的意志经受住剧痛的折磨，顽强地走过了艰苦卓绝的漫漫长征路，和数万红军一道胜利到达了陕北。由于腹中的弹片和腐骨未清除干净，致使伤口经常感染，王稼祥的身体已极度虚弱。中央决定送王稼祥去莫斯科治伤。
这里有一个插曲，就是王稼祥出发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保安采访，毛泽东曾对他说：“斯诺先生，你出去报道我们情况的时候，不要报道王稼祥同志。我们等三大红军主力会师以后，就派人护送他到苏联去治疗伤口。这是为了保证稼祥同志在路上的安全。”斯诺说：“我保证在我出去报道红区的所有文章中不提到王稼祥同志，请你们放心。”这就是斯诺《西行漫记》中为什么没有报道王稼祥的缘由。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经中央安排，王稼祥同志辗转到达莫斯科治疗伤病，这是他第二次来到莫斯科。在莫斯科王稼祥见到了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王稼祥问王明：共产国际是怎样决定李德去中国的?李德去中国前，你同他说过什么?王明回答说：李德并不是共产国际派去的，李德去中国而是由苏军情报机关决定的，我也未同李德谈过话。王稼祥听了王明的解释觉得很吃惊，认为王明是在推脱责任。
1937年11月11日，斯大林、季米特洛夫接见在莫斯科的王稼祥、王明与康生。当王稼祥被介绍为“他是不久才从陕北来到莫斯科的”时，引起了斯大林的注意。斯大林问现在的红军有多少人?王稼祥回答说，在陕北大约有3万人，而王明立即插话纠正说，是30万。这使王稼祥大为震惊。一个共产党的领导人难道可以如此虚夸?实事求是的原则到哪里去了?!接着，斯大林说，重要的是红军的每个战士都是真正的战斗员，而不是吃粮的。后来谈话就涉及到同国民党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斯大林说，不要害怕共产党会淹没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共产党人应该积极地参加到民族解放斗争中去。
这次会见，给王稼祥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对斯大林说的“不要害怕共产党会淹没在民族解放斗争中”的话，他觉得很有道理。后来在延安王稼祥传达斯大林这句话时，在中共高级干部中产生了重大影响。薄一波在1984年2月11日的一次讲话中回忆说：“记得1938年，王稼祥同志从苏联回来，带回斯大林的一句话，这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刻。因为我当时在跟国民党的地方实力派搞统一战线工作。这句话用得着。斯大林说：你们中国现在搞统一战线，要注意自己不要叫人家统走。要有决心到大海中游泳，但又不要把自己淹死。” 1938年3月任弼时到莫斯科后。王稼祥向中央提出回国工作的要求。在王稼祥动身回国前。季米特洛夫同王稼祥、任弼时就中国党问题专门谈了一次话。据王稼祥回忆：“在我要走的那一次，他向我和任弼时同志说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他说：应该告诉大家。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共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去争当领导人了。”“至于谈到任弼时当时提出的给八路军以苏联援助的问题，他就说。在现在的形势下由苏联单独援助武器给八路军是真正帮忙，还是帮了倒忙呢?言外之意，假若苏联直接援助八路军，则国民党政府会发生重大变化。这样一来是得不偿失。但是他答允了给与中共以财政援助。”
关于共产国际给中共的财政援助问题。王稼祥在另一次回忆中说得很具体：“季米特洛夫谈到援助时说：共产国际从它的外汇中拨出30万美元送给中国共产党。并问我手续办好了没有?我说由我亲自带回去。”“他说：至于给八路军以武器援助，这要苏联政府决定，不过照他的看法，假若援助了，这可能不是帮助了你们，而是害了你们。”
