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地震震惊全球，近十万人死亡和失踪，数十万人受伤，百万人无家可归，财产损失达数千亿之巨。正当全国范围内的抗震救灾还在进行时，6月南方的洪涝灾害又席卷数省，并造成数百人伤亡和数亿财产的损失。而在此之前，全国人民还并未从4月28日胶济铁路火车相撞及年初南方雪灾的阴影与悲伤中走出。2008年我们已经深切感受到灾害带给我们的伤痛。
　　在地震发生后，尽管太多的感动震憾着我们，但在汶川之后，我们不得不反思，我们有完善的预防体系吗？我们有快捷高效的应急救援机制吗？我们有经济实用的灾后恢复系统吗？突发而至的天灾人祸无疑暴露出太平盛世中我们应急机制中的一系列问题和漏洞。
　　


　　众所周知，灾害贵在预防。预防则包含方方面面的内容并融入城市和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例如，城市规划和建设需要考虑和评估城市面临的各种风险和安全，将重大风险化解于规划中和建设前；产业布局需要评估产业与自然、环境、社会的风险互动关系，将产业灾难和事故给社会可能带来的危害降到最低；预防需要灾害预测和监测的技术设备、战略设备工具和物资的储备；预防需要灾害防御的全民意识，也需要全民普及的减灾应急的技术技能；预防不仅需要预案，更需要制度建设，需要在各项规章制度的制订和实施中明细化风险和安全问题；最重要的，在制度和执行上，要确保我们的设计、施工和建设一丝不苟、持之以恒、真正做精品工程。
　　预防是有成本的，但好的预防一定会事半功倍。比较美日韩等国，我们投入的预防成本比较低，但同类型的灾害引发的损失我们都数倍甚至数十倍于他国。在当今“以人为本，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指导思想下，我们在预防方面的投入与制度建设就显得非常苍白。
　　快捷高效的应急救援机制需要救援队伍的专业化、救援设备的现代化、应急救援资源的合理配置。应急救援已经变成高科技的“战争”，人海战术、简单工具、非专业的救援人员、资源配置不合理，不仅无济于事，而且增加救援成本、延缓救援关键时间、降低救援效率、难以达到应有的目标。应急救援是需要预先支付成本的，这些成本可能是高昂的，但相比较于大灾后的大规模伤亡、损失和无谓的牺牲，这些成本可能就是九牛一毛了。
　　巨灾后的恢复成本与灾害中财产损失是相应的。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恢复系统？鼓励捐助总有止境，政府大包大揽全部买单常常捉襟见肘并引发道德风险和搭便车效应。因为我国没有巨灾保障与保险体系，恢复成本不得不依靠政府。
　　政府巨灾恢复的巨额支出必然对财政其它方面产生负面影响，不利于经济的稳定。因此，以市场方式建立并健全国家性巨灾保障保险体系，将巨灾造成的损失有效分散并转移到全球范围，将有助于灾区重建和恢复，减轻政府和人民的负担，确保灾区财产损失和人民伤亡得到合理的补偿，经济增长将可持续性得到保证。
　　按照市场机制和规则建立健全社会的巨灾保障保险系统是实践总结出来的最佳求解答案。我们是照抄他国模式，还是自创一套？ 是国有运作，还是交给市场？是强制，是自愿，还是强制加自愿？是国家保障主导，还是商业保险主导？无论哪种模式，只要运作成本低，保障全面，财产损失和人身伤亡都能得到相应的补偿，都将是国家之福、人民之福。
　　灾害留下的教训非常深刻，也留给政府和企业界很多待解的课题。我们需要建立什么样的预防体系？ 预防体系的预算占GDP多少比重？ 预防体制是分散多元的，还是统一集中的？ 预防如何融入城市和社会发展的规划中去？预防技术研发体系如何建立？如何将预防纳入国家战略储备体系？如何在各项建设中执行预防的各项指标？如何全面地推进全国范围内的预防教育？ 预防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预防理念和意识的提升，预防手段和技术的发达，预防制度和机制的高效，需要政府机构、企事业、社团、家庭和个人多方的共同参与。
　　除此之外，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紧急救援机制？我们需要研发哪些救援技术？如何培训紧急救援的专业人员？如何普及基础救援知识和技能？如何增加普通居民的自救互救技能？哪些资源（政府的、部队的、企业的、社会的、居民的）可随时动用用于应急救援？这些资源如何合理的分布和配置？这些资源是否可以在第一时间用于紧急救援？等等都是必须要面对的课题。
　　我们更担心应急救援效率被误解，事实上，提高应急救援效率是应急救援的核心问题。牺牲十个人救出一个人是犯罪，牺牲十个人救出十个人是无效，牺牲一个人救出十个人是效率，零牺牲救出所有的人是目标。如果我们有最好的技术设备，最专业的救援人员，最快捷的资源配置和科学的应对策略，我们就能实现零牺牲目标。
　　2008年后，依然还会有灾害，我们需要直面，需要科学地面对，有了高效率的预防、救援和恢复体制，面对未来的灾害将会无所畏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