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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小说杰作，沈从文先生也因为《边城》和其他众多作品闻名中外，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高中语文教材节选了《边城》的第13至15章，教材和教参谈的基本上是主题和情节，主要引导学生理解小说的人性美和人情美。我以为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纯净的小说文本、现代文学牧歌传统中的顶峰之作《边城》，光让高中生理解其深刻的主题是片面的，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必须引导学生鉴赏它独特的艺术特色和美学风格。本文着重谈论《边城》独特的美学风格，认为《边城》既是现代文学史上描绘风俗画的高峰之作，又是深得中国传统水墨画神韵的不朽之作。
一、生动丰富的社会风俗画
沈从文先生是描绘风土人情的高手，他在《边城》里画出了一幅幅“湘西社会”的风俗长卷，婚丧、节日、饮食、服饰、居所、信仰、礼仪……五光十色，绚丽多姿，从而大大丰富了我国现代小说的表现内容。理解和鉴赏这些生动丰富的社会风俗画，才能深入沈从文精心构筑的“湘西世界”。小说第2章集中描绘了“茶峒”这座小山城的风土人情，请看其中的一段：
这小城里虽那么安静和平，但地方既为川东商业交易接头处，故城外小小河街，情形却不同了一点。也有商人落脚的客店，坐镇不动的理发馆。此外饭店、杂货铺、油行、盐栈、花衣庄，莫不各有一种地位，装点了这条河街。还有卖船上檀木活车、竹缆与锅罐铺子，介绍水手职业吃码头饭的人家。小饭店门前长案上，常有煎得焦黄的鲤鱼豆腐，身上装饰了红辣椒丝，卧在浅口钵头里。钵旁大竹筒中插着大把朱红筷子，不拘谁个愿意花点钱，这人就可以傍了门前长案坐下来，抽出一双筷子捏到手上，那边一个眉毛扯得极细脸上擦了白粉的妇人，就走过来问：“大哥，副爷，要甜酒？要烧酒？”男子火焰高一点的，谐趣的，对内掌柜有点意思的，必故意装成生气似的说：“吃甜酒？又不是小孩子，还问人吃甜酒！”那么，酽冽的烧酒，从大瓮里用木滤子舀出，倒进土碗里，即刻就来到身边案桌上了。
这里对“茶峒”城外河街的描写，自然、朴实、生动，河街店铺林立，具有浓厚的湘西特色，尤其是小饭店里的菜肴陈设，顾客与老板娘的一问一答，透露出浓浓的乡土气息和民风人情。
小说一再写到“端午”这一民俗节日，尤其详细描画了湘西人过端午节划龙舟、放大群水鸭到河里让人捉的热闹场面，他们把绘有朱红线条的龙船划得来去如飞，争先恐后地下水追赶和捕捉河面上那些绿头长颈、颈脖上缚了红布条子的大雄鸭，个个生龙活虎，船与船的竞赛，人与鸭子的竞赛描写得活灵活现，如在眼前。作家为何花这么多笔墨来描述端午节呢？除了要展现湘西特有的民风民俗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翠翠与天保、傩送兄弟的爱情纠葛都是因为几次端午节而发生、发展，翠翠的性爱意识也随之萌芽、增强。
以上只是举了两个例子，在某种程度上《边城》通篇都是风俗画，是湘西社会特有的风情民俗的集中大展示。当然，沈从文又绝不是为写风俗而写风俗。在小说中，这些风土习俗、陈年遗风，或是用于人物出场前的铺垫，或是用于故事的发展，或是用于整部作品情调的渲染。而且沈从文又非常善于揭示这些一代代流传下来的古风习俗、人情世态所包含的人情美和人性美，从而直接服务于小说主题的揭示和人物形象的刻画。
