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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界至今仍广泛流行的关于李达所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于1930年1月由上海昆仑书店出版的说法只不过是一种讹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首位中文全译者刘曼为否证这一讹传提供了有力的证词。而另一位中文全译者郭沫若的有关记述则使我们找到了一种疑似的讹传之源。1929年6月至1930年12月上海昆仑书店的“近刊预告”是上述讹传的更为重要的源头，人们讹传中的李达所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两个不同译名即《经济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评》就直接来自昆仑书店的不同“近刊预告”。至于人们讹传中的李达所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另一个译名即《经济学批评》，则可能与1921年的《人民出版社通告》之间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关于李达曾翻译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讹传，现在该纠正过来了。
关键词：李达；译著；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史实勘误
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4-0051-07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代表人物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大师，李达在20世纪20-30年代曾翻译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论著，其内容涵盖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史学、社会学等众多领域，并由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李达所翻译的马克思主义论著，多为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研究，但也包括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例如，李达是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的最早中译者之一，并曾应傅子东之请对后者所译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1934）“完全审核一遍”，还曾承担了译稿部分校对工作。由此，蔡尚思在其《三十年来的中国思想界》中指出：在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思想界，“关于马克思科学的社会主义和辩证法唯物论或唯物史观一类新社会科学新方法论的书籍，盛极一时”，而“介绍此类思想最出力者，首推李达李季等”：李达“努力介绍最新的社会科学哲学，贡献之多，时人实罕其匹”。但是，正如笔者在《李达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史实勘误之一——关于李达是否翻译过考茨基（马克思经济学说）的考辨》一文中所说，迄今为止学界对李达著译和思想的研究还很不充分，人们甚至尚未完全弄清李达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到底作了哪些译介和有些什么译作。其表现之一，就是人们普遍断言李达曾翻译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澄清相关讹误，本文拟对李达到底是否翻译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问题作一勘查和考辨。
一、一种至今仍在延续的广泛讹传
现存于武汉大学档案馆的李达档案材料中，有一份封面上标明编写于1964年10月的《李达著作目录（初稿）》，分“专著部分”和“报刊文章部分”开列了1919年至1963年问李达公开出版和发表的著译，并附有“翻译书、文目录”、“现存手写稿目录”和“未发表过的讲稿或报告稿目录”三份材料。其中，“附一翻译书、文目录”又包括“译书部分”和“译文部分”。与目录主体部分（含“专著部分”和“报刊文章部分”）的内容一样，附件一“译书部分”在列出李达诸译著时一般都标明了译著字数、出版地、出版年月、馆藏地及索书号，但其最后所列三部译著除书名外却没有提供任何其他信息，其中一部是“经济学批判”，它实际上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李达所译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上述《李达著作目录（初稿）》没有标明编写者，但其内页上写道：“由于目前能找到的有关资料很少，已编成的这个目录还只是一份不完整的初稿，现在把它打印出来，为的是使已经收集到的资料不致散失了，以待有机会再慢慢补充。”这段文字清楚地表明，该李达著作目录绝非李达本人所编，也肯定没有经李达本人订正。同时还可断定，文中所说目录编写者“已经收集到的资料”中不可能有《经济学批判》的译著原件，否则该目录不会不标明这部译著的出版信息。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几乎所有的李达研究者，包括《李达文集》编辑组以及宋镜明、曾勉之、王炯华、丁晓强诸先生，都在有关论著中认定李达曾经翻译过马克思的重要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1979年，《李达文集》编辑组发表了《李达一九四九年以前的理论活动及著作编年》，最先提到了李达的这部译著：“《政治经济学批评》（马克思著，1930年出版）”。1982年，曾勉之先生发表了《李达著译目录（初稿）》，其中列有这样两部李达译著：“政治经济学批评（译著）
