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日军侵华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上海亦遭重大创伤。上海沦陷时期，受到战乱、逃亡、失业、恐怖、统制等影响，很多人因无法生存而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从总体上分析1937年至1945年的上海自杀人数，第一个高峰出现在1939年。这一现象在当时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申报》专门刊发了题为《自杀》的文章，指出：“上海自从沦为孤岛，自杀事件，较前更多，本报社会版，差不多每天都有自杀的记载，而且日必二三起，自杀之风，可谓盛矣！”1945年，自杀人数达到最高峰，超过前七年之总和。
在各种自杀事件中，比较能够引起舆论关注的包括：经历颠沛流离的避難、逃难，而后自杀；难以承受战时恶劣的经济环境与高昂物价，因生活紧张、经济困难而自杀；无法应对失业带来的身心煎熬以及对社会失望而自杀；遭受日军布置的烟、赌陷阱侵害而自杀；等等。
下面，笔者就以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和《申报》报道为主要史料，回顾战争影响下的相关自杀事件，借以反映当时上海的生存状态和社会心理，也是反映日本侵略罪行的有力证据。
抗日战争的爆发迫使无数人离开家园、四处逃难，避难的人口形成规模空前的难民潮。整个全面抗战过程中，大约有1亿中国人成为难民，这对社会及难民内心造成了深刻影响。在上海，许多难民哭号求助，大量家庭妻离子散，狭窄的街道上回荡着难民们此起彼伏的寻找亲人的哭喊声，在疲劳和饥饿中昏厥病倒的人数不胜数。仅有13平方公里的上海公共租界内，竟然聚集了50多万难民。生活在战争环境中，一些人几乎丧失对生活的希望，觉得活着只能给自己带来贫困潦倒和惊慌恐惧，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受到某种刺激，很容易选择通过自杀的方式“结束痛苦”。
成为孤岛之前，很多人还抱有幻想，以为日本帝国主义不敢肆意妄为。等到1937年11月国民党军正式从上海撤退、日军进一步蠢蠢欲动时，民众只好开始大规模的逃难。到上海避难的难民，没有固定居所，不外乎挤进难民营、寄居亲友处或流落街头，过着颠沛流离、食不果腹的艰难生活，再加上面对冷落的人情、陌生且不安全的环境，仅仅靠意志是很难坚持下来的。《申报》对此多有报道。例如，罗明杨，35岁，家乡沦陷后避难来沪，一年多以后，因为在上海“经济支拙、达于极点”，1939年4月15日，“在福州路浙江路中州旅社二十五号房间事前缮就遗书一通，忽萌短见，服毒自杀，嗣经发觉，载送仁济医院，施救无效，未几毙命”。又如，浙江绍兴籍少年蒋裕生，“现年十七岁，于沪战爆发后，家人逃散，存亡莫卜，裕生辗转流离，依居沪西法华西镇友人处，日间贩卖糖果或棒冰，近因生活增高，且连日大雨，致本钱坐吃净尽，裕生一筹莫展，顿萌死念，遂于昨晚（1939年7月3日）吞服鸦片自尽”。
比外地来到上海避难、最后自杀的人们更为曲折的是，还有人从上海逃走、返回原籍，结果家乡同样遭受日军摧残，田庐化为废墟，亲戚故旧惨遭杀戮，不得已又辗转返回上海，成为无家可归的飘零客。然而，此时上海的环境已经与他们出走之前大不相同，以至于使其感到无法适应、无法生存，无奈之下自杀而死。例如，“江苏扬州籍青年陈锦才，战争爆发之前，一直在上海工作，战后随即返乡避难。但自从1937年12月扬州被日军占领后，陈锦才又返回上海，因为没有住所，寄居在朋友处。在经过一段重新寻找工作的时间后，并没有成功。最后在绝望中自杀”。
租界当局一面号召各界人士捐助衣物、粮食，一面把山东、江苏、浙江等地的难民分批遣送回籍。但是，随着战区不断扩大，被遣送走的难民去而复返，新来的难民更是源源不断。这种反复逃难、最后又来到上海并终于因为无法生存而自杀的现象，一直都存在。例如，江苏无锡人程文若在其妻自杀后接受调查时说：“缘因民国二十六年沪战爆发，余阖家避难至伊姊薛张氏（无锡乡间）处，不久战事西迁，无锡亦遭受波及致乡间受洗劫，无有幸免者。薛张氏家亦被抢夺一空，怪其妹搬居伊处之故而遭洗劫，余妻因而遭受刺激，精神失常，夜不思眠……因此而厌生自杀。”
1941年12月28日，日本宪兵队发表公告：“凡人民欲由上海警戒线外迁居界内者，须得本队许可，由界内迁出者同，但回籍人民不受此项限制。”30日，日本侵略者指使公共租界、法租界发表劝告人民回乡的布告。因此，与外地来沪避难者一样，许多上海本地居民也难有安身立命之处。例如，据《申报》报道，家住上海南市的市民何顾氏，因为骚乱，全家到公共租界避难，在此过程中“流离失所、财产洗荡”，原本安逸的生活被残酷破坏，因而“愤懑异常”，遂跳楼自杀。
上海市民承受着战争造成的多方压力，其中，因经济紧张而形成的生活压力无疑是极其巨大的。作家陈伯吹在《炼狱里的殉道者和受难者》一文中写道：“别说‘三月不知肉味’，连每天两餐薄粥也常常要作‘无米之炊’，衣，住，行，自然是更无暇顾及了。”“有的因为在饭粥汤里掺着说是充饥的‘观音粉（是一种石子细粉）’，吃坏了肠胃，牺牲了生命。有的因为负债累累，告贷无门，来一个‘全家自杀’的。”