风俗是与社会发展、民族性格和精神密切相连的，从风俗的变化，可以发现社会发展和民族心理变化的轨迹。所以《边城》里的风俗描写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一部《边城》就是一部湘西社会发展史，甚至是原生态的、唯美的中国正面形象的重塑和展示。
二、宁静淡远而又充满诗意的水墨画
阅读《边城》，就好像在欣赏一幅幅或浓或淡的中国传统水墨画。中国传统水墨画虽是纯用水墨不着彩色，但有时寥寥几笔，就形神兼备，境界全出。沈从文的《边城》深得中国传统水墨画和古典诗歌的气韵和精神，以形传神，创造出像传统水墨画那样宁静淡远而又形神兼备的意境。为了达到这种效果，作家采用了一系列独特的手段。
1．淡化情节，以清淡的散文笔调抒写自然美
《边城》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反而极其简单明了：船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傩送同时爱上了老船夫的外孙女翠翠，二人和议以唱歌打动她，让其选择。天保自知无望，外出遇难，哀伤中的傩送也出走了。老船夫也溘然长逝。翠翠忍受着亲人离去之痛，爱人负气出走之苦，仍决定留在渡船上翘首期盼心上人归来。故事情节既不复杂，也不曲折，作家故意淡化情节，用大量笔墨去抒写自然美，以自然美来衬托人性美、人情美。如第13至15章写到二老为翠翠唱歌，歌声将翠翠从睡梦里托浮起来爬上山崖摘虎耳草的那个夏日夜晚，美景与浓情交织，浪漫而有情趣。现摘录其中一段：
翠翠抱膝坐在月光下，傍着祖父身边，问了许多关于那个可怜母亲的故事。间或吁一口气，似乎心中压上了些分量沉重的东西，想挪移得远一点，才吁着这种气，可是却无从把那种东西挪开。
月光如银子，无处不可照及，山上篁竹在月光下皆成为黑色。身边草丛中虫声繁密如落雨。间或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忽然会有一只草莺“嘘”啭着她的喉咙，不久之间，这小鸟儿又好像明白这是半夜，不应当那么吵闹，便仍然闭着那小小眼儿安睡了。
月光下的翠翠是那样的美丽动人，繁密的虫声、夜半吟叫的草莺又衬托出翠翠那复杂而又微妙的情怀，充满着诗情画意。
像这样的描写，小说中随处可见。阅读《边城》，我们就像在欣赏湘西一带优美而又神秘的自然风光，沉醉在作家为我们创造的充满诗意的境界中。
2．克制情感，表现柔情，展现作品令人神往的秀美和静美
沈从文在《废邮存底》中收编有《情绪的体操》一文，别出心裁地提出了写作不过是“情绪的体操”的命题，认为“情绪的体操”是学会“控驭感情”、“运用感情”的体操，是“一种扭曲文字试验它的任性，重摔文字试验它的硬性的体操”。《边城》及其他许多作品集中体现了作家的这种美学追求。
沈从文不像现代文学史上某些作家在作品中毫无节制地宣泄情感、泛滥情感，恰恰相反，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克制情感、淡化情感，追求一种淡泊宁静的情感，情感的流露往往是轻徐、舒缓、婉转的。《边城》里的人物绝对不会作义愤填膺状、惨痛欲绝状、昂扬激越状，而是镇定自若、感情自然、行动平稳，痛苦和欢乐都是有节制地流露。如翠翠在初涉爱情时是那样的矜持、害羞而又怦然心动。初遇二老傩送时曾因误解轻声骂过他，然而当她回去听说此人就是诨名“岳云”的傩送时，到了家，“另外一件事，属于自己不关祖父的，却使翠翠沉默了一个夜晚”。翠翠情窦初开，爱情心理十分含蓄。然而后来第一个来他家提亲的却是大老天保，“翠翠弄明白了，人来做媒的是大老！不曾把头抬起，心忡忡的跳着，脸烧得厉害，仍然剥她的豌豆，且随手把空豆荚抛到水中去，望着它们在流水中从从容容的流去，自己也俨然从容了许多”。这里没有激烈的情绪，甚至没有语气稍重的言辞，翠翠惊愕、失望的心理通过人物的神态、表情、从容的动作透露出来，写得平和自然，耐人寻味。在小说中翠翠与傩送这对恋人既没有山盟海誓的豪言壮语，也没有离经叛道的骇世之举，有的只是原始乡村孕育下的超乎自然的朴素纯情，有的只是“遵从古礼”的纯厚人性和含蓄的东方传统美德。