（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原著马克思”和“经济学批判（译著）”。曾勉之先生曾长期担任李达的秘书，并不是一位专业的理论研究者。他的这份李达著译目录显然只是综合了上述李达档案中《李达著作目录（初稿）》和《李达文集》编辑组所撰《李达一九四九年以前的理论活动及著作编年》的有关内容，但他可能不知道人们所说的《政治经济学批评》和《经济学批判》原本是指马克思的同一部著作即《政治经济学批判》，故而竟把它们当成了李达的两部不同的译著。1985年，袁锦翔先生发表了《无产阶级译界前辈李达》一文，从翻译学的角度概述了李达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他在文中首次明确了李达所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在该著汉译史上的地位：1928年至1930年间李达“翻译的马克思所著《政治经济学批评》，是该书最早的中译本”。1985、1986年，宋镜明先生先后发表了《李达主要著译书目》和《李达年谱》，最早详细记述了李达所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出版信息，并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译名即《经济学批评》。他于1985年发表的《李达主要著译书目》载明：“经济学批评（德）马克思著上海昆仑书店出版、发行1930年全一册本书即《政治经济学批判》。”一年后，他又在《李达年谱》中写道：1930年，“一月，所译的《农业问题之理论》（该书二七四页，河西太一郎著）、《经济学批评》（即马克思著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两本书，由上海昆仑书店出版”。宋镜明先生对于该译著译名、出版地和出版时间的记述，基本上为后来的李达研究者如王炯华、丁晓强等人所采信和沿用。不过，宋镜明先生本人后来又说该译著的译名是《政治经济学批评》。这样一来，在上述李达研究者们所发表的李达著译目录、学术年谱和相关文章中，李达所翻译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便有了三种不同的译名，即《经济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评》和《经济学批评》（其中，“经济学批评”这一译名的采信者最为众多）。多年来，这些李达著译目录、学术年谱及相关文章关于李达在中国最早翻译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将其译为《经济学批评》、《政治经济学批评》或《经济学批判》，并于1930年1月由上海昆仑书店出版的说法，被人们普遍引用，至今仍在学界广泛流传。 二是郭沫若译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卡尔·马克思著，郭沫若译，上海神州国光社1931年12月初版、1932年7月再版，上海言行出版社1939年5月重排出版，上海群益出版社1947年3月刊行）。
1928年流亡日本以后，郭沫若便着手翻译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930年4月左联编辑出版的《文艺讲座》第1册版权页后，就刊载有他的这部译著的出版预告。后来，这部译著由神州国光社于1931年12月首次出版。郭沫若的这部译著出版不久，北平的书店里又出现了一些与其内容完全一致却标明是李季译、上海政治经济研究会1932年3月印行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译本（据说有的还将译名改成了《经济学批判》）。获悉这一情况后，李季感到极为不满，遂给神州国光社的负责人及该社《读书杂志》主编王礼锡寄去一篇题为《被剥削的文字劳动者》的声明。他在声明中说：“前接北平友人来信，问市场上发现署名我译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否出自我的手笔？当时疑该书即系郭沫若君翻译和贵社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因嘱友细查。顷接来信，果然是郭冠李戴！我所开的“译书铺”本是‘只此一家，并无分店’，现在竟变成了北平王麻子和上海陆稿荐，这还了得！？我并不是怕打坏了招牌，而是不愿掠人之美，更不愿强盗们将郭君劳动的结果妄收入我的帐中，籍饱私囊。”
在谈到这起“郭冠李戴”事件时，学界常有人说这是郭沫若故意冒李季之名，还有一些人甚至认为它足以证明“李季”是郭沫若所用笔名之一，其实不然。1947年3月，郭沫若的这部译著又被作为“沫若译文集之四”由群益出版社出版，他在为该版所写的序中对此事作了明确的说明。他写道：“二十年前大革命遭了挫折的时候，我亡命到日本。那时候因为大病初愈，我住在东京附近的一个乡下小镇，兼带养病。本来是起了一个雄心，想译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因为出版上有问题，终究没有动手。但我却把这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面读，一面翻译了。初版是由神州国光社出版，不知怎的，却把我的一篇序文失掉了。出版后似乎也遭过一些挫折，我在亡命十年后回国，看见坊间有好些印本是标名‘李季译’，这当然是李季先生所不知道，而且会认为不甚名誉的事，因为我的译文太生涩，那对于李先生岂不是一个玷辱吗？”“这事，我对于书店也不想责难，说不定连神州国光社的负责人也是不知道的。这样的事情在1930年前后的出版界很多，好些翻译版书都爱张冠李戴地把译者或著者的姓名换掉。”“换名的动机当然是出于生意经，有的是想换一个名气较大一点的以资号召，有的则是企图避免危险。‘郭沫若’这三个字有一个时期实在等于SOS。听说十几年前有些无辜的青年竟因为藏了我的小说而遭了难的。……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很能了解，这部书的译者之所以由‘郭沫若’改换而为‘李季’的翻版家的苦心。”