生活费用和物价的上涨最能体现市民们的经济困难程度。以1936年上海工人的各项生活费用为100，到1941年3月，食品价格飙升至774，房租是385，衣服是503，燃料是636，日常杂品是599。对于中国人而言，自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以来，物价上涨了10倍。上海物价在1942年上涨214%，1943年上涨315.9%，1944年上涨601.4%。经济压迫使许多人的生活水平江河日下，自杀成为被逼无奈的选择。
例如，江苏如皋人张德胜，以前通过开设面店维持家庭生计，战争爆发后，店面遭损，辗转不同居住地，勉强依赖经营大饼过活。某日上午，百感交集，顿生短见，割破肾脏自杀。对此，时人感叹道：“在上海这种地方，自杀案件的发生，几乎无日无之，尤其是近来物价高涨以后，自杀的事，更是层出不穷。生活的压迫和社会的冷酷，使一部分弱者走上了自我毁灭的路了，想起来真是令人伤心。” 因经济困难而自杀的人并非局限于张德胜一样的社会底层民众，而是涉及各个群体、阶层和职业。
一是自由职业者。自由职业者的生存状况以及自杀选择，实乃沦陷时期收入减少、物价高涨、环境恶劣等生存条件的真实写照，有不少令人心酸的故事，全面抗战爆发前小有名气的播音员董一萍的自杀就是一个典型代表。《申报》报道：“向在各电台播音之故事家董一萍，三十六岁……在全沪故事家中，系历史最久之一人，曾经红极一时，董于三四年前，曾一度放弃播音生涯，设肆营业于虹口之秋思威路，八一三时，悉毁于炮火，为维持生计，重弹旧调，但常入不敷出，旋又患病数月，境况益窘，为欲维持一家生計，不待病愈，仍继续出外播音，致旧病复发，历久未愈，乃妻旋亦患病，董乃心萌自杀之念。”第一次自杀被救后，妻子一去不返，留下董一萍与八岁的幼子相依为命。“至上月（1939年12月）二十九日，董命子至新闸路成都路源丰当友人蔡某处借得二元，不料中途被流氓欺其年幼……突然抢去逃逸。董受此刺激，又重萌厌世之念……于夜间哄其子睡熟后，即悬梁
自杀。”
与董一萍相似的自由职业者自杀事件时有发生，如开设成衣店的刘得发自杀、拉车人鲁戴氏自杀、洋行职员梁台堦自杀、女佣张爱卿自杀、木匠张金生自杀，等等。
二是公务员。一般情况下，公务员的生活较其他群体更有保障，然而，全面抗战以来，尤其是在沦陷之后的上海，他们同样经历着生活压力带来的痛苦。例如，公务员曹福昌，1944年2月底“在本局拘留所边门外铁栏上悬梁自缢”。自杀之前，曹福昌在“前法租界警务处当充二等副督察”，随后“改任为初级副巡官”，任职期间每月收入1800余元。29日，曹照常上班，“闻本日不发薪金，虽系细事，无奈该员神经失常，顿觉不乐，于上午十时许赴厕所小便，行经拘留所边门外，自缢图尽”。被人发现解救后，曹福昌的叙述使人感受到他身上沉重的家庭负担：“余有子一名曹龙根，年十五岁，现在大同路永安造纸厂学徒，有一女名曹淑君，嫁于李孟德……因生活艰难无法维持，带外孙五名（年三岁至十四岁）共来同居，由余负担。除上述人口外，尚有内人曹陆氏及堂弟妇曹叶氏共同居住，故家庭负担依照目前生活程度约为六千至八千元。”“自租界收回以还，薪金未增，而生活日涨，家中所有家具每月变卖，渐逐减少，长此以往，无法继续，最近一二月想及环境即郁郁不乐，时萌自杀之念，屡向内人提及……”长久以来的经济压力，终于在得知不发薪金时爆发。曹福昌说，念及家中急需用款，情急之下，“余一时怨恨，顿生厌世之念”。
三是官员家属。身处乱世，人们首先要考虑活下来，才能顾及其他。不过，也有一些官员家属却因为无法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准而自杀。这首先反映的当然是该群体的骄奢之风，但除此之外，这种反常举动也从侧面展现出战争给人们带来的不安全感和厌世心态，即便是官员家属，内心的压力也很大。例如，1943年11月22日，汪伪政府财政部官员闻炳杨的妻子王氏要求丈夫为其购买一件呢子大衣，闻炳杨不同意，二人发生口角，闻王氏遂于次日上午11时服毒自杀。正常状态下，“财政部”官员的妻子要求买一件呢料大衣，倒也不算特别过分，但面临战时经济困难的大环境，这种要求就过于奢侈了。
因为经济困难买不了一件大衣的自杀情况竟然并非孤例。“洪张氏因天寒拟置办冬季大衣，而其丈夫洪子范因手中拮据不允，乃生口角，该洪张氏随后自杀。”“沙文娥因天寒欲购大衣向其母沙余氏索款二千元未遂，随后服毒自杀。”从某种角度看，一件大衣引发的自杀事件多少展现了家庭经济普遍困难的窘境。
四是投机商。投机商最擅长钻营，如果连他们都频繁自杀，沦陷时期上海经济的恶化程度便更加毋庸赘言了。1940年6月的《申报》报道：“近日之上海市场，已有1929年美国经济恐慌之现象，囤货者要卖出货物，竟比当初买进时更困难，大受打击，无法料理，破产者有之，自杀者有之。”因为频繁的自杀事件，投机商甚至遭到旅馆、酒楼“歧视”。记者陶菊隐写道：“以前，上海市场能够保持畸形繁荣，旅馆酒楼经常客满，主要由于一批发国难财的投机商人”，他们“经常呼朋引类在游乐场中尽情享受，旅馆侍役见了这些神气十足的暴发户，无不竭力奉承。可是，如今的时令大不同了，他们到旅馆来开房间，照例要先出示市民证，侍役看见证上写的是纱花帮商人，往往托词‘客满’而拒绝接待。原来此时有不少纱布商，因为实力比较微薄，银行催收欠款，逼得走投无路，只得辟室自杀。租界中心区有很多大旅馆发生了这类事情，敌伪虽禁止各报登载，但已尽人皆知”。
