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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莎多拉·邓肯（1878年-1927年），一位传奇的舞蹈家，著名女作家伊奥尔斯卡盛赞她道：“这位美国妇女是由神圣的材料做成的。她的名字应当流传千古。”作为人类社会舞坛上“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邓肯的舞蹈“反照她认同的社会主义理想”，与其说她是伟大的艺术家，不如说她是独具华彩的女性社会革命家。
邓肯将现代派舞蹈引入舞台，竖起了20世纪人类社会舞蹈文化革命的大旗。法国艺术家欧仁·卡里埃尔断言：这位美国姑娘将予世界以革命性变革。
邓肯创立了与古典芭蕾相对应的现代自由舞蹈。众所周知，古典舞中的女性形象，大多取材于神话中的仙女。无论勾魂摄魄的脚尖、手臂、飘飘欲仙的轻灵舞姿，还是舒展挺拔的“阿拉贝斯”动作……都定格女体造型上，使人想到美神雕像而忘却女人。邓肯强调，对女性美而言，舞蹈美学不应是堆砌的几何图形，不能只展示躯壳的表相，而应发掘深层次的审美意蕴，成为灵魂的语言、精神的绝响，实现对社会和女性观变革的社会价值。较之古典芭蕾“形之上”的空灵之美，邓肯的现代舞“跳出我们妇女的公道、仁慈和纯洁，跳出我们母亲的慈爱和温柔”，更具“形之下”的坚实社会基础和女性“人本”价值的真魂。
邓肯的现代舞从音乐、戏剧等舞台艺术的附庸中独立出来，突破古典舞蹈美学“珠圆玉润”之“金科玉律”，代之以楞角分明、恣肆无忌，甚至扭曲痉挛的动作，表达现代女性的审美批判观念的求索。
邓肯编导出演的《春之祭》，巧妙融合了“动与变”的社会性别观念和价值取向。借助阴阳相摩相荡相消长的审美意念，把社会性别关系活生生地拆卸和摆上舞台。从舞台走上社会，走向人心。通过舞蹈，邓肯抒发了对性别平等奋不顾身的追求……
邓肯现代舞创作的主旋律，正是“女性社会革命四重奏”，每一曲，每一舞，都将炽热的革命情怀融入其中。
邓肯直言不讳：“我随着《国际歌》的乐声起舞，因为我感到《国际歌》是未来与人类的赞歌。”她用诗一样的语言告白：“我的欢欣是为了美丽的新世界……释迦牟尼头脑中曾经孕育的梦想、基督圣训曾经传播的梦想、曾为伟大的艺术家们毕生追求的梦想、列宁以他巨大的魔力变为现实的梦想，都在这里了……”
1921年，在列宁的支持下，鄧肯在莫斯科创建了舞蹈学院，不仅演出《国际歌》，还创作并演出了革命舞剧《红旗》。回美国后，她又宣传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为此，她受到反对派的激烈抨击，《国际歌》被严令停演。邓肯无所畏惧，在法国《快报》周刊上，发表了正气凛然的声明：宁愿在火刑柱上被活活烧死，也要高唱《国际歌》翩翩起舞……
邓肯的骨子里充满了革命的骨髓，在她的舞蹈生涯中，还编导了《马赛曲》《春之祭》《前进吧，奴隶》这些震撼世界的舞蹈作品。
在《马赛曲》中，邓肯胜利女神般的舞姿成为经典，巴黎大剧院正门上方九位女神的浮雕即以其为模特而创造。
在《春之祭》中，她又用不能自持的狂舞形式，表现出被献祭的少女悲剧的生命。《前进吧，奴隶》里，处处彰显着女奴求解放、争自由的反叛主题，其艺术美学特征与毕加索的《亚威农少女》有异曲同工之妙。最后，挣脱锁链的女奴获得自由，邓肯俨然飞升为自由女神。