上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实际翻译者的有关记述对于我们澄清关于李达也曾翻译过这部著作的讹传都是有益的。其中，刘曼的译序为并不存在李达所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已于1930年1月由上海昆仑书店出版的事实提供了有力的证词。尽管郭沫若为其神州国光社1931年版译著即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写的序文丢失未刊，而其为群益出版社1947年版的同一译著所写的序文并不像上述刘曼译序那样包含着为我们所需要的明确信息，但他与李季之间的署名权纠纷也为我们的考辨提供了一些有用线索：20世纪30年代中国出版界在著作署名问题上经常出现的张冠李戴的现象，很可能就是关于李达曾翻译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之讹传的源头之一。就是说，既然那时的出版界经常有翻版家出于生意经而张冠李戴地把译者或著者的姓名换掉，保不准哪位翻版家也曾把某个版本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译者张冠李戴地换成了李达。如果真的发生过这种情况、从而确实有过标明为李达所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文本的话，那么，出现关于李达曾翻译过这部著作的讹传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三、昆仑书店的“近刊预告”：可以确定的讹传之源
虽然李达实际上并未翻译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但上述那种至今仍在延续的广泛讹传也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除了上述30年代可能出现过被张冠李戴的李达所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文本外，笔者还发现了这一讹传的另一个更重要的、也是能够完全确定的源头，那就是在人们的讹传中曾出版过李达所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上海昆仑书店的“近刊预告”。
1928年冬，李达与熊得山、邓初民、张正夫、熊子民等人一起在上海创办了昆仑书店，其出版的第一部著作是1929年1月印行的李达所著《现代社会学》。与那个时代的许多出版商一样，昆仑书店出版的著作后面一般都附有该书店出版物的广告，包括“出版书目”和“近刊预告”两个部分。从1929年6月至1930年6月，昆仑书店出版的绝大多数著作，如《国际帝国主义史论》（马哲民著，昆仑书店1929年6月初版）、《唯物史观经济史》（上册，山川均著，熊得山译，昆仑书店1929年7月初版、1929年11月再版；中册，石滨知行著，施复亮译，昆仑书店1929年9月初版、1930年2月再版；下册，河野密著，钱铁如译，昆仑书店1929年10月初版）、《世界社会史》（上田茂树著，施复亮译，昆仑书店1929年8月初版）、《中国产业革命概观》（李达著，昆仑书店1929年9月2版、1930年5月3版）、《社会科学概论》（杉山荣著，李达、钱铁如译，昆仑书店1929年9月至1930年3月3-5版）、《物观经济学》（住谷悦治著，熊得山译，昆仑书店1929年10月初版）、《社会主义经济学史》（住谷悦治著，宁敦五译，昆仑书店1929年10月初版）、《政治科学大纲》（邓初民著，昆仑书店1929年11月再版）、《古代社会》上下册（莫尔甘著，杨东莼、张栗原译，昆仑书店1929年11月初版）、《帝国主义没落期之经济》（伐尔加著，宁敦五译，昆仑书店1929年11月再版）、《现代世界观》（塔尔海玛著，李达译，昆仑书店1929年9月至1929年12月1-3版）、《农业问题之理论》（河西太一郎，李达译，昆仑书店1930年1月初版）、《世界文化史纲》（威尔斯著，朱应会译，昆仑书店1930年1月初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昆仑书店1930年6月初版），其书后的“近刊预告”都写有“马克思著李达译经济学批判”或“经济学批判李达译”。不过，这一时期昆仑书店对于李达所译这部著作的预告也有个别例外。例如，《现代社会学》（李达著，昆仑书店1929年9月7版）后面“近刊预告”的书目中有一本是“政治经济学批评马克思著李达译”。显然，这些“近刊预告”所谓的“经济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评”，所指的都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而既然1930年1月以后昆仑书店的出版物还在反复不断地刊载李达这部译著的出版预告，那么，像前述讹传那样说它在1930年1月已由昆仑书店出版是决无可能的。 