《申报》和相关档案记录了许多投机商自杀事件。例如，“无锡人丁春舫，年卅四岁，素业棉纱，最近因投机棉纱，不料一再跌价，致亏损卅余万元，倾家荡产……丁以一时悔恨交加，遂萌死念，于昨晨（1940年6月17日）二时许突吞生鸦片自杀”。自杀之前，丁春舫与其他投机商一样，在物资匮乏、市场混乱之际伺机而动，开始囤积居奇，无奈拗不过侵略者的经济管制，最终落得家破人亡。
也有投机商抱着在乱世一夜暴富的心态来到上海，然而不仅未能实现“梦想”，反而丢了性命。例如，杭州人胡世康，原在杭州开设钱庄，1940年夏天携带巨款来上海，但因为“命途多舛，环境逼人”，导致“投机失败，亏负累累”，最后，自萌短见，跳楼自杀身死。又如，“施菊火，年卅二岁，寄居沪西武定路一八一弄十号其亲戚林姓家中，曾在纱布交易所为职员，现充洋行跑街”，因生计艰难，从事投机，无奈“投机失败，负债颇巨，无法清理，萌厌世之念，于昨晚（1941年2月19日）八时许，施菊火带其七龄女孩名九玉，由家出外，至外滩十一号码头，抱其小女纵身投浦自尽”。再如，浙江温州籍商人陈宝春，自杀之前一直经营布业生意，家境颇丰，战争爆发后生意不佳，改行从事旧货行业，结果高昂的物价使其一家实在难以维持生计，因而自杀，所幸未遂。警察局在调查其自杀经过时，留有笔录：“问：你为何自杀？答：因投机生意不佳，家有妻金氏年廿六岁、有女名兰秀年九岁，生活无法维持。问：你自杀有别样情形吗？答：并无别的原因实系受经济压迫。” 五是妓女。作为女性，尤其是从外地来到上海的女性，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往往要面对比平时更加无奈的现实和更加自私的人性。妓女的自杀固然只是个例，完全不能代表上海沦陷时期女性的经历，但还是使人在感慨之余感受到了社会环境的压抑，以及当事人的不幸与无奈。例如，来自江苏苏州的王秀珍，家庭生活困难，于是，19岁的她在别人介绍下做了妓女。上海经济压力的日益增加使她“生意清淡”，加之“家中七十岁的老父亲卧病在床”，“经济甚为困难”，“遂萌厌世之念，乘其父睡熟之时，将其父备有之安眠药片七片，于本日（1944年4月27日）下午五时在三楼阳台上背人吞服，意图自尽”。
全面抗战初期，上海工业损失严重，有5255家工厂被毁。以荣氏企业为例，淞沪抗战中，地处沪东、闸北战区的申新和福新各厂首当其冲，申新五厂几乎被夷为平地，六厂公事房被烧毁，拣花间亦被焚烧，七厂全部被毁。沦陷之后的1942年1月30日，公共租界警务处发布消息：界内工厂倒闭者共有210家，所雇工人22340人全部失业。交通运输工人（包括扛运脚夫、汽车司机）、机械工人、成衣匠等失业者共计36850人。1943年之后，“布店全体失业，无以为生”。
随着失业情况的加剧，淞沪抗战以后，很多人开始沦为乞丐。失业者川流不息地加入乞讨的队伍里，同时也随“生”随“灭”。作家郑振铎在《蛰居散记》中写道：“我看见一个青年人，瘦得只剩下一副骨和皮，脸上剩下一对骨碌碌的无神的大眼睛，脸色是青白的，双腿抖着，挣扎的在扶墙摸壁的走着，口里低低地喊道：‘饿杀哉！饿杀哉！’”“这样的‘饿殍’天天在街头发现，天天在不断的倒毙下去。”
战争毁掉了很多人的工作，由此导致的自杀现象时有发生。失业自杀者中，男性往往多于女性，因为当时的女性往往以操持家务为主，不存在失业问题。在自杀数量较多的1939年，《申报》报道的234名自杀者中，有16人明确因为失业而自杀，均为男性。例如，“上海人陈德甫，今年（1941年）26岁，因战事失业，困于生活，于（1月）9日下午11时，吞服药水自杀”。又如，“甬人金富卿，年31岁，借宿于海宁路北江西路口同昌里四号其胞妹处，近因战失业、经济压迫之苦，于本月（1939年1月）十八日出外……忽生短见，潜吞药水自杀”。再如，“甬人秦树棠因战失业过久，贫乏不能自存……于外滩一号码头投水自尽”。很多时候，对于沦陷时期的上海市民而言，工作只能保证最基本的温饱。尽管如此，至少还能挣扎着维持生活，而一旦失去了那份看似普通的工作，即使再有韧性，也难以长期坚持。
面对失业，一些人只能靠借贷度日，借贷无门时，则很容易滋生厌世心态。例如，“34岁的王正福在普安路94号门前饭店为伙计，并无月俸，饭店只提供膳食，1944年1月初因其妻子王吴氏失业，闲赋在家。这种局面导致王正福‘负担增加、借贷无门、生活程度日渐高涨’，适逢旧历年终将近，对于前借之债与平日生活之费日见紧迫，不得已服毒”。又如，38岁的包震冠，来上海之前，一直服务于银行界，淞沪抗战后失业，1944年8月由宁波来上海谋生，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并无着落，随即“流荡街头”，在无业、积蓄耗尽、告贷无门的情况下，“在东台路大兴路口法藏寺庙附近，顿起厌世之念，吞服洋火意图自杀”。
自杀者从失业到自杀的心理过程，最能够反映失业给人们带来的巨大冲击。例如1943年底，26岁的浙江平湖青年张志贤在失业两个月后，受不了经济压迫，在大上海路宁兴旅社服毒自杀。日伪警察局出具的调查报告书中记录道：“呈报事于十二月十三日下午一时许接审事通知，谓大上海路即爱多亚路四九九号宁兴旅社有账房郑梅章……称有客人服来沙而药水自杀。”“中午十二时该客人并未起身，当有三号茶房徐定芳唤起，并施以洗面水外出。至十二时二十分，三号茶房闻得该客人在房间内呻吟，当即往茶房内，始发觉该客人倒卧床上。”“查得该服毒人在大裕兴街十二号聚丰地货行为职员，被革职有二个月，兹因失业，金钱艰难，生活无法支出而自杀。”