《边城》中不是没有矛盾冲突，老船夫和翠翠，天保与傩送，天保、傩送兄弟和父亲顺顺，老船夫和顺顺父子，矛盾无处不在，但作者没有让他们发生激烈的冲突，因为这些人物是那样的善良，那样的充满爱心，他们之间也会有一时无法消除的隔膜和误解，但他们不会怒目相对、拔刀相向，甚至不忍心说句重话伤害人家，宁愿让自己孤独甚至痛苦，所以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都是柔情的化身，弥漫着忧伤的气氛。美丽、单纯、善良、真挚的翠翠自然充满着柔情，即使是“结实如小公牛”的二老傩送也洋溢着如水的柔情。二老“眼眉”“秀拔超群，一望即知其为人聪明而又富于感情”，“有诗人气质”，含情脉脉的“注视”和“微笑”是他独特的求爱方式。即便其他几个人物，如老船夫、船总顺顺也都有柔情的一面。
沈从文曾写过一篇《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的文章，文中说道：“我学会用小小的脑子去思索一切，全亏得是水。我对于宇宙认识深一点，也亏得是水。”他的小说总是将故事置于河上、水边，他最满意的文章常用船上、水上作为背景。水的一大特点就是柔性，这水上的人与事便也都有了水一般的柔情。沈从文最优秀的以船上、水上作为背景的小说《边城》自然从头到尾都笼罩着柔情，一种弥漫着忧伤的柔情。
就这样，沈从文在《边城》中把淡淡的忧伤、辽远的愁绪，夹裹在平静的叙述里。他善于节制自己的感情，从不采取宣泄泛滥的表达情感的方式，而是让感情的细流在平静的叙述里缓缓流动，微笑里藏着哀痛，微凉里夹着忧郁，形成自己独有的乡土抒情风格，展现了高贵典雅而又令人神往的秀美和静美。
3．含蓄、古朴、自然的语言
克制情感，抒写柔情，表现在语言上，就去掉了喧嚣的词藻，去掉了色彩强烈的句子，只求“言语的亲切”。沈从文的小说语言以自然为最高修辞原则，以恬静之美为最高美学风范，形成含蓄、亲切、古朴、自然的独特风格。
我们来欣赏《边城》中的一段描写：
天已快夜，别的雀子似乎都要休息了，只杜鹃叫个不息。石头泥土为白日晒了一整天，草木为白日晒了一整天，到这时节皆放散一种热气。空气中有泥土气味，有草木气味，且有甲虫类气味。翠翠看着天上的红云，听着渡口飘乡生意人的杂乱声音，心中有些儿薄薄的凄凉。
这段语言几近白描，并没有用过多的修辞语，却极其生动地写出傍晚时分世上万物的勃勃生机，极其含蓄地传达出翠翠初涉爱情时那种骚动不安的内心。
不只景物描写如此，就是人物对话的语言也清新自然，富有个性化。如有一年端午节之前，翠翠和外祖父商量谁去看龙船：
见祖父不再说话，翠翠就说：“我走了，谁陪你？”
祖父说：“你走了，船陪我。”
翠翠把一对眉毛皱拢去苦笑着，“船陪你，嗨，嗨，船陪你。”
在这里，少女翠翠的天真烂漫，外祖父的爽朗风趣都通过清新自然的语言跃然纸上。
《边城》是沈从文在小说艺术上真正走向成熟的作品，整部小说的语言既是文白杂糅，又掺入方言土语和汲取西方句法的长处，形成含蓄、亲切、自然、凝练、简洁的艺术风格。
淡化情节，表现柔情，以古朴简洁的语言展现自然美和人情美，使得《边城》又独具中国传统水墨画的美学风格，质朴，优美，恬静，自然。
参考文献
1.《边城》 沈从文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5.