1930年7月至12月，昆仑书店的出版物仍在继续刊载李达这部译著的出版预告，但均已将它的译名改成了“政治经济学批评”，如《唯物史观经济史》下册（昆仑书店1930年7月再版）、《现代社会学》（昆仑书店1930年7月10版、1930年12月11版）、《社会科学概论》（昆仑书店1930年10月6版）等后面的“近刊预告”都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唯物史观经济史》下册（昆仑书店1930年7月再版）等后面的“昆仑书店近刊预告”共列了12部著作，包括“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分册，马克思著陈启修译”、“机械的唯物论批判恩格斯著蒲列哈诺夫注释杨东莼译”、“马克思、恩格斯意特沃罗基观森户辰男著余思齐译”、“自然辩证法恩格斯著杨东莼译”、“马克思主义批判者之批判河上肇著钱铁如、张定夫译”、“宗教之起原拉法格著熊得山、张定夫译”、“浪漫派经济学批判伊里基著张定夫译”、“伊里基的经济学体系宁敦伍译”、“唯物史观体系熊得山译”、“政治史邓初民著”、“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之破产塔尔海玛著杜畏之译”以及“政治经济学批评马克思著李达译”。这份书目旁边还有这样一行文字：“以上各书准于九月底以前完全出版”。这也就是说，按照昆仑书店的出版计划，上述包括李达所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评》在内的12部著作一定会在1930年9月以前完全出版。
然而，昆仑书店的这一计划并没有如期实现，因为1930年9月以后昆仑书店的出版物并未停止对这批著译的出版预告。有趣的是，1930年9月以后昆仑书店出版的一些著作（如《社会科学概论》，昆仑书店1930年10月6版；《现代社会学》，昆仑书店1930年12月11版）后面不仅原样照登了上述12部著作的“近刊预告”，而且同样注明“以上各书准于九月底以前完全出版”。事实上，这12部著作中，除《机械的唯物论批判》和《宗教之起原》@外，包括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评》在内的其他著作，不仅1930年9月以前没有按计划出版，而且此后也没有出版。之所以如此，可能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李达一直忙于其他的著译计划而没能抽身完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翻译。从1929年至1932年的四年中，李达先后出版了《现代社会学》（改正三版）、《中国产业革命概观》、《社会之基础知识》、《民族问题》等4部专著和《妇女问题与妇女运动》、《社会科学概论》、《现代世界观》、《农业问题之理论》、《经济学入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理论与实践的社会科学根本问题》、《土地经济论》、《政治经济学教程》、《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等10部译著，这种著译速度和这些著译的工作量已是相当惊人了。特别是随着上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刘曼译本和郭沫若译本的相继出版，李达或许感到，他所进行的这些著译工作与其原来计划的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翻译相比较已变得更为紧迫和重要。二是昆仑书店对原出版计划作出了调整。1930年12月以后，昆仑书店的出版物再也没有刊登上述那些尚未出版的著作的近刊预告。九一八事变后。昆仑书店开始组织出版“反日帝国主义丛书”，并在其出版的每部著作后面都附有“昆仑书店最新出版反日帝国主义丛书预告”。这些表明，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昆仑书店似乎放弃了上述尚未完成的出版计划。三是昆仑书店于1932年下半年完全停业。1932年6月李达实际上就已离开了上海，先是赴泰山为冯玉祥讲学，两个月后又受聘为北平大学法学院教授。1932年10月14日，昆仑书店遭上海国民党当局查封，书店账房李叔民等人被逮捕，其罪名是“宣传赤化、危害民国”。李叔民接受审讯时称书店已有三、四个月没印东西了，这与李达离开上海的时间正相吻合。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昆仑书店此前并未放弃上述尚未完成的出版计划，它也不可能再继续出版那些著作了。
虽然昆仑书店最终没能完成它的上述出版计划，但它的“近刊预告”、特别是其1930年7月以后标明“以上各书准于九月底以前完全出版”的“近刊预告”后来却引起了很多误解。可以肯定地说，1929年6月至1930年12月昆仑书店关于“马克思著李达译经济学批判”或“政治经济学批评马克思著李达译”的次数众多的“近刊预告”，就是人们关于李达曾翻译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之讹传的最主要的源头；而人们讹传中的李达所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两个译名即《经济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评》，就直接来自昆仑书店不同时期或不同出版物所登载的不同“近刊预告”。
其实，在上世纪20、30年代，像昆仑书店这样预告过某一著作而后来实际上并没有出版的情形是极为常见的。例如，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作为中央宣传主任的李达负责组建了人民出版社，并在当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9卷第5号上刊载了《人民出版社通告》，预告将出版“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康民尼斯特丛书”（11种）和其他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9种），其中，“马克思全书”中有一本是“经济学批评李漱石译”。这里所谓的“经济学批评”也就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而“李漱石”则是李汉俊的笔名。《人民出版社通告》还在这些计划出版的书目后面注明“以上各书，已有十种付印，其余的均在编译之中，准年内完全出版”。但是，与这份《人民出版社通告》所预告的绝大多数其他书籍一样，计划由李漱石翻译的《经济学批评》实际上并没有出版。而《人民出版社通告》关于“经济学批评李漱石译”的出版预告，与后来人们关于李达曾翻译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并取译名《经济学批评》的广泛讹传之间，或许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关联。