这份调查报告显然不足以使人直观地感受到失业带来的经济压迫。实际上，张志贤入住旅社后，思考犹豫了三天，才决定自杀。其间，他留下了五封遗书，不仅细述生活之艰难，而且表达了对家人、亲友的感激与怀念。对于自杀，张志贤除了抱怨上海生存环境困难之外，没有埋怨自己或其他任何人，甚至对将其革职的老板“卜先生”也没有怨言，反而专门为其留了一封遗书，希望他能帮助自己的胞兄“奎哥”。几封遗书均并未说明自己因何失业，仅在给胞兄的那一封中模糊地写道：“我在上海受着种种之关系，已离开哥哥……”不管怎样，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当时的上海，仅仅失业两个月，已经足以导致一个人无法生活。
上海抗战期间，人民生活备受煎熬，社会风气也败坏到极点，尤其是“三害”——烟、赌、毒，一时间流毒甚广。这里仅以赌博为例展开论述。
因赌博导致的各类自杀事件频繁见诸报端：公司学徒郭新康“赌博输负致经济压迫”而自杀；国际饭店侍者头目孙国梁“赌博输巨”后自杀；汉口路食品店账房张连生“因赌负输”自杀；供职于银行业的浙江籍男子方谔因赌负输在四马路振华旅馆吞服药水自杀；江苏苏州籍女子谢君秋“因赌负输”“吞服生鸦片自杀”；等等。
南市和沪西地区的赌场最为泛滥，“恶劣环境滋生了泛滥的赌博”，丧命于此也不足为怪。例如1943年2月20日，家住厦门路的江苏无锡籍男子沈和祥“因性嗜赌，近日往南市赌台赌负，衣物典当一空”，然后到浏河路华安旅馆，“因赌负顿生厌世之念”。由于上述地区频繁发生因赌博丧生的事件，时人曾予以关注，一方面借此揭露侵略者的虚假繁荣政策，谴责日军布置的陷阱，另一方面告诫国人不要心存侥幸，珍爱生命、远离“魔窟”。
具体来说，《申报》报道了这样一个例子：盐城人張连生，41岁，在汉口路美味斋食品店充当账席，耳闻沪西赌风甚炽，不觉引起好奇之心，每晚收市后，潜往赌窟，希图侥幸，但虎阱之内，安有完璧？故未及数宵，已将所有血汗积蓄输尽，甚且拖延店账50元，而小月底又将届临，实在无法弥补，一时情急，唯恐无颜见人，遂吞服毒品自杀。 《申报》评论道，这正告诉我们：孤岛边缘的所谓“王道乐土”中，设着的陷阱是多么危险！建立在敌人刺刀上的伪组织所布施的“繁荣政策”，是多么可怕！该报还指出，关于丧生在沪西赌窟里的事件，我们时有所闻，比较引人注意的，是之前国际饭店侍役桑国才的跳楼自杀，以及张连生事件。我们深信，社会上一般对于桑、张二人的自杀，不会给予错误的同情，而且还要唾骂。理由很简单，敌人布置好陷阱在诱惑你入彀，为什么要效飞蛾之扑火、自取灭亡？何况赌博原是罪恶，本不该好奇，而希图侥幸。
陈伯吹将烟和赌比喻成“两个吃人不眨眼的急先锋”，他写道：“敌人的铁蹄，一践踏到什么地方，他立刻带给你们两个‘亡国灭种’的坏家伙，也就是侵略的急先锋—第一是‘烟’，第二是‘赌’。朝鲜如此，台湾如此，东北四省如此，天津如此，上海何能例外！”“至于赌，自然也很伟大，不让烟独专美。它在上海，叫数千人跳入黄浦江自杀，叫数万人因此而荒唐失业，叫数万更多的人倾家荡产，叫百余万人受累了终身苦恼”。在日本侵略者的宣传、控制、麻痹下，很多人愿意，甚至“喜欢”“迷恋”了赌博。“在上海，你唤住任何一辆黄包车，挥一挥手说：‘喂！六国饭店！’……一路过去，你可以看见千篇一律的大幅的红红绿绿的广告：中西大菜，一应俱全，高尚娱乐，通宵达旦；包车接送，不取分文，如入乐乡，趣味无穷。”“但日本人进赌场，却被严厉禁止；万一发现，连老板都要被捉进虹口的宪兵司令部里。”
对于赌博，有人因为穷苦，想碰运气；有人则是走投无路，无奈之下想“放手一搏”；还有人是嗜赌，被牢牢套住……无论如何，最终的结果都是以受害而告终。例如，1940年3月24日，失业不久的江苏扬州籍男子丁有才，在家庭生计压力之下，带着为数不多的钱前往赌窟，希望能够碰上“好运气”，岂料赌负后无颜回家，在路上了结了自己的生命。
由于赌博导致自杀的情况比较普遍，一般来说，报道也都相对简单。不过，青少年因嗜赌而自杀的消息还是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有报道说：“本月（1942年6月）四日本报新闻栏中有一幼童赌负自杀新闻，一个十七岁的在学青年，因为父亲在外经商，无人管教，沉湎赌博……由三楼晒台上跳下。”“在上海目前的环境里，无知的青年，如果意志薄弱，很容易失足，所以做父母的对于教养的责任，更应该加紧地负在自己的肩上……许多整天在打牌的母亲，不去管教他们的子女，使他们在不良的环境下长大起来，哪里会有好的结果。因为一般人忽略家庭教育，把教育子女的责任，推在学校的身上，（这个也是不合理的见解），学校当局对于学生的私生活，也宜特别注意，提倡正当的消遣，指导学术的修养……因无知的青年，尚有待于父母和师长的管教。”尽管对于未成年人的死亡，父母与师长难辞其咎，但恶劣的社会环境也构成了一个极大的负面影响—赌窟氛围长期污染、侵袭着他们，增加了洁身自好的难度。
总之，上海沦陷时期的种种自杀事件，无论直接原因是逃难、失业、经济困难还是赌博，都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密切相关。这些自杀事件从侧面呈现了特殊社会背景、时代环境下的社会生活状况，记录了上海社会因战争而经历的苦难。沒有经历过战争的人很难体会战争的血腥和残酷，好在还有留存不灭的史料；而史料中记载的这些自杀事件则在不断提醒我们，必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