2.《北大文学讲堂》 温儒敏、姜涛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5.
3.《中国现代文学史新编》 王嘉良、李标晶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0.
一、生动丰富的社会风俗画
沈从文先生是描绘风土人情的高手，他在《边城》里画出了一幅幅“湘西社会”的风俗长卷，婚丧、节日、饮食、服饰、居所、信仰、礼仪……五光十色，绚丽多姿，从而大大丰富了我国现代小说的表现内容。理解和鉴赏这些生动丰富的社会风俗画，才能深入沈从文精心构筑的“湘西世界”。小说第2章集中描绘了“茶峒”这座小山城的风土人情，请看其中的一段：
这小城里虽那么安静和平，但地方既为川东商业交易接头处，故城外小小河街，情形却不同了一点。也有商人落脚的客店，坐镇不动的理发馆。此外饭店、杂货铺、油行、盐栈、花衣庄，莫不各有一种地位，装点了这条河街。还有卖船上檀木活车、竹缆与锅罐铺子，介绍水手职业吃码头饭的人家。小饭店门前长案上，常有煎得焦黄的鲤鱼豆腐，身上装饰了红辣椒丝，卧在浅口钵头里。钵旁大竹筒中插着大把朱红筷子，不拘谁个愿意花点钱，这人就可以傍了门前长案坐下来，抽出一双筷子捏到手上，那边一个眉毛扯得极细脸上擦了白粉的妇人，就走过来问：“大哥，副爷，要甜酒？要烧酒？”男子火焰高一点的，谐趣的，对内掌柜有点意思的，必故意装成生气似的说：“吃甜酒？又不是小孩子，还问人吃甜酒！”那么，酽冽的烧酒，从大瓮里用木滤子舀出，倒进土碗里，即刻就来到身边案桌上了。
这里对“茶峒”城外河街的描写，自然、朴实、生动，河街店铺林立，具有浓厚的湘西特色，尤其是小饭店里的菜肴陈设，顾客与老板娘的一问一答，透露出浓浓的乡土气息和民风人情。
小说一再写到“端午”这一民俗节日，尤其详细描画了湘西人过端午节划龙舟、放大群水鸭到河里让人捉的热闹场面，他们把绘有朱红线条的龙船划得来去如飞，争先恐后地下水追赶和捕捉河面上那些绿头长颈、颈脖上缚了红布条子的大雄鸭，个个生龙活虎，船与船的竞赛，人与鸭子的竞赛描写得活灵活现，如在眼前。作家为何花这么多笔墨来描述端午节呢？除了要展现湘西特有的民风民俗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翠翠与天保、傩送兄弟的爱情纠葛都是因为几次端午节而发生、发展，翠翠的性爱意识也随之萌芽、增强。
以上只是举了两个例子，在某种程度上《边城》通篇都是风俗画，是湘西社会特有的风情民俗的集中大展示。当然，沈从文又绝不是为写风俗而写风俗。在小说中，这些风土习俗、陈年遗风，或是用于人物出场前的铺垫，或是用于故事的发展，或是用于整部作品情调的渲染。而且沈从文又非常善于揭示这些一代代流传下来的古风习俗、人情世态所包含的人情美和人性美，从而直接服务于小说主题的揭示和人物形象的刻画。
风俗是与社会发展、民族性格和精神密切相连的，从风俗的变化，可以发现社会发展和民族心理变化的轨迹。所以《边城》里的风俗描写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一部《边城》就是一部湘西社会发展史，甚至是原生态的、唯美的中国正面形象的重塑和展示。
二、宁静淡远而又充满诗意的水墨画
阅读《边城》，就好像在欣赏一幅幅或浓或淡的中国传统水墨画。中国传统水墨画虽是纯用水墨不着彩色，但有时寥寥几笔，就形神兼备，境界全出。沈从文的《边城》深得中国传统水墨画和古典诗歌的气韵和精神，以形传神，创造出像传统水墨画那样宁静淡远而又形神兼备的意境。为了达到这种效果，作家采用了一系列独特的手段。