总之，尽管昆仑书店的出版物曾反复多次地预告过李达所译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但李达实际上并没有翻译过这部著作。关于李达曾翻译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各种版本的讹传该改正过来了。
（责任编辑 胡静）
关键词：李达；译著；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史实勘误
中图分类号：B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4-0051-07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代表人物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大师，李达在20世纪20-30年代曾翻译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论著，其内容涵盖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史学、社会学等众多领域，并由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李达所翻译的马克思主义论著，多为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日本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和研究，但也包括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例如，李达是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的最早中译者之一，并曾应傅子东之请对后者所译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1934）“完全审核一遍”，还曾承担了译稿部分校对工作。由此，蔡尚思在其《三十年来的中国思想界》中指出：在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思想界，“关于马克思科学的社会主义和辩证法唯物论或唯物史观一类新社会科学新方法论的书籍，盛极一时”，而“介绍此类思想最出力者，首推李达李季等”：李达“努力介绍最新的社会科学哲学，贡献之多，时人实罕其匹”。但是，正如笔者在《李达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史实勘误之一——关于李达是否翻译过考茨基（马克思经济学说）的考辨》一文中所说，迄今为止学界对李达著译和思想的研究还很不充分，人们甚至尚未完全弄清李达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到底作了哪些译介和有些什么译作。其表现之一，就是人们普遍断言李达曾翻译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澄清相关讹误，本文拟对李达到底是否翻译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问题作一勘查和考辨。
一、一种至今仍在延续的广泛讹传
现存于武汉大学档案馆的李达档案材料中，有一份封面上标明编写于1964年10月的《李达著作目录（初稿）》，分“专著部分”和“报刊文章部分”开列了1919年至1963年问李达公开出版和发表的著译，并附有“翻译书、文目录”、“现存手写稿目录”和“未发表过的讲稿或报告稿目录”三份材料。其中，“附一翻译书、文目录”又包括“译书部分”和“译文部分”。与目录主体部分（含“专著部分”和“报刊文章部分”）的内容一样，附件一“译书部分”在列出李达诸译著时一般都标明了译著字数、出版地、出版年月、馆藏地及索书号，但其最后所列三部译著除书名外却没有提供任何其他信息，其中一部是“经济学批判”，它实际上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李达所译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上述《李达著作目录（初稿）》没有标明编写者，但其内页上写道：“由于目前能找到的有关资料很少，已编成的这个目录还只是一份不完整的初稿，现在把它打印出来，为的是使已经收集到的资料不致散失了，以待有机会再慢慢补充。”这段文字清楚地表明，该李达著作目录绝非李达本人所编，也肯定没有经李达本人订正。同时还可断定，文中所说目录编写者“已经收集到的资料”中不可能有《经济学批判》的译著原件，否则该目录不会不标明这部译著的出版信息。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几乎所有的李达研究者，包括《李达文集》编辑组以及宋镜明、曾勉之、王炯华、丁晓强诸先生，都在有关论著中认定李达曾经翻译过马克思的重要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1979年，《李达文集》编辑组发表了《李达一九四九年以前的理论活动及著作编年》，最先提到了李达的这部译著：“《政治经济学批评》（马克思著，1930年出版）”。1982年，曾勉之先生发表了《李达著译目录（初稿）》，其中列有这样两部李达译著：“政治经济学批评（译著）