从总体上分析1937年至1945年的上海自杀人数，第一个高峰出现在1939年。这一现象在当时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申报》专门刊发了题为《自杀》的文章，指出：“上海自从沦为孤岛，自杀事件，较前更多，本报社会版，差不多每天都有自杀的记载，而且日必二三起，自杀之风，可谓盛矣！”1945年，自杀人数达到最高峰，超过前七年之总和。
在各种自杀事件中，比较能够引起舆论关注的包括：经历颠沛流离的避難、逃难，而后自杀；难以承受战时恶劣的经济环境与高昂物价，因生活紧张、经济困难而自杀；无法应对失业带来的身心煎熬以及对社会失望而自杀；遭受日军布置的烟、赌陷阱侵害而自杀；等等。
下面，笔者就以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和《申报》报道为主要史料，回顾战争影响下的相关自杀事件，借以反映当时上海的生存状态和社会心理，也是反映日本侵略罪行的有力证据。
在战乱带来的颠沛流离中自杀
抗日战争的爆发迫使无数人离开家园、四处逃难，避难的人口形成规模空前的难民潮。整个全面抗战过程中，大约有1亿中国人成为难民，这对社会及难民内心造成了深刻影响。在上海，许多难民哭号求助，大量家庭妻离子散，狭窄的街道上回荡着难民们此起彼伏的寻找亲人的哭喊声，在疲劳和饥饿中昏厥病倒的人数不胜数。仅有13平方公里的上海公共租界内，竟然聚集了50多万难民。生活在战争环境中，一些人几乎丧失对生活的希望，觉得活着只能给自己带来贫困潦倒和惊慌恐惧，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受到某种刺激，很容易选择通过自杀的方式“结束痛苦”。
成为孤岛之前，很多人还抱有幻想，以为日本帝国主义不敢肆意妄为。等到1937年11月国民党军正式从上海撤退、日军进一步蠢蠢欲动时，民众只好开始大规模的逃难。到上海避难的难民，没有固定居所，不外乎挤进难民营、寄居亲友处或流落街头，过着颠沛流离、食不果腹的艰难生活，再加上面对冷落的人情、陌生且不安全的环境，仅仅靠意志是很难坚持下来的。《申报》对此多有报道。例如，罗明杨，35岁，家乡沦陷后避难来沪，一年多以后，因为在上海“经济支拙、达于极点”，1939年4月15日，“在福州路浙江路中州旅社二十五号房间事前缮就遗书一通，忽萌短见，服毒自杀，嗣经发觉，载送仁济医院，施救无效，未几毙命”。又如，浙江绍兴籍少年蒋裕生，“现年十七岁，于沪战爆发后，家人逃散，存亡莫卜，裕生辗转流离，依居沪西法华西镇友人处，日间贩卖糖果或棒冰，近因生活增高，且连日大雨，致本钱坐吃净尽，裕生一筹莫展，顿萌死念，遂于昨晚（1939年7月3日）吞服鸦片自尽”。
比外地来到上海避难、最后自杀的人们更为曲折的是，还有人从上海逃走、返回原籍，结果家乡同样遭受日军摧残，田庐化为废墟，亲戚故旧惨遭杀戮，不得已又辗转返回上海，成为无家可归的飘零客。然而，此时上海的环境已经与他们出走之前大不相同，以至于使其感到无法适应、无法生存，无奈之下自杀而死。例如，“江苏扬州籍青年陈锦才，战争爆发之前，一直在上海工作，战后随即返乡避难。但自从1937年12月扬州被日军占领后，陈锦才又返回上海，因为没有住所，寄居在朋友处。在经过一段重新寻找工作的时间后，并没有成功。最后在绝望中自杀”。
租界当局一面号召各界人士捐助衣物、粮食，一面把山东、江苏、浙江等地的难民分批遣送回籍。但是，随着战区不断扩大，被遣送走的难民去而复返，新来的难民更是源源不断。这种反复逃难、最后又来到上海并终于因为无法生存而自杀的现象，一直都存在。例如，江苏无锡人程文若在其妻自杀后接受调查时说：“缘因民国二十六年沪战爆发，余阖家避难至伊姊薛张氏（无锡乡间）处，不久战事西迁，无锡亦遭受波及致乡间受洗劫，无有幸免者。薛张氏家亦被抢夺一空，怪其妹搬居伊处之故而遭洗劫，余妻因而遭受刺激，精神失常，夜不思眠……因此而厌生自杀。”
1941年12月28日，日本宪兵队发表公告：“凡人民欲由上海警戒线外迁居界内者，须得本队许可，由界内迁出者同，但回籍人民不受此项限制。”30日，日本侵略者指使公共租界、法租界发表劝告人民回乡的布告。因此，与外地来沪避难者一样，许多上海本地居民也难有安身立命之处。例如，据《申报》报道，家住上海南市的市民何顾氏，因为骚乱，全家到公共租界避难，在此过程中“流离失所、财产洗荡”，原本安逸的生活被残酷破坏，因而“愤懑异常”，遂跳楼自杀。
因极度经济困难而自杀
上海市民承受着战争造成的多方压力，其中，因经济紧张而形成的生活压力无疑是极其巨大的。作家陈伯吹在《炼狱里的殉道者和受难者》一文中写道：“别说‘三月不知肉味’，连每天两餐薄粥也常常要作‘无米之炊’，衣，住，行，自然是更无暇顾及了。”“有的因为在饭粥汤里掺着说是充饥的‘观音粉（是一种石子细粉）’，吃坏了肠胃，牺牲了生命。有的因为负债累累，告贷无门，来一个‘全家自杀’的。”