1．淡化情节，以清淡的散文笔调抒写自然美
《边城》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反而极其简单明了：船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傩送同时爱上了老船夫的外孙女翠翠，二人和议以唱歌打动她，让其选择。天保自知无望，外出遇难，哀伤中的傩送也出走了。老船夫也溘然长逝。翠翠忍受着亲人离去之痛，爱人负气出走之苦，仍决定留在渡船上翘首期盼心上人归来。故事情节既不复杂，也不曲折，作家故意淡化情节，用大量笔墨去抒写自然美，以自然美来衬托人性美、人情美。如第13至15章写到二老为翠翠唱歌，歌声将翠翠从睡梦里托浮起来爬上山崖摘虎耳草的那个夏日夜晚，美景与浓情交织，浪漫而有情趣。现摘录其中一段：
翠翠抱膝坐在月光下，傍着祖父身边，问了许多关于那个可怜母亲的故事。间或吁一口气，似乎心中压上了些分量沉重的东西，想挪移得远一点，才吁着这种气，可是却无从把那种东西挪开。
月光如银子，无处不可照及，山上篁竹在月光下皆成为黑色。身边草丛中虫声繁密如落雨。间或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忽然会有一只草莺“嘘”啭着她的喉咙，不久之间，这小鸟儿又好像明白这是半夜，不应当那么吵闹，便仍然闭着那小小眼儿安睡了。
月光下的翠翠是那样的美丽动人，繁密的虫声、夜半吟叫的草莺又衬托出翠翠那复杂而又微妙的情怀，充满着诗情画意。
像这样的描写，小说中随处可见。阅读《边城》，我们就像在欣赏湘西一带优美而又神秘的自然风光，沉醉在作家为我们创造的充满诗意的境界中。
2．克制情感，表现柔情，展现作品令人神往的秀美和静美
沈从文在《废邮存底》中收编有《情绪的体操》一文，别出心裁地提出了写作不过是“情绪的体操”的命题，认为“情绪的体操”是学会“控驭感情”、“运用感情”的体操，是“一种扭曲文字试验它的任性，重摔文字试验它的硬性的体操”。《边城》及其他许多作品集中体现了作家的这种美学追求。
沈从文不像现代文学史上某些作家在作品中毫无节制地宣泄情感、泛滥情感，恰恰相反，他在自己的作品中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克制情感、淡化情感，追求一种淡泊宁静的情感，情感的流露往往是轻徐、舒缓、婉转的。《边城》里的人物绝对不会作义愤填膺状、惨痛欲绝状、昂扬激越状，而是镇定自若、感情自然、行动平稳，痛苦和欢乐都是有节制地流露。如翠翠在初涉爱情时是那样的矜持、害羞而又怦然心动。初遇二老傩送时曾因误解轻声骂过他，然而当她回去听说此人就是诨名“岳云”的傩送时，到了家，“另外一件事，属于自己不关祖父的，却使翠翠沉默了一个夜晚”。翠翠情窦初开，爱情心理十分含蓄。然而后来第一个来他家提亲的却是大老天保，“翠翠弄明白了，人来做媒的是大老！不曾把头抬起，心忡忡的跳着，脸烧得厉害，仍然剥她的豌豆，且随手把空豆荚抛到水中去，望着它们在流水中从从容容的流去，自己也俨然从容了许多”。这里没有激烈的情绪，甚至没有语气稍重的言辞，翠翠惊愕、失望的心理通过人物的神态、表情、从容的动作透露出来，写得平和自然，耐人寻味。在小说中翠翠与傩送这对恋人既没有山盟海誓的豪言壮语，也没有离经叛道的骇世之举，有的只是原始乡村孕育下的超乎自然的朴素纯情，有的只是“遵从古礼”的纯厚人性和含蓄的东方传统美德。