（即《政治经济学批判》）原著马克思”和“经济学批判（译著）”。曾勉之先生曾长期担任李达的秘书，并不是一位专业的理论研究者。他的这份李达著译目录显然只是综合了上述李达档案中《李达著作目录（初稿）》和《李达文集》编辑组所撰《李达一九四九年以前的理论活动及著作编年》的有关内容，但他可能不知道人们所说的《政治经济学批评》和《经济学批判》原本是指马克思的同一部著作即《政治经济学批判》，故而竟把它们当成了李达的两部不同的译著。1985年，袁锦翔先生发表了《无产阶级译界前辈李达》一文，从翻译学的角度概述了李达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他在文中首次明确了李达所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在该著汉译史上的地位：1928年至1930年间李达“翻译的马克思所著《政治经济学批评》，是该书最早的中译本”。1985、1986年，宋镜明先生先后发表了《李达主要著译书目》和《李达年谱》，最早详细记述了李达所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出版信息，并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译名即《经济学批评》。他于1985年发表的《李达主要著译书目》载明：“经济学批评（德）马克思著上海昆仑书店出版、发行1930年全一册本书即《政治经济学批判》。”一年后，他又在《李达年谱》中写道：1930年，“一月，所译的《农业问题之理论》（该书二七四页，河西太一郎著）、《经济学批评》（即马克思著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两本书，由上海昆仑书店出版”。宋镜明先生对于该译著译名、出版地和出版时间的记述，基本上为后来的李达研究者如王炯华、丁晓强等人所采信和沿用。不过，宋镜明先生本人后来又说该译著的译名是《政治经济学批评》。这样一来，在上述李达研究者们所发表的李达著译目录、学术年谱和相关文章中，李达所翻译的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便有了三种不同的译名，即《经济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评》和《经济学批评》（其中，“经济学批评”这一译名的采信者最为众多）。多年来，这些李达著译目录、学术年谱及相关文章关于李达在中国最早翻译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将其译为《经济学批评》、《政治经济学批评》或《经济学批判》，并于1930年1月由上海昆仑书店出版的说法，被人们普遍引用，至今仍在学界广泛流传。 二是郭沫若译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卡尔·马克思著，郭沫若译，上海神州国光社1931年12月初版、1932年7月再版，上海言行出版社1939年5月重排出版，上海群益出版社1947年3月刊行）。
1928年流亡日本以后，郭沫若便着手翻译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930年4月左联编辑出版的《文艺讲座》第1册版权页后，就刊载有他的这部译著的出版预告。后来，这部译著由神州国光社于1931年12月首次出版。郭沫若的这部译著出版不久，北平的书店里又出现了一些与其内容完全一致却标明是李季译、上海政治经济研究会1932年3月印行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译本（据说有的还将译名改成了《经济学批判》）。获悉这一情况后，李季感到极为不满，遂给神州国光社的负责人及该社《读书杂志》主编王礼锡寄去一篇题为《被剥削的文字劳动者》的声明。他在声明中说：“前接北平友人来信，问市场上发现署名我译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否出自我的手笔？当时疑该书即系郭沫若君翻译和贵社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因嘱友细查。顷接来信，果然是郭冠李戴！我所开的“译书铺”本是‘只此一家，并无分店’，现在竟变成了北平王麻子和上海陆稿荐，这还了得！？我并不是怕打坏了招牌，而是不愿掠人之美，更不愿强盗们将郭君劳动的结果妄收入我的帐中，籍饱私囊。”
在谈到这起“郭冠李戴”事件时，学界常有人说这是郭沫若故意冒李季之名，还有一些人甚至认为它足以证明“李季”是郭沫若所用笔名之一，其实不然。1947年3月，郭沫若的这部译著又被作为“沫若译文集之四”由群益出版社出版，他在为该版所写的序中对此事作了明确的说明。他写道：“二十年前大革命遭了挫折的时候，我亡命到日本。那时候因为大病初愈，我住在东京附近的一个乡下小镇，兼带养病。本来是起了一个雄心，想译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因为出版上有问题，终究没有动手。但我却把这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面读，一面翻译了。初版是由神州国光社出版，不知怎的，却把我的一篇序文失掉了。出版后似乎也遭过一些挫折，我在亡命十年后回国，看见坊间有好些印本是标名‘李季译’，这当然是李季先生所不知道，而且会认为不甚名誉的事，因为我的译文太生涩，那对于李先生岂不是一个玷辱吗？”“这事，我对于书店也不想责难，说不定连神州国光社的负责人也是不知道的。这样的事情在1930年前后的出版界很多，好些翻译版书都爱张冠李戴地把译者或著者的姓名换掉。”“换名的动机当然是出于生意经，有的是想换一个名气较大一点的以资号召，有的则是企图避免危险。‘郭沫若’这三个字有一个时期实在等于SOS。听说十几年前有些无辜的青年竟因为藏了我的小说而遭了难的。……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很能了解，这部书的译者之所以由‘郭沫若’改换而为‘李季’的翻版家的苦心。”