生活费用和物价的上涨最能体现市民们的经济困难程度。以1936年上海工人的各项生活费用为100，到1941年3月，食品价格飙升至774，房租是385，衣服是503，燃料是636，日常杂品是599。对于中国人而言，自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以来，物价上涨了10倍。上海物价在1942年上涨214%，1943年上涨315.9%，1944年上涨601.4%。经济压迫使许多人的生活水平江河日下，自杀成为被逼无奈的选择。
例如，江苏如皋人张德胜，以前通过开设面店维持家庭生计，战争爆发后，店面遭损，辗转不同居住地，勉强依赖经营大饼过活。某日上午，百感交集，顿生短见，割破肾脏自杀。对此，时人感叹道：“在上海这种地方，自杀案件的发生，几乎无日无之，尤其是近来物价高涨以后，自杀的事，更是层出不穷。生活的压迫和社会的冷酷，使一部分弱者走上了自我毁灭的路了，想起来真是令人伤心。” 因经济困难而自杀的人并非局限于张德胜一样的社会底层民众，而是涉及各个群体、阶层和职业。
一是自由职业者。自由职业者的生存状况以及自杀选择，实乃沦陷时期收入减少、物价高涨、环境恶劣等生存条件的真实写照，有不少令人心酸的故事，全面抗战爆发前小有名气的播音员董一萍的自杀就是一个典型代表。《申报》报道：“向在各电台播音之故事家董一萍，三十六岁……在全沪故事家中，系历史最久之一人，曾经红极一时，董于三四年前，曾一度放弃播音生涯，设肆营业于虹口之秋思威路，八一三时，悉毁于炮火，为维持生计，重弹旧调，但常入不敷出，旋又患病数月，境况益窘，为欲维持一家生計，不待病愈，仍继续出外播音，致旧病复发，历久未愈，乃妻旋亦患病，董乃心萌自杀之念。”第一次自杀被救后，妻子一去不返，留下董一萍与八岁的幼子相依为命。“至上月（1939年12月）二十九日，董命子至新闸路成都路源丰当友人蔡某处借得二元，不料中途被流氓欺其年幼……突然抢去逃逸。董受此刺激，又重萌厌世之念……于夜间哄其子睡熟后，即悬梁
自杀。”
与董一萍相似的自由职业者自杀事件时有发生，如开设成衣店的刘得发自杀、拉车人鲁戴氏自杀、洋行职员梁台堦自杀、女佣张爱卿自杀、木匠张金生自杀，等等。
二是公务员。一般情况下，公务员的生活较其他群体更有保障，然而，全面抗战以来，尤其是在沦陷之后的上海，他们同样经历着生活压力带来的痛苦。例如，公务员曹福昌，1944年2月底“在本局拘留所边门外铁栏上悬梁自缢”。自杀之前，曹福昌在“前法租界警务处当充二等副督察”，随后“改任为初级副巡官”，任职期间每月收入1800余元。29日，曹照常上班，“闻本日不发薪金，虽系细事，无奈该员神经失常，顿觉不乐，于上午十时许赴厕所小便，行经拘留所边门外，自缢图尽”。被人发现解救后，曹福昌的叙述使人感受到他身上沉重的家庭负担：“余有子一名曹龙根，年十五岁，现在大同路永安造纸厂学徒，有一女名曹淑君，嫁于李孟德……因生活艰难无法维持，带外孙五名（年三岁至十四岁）共来同居，由余负担。除上述人口外，尚有内人曹陆氏及堂弟妇曹叶氏共同居住，故家庭负担依照目前生活程度约为六千至八千元。”“自租界收回以还，薪金未增，而生活日涨，家中所有家具每月变卖，渐逐减少，长此以往，无法继续，最近一二月想及环境即郁郁不乐，时萌自杀之念，屡向内人提及……”长久以来的经济压力，终于在得知不发薪金时爆发。曹福昌说，念及家中急需用款，情急之下，“余一时怨恨，顿生厌世之念”。
三是官员家属。身处乱世，人们首先要考虑活下来，才能顾及其他。不过，也有一些官员家属却因为无法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准而自杀。这首先反映的当然是该群体的骄奢之风，但除此之外，这种反常举动也从侧面展现出战争给人们带来的不安全感和厌世心态，即便是官员家属，内心的压力也很大。例如，1943年11月22日，汪伪政府财政部官员闻炳杨的妻子王氏要求丈夫为其购买一件呢子大衣，闻炳杨不同意，二人发生口角，闻王氏遂于次日上午11时服毒自杀。正常状态下，“财政部”官员的妻子要求买一件呢料大衣，倒也不算特别过分，但面临战时经济困难的大环境，这种要求就过于奢侈了。
因为经济困难买不了一件大衣的自杀情况竟然并非孤例。“洪张氏因天寒拟置办冬季大衣，而其丈夫洪子范因手中拮据不允，乃生口角，该洪张氏随后自杀。”“沙文娥因天寒欲购大衣向其母沙余氏索款二千元未遂，随后服毒自杀。”从某种角度看，一件大衣引发的自杀事件多少展现了家庭经济普遍困难的窘境。
四是投机商。投机商最擅长钻营，如果连他们都频繁自杀，沦陷时期上海经济的恶化程度便更加毋庸赘言了。1940年6月的《申报》报道：“近日之上海市场，已有1929年美国经济恐慌之现象，囤货者要卖出货物，竟比当初买进时更困难，大受打击，无法料理，破产者有之，自杀者有之。”因为频繁的自杀事件，投机商甚至遭到旅馆、酒楼“歧视”。记者陶菊隐写道：“以前，上海市场能够保持畸形繁荣，旅馆酒楼经常客满，主要由于一批发国难财的投机商人”，他们“经常呼朋引类在游乐场中尽情享受，旅馆侍役见了这些神气十足的暴发户，无不竭力奉承。可是，如今的时令大不同了，他们到旅馆来开房间，照例要先出示市民证，侍役看见证上写的是纱花帮商人，往往托词‘客满’而拒绝接待。原来此时有不少纱布商，因为实力比较微薄，银行催收欠款，逼得走投无路，只得辟室自杀。租界中心区有很多大旅馆发生了这类事情，敌伪虽禁止各报登载，但已尽人皆知”。
《申报》和相关档案记录了许多投机商自杀事件。例如，“无锡人丁春舫，年卅四岁，素业棉纱，最近因投机棉纱，不料一再跌价，致亏损卅余万元，倾家荡产……丁以一时悔恨交加，遂萌死念，于昨晨（1940年6月17日）二时许突吞生鸦片自杀”。自杀之前，丁春舫与其他投机商一样，在物资匮乏、市场混乱之际伺机而动，开始囤积居奇，无奈拗不过侵略者的经济管制，最终落得家破人亡。
