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佩费尔德 另一种历史撰写者

　　“我看到过许多的死亡与残酷，促使我去期望”
　　文 一把青
　　以色列作家阿哈龙·阿佩费尔德（Aharon Appelfeld）日前离世，享年85岁。
　　阿佩费尔德是大屠杀的幸存者，而许许多多同龄人早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遇难。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既然未能与同胞们同生共死，那么，以余生去咏叹和反思那段个人和民族无法抹去的岁月，便成了作家阿佩费尔德的使命。
　　阿佩费尔德生于罗马尼亚富足的犹太之家，原本无忧无虑的童年，被一场杀戮粉碎了未来。八岁时，他的母亲被纳粹杀害，自己和父亲分别被送往集中营，无数个充满恐惧的长夜之后，他奇迹般地逃脱，辗转半个欧洲，移民至以色列，才终与父亲重逢。
　　从生死边缘迈向文化边缘，一个外来的少年，不仅要面对身份认同的错位，还有反犹太情绪的煽动之下，彼时社会的隔膜与鄙夷。童年的创伤、家族的失落、迫害的辛酸、生存的艰辛，亦成为阿佩费尔德一生的创作母题。
　　然而，不同于希伯來文学中许多直接刻画战争之凶险的小说与诗歌，阿佩费尔德选择以隐晦的手法娓娓道来。“我看到过许多的死亡与残酷，促使我去期望，”他说。
　　例如其写于1978年的代表作《奇迹年代》。13岁的主人公布努诺，生于战前的奥地利犹太家庭，父亲是名声在外的作家，崇尚卡夫卡，与茨威格交好，但因作品被舆论攻击而憎恨自己的犹太身份，性情大变，在一波波反犹太浪潮中，他失去了信仰、朋友、尊严，并最终离家出走。
　　30年后，经历了集中营的小男孩已长大成人，当他从耶路撒冷重返故土，设想中久别重逢的画面并未出现，故友旧邻依然有意无意地回避，那一段岁月的烙印并未消退，成为了最深的伤疤，而父亲也好、邻居也罢，无非是在命运的裹挟之下被迫做出了选择，他们又何错之有呢？于是，一种长久的空虚与失落油然而生，我亦飘零久，今夕何夕。
　　“他书写的人们对于未来发生的一切茫然无措，或者虽然知晓一切却难以谈论。他并不想、也不能描摹这些恐惧，因为恐惧已经超越了人类语言的表达极限。”阿佩费尔德的好友、美国犹太作家费利普·罗斯这样形容，作者既是真实历史的亲历者，也是充满想象的写作人，在虚实之间，幸存者不愿回顾的过往，他以一支笔去追溯，挖得更深，去得更远。
　　他苦心研究宗教，了解犹太民族的传统，以文化根基为血肉。不只是对战争无情的控诉，更是动荡与压抑的大时代下，关于命运之流转以及如何面对内心的探讨，这也让他笔下的人物更让人怜悯，作品更具普世意义。
　　西方有个著名的比喻，“小说家拆掉他生命的房子，用石头建筑他小说的房子”，阿佩费尔德既是如此，在文学成就之外，他更是另一种历史撰写者，蕴藏在作品中的与传统、城市、宗教、文化的对话，将不会随着年月更迭而变淡，相反，愈发余韵悠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