上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实际翻译者的有关记述对于我们澄清关于李达也曾翻译过这部著作的讹传都是有益的。其中，刘曼的译序为并不存在李达所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已于1930年1月由上海昆仑书店出版的事实提供了有力的证词。尽管郭沫若为其神州国光社1931年版译著即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所写的序文丢失未刊，而其为群益出版社1947年版的同一译著所写的序文并不像上述刘曼译序那样包含着为我们所需要的明确信息，但他与李季之间的署名权纠纷也为我们的考辨提供了一些有用线索：20世纪30年代中国出版界在著作署名问题上经常出现的张冠李戴的现象，很可能就是关于李达曾翻译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之讹传的源头之一。就是说，既然那时的出版界经常有翻版家出于生意经而张冠李戴地把译者或著者的姓名换掉，保不准哪位翻版家也曾把某个版本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译者张冠李戴地换成了李达。如果真的发生过这种情况、从而确实有过标明为李达所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文本的话，那么，出现关于李达曾翻译过这部著作的讹传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三、昆仑书店的“近刊预告”：可以确定的讹传之源
虽然李达实际上并未翻译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但上述那种至今仍在延续的广泛讹传也并非完全是空穴来风。除了上述30年代可能出现过被张冠李戴的李达所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文本外，笔者还发现了这一讹传的另一个更重要的、也是能够完全确定的源头，那就是在人们的讹传中曾出版过李达所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上海昆仑书店的“近刊预告”。
1928年冬，李达与熊得山、邓初民、张正夫、熊子民等人一起在上海创办了昆仑书店，其出版的第一部著作是1929年1月印行的李达所著《现代社会学》。与那个时代的许多出版商一样，昆仑书店出版的著作后面一般都附有该书店出版物的广告，包括“出版书目”和“近刊预告”两个部分。从1929年6月至1930年6月，昆仑书店出版的绝大多数著作，如《国际帝国主义史论》（马哲民著，昆仑书店1929年6月初版）、《唯物史观经济史》（上册，山川均著，熊得山译，昆仑书店1929年7月初版、1929年11月再版；中册，石滨知行著，施复亮译，昆仑书店1929年9月初版、1930年2月再版；下册，河野密著，钱铁如译，昆仑书店1929年10月初版）、《世界社会史》（上田茂树著，施复亮译，昆仑书店1929年8月初版）、《中国产业革命概观》（李达著，昆仑书店1929年9月2版、1930年5月3版）、《社会科学概论》（杉山荣著，李达、钱铁如译，昆仑书店1929年9月至1930年3月3-5版）、《物观经济学》（住谷悦治著，熊得山译，昆仑书店1929年10月初版）、《社会主义经济学史》（住谷悦治著，宁敦五译，昆仑书店1929年10月初版）、《政治科学大纲》（邓初民著，昆仑书店1929年11月再版）、《古代社会》上下册（莫尔甘著，杨东莼、张栗原译，昆仑书店1929年11月初版）、《帝国主义没落期之经济》（伐尔加著，宁敦五译，昆仑书店1929年11月再版）、《现代世界观》（塔尔海玛著，李达译，昆仑书店1929年9月至1929年12月1-3版）、《农业问题之理论》（河西太一郎，李达译，昆仑书店1930年1月初版）、《世界文化史纲》（威尔斯著，朱应会译，昆仑书店1930年1月初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昆仑书店1930年6月初版），其书后的“近刊预告”都写有“马克思著李达译经济学批判”或“经济学批判李达译”。不过，这一时期昆仑书店对于李达所译这部著作的预告也有个别例外。例如，《现代社会学》（李达著，昆仑书店1929年9月7版）后面“近刊预告”的书目中有一本是“政治经济学批评马克思著李达译”。显然，这些“近刊预告”所谓的“经济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评”，所指的都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而既然1930年1月以后昆仑书店的出版物还在反复不断地刊载李达这部译著的出版预告，那么，像前述讹传那样说它在1930年1月已由昆仑书店出版是决无可能的。 1930年7月至12月，昆仑书店的出版物仍在继续刊载李达这部译著的出版预告，但均已将它的译名改成了“政治经济学批评”，如《唯物史观经济史》下册（昆仑书店1930年7月再版）、《现代社会学》（昆仑书店1930年7月10版、1930年12月11版）、《社会科学概论》（昆仑书店1930年10月6版）等后面的“近刊预告”都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唯物史观经济史》下册（昆仑书店1930年7月再版）等后面的“昆仑书店近刊预告”共列了12部著作，包括“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分册，马克思著陈启修译”、“机械的唯物论批判恩格斯著蒲列哈诺夫注释杨东莼译”、“马克思、恩格斯意特沃罗基观森户辰男著余思齐译”、“自然辩证法恩格斯著杨东莼译”、“马克思主义批判者之批判河上肇著钱铁如、张定夫译”、“宗教之起原拉法格著熊得山、张定夫译”、“浪漫派经济学批判伊里基著张定夫译”、“伊里基的经济学体系宁敦伍译”、“唯物史观体系熊得山译”、“政治史邓初民著”、“社会民主主义的理论之破产塔尔海玛著杜畏之译”以及“政治经济学批评马克思著李达译”。这份书目旁边还有这样一行文字：“以上各书准于九月底以前完全出版”。这也就是说，按照昆仑书店的出版计划，上述包括李达所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评》在内的12部著作一定会在1930年9月以前完全出版。