从季米特洛夫的谈话可以看出，共产国际还是希望援助中国共产党的，至于为什么苏联政府不给八路军以武器援助?因为1937年8月。苏联政府与国民党南京政府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并且在斯大林看来，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力量还很弱小。中国的抗战主要依靠国民党南京政府及其军队；苏联政府只能同国民党南京政府直接发生关系。给其以援助，谈到给八路军以武器援助，那就不能公开进行了。
1938年7月，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先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指示。特别是季米特洛夫谈话的内容。这对统一全党思想认识，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领导，起了重要作用。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讲：“党的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是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三八年的六中全会。”毛泽东认为，1938年的“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指示，六中全会很难解决问题。共产国际的指示就是王稼祥同志从苏联养病回国带回来的，由王稼祥同志传达的”。
再次赴莫斯科治病
抗日战争胜利后，王稼祥又犯了一种新的症状：大量咯血。根据中央的意见，王稼祥偕同夫人朱仲丽再次赴莫斯科治病，这是王稼祥第三次到莫斯科。王稼祥夫妇住在莫斯科高尔基大街的柳克斯公寓。当时在苏联的中国留学生知道王稼祥来莫斯科治病的消息后，毛泽东的儿子毛岸青，刘少奇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朱德、林伯渠、李富春的女儿，以及蔡和森、张太雷、郭亮烈士的儿子纷纷前来看望。柳克斯公寓的住处，一时间门庭若市。他们问长问短，仔细打听自己亲人的情况和他们关心的各种事情。王稼祥夫妇向他们介绍了国内情况，鼓励他们要好好学习，希望学成后能为新中国建设作贡献。
在莫斯科治病时，王稼祥还了解到贺子珍的下落——当时正关在伊凡诺夫城的疯人院，这让王稼祥非常震惊，心里非常难过。贺子珍是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参加革命的为数不多的女同志之一，也是中央苏区有名的女同志，后来又参加了红军长征。
贺子珍是在1938年由延安来到莫斯科的。开始时一边在东方劳动大学政治班学习，一边治病。苏德战争爆发后，贺子珍带着女儿娇娇(李敏)撤退到伊凡诺夫城。这是苏联的一个边远城市，那里气候寒冷，物资匮乏，每天只发几片黑面包。她让女儿吃个半饱，自己却忍受饥饿的煎熬。后来，娇娇被送进伊凡诺夫城的国际保育院。娇娇5岁时，在国际保育院患肺炎，差一点死去。为此，贺子珍对保育院失去信任，不肯把女儿全托在保育院。白天送，晚上接。凶悍的保育院院长认为这违反了保育院的制度，同贺子珍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保育院院长竟诬说贺子珍是“疯子”，后来又被剃去了头发，关进了疯人院。
王稼祥同苏方交涉，要求把贺子珍从疯人院接出来，遭到拒绝后，又第二次提出要求，苏方应允了。王稼祥夫妇把贺子珍和娇娇接到莫斯科，住进了柳克斯公寓。贺子珍在疯人院的几年折磨，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甚至讲话都有些迟钝。王稼祥告诉她，以后就在莫斯科检查身体、治病。不再回伊凡诺夫城了。她感到非常高兴。在王稼祥夫妇关心、照顾下，不久，贺子珍身体逐渐康复。情绪比以前好多了。1947年春夏之交，经向毛泽东请示同意，王稼祥夫妇与贺子珍母女乘火车离开莫斯科回国。当王稼祥夫妇在哈尔滨车站同贺子珍母女道别时，贺子珍愉快地同王稼样握手。对王稼祥夫妇给予她们母女的热心照料表示感谢!何曾料到，这竟是王稼祥与贺子珍最后一次握手，以后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1974年王稼祥逝世后不久，朱仲丽到上海，曾去看望当时居住在上海的贺子珍。贺子珍听到王稼祥逝世的消息后，长叹一声，沉默不语，好一会儿才凄楚地说：“这么多年不见面了，你们在北京，我只能在上海。如果不是王稼祥从疯人院里把我救出来，又从苏联带回国，只怕早死在异国了。”