《边城》中不是没有矛盾冲突，老船夫和翠翠，天保与傩送，天保、傩送兄弟和父亲顺顺，老船夫和顺顺父子，矛盾无处不在，但作者没有让他们发生激烈的冲突，因为这些人物是那样的善良，那样的充满爱心，他们之间也会有一时无法消除的隔膜和误解，但他们不会怒目相对、拔刀相向，甚至不忍心说句重话伤害人家，宁愿让自己孤独甚至痛苦，所以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都是柔情的化身，弥漫着忧伤的气氛。美丽、单纯、善良、真挚的翠翠自然充满着柔情，即使是“结实如小公牛”的二老傩送也洋溢着如水的柔情。二老“眼眉”“秀拔超群，一望即知其为人聪明而又富于感情”，“有诗人气质”，含情脉脉的“注视”和“微笑”是他独特的求爱方式。即便其他几个人物，如老船夫、船总顺顺也都有柔情的一面。
沈从文曾写过一篇《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的文章，文中说道：“我学会用小小的脑子去思索一切，全亏得是水。我对于宇宙认识深一点，也亏得是水。”他的小说总是将故事置于河上、水边，他最满意的文章常用船上、水上作为背景。水的一大特点就是柔性，这水上的人与事便也都有了水一般的柔情。沈从文最优秀的以船上、水上作为背景的小说《边城》自然从头到尾都笼罩着柔情，一种弥漫着忧伤的柔情。
就这样，沈从文在《边城》中把淡淡的忧伤、辽远的愁绪，夹裹在平静的叙述里。他善于节制自己的感情，从不采取宣泄泛滥的表达情感的方式，而是让感情的细流在平静的叙述里缓缓流动，微笑里藏着哀痛，微凉里夹着忧郁，形成自己独有的乡土抒情风格，展现了高贵典雅而又令人神往的秀美和静美。
3．含蓄、古朴、自然的语言
克制情感，抒写柔情，表现在语言上，就去掉了喧嚣的词藻，去掉了色彩强烈的句子，只求“言语的亲切”。沈从文的小说语言以自然为最高修辞原则，以恬静之美为最高美学风范，形成含蓄、亲切、古朴、自然的独特风格。
我们来欣赏《边城》中的一段描写：
天已快夜，别的雀子似乎都要休息了，只杜鹃叫个不息。石头泥土为白日晒了一整天，草木为白日晒了一整天，到这时节皆放散一种热气。空气中有泥土气味，有草木气味，且有甲虫类气味。翠翠看着天上的红云，听着渡口飘乡生意人的杂乱声音，心中有些儿薄薄的凄凉。
这段语言几近白描，并没有用过多的修辞语，却极其生动地写出傍晚时分世上万物的勃勃生机，极其含蓄地传达出翠翠初涉爱情时那种骚动不安的内心。
不只景物描写如此，就是人物对话的语言也清新自然，富有个性化。如有一年端午节之前，翠翠和外祖父商量谁去看龙船：
见祖父不再说话，翠翠就说：“我走了，谁陪你？”
祖父说：“你走了，船陪我。”
翠翠把一对眉毛皱拢去苦笑着，“船陪你，嗨，嗨，船陪你。”
在这里，少女翠翠的天真烂漫，外祖父的爽朗风趣都通过清新自然的语言跃然纸上。
《边城》是沈从文在小说艺术上真正走向成熟的作品，整部小说的语言既是文白杂糅，又掺入方言土语和汲取西方句法的长处，形成含蓄、亲切、自然、凝练、简洁的艺术风格。
淡化情节，表现柔情，以古朴简洁的语言展现自然美和人情美，使得《边城》又独具中国传统水墨画的美学风格，质朴，优美，恬静，自然。
参考文献
1.《边城》 沈从文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5.
2.《北大文学讲堂》 温儒敏、姜涛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5.
3.《中国现代文学史新编》 王嘉良、李标晶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