然而，昆仑书店的这一计划并没有如期实现，因为1930年9月以后昆仑书店的出版物并未停止对这批著译的出版预告。有趣的是，1930年9月以后昆仑书店出版的一些著作（如《社会科学概论》，昆仑书店1930年10月6版；《现代社会学》，昆仑书店1930年12月11版）后面不仅原样照登了上述12部著作的“近刊预告”，而且同样注明“以上各书准于九月底以前完全出版”。事实上，这12部著作中，除《机械的唯物论批判》和《宗教之起原》@外，包括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评》在内的其他著作，不仅1930年9月以前没有按计划出版，而且此后也没有出版。之所以如此，可能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李达一直忙于其他的著译计划而没能抽身完成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翻译。从1929年至1932年的四年中，李达先后出版了《现代社会学》（改正三版）、《中国产业革命概观》、《社会之基础知识》、《民族问题》等4部专著和《妇女问题与妇女运动》、《社会科学概论》、《现代世界观》、《农业问题之理论》、《经济学入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理论与实践的社会科学根本问题》、《土地经济论》、《政治经济学教程》、《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等10部译著，这种著译速度和这些著译的工作量已是相当惊人了。特别是随着上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刘曼译本和郭沫若译本的相继出版，李达或许感到，他所进行的这些著译工作与其原来计划的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翻译相比较已变得更为紧迫和重要。二是昆仑书店对原出版计划作出了调整。1930年12月以后，昆仑书店的出版物再也没有刊登上述那些尚未出版的著作的近刊预告。九一八事变后。昆仑书店开始组织出版“反日帝国主义丛书”，并在其出版的每部著作后面都附有“昆仑书店最新出版反日帝国主义丛书预告”。这些表明，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昆仑书店似乎放弃了上述尚未完成的出版计划。三是昆仑书店于1932年下半年完全停业。1932年6月李达实际上就已离开了上海，先是赴泰山为冯玉祥讲学，两个月后又受聘为北平大学法学院教授。1932年10月14日，昆仑书店遭上海国民党当局查封，书店账房李叔民等人被逮捕，其罪名是“宣传赤化、危害民国”。李叔民接受审讯时称书店已有三、四个月没印东西了，这与李达离开上海的时间正相吻合。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昆仑书店此前并未放弃上述尚未完成的出版计划，它也不可能再继续出版那些著作了。
虽然昆仑书店最终没能完成它的上述出版计划，但它的“近刊预告”、特别是其1930年7月以后标明“以上各书准于九月底以前完全出版”的“近刊预告”后来却引起了很多误解。可以肯定地说，1929年6月至1930年12月昆仑书店关于“马克思著李达译经济学批判”或“政治经济学批评马克思著李达译”的次数众多的“近刊预告”，就是人们关于李达曾翻译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之讹传的最主要的源头；而人们讹传中的李达所译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两个译名即《经济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评》，就直接来自昆仑书店不同时期或不同出版物所登载的不同“近刊预告”。
其实，在上世纪20、30年代，像昆仑书店这样预告过某一著作而后来实际上并没有出版的情形是极为常见的。例如，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作为中央宣传主任的李达负责组建了人民出版社，并在当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9卷第5号上刊载了《人民出版社通告》，预告将出版“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康民尼斯特丛书”（11种）和其他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9种），其中，“马克思全书”中有一本是“经济学批评李漱石译”。这里所谓的“经济学批评”也就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而“李漱石”则是李汉俊的笔名。《人民出版社通告》还在这些计划出版的书目后面注明“以上各书，已有十种付印，其余的均在编译之中，准年内完全出版”。但是，与这份《人民出版社通告》所预告的绝大多数其他书籍一样，计划由李漱石翻译的《经济学批评》实际上并没有出版。而《人民出版社通告》关于“经济学批评李漱石译”的出版预告，与后来人们关于李达曾翻译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并取译名《经济学批评》的广泛讹传之间，或许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关联。
总之，尽管昆仑书店的出版物曾反复多次地预告过李达所译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但李达实际上并没有翻译过这部著作。关于李达曾翻译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各种版本的讹传该改正过来了。
（责任编辑 胡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