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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部门充分运用科技手段，对于实质从事金融中介业务的金融科技公司，监管政策就有了调整空间，即可不强制对该公司施行牌照监管，但要求其接入监管部门的技术系统，满足实时合规的技术要求]
现在，中国的互联网金融、海外的金融科技都呈现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它们的边界不断与传统金融的发生冲撞，由此产生如何平衡创新与合法合规的监管难题。
在中国，仅仅三年时间里，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就经历了从监管真空期、舆论一边倒的“软法监管”到14部委联合的“互联网金融专项整治”，以致不少海外人士认为，中国的互联网金融监管实践对金融科技的监管方法论提供了绝好的启示与参考。的确，中国互联网金融的跃进式实验所产生的经验与教训，为世界各国制定金融科技的监管政策提供了独一无二的研究样本。
监管启示
中国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对金融科技的监管，至少有以下三点启示：
一是科技驱动金融发展不是金融科技或者互联网金融的“专利”，监管理念不应发生跳跃式波动。以唯物史观看，互联网金融经历了互联网技术在传统金融体内孕育、验证、发展、成熟进而外溢到互联网公司等非金融机构的连续演变，那么监管理念的变化也应连续，针对传统金融部门的监管理念既不应照搬到金融科技上，也不会完全与金融科技的实际脱节，这对矛盾是对立统一的，不会产生谁颠覆谁的结果。
二是科技再“炫”，也会不改变金融科技或者互联网金融是金融中介的事实，监管部门应有定力。金融科技也好，互联网金融也罢，其从事的活动都是金融中介，发挥的功能都是金融功能，“科技”、“互联网”只是表象，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是问题的实质。诸如国内学者、媒体与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一起鼓吹的“软法监管”就是典型的避实就虚，严重影响了监管部门的监管定力。
三是金融科技与互联网金融往往从“小而无视”直接到“大而不倒”，监管与市场应持续有效沟通。“余额宝”在不到9个月时间里，就从籍籍无名的小型货币型基金迅猛发展成数千亿规模的大型公募基金，这种指数级别增长的能力表明，金融科技和互联网金融能够实现超常规发展，其规模从初创时期的被监管部门“小而无视”直接变成“大而不倒”，监管部门则经历了“看不起”、“看不懂”到“看不住”的尴尬过程。
监管挑战
“轻资产”对现有的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监管体系提出了根本挑战，凡是那些实质承担信用、市场、操作风险暴露的金融科技，理应保有一定的自有资本，否则由此产生的道德风险会由全社会承担（中国的P2P跑路就是很好的教训）。但是，如对金融科技提出与银行、证券、保险等一样的监管资本要求，则会很大程度上抹杀金融科技的创新能力。
其次，“高创新”对现有的金融创新评价机制带来了挑战，会增加无谓的监管成本。金融科技的创新机制与频次均完全不同于传统金融，现有的产品及业务创新评价方法、流程是否还适用于金融科技，取决于监管部门投入的监管成本有多大，但金融科技创新的高失败特征，就会导致监管部门为此投入的监管成本多成为沉没成本，本质还是由全社会埋单。
再次，“上规模”即是直接从“小而无视”到“大而不倒”，对金融稳定、市场竞争、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带来了全局性影响。特别是网络经济中的竞争性垄断特征，即金融科技巨头的垄断源于技术垄断、生态垄断，这类垄断具有脆弱性与暂时性的特点，一旦破坏性创新技术出现，原有的垄断力量就会消失，市场将暂时失序，直到新的垄断者出现时市场才能恢复秩序。
这一特征在我国的第三方支付市场表现最为明显。除了支付宝、财付通等少数几家支付机构占据绝大部分市场份额外，上百家支付机构生存艰难，违规现象严重，市场几乎失序。故而，监管既要保证公平竞争，还要适度容忍垄断，既防止“赢者通吃”，还要维持“赢者吃大头”。
最后，由于金融科技公司追求快速通过网络效应的“临界值”而导致的“低利润率”，是免费金融服务、赔本赚吆喝的金融“异象”的根源，这会直接驱使金融科技公司“重规模”、“轻风险”、“抢先跑”，使得金融领域蕴含巨大的未知风险。这需要监管部门从机构监管转向功能监管与行为监管相结合，从现场监管为主转向非现场监管为主，提高金融监管的科技实力。
用科技监管金融科技
要应对上述的监管挑战，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强、改进监管的同时加强科技监管的力量。正如英格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Andy Haldance所言，随着金融服务产业越来越多的使用科技，监管部门也获得了机会以评价之前无法测量的金融风险，并使得风险管理全局化、全体系化成为可能。