随刘少奇秘密访苏
1949年6月至8月，王稼祥随刘少奇率领的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前往莫斯科，通报中国革命进程、商谈建立新中国和发展中苏两国友好关系等事宜，这是王稼祥第四次到莫斯科。代表团成员有王稼祥、高岗。师哲、朱仲丽作为代表团翻译、医生一同前往。据师哲回忆：“由于国内战争正在激烈进行，为防不测起见，飞机绕了一个大弯子，经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上空飞抵伯力。由于南北朝鲜对峙，无法保证在飞行期间不会遇到空中强盗，所以航行时忽高忽低，最高时飞到8000米高度。我们的衣服都被冷气打湿了，稼祥身体本来就不好，因此感冒生病。飞机在伯力着陆后，大家才松了口气。”师哲还回忆说：访苏期间“王稼祥建议少奇就中国问题写一个书面报告。这既能使会谈有所依循，又可以把问题谈得更有系统。在讨论、研究问题时还可以这份报告作为基础，把问题谈深谈透，使他们对中国的问题有个较全面、较正确的了解。这样能保证会谈内容既不会重复也不会遗漏。因在国内已有充分的准备，报告很快拟订出来，在第二次会谈后交给斯大林。后来双方又谈了三四次，每次花去四、五个小时。会谈进行的有计划、有步骤，有先后次序、轻重缓急之分。这同稼祥妥善的组织安排是分不开的”。
7月11日在中苏两党会谈中。斯大林突然提出建议：听说在莫斯科住着两位中国女同志，下次聚会时准备请她们也参加。斯大林表示，从我们方面来说，这两位女同志我们都愿意邀请，但怎样更合适、更恰当，请你们自己决定。斯大林所说的“两位中国女同志”，指的是江青和朱仲丽。江青当时有病，住在莫斯科一所疗养院里。
7月27日斯大林在孔策沃别墅举行宴会。招待中共代表团及江青。斯大林同刘少奇进行了会谈。会谈中，斯大林问刘少奇：“你们在美国人参与的和平运动中是否受了损失。我们是不是扰乱或妨害了你们?”刘 少奇回答说：“在和平运动中中共中央的头脑是清醒的。那次和平运动很有必要，结果我们孤立了美蒋，使后来我们推翻国民党打倒蒋介石，没有一个人说我们这样做得不对。”斯大林说：“胜利者是不能被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
据师哲回忆：会谈中“江青表现反常，她十分拘谨，一言不发。(事后我才知道，刘少奇事先和她打过招呼，让她不要多讲话。)这时，马林科夫、贝利亚等劝江青向斯大林敬一杯酒。江青立刻表示同意，接受了这个建议。江青举起酒杯，走到斯大林跟前说：我请大家一起举杯，共为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干杯!斯大林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幸福!我祝愿斯大林同志永远健在!请大家同我一道为斯大林干杯!斯大林听后开怀大笑说：我的健康，竟成为大家的幸福，这恐怕太高抬了。……斯大林还同刘少奇交换了亚洲各国共产党的情况及看法。斯大林说：在过去，我们已经向你们学习了很多。一个民族必须向另一个民族学习，哪怕是一个很小的民族，都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今天，你们称我们为老大哥。但愿弟弟能赶上和超过老大哥，这不仅是我们大家的祝愿，而且也是合乎发展规律的，后来者居上，请大家举杯，为弟弟超过老大哥，加速进步而干杯!少奇说：兄长总是兄长，老弟还是老弟，我们永远向兄长学习!他拒不接受敬酒。就这样，推来让去，少奇始终没有接受这杯祝酒，对方一直是惊异而莫名其妙的。双方由于心理上的差异和习惯的不同，或许还有人情风俗上的隔阂，所以出现了这个互不理解的奇特局面。”
7月31日刘少奇收到毛泽东的来电，要求刘少奇先期回国，王稼祥可留在莫斯科帮助刘亚楼、张学思等接洽创办海军、空军军校事宜。8月下旬，王稼祥离开莫斯科回到北京。9月21日王稼祥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出席了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赴莫斯科履新
早在1949年2月4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的毛泽东同斯大林派来的代表米高扬会晤时就说过，新中国成立后准备派王稼祥同志作为第一任驻苏大使。米高扬回答说，对未来驻莫斯科大使的人选问题，我们没有异议。
