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以自己的方式滋养自己，一边介入世界，一边旁观生活。
“我们以由表及里、由近及远的探求为己任，我们去推敲，去归纳，去想象和推测内部正在发生什么，它昨天意味着什么，明天又可能意味着什么。在这里，我们做的只是每个主权公民应该做的事，只不过其他人没有时间和兴趣来做罢了。这就是我们的职业。”这是美国知名作家、记者和政治评论员沃尔特·李普曼的名言。把这句话放在另一个人的身上同样成立，这个人便是吴晓波。
如果我足够富有，
就可以拒绝出卖自己
1989年的春天，吴晓波还是个面容苍白消瘦、带着诗人气质的青年，彼时他正在复旦大学新闻系读大四，一心想走出去看世界。于是他和三位同学组成了一支考察队，拿着学校的介绍信到处寻找支援，但所获甚微。无奈之下只好写信向媒体求助。
临行前一个月，一位湖南娄底的廖厂长忽然来信，表示愿意出资7000元赞助其考察。在那个五毛钱就可以吃一碗红烧肉的年代，这笔巨款让他们欣喜若狂。出发前，大家去拜访对方，发现那只是一位私营小厂的厂主。问他有何要求，他希望大家写完考察报告后寄一份给他。
然而报告没有写成。考察半年后，大家因故终止计划提前返校。毕业前夕，吴晓波获得了公费读研的机会，但他毫不犹豫地放弃读研奔赴杭州，进入新华社浙江分社工作，结婚生子。
在新华社，吴晓波开始了财经写作。受到台湾作家李敖“这个世界已经变成了档案社会”一语的影响，吴晓波在采访企业时，为那些自己关注的企业建档。上世纪90年代没有百度和谷歌，吴晓波只能收集剪报，分类归档，定时整理数据库。很多企业在他整理档案的过程中悄然演化，如太阳神，资料加着加着公司便垮了，吴晓波据此写了《大败局》;当然也有伴随资料增多逐日崛起的企业，如阿里巴巴。这些都成为了吴晓波从事财经写作的最佳素材。
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吴晓波每天都忧心忡忡。他的第一本书记载了中国十家明星企业的辉煌与陨落，只要有一家企业告他，就会很麻烦。于是他写得异常小心，力求字字有出处，并拿出50万元放在身边，随时准备着跟企业打官司。写作之余，吴晓波一直在寻找让自己经济富足的机会。工作没几年，他就买了一台电脑，这在大院里成了新闻，同事问他：“单位里什么都分配，你干嘛还要掏钱买？”可有了电脑，吴晓波写得更快更好了，挣了更多的钱。几年后他买了第一套商品房，大家又纷纷议论：“单位分了房子他还买房，是要包二奶吗？”
“我觉得财富自由是思想自由的一个前提。知识分子很重要的一点是你不能被收买，如果我足够富足的话，就可以拒绝出卖自己。”正因为这种态度，吴晓波多年来一直坚持长线投资房地产，让自己拥有清高的底气，以写作为事业，但不以此谋生。他说：“你现在拿一个亿来收买我，挺难的，我老早就超过一个亿了，你要买我的什么东西？除非一百个亿，我可能会动心。仅此而已。”这是吴晓波的骄傲。
这个世界还是严肃的，
还有人关注枯燥而宏大的话题
作为中国最著名也最成功的财经作者，吴晓波是马云、马化腾等人的座上宾，几乎每个企业家书架上都摆着他的作品。他的《大败局》《激荡三十年》被许多人当作教材研读。然而吴晓波总在刻意地同企业家们保持着一步之遥的距离。他做记者时曾经为一个饮料企业写过一份内参，老板非常感激，对他说：“小吴啊，我看你也没什么钱，我们做饮料需要瓶盖，要不我借给你20万元，你办个瓶盖厂，我们需要的瓶盖全部向你买。你赚钱了再还给我。”吴晓波拒绝了，多年来他对自己的定位一直是“写字的旁观者”，他以自己的方法滋养自己，并且强调：“我不认为我在企业界应该有特别亲密的朋友，这是很危险的。”
