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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的队伍中,曾经活跃着这样一批外国人。他们当中,有颇具传奇色彩的将军,有谱写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作曲家,有为边区军民看病的医生,还有研制出粗制盘尼西林的专家……尽管他们的人生经历不同,所做的贡献不同,但他们都义无反顾地将自己的生命和智慧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中,得到了中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北满工农义勇军的创始人金根
(1903—1937)
金根,1903年生于朝鲜咸镜北道。1908年随家移居吉林省和龙县。1916年入延吉中学读书。从1929年开始,他到龙井大成中学任教并与10多名革命青年一起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在他的革命精神鼓舞下,许多亲属都积极参加了革命活动。1930年6月,金根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1930年开始,他根据党的指示,在汪清一带建立了武装组织。1932年6月他创建北满工农义勇军,率部在宁安、穆棱、汪清等地英勇抗击侵华日军。1936年8月他被调到义勇军第八军第一师任政治部主任。针对部队纪律不严等情况,他抓紧做政治思想工作,做出“要遵守群众纪律,不准抢老百姓东西,不准吸鸦片”等项规定,加强了部队的组织纪律性。
1936年10月,日寇派人进行政治诱降活动。金根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同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以灵活的策略和果断的措施,将劝降人员全部消灭。
1937年12月3日,在日寇勾结下,第八军警卫连出现了少数叛变投敌分子,其中两人手持武器突然闯入金根的住处,对他进行威胁、恐吓,面对叛徒,金根坚贞不屈,惨遭杀害,牺牲时年仅34岁。
罗生特:新四军中的“白求恩”
(1903—1952)
罗生特,1903年出生于奥地利。出于对以毛泽东为首的坚决抗日的中国共产党和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中国红军队伍的仰慕,同时为了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他于1941年3月20日来到江苏盐城的新四军军部。
罗生特发现新四军缺乏医疗人员,便建议新四军开办了卫生学校,培养医疗人才。他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编写教材,自制教具,把随身携带的大批医疗器械捐献出来,供学员们使用。他为学校制定了一套严格的培训制度,使新四军的医疗卫生事业逐渐走上了正规。
1942年春,罗生特提出入党申请。陈毅自愿作他的入党介绍人。随即,他成为中共特别党员。此后,他随军转战华中、山东和东北解放区,长期从事医疗卫生工作,历任大军区的卫生部顾问、纵队卫生部部长等职。
1949年9月,罗生特于回国前夕特意去了上海。他见到陈毅时分外激动,陈毅特意为他定做了一套漂亮的西服,作为对罗生特回国的赠礼。陈毅高度评价了他对中国革命的贡献,称他是“活着的白求恩”,并颁发给他中德文对照的荣誉证书。
1949年11月底,罗生特回国。1952年4月22日,罗生特因患心肌梗塞病逝。
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为他建起一尊四米高的汉白玉全身塑像。1992年10月5日举行塑像揭幕仪式,山东省莒南县医院被命名为罗生特医院。
杨林:从学生领导人到红军将领
(1898—1936)
杨林,1898年生于朝鲜平安北道。中学时代积极组织并参加反日学生运动。1919年他因加入反日团体而遭日本军警的通缉,遂秘密来到中国,在吉林省汪清县西大坡朝鲜族反日军事学校任教员。
1924年杨林到广州考取黄埔军校,此间他接触了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等共产党人,在他们的影响下,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8月,党组织派杨林夫妇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和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1930年夏回国,先后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东满特委委员兼军委书记等职。1932年6月,他参与组建了北满工农义勇军第四军第一纵队。
同年7月,中共中央军委派杨林到江西中央苏区工作。为支持红军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设立劳动战争委员会,杨林任该委员会参谋长。在周恩来领导下,该委员会组织训练了10个红军补充团,为战争筹款60万元,为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做出了贡献。
长征期间,杨林被任命为红军干部团参谋长,在巧渡金沙江的作战中,他带领干部团,没费一粒子弹,未损失一个人就夺取了绞平渡口。在直罗镇战役中,他率领部队消灭残敌一个营,活捉敌师长牛元峰。
1936年2月红军渡黄河东征山西。22日夜,他带领先锋营开始渡黄河,登岸成功后,立即向敌人发起攻击。战斗中不幸腹部中弹,昏迷中他仍不断询问:“前方的情况如何?毛主席过河没有?”并坚定地说:“你们不要管我,赶快前进。”因伤势过重,他英勇牺牲,时年38岁。