也有投机商抱着在乱世一夜暴富的心态来到上海，然而不仅未能实现“梦想”，反而丢了性命。例如，杭州人胡世康，原在杭州开设钱庄，1940年夏天携带巨款来上海，但因为“命途多舛，环境逼人”，导致“投机失败，亏负累累”，最后，自萌短见，跳楼自杀身死。又如，“施菊火，年卅二岁，寄居沪西武定路一八一弄十号其亲戚林姓家中，曾在纱布交易所为职员，现充洋行跑街”，因生计艰难，从事投机，无奈“投机失败，负债颇巨，无法清理，萌厌世之念，于昨晚（1941年2月19日）八时许，施菊火带其七龄女孩名九玉，由家出外，至外滩十一号码头，抱其小女纵身投浦自尽”。再如，浙江温州籍商人陈宝春，自杀之前一直经营布业生意，家境颇丰，战争爆发后生意不佳，改行从事旧货行业，结果高昂的物价使其一家实在难以维持生计，因而自杀，所幸未遂。警察局在调查其自杀经过时，留有笔录：“问：你为何自杀？答：因投机生意不佳，家有妻金氏年廿六岁、有女名兰秀年九岁，生活无法维持。问：你自杀有别样情形吗？答：并无别的原因实系受经济压迫。” 五是妓女。作为女性，尤其是从外地来到上海的女性，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往往要面对比平时更加无奈的现实和更加自私的人性。妓女的自杀固然只是个例，完全不能代表上海沦陷时期女性的经历，但还是使人在感慨之余感受到了社会环境的压抑，以及当事人的不幸与无奈。例如，来自江苏苏州的王秀珍，家庭生活困难，于是，19岁的她在别人介绍下做了妓女。上海经济压力的日益增加使她“生意清淡”，加之“家中七十岁的老父亲卧病在床”，“经济甚为困难”，“遂萌厌世之念，乘其父睡熟之时，将其父备有之安眠药片七片，于本日（1944年4月27日）下午五时在三楼阳台上背人吞服，意图自尽”。
不断加剧的失业形势导致自杀
全面抗战初期，上海工业损失严重，有5255家工厂被毁。以荣氏企业为例，淞沪抗战中，地处沪东、闸北战区的申新和福新各厂首当其冲，申新五厂几乎被夷为平地，六厂公事房被烧毁，拣花间亦被焚烧，七厂全部被毁。沦陷之后的1942年1月30日，公共租界警务处发布消息：界内工厂倒闭者共有210家，所雇工人22340人全部失业。交通运输工人（包括扛运脚夫、汽车司机）、机械工人、成衣匠等失业者共计36850人。1943年之后，“布店全体失业，无以为生”。
随着失业情况的加剧，淞沪抗战以后，很多人开始沦为乞丐。失业者川流不息地加入乞讨的队伍里，同时也随“生”随“灭”。作家郑振铎在《蛰居散记》中写道：“我看见一个青年人，瘦得只剩下一副骨和皮，脸上剩下一对骨碌碌的无神的大眼睛，脸色是青白的，双腿抖着，挣扎的在扶墙摸壁的走着，口里低低地喊道：‘饿杀哉！饿杀哉！’”“这样的‘饿殍’天天在街头发现，天天在不断的倒毙下去。”
战争毁掉了很多人的工作，由此导致的自杀现象时有发生。失业自杀者中，男性往往多于女性，因为当时的女性往往以操持家务为主，不存在失业问题。在自杀数量较多的1939年，《申报》报道的234名自杀者中，有16人明确因为失业而自杀，均为男性。例如，“上海人陈德甫，今年（1941年）26岁，因战事失业，困于生活，于（1月）9日下午11时，吞服药水自杀”。又如，“甬人金富卿，年31岁，借宿于海宁路北江西路口同昌里四号其胞妹处，近因战失业、经济压迫之苦，于本月（1939年1月）十八日出外……忽生短见，潜吞药水自杀”。再如，“甬人秦树棠因战失业过久，贫乏不能自存……于外滩一号码头投水自尽”。很多时候，对于沦陷时期的上海市民而言，工作只能保证最基本的温饱。尽管如此，至少还能挣扎着维持生活，而一旦失去了那份看似普通的工作，即使再有韧性，也难以长期坚持。
面对失业，一些人只能靠借贷度日，借贷无门时，则很容易滋生厌世心态。例如，“34岁的王正福在普安路94号门前饭店为伙计，并无月俸，饭店只提供膳食，1944年1月初因其妻子王吴氏失业，闲赋在家。这种局面导致王正福‘负担增加、借贷无门、生活程度日渐高涨’，适逢旧历年终将近，对于前借之债与平日生活之费日见紧迫，不得已服毒”。又如，38岁的包震冠，来上海之前，一直服务于银行界，淞沪抗战后失业，1944年8月由宁波来上海谋生，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并无着落，随即“流荡街头”，在无业、积蓄耗尽、告贷无门的情况下，“在东台路大兴路口法藏寺庙附近，顿起厌世之念，吞服洋火意图自杀”。
自杀者从失业到自杀的心理过程，最能够反映失业给人们带来的巨大冲击。例如1943年底，26岁的浙江平湖青年张志贤在失业两个月后，受不了经济压迫，在大上海路宁兴旅社服毒自杀。日伪警察局出具的调查报告书中记录道：“呈报事于十二月十三日下午一时许接审事通知，谓大上海路即爱多亚路四九九号宁兴旅社有账房郑梅章……称有客人服来沙而药水自杀。”“中午十二时该客人并未起身，当有三号茶房徐定芳唤起，并施以洗面水外出。至十二时二十分，三号茶房闻得该客人在房间内呻吟，当即往茶房内，始发觉该客人倒卧床上。”“查得该服毒人在大裕兴街十二号聚丰地货行为职员，被革职有二个月，兹因失业，金钱艰难，生活无法支出而自杀。”