早年吴晓波曾深度接触鲁冠球、王石、张瑞敏、宗庆后等企业家，也曾为其中一些人写书立传。但在娃哈哈和达能发生纠纷后，宗庆后祭出了民族主义的大旗，为此吴晓波撰文批评。他将文章发给了FT中文网的主编，对方提醒他：“稿子非常好，但以后你恐怕要与宗先生断交了。”吴晓波的回应是：“我没办法，我不能看着一个企业为了自己的利益去煽动民族情绪。这个时候一定要有人站出来说话。我跟这家企业很熟，但我反对他们的做法。”果然，随着文章的刊出，吴晓波与宗庆后近二十年的交情烟消云散，但吴晓波处之坦然，“对得起自己就行了。”
2002年，吴晓波从新华社浙江分社辞职，成为贝塔斯曼亚洲签约作家。与此同时，他开始经营自己的财经图书项目——蓝狮子，但他并未将自己定位成一个商人，而是立足杭州精耕细作。吴晓波为公司员工提供了免息贷款，鼓励他们买房安居，因此团队成员很稳定，大家在临河的办公室里谈事，怡然自乐。有同行抱怨图书行业越来越不好做，吴晓波淡淡地笑了：“那我们就坚持到最后一个，别人都被砍掉了，市场就空出来了，我们慢慢做，做到大家都不愿意看财经书。”
不管是写作还是做出版，影响他人并不是吴晓波的目标，他更想解决自己心里的问题。沉甸甸的事业让他感觉到平静而充实：“现在大家都在讲这个世界很碎片化，越来越浅薄，年轻人不读书，物质主义让世界变得越来越不可爱。但就我个人的生命体验来讲，还是有一些人关心这些特别琐碎、特别宏大的话题。”
冷静旁观，
把时光浪费在美好的事情上
因为坚信“每一件与众不同的好东西，都是以无比的寂寞为前提的，要么是血，要么是汗，要么是大把大把曼妙的青春好时光”，吴晓波将很多精力都留给了写作前的准备工作。但在他心中，家人永远是第一位的。2001年达能收购乐百氏，吴晓波跟随乐百氏创始人何伯权去美国采访，当时何伯权看见一位父亲抱着女儿，忽然落泪说：“我都不记得我女儿小时候长什么样子了，我也从未抱过她。”后来吴晓波见到了何伯权的女儿，她已经大了，不需要爸爸抱了。当时他就下定决心，绝不缺席自己女儿的成长。
吴晓波的家坐落在京杭大运河边，他每晚听着窗外古运河的声息寻索千年帝国的繁华与衰落的因果之谜时，总会抬眼看一看摆在案头的妻女照片。偶尔他也会停下来，给正在读书的女儿写一封煽情的信，勉励她将时光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有时他也会产生归隐的想法，为此还在千岛湖买了一个140亩的小岛，并在上面栽种了3000棵杨梅树，甚至还想在岛上闭关写书。由于住在岛上生活不便，他打算“等到写不动了再退休，去岛上当一介农夫”。
2014年5月，48岁的吴晓波做了一个重要决定：停掉了在传统媒体和门户网站的专栏，推出个人的自媒体品牌——“吴晓波频道”，每周奉送两篇时文外加一集视频，他再次被推到了前线。他还在视频里加入了一个非常难看的宠物，每当他侃侃而谈，这个叫“巴九灵”的家伙便在旁边无厘头吐槽，为视频增添了另类元素。
与此同时，吴晓波决定利用这个平台完成一个心愿。虽然时隔多年，他的脑海中依然常常浮现出当年那位工厂年利润只有几万元，却愿意拿出7000元资助年轻人圆梦的厂长的形象，但除了知道对方姓廖，籍贯湖南娄底外，吴晓波一无所知。但他清晰地记得，对方曾透露说自己正在筹资，决定请人翻译和出版一套当时国内还没有的马克思·韦伯全集。那是吴晓波第一次听说马克思·韦伯的名字，也不知道这是位著名的德国政治经济学家。
虽然吴晓波遇到过数以千计的厂长、经理乃至“中国首富”，他们有的领导着上万人的大企业，有的日进斗金花钱如水，吴晓波却日益怀念这位只缘一面的小厂厂长，一直感受着对方传递下来的理想主义的余温。因此吴晓波发表了一篇名为《只有廖厂长例外》的文章，开始在各大平台上寻找廖厂长。
作为一个“介入世界的旁观者”，吴晓波一直如他的偶像李普曼一样，沿着自己设定的轨迹运行。他对未来充满信心，这种信心源自于他对自己的信心。而他对后半生的计划便是：在尚可把控的时代与思维共舞，然后潇洒退休，将未来交给年轻人。
编后：2014年10月25日，吴晓波与廖厂长在湖南洪江古商城重聚。廖厂长全名廖群洪，52岁，湖南娄底涟源人，现居长沙，任长沙市涟源商会副会长。两个具有理想情怀的人相遇后，成立了“吴晓波廖厂长青年创业公益金”基金，帮助青年创业。