洪水:唯一的一位外籍少将
(1908—1956)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授衔的千余名将军中,只有一个外籍人。他同时兼有越南人民军少将军衔。他的中国名字叫洪水。
洪水于1906年出生在越南河内,1925年来中国参加革命。他先后三次来到中国,近乎完整地经历了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并致力于新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
1923年,洪水在法国结识了胡志明、周恩来、李富春等人,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5年初他毅然踏上中国土地。随后他来到广州,参加了越南革命青年训练班,并结交了训练班教员毛泽东、刘少奇等人。1927年8月洪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后,洪水跟随叶剑英领导的军官教导团参加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由越南党组织安排转移到泰国。
1929年,经胡志明指示和中共两广省委安排,洪水第二次来到中国,在香港海员工会从事工人运动的组织工作。之后他参加了彭湃领导的工农红军东江游击队。
从1930年开始,洪水先后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二军三十四师某团政治委员、师政治部主任等职。在1934年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执委会委员。
1935年,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洪水随朱德、刘伯承在由四方面军组成的左路军中工作。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他连续三次爬雪山、过草地。
抗战胜利前夕,经越南劳动党中央和中共中央协商,洪水回到越南。
1950年,为加强中越两党两军联系,经胡志明和毛泽东同意,洪水第三次来到中国。1955年,洪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1956年10月21日,这位戎马一生、颇具传奇色彩的将军在河内与世长辞。
马海德: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先驱
(1910—1988)
马海德,1910年出生于美国,1931年获医学博士学位。
1933年马海德来到中国,193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44年到1947年,马海德共为边区军民看病4万多人次。他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外事组顾问、军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医疗顾问等职。1950年经周恩来批准加入中国国籍。
新中国成立后,他主要从事对性病和麻风病的防治和研究工作,为消灭性病和麻风病付出了卓有成效的劳动。
1988年,弥留之际他仍念念不忘同麻风病作战。他说:“再用两年时间,我们就能打败麻风病了。”他还嘱咐妻子苏菲:一定要把他侄儿从美国寄来的一笔捐款,交给麻风病基金会使用。10月3日,马海德逝世。
巴苏华:将一半骨灰留在中国
(1911—1986)
巴苏华,1911年生于印度,1934年加入印度共产党。1938年他毕业于印度医科大学并于同年参加印度援华医疗队。
1939年初,巴苏华经长途跋涉到达位于抗日前线的山西省武乡县八路军司令部。随后,又转战千里到达晋察冀边区卫生部所在地葛公村,一边在那里救死扶伤,一边在卫生学校授课,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学员。1940年9月,他率医疗队参加了著名的百团大战,为战役的胜利做出了贡献。同年他到达延安,在八路军总医院五官科任主治医生。1940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曾以竹制器械使一位失明战士的眼睛复明。他在延安的“东方民族反法西斯同盟”中被推为代表,并当选为陕甘宁边区参议员。
1943年4月巴苏华结束援华医疗工作返回印度时,毛泽东和朱德专门致函印度国大党,对印度人民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
返回印度后他积极组织第二支援华医疗队,但因国内发生灾荒而未能成行。他将在中国学到的针灸技术介绍到印度,为穷苦人民免费治疗疾病。
他还发起成立了全印柯隶华大夫纪念委员会,继续为加强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贡献力量。1986年12月12日,巴苏华病逝。他生前留下遗嘱:将一半骨灰葬于中国。1988年6月2日,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里建起“巴苏华大夫纪念碑”。
郑律成:军歌永远嘹亮
(1914—1976)
1933年春,郑律成和一批朝鲜爱国青年来到中国,进入朝鲜在华抗日团体开办的南京“朝鲜革命干部学校”。毕业后他在南京和上海等地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同时利用业余时间学习音乐。