这份调查报告显然不足以使人直观地感受到失业带来的经济压迫。实际上，张志贤入住旅社后，思考犹豫了三天，才决定自杀。其间，他留下了五封遗书，不仅细述生活之艰难，而且表达了对家人、亲友的感激与怀念。对于自杀，张志贤除了抱怨上海生存环境困难之外，没有埋怨自己或其他任何人，甚至对将其革职的老板“卜先生”也没有怨言，反而专门为其留了一封遗书，希望他能帮助自己的胞兄“奎哥”。几封遗书均并未说明自己因何失业，仅在给胞兄的那一封中模糊地写道：“我在上海受着种种之关系，已离开哥哥……”不管怎样，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当时的上海，仅仅失业两个月，已经足以导致一个人无法生活。
赌博造成的自杀
上海抗战期间，人民生活备受煎熬，社会风气也败坏到极点，尤其是“三害”——烟、赌、毒，一时间流毒甚广。这里仅以赌博为例展开论述。
因赌博导致的各类自杀事件频繁见诸报端：公司学徒郭新康“赌博输负致经济压迫”而自杀；国际饭店侍者头目孙国梁“赌博输巨”后自杀；汉口路食品店账房张连生“因赌负输”自杀；供职于银行业的浙江籍男子方谔因赌负输在四马路振华旅馆吞服药水自杀；江苏苏州籍女子谢君秋“因赌负输”“吞服生鸦片自杀”；等等。
南市和沪西地区的赌场最为泛滥，“恶劣环境滋生了泛滥的赌博”，丧命于此也不足为怪。例如1943年2月20日，家住厦门路的江苏无锡籍男子沈和祥“因性嗜赌，近日往南市赌台赌负，衣物典当一空”，然后到浏河路华安旅馆，“因赌负顿生厌世之念”。由于上述地区频繁发生因赌博丧生的事件，时人曾予以关注，一方面借此揭露侵略者的虚假繁荣政策，谴责日军布置的陷阱，另一方面告诫国人不要心存侥幸，珍爱生命、远离“魔窟”。
具体来说，《申报》报道了这样一个例子：盐城人張连生，41岁，在汉口路美味斋食品店充当账席，耳闻沪西赌风甚炽，不觉引起好奇之心，每晚收市后，潜往赌窟，希图侥幸，但虎阱之内，安有完璧？故未及数宵，已将所有血汗积蓄输尽，甚且拖延店账50元，而小月底又将届临，实在无法弥补，一时情急，唯恐无颜见人，遂吞服毒品自杀。 《申报》评论道，这正告诉我们：孤岛边缘的所谓“王道乐土”中，设着的陷阱是多么危险！建立在敌人刺刀上的伪组织所布施的“繁荣政策”，是多么可怕！该报还指出，关于丧生在沪西赌窟里的事件，我们时有所闻，比较引人注意的，是之前国际饭店侍役桑国才的跳楼自杀，以及张连生事件。我们深信，社会上一般对于桑、张二人的自杀，不会给予错误的同情，而且还要唾骂。理由很简单，敌人布置好陷阱在诱惑你入彀，为什么要效飞蛾之扑火、自取灭亡？何况赌博原是罪恶，本不该好奇，而希图侥幸。
陈伯吹将烟和赌比喻成“两个吃人不眨眼的急先锋”，他写道：“敌人的铁蹄，一践踏到什么地方，他立刻带给你们两个‘亡国灭种’的坏家伙，也就是侵略的急先锋—第一是‘烟’，第二是‘赌’。朝鲜如此，台湾如此，东北四省如此，天津如此，上海何能例外！”“至于赌，自然也很伟大，不让烟独专美。它在上海，叫数千人跳入黄浦江自杀，叫数万人因此而荒唐失业，叫数万更多的人倾家荡产，叫百余万人受累了终身苦恼”。在日本侵略者的宣传、控制、麻痹下，很多人愿意，甚至“喜欢”“迷恋”了赌博。“在上海，你唤住任何一辆黄包车，挥一挥手说：‘喂！六国饭店！’……一路过去，你可以看见千篇一律的大幅的红红绿绿的广告：中西大菜，一应俱全，高尚娱乐，通宵达旦；包车接送，不取分文，如入乐乡，趣味无穷。”“但日本人进赌场，却被严厉禁止；万一发现，连老板都要被捉进虹口的宪兵司令部里。”
对于赌博，有人因为穷苦，想碰运气；有人则是走投无路，无奈之下想“放手一搏”；还有人是嗜赌，被牢牢套住……无论如何，最终的结果都是以受害而告终。例如，1940年3月24日，失业不久的江苏扬州籍男子丁有才，在家庭生计压力之下，带着为数不多的钱前往赌窟，希望能够碰上“好运气”，岂料赌负后无颜回家，在路上了结了自己的生命。
由于赌博导致自杀的情况比较普遍，一般来说，报道也都相对简单。不过，青少年因嗜赌而自杀的消息还是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有报道说：“本月（1942年6月）四日本报新闻栏中有一幼童赌负自杀新闻，一个十七岁的在学青年，因为父亲在外经商，无人管教，沉湎赌博……由三楼晒台上跳下。”“在上海目前的环境里，无知的青年，如果意志薄弱，很容易失足，所以做父母的对于教养的责任，更应该加紧地负在自己的肩上……许多整天在打牌的母亲，不去管教他们的子女，使他们在不良的环境下长大起来，哪里会有好的结果。因为一般人忽略家庭教育，把教育子女的责任，推在学校的身上，（这个也是不合理的见解），学校当局对于学生的私生活，也宜特别注意，提倡正当的消遣，指导学术的修养……因无知的青年，尚有待于父母和师长的管教。”尽管对于未成年人的死亡，父母与师长难辞其咎，但恶劣的社会环境也构成了一个极大的负面影响—赌窟氛围长期污染、侵袭着他们，增加了洁身自好的难度。
总之，上海沦陷时期的种种自杀事件，无论直接原因是逃难、失业、经济困难还是赌博，都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密切相关。这些自杀事件从侧面呈现了特殊社会背景、时代环境下的社会生活状况，记录了上海社会因战争而经历的苦难。沒有经历过战争的人很难体会战争的血腥和残酷，好在还有留存不灭的史料；而史料中记载的这些自杀事件则在不断提醒我们，必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