邓肯一生与众多杰出男士倾心相仪、和谐相处，如英国20世纪戏剧革新家戈登·克雷格、苏联诗人叶赛宁等。还有身为共产党人的西班牙画坛“斗牛士”毕加索黑、矮、犟，但邓肯爱他火山喷发式的创造激情和恣肆无忌的横溢才华；庄重高雅、仪表堂堂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他的“斯坦尼体系”深深地迷住了邓肯；在与德国音乐家索德马拉松式的精神恋爱中，邓肯心力交瘁，却依然一往情深……
邓肯并非依附男人的弱者，而是性别关系中的“主体”。邓肯深爱叶赛宁的勃发诗情，造就了诗人创作的巅峰时期。她也为叶赛宁的酗酒、疯狂和歇斯底里，付出了极高的代价。但她依然像保护神一样，从事业到生活，无微不至地呵护着叶赛宁。二人分手后，失却邓肯这一“精神支柱”的诗人终于精神崩溃，割开自己左腕的静脉，停止呼吸前，蘸着鲜血写完留给邓肯的遗诗：“再见，我的朋友，再见！亲爱的，你永远在我心中……”
以世俗的观点看，邓肯有许多所谓的风流逸事（其中主要是“柏拉图精神之爱”），但不难发现，她孜孜以求的并非单纯的“男性”个体。她追寻着、选择着，全身心投入地塑造着对方的“完美”，同时无私地奉献出自己的真善美慧，总之，她不遗余力地缔造着人类两性的性别和谐之美。
在“她的美”与“他的美”碰撞、融熔的关系中，她不仅是他们的“美神”——赏心悦目的“风景”，同时是自己的“眼光”——是品评、鉴赏、塑造、升华男性的女性社会审美主体。
自传中，她坦诚吐露心声：在与众多异性交往中，她总能从精神的角度区分什么是美、什么是丑，并为改造丑、创造美鞠躬尽瘁。其自传也和卢梭的自传《忏悔录》一样，为邓肯赢得了巨大声誉，被选进《世界文库》。
总之，邓肯以现代舞之母的巨大声名饮誉全球，其舞蹈的基本旋律就是在被动中寻求主动的女性反叛主题，以及追求、创造主题。她举手投足之间，都显现出“最自由的身体里蕴藏着最高的智慧”。而费朗·迪瓦尔《追念伊莎多拉的悼辞》一语中的：“这具躯体的灵魂就是美。”
编辑 王若宇 [email protected]
邓肯将现代派舞蹈引入舞台，竖起了20世纪人类社会舞蹈文化革命的大旗。法国艺术家欧仁·卡里埃尔断言：这位美国姑娘将予世界以革命性变革。
跳出女性的人本之美
邓肯创立了与古典芭蕾相对应的现代自由舞蹈。众所周知，古典舞中的女性形象，大多取材于神话中的仙女。无论勾魂摄魄的脚尖、手臂、飘飘欲仙的轻灵舞姿，还是舒展挺拔的“阿拉贝斯”动作……都定格女体造型上，使人想到美神雕像而忘却女人。邓肯强调，对女性美而言，舞蹈美学不应是堆砌的几何图形，不能只展示躯壳的表相，而应发掘深层次的审美意蕴，成为灵魂的语言、精神的绝响，实现对社会和女性观变革的社会价值。较之古典芭蕾“形之上”的空灵之美，邓肯的现代舞“跳出我们妇女的公道、仁慈和纯洁，跳出我们母亲的慈爱和温柔”，更具“形之下”的坚实社会基础和女性“人本”价值的真魂。
邓肯的现代舞从音乐、戏剧等舞台艺术的附庸中独立出来，突破古典舞蹈美学“珠圆玉润”之“金科玉律”，代之以楞角分明、恣肆无忌，甚至扭曲痉挛的动作，表达现代女性的审美批判观念的求索。
邓肯编导出演的《春之祭》，巧妙融合了“动与变”的社会性别观念和价值取向。借助阴阳相摩相荡相消长的审美意念，把社会性别关系活生生地拆卸和摆上舞台。从舞台走上社会，走向人心。通过舞蹈，邓肯抒发了对性别平等奋不顾身的追求……
女性革命的四重奏
邓肯现代舞创作的主旋律，正是“女性社会革命四重奏”，每一曲，每一舞，都将炽热的革命情怀融入其中。