的确，金融服务业大规模的使用科技是“道高一尺”，监管部门也必须充分运用科技手段才能实现“魔高一丈”。
事实上，全球的金融监管部门都在达成这种共识并在行动。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委员会已经成为香港政府FinTech领导小组的成员（FinTech Steering Group）；澳大利亚证券投资委员会（ASIC）推出了与初创型科技金融公司联合办公的“Innovation Hub”计划；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计划投资2.25亿新元用于FinTech研究。中国也召开了数字货币座谈会，成立了数字货币研究小组。英美等主要发达国家的监管部门提出了监管科技（RegTech）的构想，主要是监管部门的技术系统直连每个金融机构的后台系统，实时获取监管数据，运用“大数据”分析、数据可视化等技术手段完成监管的报告（reporting）、建模与合规等工作。
具体而言，监管科技的应用体现在以下四点：
一是监管资料的数字化。即将与监管工作相关的全部资料，包括影像、音频、图片、文字等进行数字化处理与存储。
二是预测编码（Predictive coding）。即将被监管对象的一系列非正常行为数字化标记后，视作一串离散信号，利用前面或多个信号预测下一个信号，然后对实际值和预测值的差进行编码，这适用于监管部门遇到一些缺损数据，如影像、音频等，辅助判断是否要对被监管对象进行关注。
三是模式分析与机器智能（Pattern analysis and machine intelligence）。即运用模式识别与智能化的研究成果，将计算机视觉和模式识别，图像和视频处理，视频跟踪和监控，鲁棒统计学和模型拟合等先进技术运用于判别、抓取、分析监管对象的非正常行为。
四是“大数据”分析。即要消除监管与被监管之间的“信息孤岛”，运用先进算法、网络科学等方法侦测范围更加广泛的全网络中的可疑金融交易与行为，并进行追溯，找到可疑的被监管对象。同时还能分析整个金融网络的特征，以修补网络的脆弱性。
在监管科技的条件下，对于实质从事金融中介业务的金融科技公司，特别是初创型金融科技公司，监管政策就有了调整的空间，即可不强制对该公司施行牌照监管，但要求该公司接入监管部门的技术系统，满足实时合规（Real-time compliance）的技术要求，这实质上就是创建了监管部门与被监管主体的非现场“联合办公”机制，也就保证了金融科技“易合规”的基本特征。
（本文作者赵鹞，经《中国经济信息》编辑）
现在，中国的互联网金融、海外的金融科技都呈现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它们的边界不断与传统金融的发生冲撞，由此产生如何平衡创新与合法合规的监管难题。
在中国，仅仅三年时间里，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就经历了从监管真空期、舆论一边倒的“软法监管”到14部委联合的“互联网金融专项整治”，以致不少海外人士认为，中国的互联网金融监管实践对金融科技的监管方法论提供了绝好的启示与参考。的确，中国互联网金融的跃进式实验所产生的经验与教训，为世界各国制定金融科技的监管政策提供了独一无二的研究样本。
监管启示
中国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对金融科技的监管，至少有以下三点启示：
一是科技驱动金融发展不是金融科技或者互联网金融的“专利”，监管理念不应发生跳跃式波动。以唯物史观看，互联网金融经历了互联网技术在传统金融体内孕育、验证、发展、成熟进而外溢到互联网公司等非金融机构的连续演变，那么监管理念的变化也应连续，针对传统金融部门的监管理念既不应照搬到金融科技上，也不会完全与金融科技的实际脱节，这对矛盾是对立统一的，不会产生谁颠覆谁的结果。
二是科技再“炫”，也会不改变金融科技或者互联网金融是金融中介的事实，监管部门应有定力。金融科技也好，互联网金融也罢，其从事的活动都是金融中介，发挥的功能都是金融功能，“科技”、“互联网”只是表象，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是问题的实质。诸如国内学者、媒体与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一起鼓吹的“软法监管”就是典型的避实就虚，严重影响了监管部门的监管定力。
三是金融科技与互联网金融往往从“小而无视”直接到“大而不倒”，监管与市场应持续有效沟通。“余额宝”在不到9个月时间里，就从籍籍无名的小型货币型基金迅猛发展成数千亿规模的大型公募基金，这种指数级别增长的能力表明，金融科技和互联网金融能够实现超常规发展，其规模从初创时期的被监管部门“小而无视”直接变成“大而不倒”，监管部门则经历了“看不起”、“看不懂”到“看不住”的尴尬过程。