新中国成立之初，王稼祥以外交部副部长的身份担任首任驻苏联大使，1949年10月20日，王稼祥率使馆人员离京赴任，这是他第五次到莫斯科。这次王稼祥赴苏履任，夫人朱仲丽并没有同行。当时朱仲丽回长沙探亲，10月20日王稼祥离开北京时她仍在长沙未回。朱仲丽是在11月5日随以丁玲为团长参加苏联十月革命节22周年纪念代表团抵达莫斯科的。
1949年10月31日，王稼祥到达莫斯科后。不仅担任驻苏大使而且还任使馆特委书记。所谓特委书记即外交部党委派出兼管东欧7国使馆党务工作的。因东欧7国虽已于1949年10月1日以后陆续承认我国，但黄镇、耿飚、姬鹏飞等大使1950年5月以后才离开部队陆续到任。在新大使到任之前，王稼祥还负责东欧7国使馆的筹备工作。
驻苏使馆是新中国建立后第一个驻外使馆，由于许多同志过去没有从事外交工作的经验。王稼祥要求使馆人员要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地对待外交活动。使馆人员对外活动和平时外出实行二人同行制。不许单独行动，出去散步也是一样。王稼祥以身作则，即使作为大使，他的对外活动也总要曾涌泉同他一起去。王稼祥俄文水平很高，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但他在很多外交活动中，仍要曾涌泉给他当翻译。王稼祥始终认为，即使外语再好也不能直接谈，要经过翻译，因为在翻译的过程中，你就有时间思考，思考之后讲的话会更有把握。王稼祥的这些做法。为我国对外交往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王稼祥在任期间，十分注意节约开支并严于律己。据朱仲丽回忆：“在莫斯科时。大使馆工作人员一律改为薪金制，王稼祥为了不搞特殊，将自己的薪金定的很少，几乎与苏联的司机一样多，他要负担我的一切生活费，不单不发给我工资，连原有的供给制也取消了。我完全依靠他的微薄的收入来生活，于是，他每月要缴两个人的伙食费，要给我零用钱花。归国之后，按规定有些开支可以向公家报销，如作为编外人员的保姆，许多工作中需要用的书报、地图、办公用品等，他告诉我一律在自己的工资里开支。我记得，有一次他叫我交40块钱给秘书，买来一张大地图挂在房子里为工作用，不让秘书向公家报销。”
王稼祥到莫斯科担任大使后，首当其冲的任务是接待毛主席、周总理访苏。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外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对此王稼祥和使馆人员全力以赴做了充分的准备。据使馆参赞曾涌泉回忆：“稼祥同志认真组织和动员全馆人员，把使馆人员的全部力量用来做好毛主席这次访苏的工作。在毛主席到达莫斯科之前，头一天他就顺着西伯利亚铁路到几百公里以外，去迎接毛主席。为的是要有充分的时间向毛主席汇报，使他了解苏联的真实情况。毛主席到莫斯科后，他离开了使馆，把使馆的日常工作交给我。他住在毛主席那里，专门协助毛主席工作。对毛主席的各种活动，都用尽全力来做好。甚至毛主席给斯大林送的礼物，稼祥同志都带领使馆同志亲自去检查，工作做得很仔细。”
为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顺利签订，王稼祥协助毛泽东、周恩来做了大量的工作。据师哲回忆：“稼祥同志对工作认真负责，一抓到底，即使某些细节也不放过。1950年2月间，中苏谈判基本结束，但拟定、校对条约、协定的文本与译文审核和定稿等具体工作都是十分艰巨、复杂、细致而烦琐的事。记得当时稼祥同志亲自出马，指导、帮助各方面同心协力顺利完成文件定稿工作，而且他在这个场合表现出来的艰苦、耐心和顽强精神，至今回想起来，仍令人感动而敬佩。”
王稼祥在首任驻苏大使任内，为维护中国的主权和中国人民的利益，为增进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做出了巨大贡献，他没有辜负党、国家和人民对他的重托。1950年底，王稼祥回国述职。1951年1月16日，中共中央任命王稼祥为即将组建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他的驻苏大使职务，随后由张闻天接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