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京，他遇到了鲁迅。那是1963年，菲利普·拉金笔下所谓“奇迹迭出的一年”，新一代人，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被解禁与披头士的唱片中，发现了个人解放。
　　11岁的藤井省三，正从一个棒球少年变成一个读书少年，他生活的东京则因经济起飞、即将举办的奥运会，发生着戏剧性变化，空地与荒野急速消失，高楼兴起，地铁线不断延伸。这是一个急于向世界证明自身的日本，它从战败的废墟中再度兴起。
　　在偶然读到的《故乡》中，他找到自己的情绪。鲁迅在绍兴感叹故园已逝，藤井在此刻的东京模糊意识到，“成熟总是伴随着丧失”。
　　在维新号餐厅，我第一次见到藤井省三。他消瘦、温和，昔日的棒球少年，已成为一名东大教授，阅读鲁迅由偶然的个人兴致，变成了终身职业。在东亚，他以创造性地解读鲁迅而著称。
　　“高中后，中国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我正好是青春叛逆期，憧憬中国，也读毛主席语录，而毛泽东也是很推崇鲁迅的”，他回忆起鲁迅的阅读史。竹内好的鲁迅观，对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他对鲁迅作品中特有的浓重暗色，产生强烈共鸣。他在东大的硕士论文，则以20世纪初的鲁迅如何接受拜伦的浪漫主义为题，彼时，这个浙江青年正留学于东京，在救国与文学抱负之间摇摆。1979年，重新复苏的中日关系，令他有机会进入复旦深造，并拜访了绍兴，那个曾激起他少年感伤的“故乡”。
　　鲁迅没有离开藤井的生活。“大江健三郎与村上春树都受过他的影响，甚至都援引阿Q来批判日本社会”，藤井先生说，鲁迅似乎不再是一个中国作家，而是日本文化的一部分。
　　自太宰治在1945年写作了小说《惜别》，竹内好于1946年再版了思想传记《鲁迅》之后，这位中国作家就被镶嵌进日本思想之中。一位中国学者发现，战后六十年，日本至少出版了五十余部关于鲁迅的传记或研究著作。当鲁迅在中国被迅速偶像化，亦陷入僵化的时刻，他在日本社会则以鲜活的姿态活跃着。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战后重建与学生运动中，鲁迅的反抗人格、在绝望中抵抗的精神，激起了青年人的强烈共鸣。而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个大众文化、消费主义迅速兴起的日本，鲁迅对个人主体性的珍视，又切中新时代，藤井先生正是这新一代鲁迅研究者之一。
　　他提及的大江与村上，也是这兩个时代的代表作家，他们各自从鲁迅身上，寻找剖析日本的视角。“尽管村上没有公开说过接受鲁迅的影响，但他在普林斯顿演讲时，突然讲到鲁迅”，藤井说。他说推理小说家松本清张亦是这个行列，他的藏书中有两本是鲁迅的。
　　“日本没有这样的作家，能这样尖锐批评自己的社会”，藤井先生说，即使直接影响鲁迅的夏目漱石，也无法相比，“他没有鲁迅那么尖锐”。
　　拜会藤井先生，缘于我对于鲁迅在日本岁月的兴趣。人人皆知，鲁迅在日本度过七年时光，他在此体验到一个疾速到来的现代文明，感受到民族屈辱，弃医从文，发展出对文学与思想的兴趣。这是鲁迅觉醒与形塑的年代。
　　但这一切如何发生的，一个留着长辫子、带着家道中落的苦涩与亡国危机的年轻人，如何在一个混杂、疾变的日本社会，确认自己的道路。1902年至1909年，这明治晚期的日本，一方面展现着维新的成就，它迅速跃升为一个富强之国，同时也在迈向更令人压迫的帝国时代，1905年战胜俄国，激发起强烈的征服欲。而各种思潮也在这个时段，激荡酝酿。它还是西方思想在东亚的聚集地，借由日本人的翻译，中国留学生们接触到一个庞杂、压缩的思想体系，叔本华、亚当斯密与无政府思潮，同时涌到眼前。这个叫周树人的年轻人，正是在这股试验精神中，逐渐辨认出日后鲁迅的道路。这条道路不仅通向了中国现代文学，还被深深植入了日本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