（编辑 张秀格 [email protected]）
“我们以由表及里、由近及远的探求为己任，我们去推敲，去归纳，去想象和推测内部正在发生什么，它昨天意味着什么，明天又可能意味着什么。在这里，我们做的只是每个主权公民应该做的事，只不过其他人没有时间和兴趣来做罢了。这就是我们的职业。”这是美国知名作家、记者和政治评论员沃尔特·李普曼的名言。把这句话放在另一个人的身上同样成立，这个人便是吴晓波。
如果我足够富有，
就可以拒绝出卖自己
1989年的春天，吴晓波还是个面容苍白消瘦、带着诗人气质的青年，彼时他正在复旦大学新闻系读大四，一心想走出去看世界。于是他和三位同学组成了一支考察队，拿着学校的介绍信到处寻找支援，但所获甚微。无奈之下只好写信向媒体求助。
临行前一个月，一位湖南娄底的廖厂长忽然来信，表示愿意出资7000元赞助其考察。在那个五毛钱就可以吃一碗红烧肉的年代，这笔巨款让他们欣喜若狂。出发前，大家去拜访对方，发现那只是一位私营小厂的厂主。问他有何要求，他希望大家写完考察报告后寄一份给他。
然而报告没有写成。考察半年后，大家因故终止计划提前返校。毕业前夕，吴晓波获得了公费读研的机会，但他毫不犹豫地放弃读研奔赴杭州，进入新华社浙江分社工作，结婚生子。
在新华社，吴晓波开始了财经写作。受到台湾作家李敖“这个世界已经变成了档案社会”一语的影响，吴晓波在采访企业时，为那些自己关注的企业建档。上世纪90年代没有百度和谷歌，吴晓波只能收集剪报，分类归档，定时整理数据库。很多企业在他整理档案的过程中悄然演化，如太阳神，资料加着加着公司便垮了，吴晓波据此写了《大败局》;当然也有伴随资料增多逐日崛起的企业，如阿里巴巴。这些都成为了吴晓波从事财经写作的最佳素材。
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吴晓波每天都忧心忡忡。他的第一本书记载了中国十家明星企业的辉煌与陨落，只要有一家企业告他，就会很麻烦。于是他写得异常小心，力求字字有出处，并拿出50万元放在身边，随时准备着跟企业打官司。写作之余，吴晓波一直在寻找让自己经济富足的机会。工作没几年，他就买了一台电脑，这在大院里成了新闻，同事问他：“单位里什么都分配，你干嘛还要掏钱买？”可有了电脑，吴晓波写得更快更好了，挣了更多的钱。几年后他买了第一套商品房，大家又纷纷议论：“单位分了房子他还买房，是要包二奶吗？”
“我觉得财富自由是思想自由的一个前提。知识分子很重要的一点是你不能被收买，如果我足够富足的话，就可以拒绝出卖自己。”正因为这种态度，吴晓波多年来一直坚持长线投资房地产，让自己拥有清高的底气，以写作为事业，但不以此谋生。他说：“你现在拿一个亿来收买我，挺难的，我老早就超过一个亿了，你要买我的什么东西？除非一百个亿，我可能会动心。仅此而已。”这是吴晓波的骄傲。
这个世界还是严肃的，
还有人关注枯燥而宏大的话题
作为中国最著名也最成功的财经作者，吴晓波是马云、马化腾等人的座上宾，几乎每个企业家书架上都摆着他的作品。他的《大败局》《激荡三十年》被许多人当作教材研读。然而吴晓波总在刻意地同企业家们保持着一步之遥的距离。他做记者时曾经为一个饮料企业写过一份内参，老板非常感激，对他说：“小吴啊，我看你也没什么钱，我们做饮料需要瓶盖，要不我借给你20万元，你办个瓶盖厂，我们需要的瓶盖全部向你买。你赚钱了再还给我。”吴晓波拒绝了，多年来他对自己的定位一直是“写字的旁观者”，他以自己的方法滋养自己，并且强调：“我不认为我在企业界应该有特别亲密的朋友，这是很危险的。”
早年吴晓波曾深度接触鲁冠球、王石、张瑞敏、宗庆后等企业家，也曾为其中一些人写书立传。但在娃哈哈和达能发生纠纷后，宗庆后祭出了民族主义的大旗，为此吴晓波撰文批评。他将文章发给了FT中文网的主编，对方提醒他：“稿子非常好，但以后你恐怕要与宗先生断交了。”吴晓波的回应是：“我没办法，我不能看着一个企业为了自己的利益去煽动民族情绪。这个时候一定要有人站出来说话。我跟这家企业很熟，但我反对他们的做法。”果然，随着文章的刊出，吴晓波与宗庆后近二十年的交情烟消云散，但吴晓波处之坦然，“对得起自己就行了。”