监管挑战
“轻资产”对现有的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监管体系提出了根本挑战，凡是那些实质承担信用、市场、操作风险暴露的金融科技，理应保有一定的自有资本，否则由此产生的道德风险会由全社会承担（中国的P2P跑路就是很好的教训）。但是，如对金融科技提出与银行、证券、保险等一样的监管资本要求，则会很大程度上抹杀金融科技的创新能力。
其次，“高创新”对现有的金融创新评价机制带来了挑战，会增加无谓的监管成本。金融科技的创新机制与频次均完全不同于传统金融，现有的产品及业务创新评价方法、流程是否还适用于金融科技，取决于监管部门投入的监管成本有多大，但金融科技创新的高失败特征，就会导致监管部门为此投入的监管成本多成为沉没成本，本质还是由全社会埋单。
再次，“上规模”即是直接从“小而无视”到“大而不倒”，对金融稳定、市场竞争、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带来了全局性影响。特别是网络经济中的竞争性垄断特征，即金融科技巨头的垄断源于技术垄断、生态垄断，这类垄断具有脆弱性与暂时性的特点，一旦破坏性创新技术出现，原有的垄断力量就会消失，市场将暂时失序，直到新的垄断者出现时市场才能恢复秩序。
这一特征在我国的第三方支付市场表现最为明显。除了支付宝、财付通等少数几家支付机构占据绝大部分市场份额外，上百家支付机构生存艰难，违规现象严重，市场几乎失序。故而，监管既要保证公平竞争，还要适度容忍垄断，既防止“赢者通吃”，还要维持“赢者吃大头”。
最后，由于金融科技公司追求快速通过网络效应的“临界值”而导致的“低利润率”，是免费金融服务、赔本赚吆喝的金融“异象”的根源，这会直接驱使金融科技公司“重规模”、“轻风险”、“抢先跑”，使得金融领域蕴含巨大的未知风险。这需要监管部门从机构监管转向功能监管与行为监管相结合，从现场监管为主转向非现场监管为主，提高金融监管的科技实力。
用科技监管金融科技
要应对上述的监管挑战，最好的办法就是加强、改进监管的同时加强科技监管的力量。正如英格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Andy Haldance所言，随着金融服务产业越来越多的使用科技，监管部门也获得了机会以评价之前无法测量的金融风险，并使得风险管理全局化、全体系化成为可能。
的确，金融服务业大规模的使用科技是“道高一尺”，监管部门也必须充分运用科技手段才能实现“魔高一丈”。
事实上，全球的金融监管部门都在达成这种共识并在行动。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委员会已经成为香港政府FinTech领导小组的成员（FinTech Steering Group）；澳大利亚证券投资委员会（ASIC）推出了与初创型科技金融公司联合办公的“Innovation Hub”计划；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计划投资2.25亿新元用于FinTech研究。中国也召开了数字货币座谈会，成立了数字货币研究小组。英美等主要发达国家的监管部门提出了监管科技（RegTech）的构想，主要是监管部门的技术系统直连每个金融机构的后台系统，实时获取监管数据，运用“大数据”分析、数据可视化等技术手段完成监管的报告（reporting）、建模与合规等工作。
具体而言，监管科技的应用体现在以下四点：
一是监管资料的数字化。即将与监管工作相关的全部资料，包括影像、音频、图片、文字等进行数字化处理与存储。
二是预测编码（Predictive coding）。即将被监管对象的一系列非正常行为数字化标记后，视作一串离散信号，利用前面或多个信号预测下一个信号，然后对实际值和预测值的差进行编码，这适用于监管部门遇到一些缺损数据，如影像、音频等，辅助判断是否要对被监管对象进行关注。
三是模式分析与机器智能（Pattern analysis and machine intelligence）。即运用模式识别与智能化的研究成果，将计算机视觉和模式识别，图像和视频处理，视频跟踪和监控，鲁棒统计学和模型拟合等先进技术运用于判别、抓取、分析监管对象的非正常行为。
四是“大数据”分析。即要消除监管与被监管之间的“信息孤岛”，运用先进算法、网络科学等方法侦测范围更加广泛的全网络中的可疑金融交易与行为，并进行追溯，找到可疑的被监管对象。同时还能分析整个金融网络的特征，以修补网络的脆弱性。
在监管科技的条件下，对于实质从事金融中介业务的金融科技公司，特别是初创型金融科技公司，监管政策就有了调整的空间，即可不强制对该公司施行牌照监管，但要求该公司接入监管部门的技术系统，满足实时合规（Real-time compliance）的技术要求，这实质上就是创建了监管部门与被监管主体的非现场“联合办公”机制，也就保证了金融科技“易合规”的基本特征。
（本文作者赵鹞，经《中国经济信息》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