邓肯直言不讳：“我随着《国际歌》的乐声起舞，因为我感到《国际歌》是未来与人类的赞歌。”她用诗一样的语言告白：“我的欢欣是为了美丽的新世界……释迦牟尼头脑中曾经孕育的梦想、基督圣训曾经传播的梦想、曾为伟大的艺术家们毕生追求的梦想、列宁以他巨大的魔力变为现实的梦想，都在这里了……”
1921年，在列宁的支持下，鄧肯在莫斯科创建了舞蹈学院，不仅演出《国际歌》，还创作并演出了革命舞剧《红旗》。回美国后，她又宣传列宁的社会主义革命……为此，她受到反对派的激烈抨击，《国际歌》被严令停演。邓肯无所畏惧，在法国《快报》周刊上，发表了正气凛然的声明：宁愿在火刑柱上被活活烧死，也要高唱《国际歌》翩翩起舞……
邓肯的骨子里充满了革命的骨髓，在她的舞蹈生涯中，还编导了《马赛曲》《春之祭》《前进吧，奴隶》这些震撼世界的舞蹈作品。
在《马赛曲》中，邓肯胜利女神般的舞姿成为经典，巴黎大剧院正门上方九位女神的浮雕即以其为模特而创造。
在《春之祭》中，她又用不能自持的狂舞形式，表现出被献祭的少女悲剧的生命。《前进吧，奴隶》里，处处彰显着女奴求解放、争自由的反叛主题，其艺术美学特征与毕加索的《亚威农少女》有异曲同工之妙。最后，挣脱锁链的女奴获得自由，邓肯俨然飞升为自由女神。
真善美的灵魂告白
邓肯一生与众多杰出男士倾心相仪、和谐相处，如英国20世纪戏剧革新家戈登·克雷格、苏联诗人叶赛宁等。还有身为共产党人的西班牙画坛“斗牛士”毕加索黑、矮、犟，但邓肯爱他火山喷发式的创造激情和恣肆无忌的横溢才华；庄重高雅、仪表堂堂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他的“斯坦尼体系”深深地迷住了邓肯；在与德国音乐家索德马拉松式的精神恋爱中，邓肯心力交瘁，却依然一往情深……
邓肯并非依附男人的弱者，而是性别关系中的“主体”。邓肯深爱叶赛宁的勃发诗情，造就了诗人创作的巅峰时期。她也为叶赛宁的酗酒、疯狂和歇斯底里，付出了极高的代价。但她依然像保护神一样，从事业到生活，无微不至地呵护着叶赛宁。二人分手后，失却邓肯这一“精神支柱”的诗人终于精神崩溃，割开自己左腕的静脉，停止呼吸前，蘸着鲜血写完留给邓肯的遗诗：“再见，我的朋友，再见！亲爱的，你永远在我心中……”
以世俗的观点看，邓肯有许多所谓的风流逸事（其中主要是“柏拉图精神之爱”），但不难发现，她孜孜以求的并非单纯的“男性”个体。她追寻着、选择着，全身心投入地塑造着对方的“完美”，同时无私地奉献出自己的真善美慧，总之，她不遗余力地缔造着人类两性的性别和谐之美。
在“她的美”与“他的美”碰撞、融熔的关系中，她不仅是他们的“美神”——赏心悦目的“风景”，同时是自己的“眼光”——是品评、鉴赏、塑造、升华男性的女性社会审美主体。
自传中，她坦诚吐露心声：在与众多异性交往中，她总能从精神的角度区分什么是美、什么是丑，并为改造丑、创造美鞠躬尽瘁。其自传也和卢梭的自传《忏悔录》一样，为邓肯赢得了巨大声誉，被选进《世界文库》。
总之，邓肯以现代舞之母的巨大声名饮誉全球，其舞蹈的基本旋律就是在被动中寻求主动的女性反叛主题，以及追求、创造主题。她举手投足之间，都显现出“最自由的身体里蕴藏着最高的智慧”。而费朗·迪瓦尔《追念伊莎多拉的悼辞》一语中的：“这具躯体的灵魂就是美。”
编辑 王若宇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