2002年，吴晓波从新华社浙江分社辞职，成为贝塔斯曼亚洲签约作家。与此同时，他开始经营自己的财经图书项目——蓝狮子，但他并未将自己定位成一个商人，而是立足杭州精耕细作。吴晓波为公司员工提供了免息贷款，鼓励他们买房安居，因此团队成员很稳定，大家在临河的办公室里谈事，怡然自乐。有同行抱怨图书行业越来越不好做，吴晓波淡淡地笑了：“那我们就坚持到最后一个，别人都被砍掉了，市场就空出来了，我们慢慢做，做到大家都不愿意看财经书。”
不管是写作还是做出版，影响他人并不是吴晓波的目标，他更想解决自己心里的问题。沉甸甸的事业让他感觉到平静而充实：“现在大家都在讲这个世界很碎片化，越来越浅薄，年轻人不读书，物质主义让世界变得越来越不可爱。但就我个人的生命体验来讲，还是有一些人关心这些特别琐碎、特别宏大的话题。”
冷静旁观，
把时光浪费在美好的事情上
因为坚信“每一件与众不同的好东西，都是以无比的寂寞为前提的，要么是血，要么是汗，要么是大把大把曼妙的青春好时光”，吴晓波将很多精力都留给了写作前的准备工作。但在他心中，家人永远是第一位的。2001年达能收购乐百氏，吴晓波跟随乐百氏创始人何伯权去美国采访，当时何伯权看见一位父亲抱着女儿，忽然落泪说：“我都不记得我女儿小时候长什么样子了，我也从未抱过她。”后来吴晓波见到了何伯权的女儿，她已经大了，不需要爸爸抱了。当时他就下定决心，绝不缺席自己女儿的成长。
吴晓波的家坐落在京杭大运河边，他每晚听着窗外古运河的声息寻索千年帝国的繁华与衰落的因果之谜时，总会抬眼看一看摆在案头的妻女照片。偶尔他也会停下来，给正在读书的女儿写一封煽情的信，勉励她将时光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有时他也会产生归隐的想法，为此还在千岛湖买了一个140亩的小岛，并在上面栽种了3000棵杨梅树，甚至还想在岛上闭关写书。由于住在岛上生活不便，他打算“等到写不动了再退休，去岛上当一介农夫”。
2014年5月，48岁的吴晓波做了一个重要决定：停掉了在传统媒体和门户网站的专栏，推出个人的自媒体品牌——“吴晓波频道”，每周奉送两篇时文外加一集视频，他再次被推到了前线。他还在视频里加入了一个非常难看的宠物，每当他侃侃而谈，这个叫“巴九灵”的家伙便在旁边无厘头吐槽，为视频增添了另类元素。
与此同时，吴晓波决定利用这个平台完成一个心愿。虽然时隔多年，他的脑海中依然常常浮现出当年那位工厂年利润只有几万元，却愿意拿出7000元资助年轻人圆梦的厂长的形象，但除了知道对方姓廖，籍贯湖南娄底外，吴晓波一无所知。但他清晰地记得，对方曾透露说自己正在筹资，决定请人翻译和出版一套当时国内还没有的马克思·韦伯全集。那是吴晓波第一次听说马克思·韦伯的名字，也不知道这是位著名的德国政治经济学家。
虽然吴晓波遇到过数以千计的厂长、经理乃至“中国首富”，他们有的领导着上万人的大企业，有的日进斗金花钱如水，吴晓波却日益怀念这位只缘一面的小厂厂长，一直感受着对方传递下来的理想主义的余温。因此吴晓波发表了一篇名为《只有廖厂长例外》的文章，开始在各大平台上寻找廖厂长。
作为一个“介入世界的旁观者”，吴晓波一直如他的偶像李普曼一样，沿着自己设定的轨迹运行。他对未来充满信心，这种信心源自于他对自己的信心。而他对后半生的计划便是：在尚可把控的时代与思维共舞，然后潇洒退休，将未来交给年轻人。
编后：2014年10月25日，吴晓波与廖厂长在湖南洪江古商城重聚。廖厂长全名廖群洪，52岁，湖南娄底涟源人，现居长沙，任长沙市涟源商会副会长。两个具有理想情怀的人相遇后，成立了“吴晓波廖厂长青年创业公益金”基金，帮助青年创业。
（编辑 张秀格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