抗战爆发后,郑律成于1937年10月奔赴延安,先后进入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学习。从1938年起先后担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音乐指导、鲁迅艺术学院声乐教员。1939年1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5月,他参加了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聆听了毛主席的讲话。他经常深入抗日前线,创作了大量反映抗日军民斗争生活的音乐作品。1938年4月间,他创作的歌曲《延安颂》一经问世,便迅速传遍全国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1993年《延安颂》被评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之一,永载中国音乐史册。
1939年秋,郑律成同诗人公木合作完成了《八路军大合唱》,其中的《八路军进行曲》后来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1988年7月25日被中央军委正式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数十年间,郑律成谱写了360余首(部)不同形式体裁、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
汉斯·米勒:从莱茵河畔到延安
(1915—1994)
米勒,1915年生于德国莱茵,1939年获瑞士巴塞尔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39年5月他来到香港,通过宋庆龄的关系结识了廖承志并同中共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关系。1939年9月,经廖承志和爱泼斯坦介绍到延安,并将国外援助中国抗战的600箱医药用品和一辆大型救护车送往延安。随后他参加了八路军。他以忘我的工作精神和精湛的医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冀察热辽军区野战总医院院长。
米勒的夫人中村京子是一位日本人,他们俩各自的祖国策动并制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灾难,他们俩不仅没有为自己祖国的法西斯政权服务,而是投入到了反对法西斯的战斗,把各自毕生的精力献给了拯救生命、抵御侵略战争的医疗事业,更是值得称道。
米勒于1951年加入中国国籍,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2年他到北京医学院任副院长、党委委员,后任北京医科大学顾问等职。1983年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94年12月4日逝世。
金正国:战斗在松花江畔
(1912—1938)
金正国,朝鲜庆尚北道人,1912年3月出生。1916年他随家迁居中国辽宁,1922年在黑龙江省汤原县古城岗定居。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他担任中共汤原中心县委秘书。1933年,他积极组建抗日武装,参与创立了汤原反日游击队。1934年冬,他担任汤原反日游击总队政治指导员,1935年被党派到祁致中领导的“东北山林义勇军”任政治指导员。1936年夏,他担任东北抗日联军独立师第一旅政治部主任,后任师政治部主任。他是一位军政兼优的指挥员,在依兰、桦川等地取得多次著名战斗的胜利。
1938年春,日军动用1000余名骑兵和伪军第四教导队500余人对金正国所在的抗日联军发动“围剿”。金正国和旅长张治国率一旅战士边打边退,张治国等 80余名指战员壮烈牺牲。他率余部打开血路,冲出包围圈,转移到七星砬子山里。1938年5月,他在富锦县活动时被叛徒杀害,时年26岁。
成功研制出粗制盘尼西林的傅莱
(1920—2004)
作为中国人民的国际友人,半个多世纪以来,傅莱从一名中国人民进行反侵略战争的同情者成为坚定的反侵略战士,从一位中国人民的友人成为中国人民中的一员,被誉为白求恩式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他生前曾担任全国第六、第七、第八、第九届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顾问等职。
傅莱,1920年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1939年1月,年仅19岁的傅莱辗转意大利抵达中国上海。1941年,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傅莱通过重重封锁线,到达了他向往已久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聂荣臻司令员接见了他,后安排他到白求恩学校同柯棣华大夫等一道担任教员。1944年,傅莱调到延安中国医科大学从事内科教学工作,就在这年秋天,经聂荣臻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战胜利后,傅莱担任华北军区卫生部顾问,他利用美国援华委员会寄来的青霉素菌种和部分资料,成功地研制出了粗制盘尼西林,缓和了我军急需的外伤用药困难。
新中国成立后,他加入中国国籍,先后在西南军政委员会卫生处、重庆市卫生局、重庆医学院任职。期间,他为西南地区边远农村和少数民族的防病治病奔走,为人民健康事业的改善进行着孜孜不倦的努力。他把中国作为第二故乡,把中国人民的事业看成自己的事业。
李铁夫:与中朝革命者同战斗
(1901—1937)
李铁夫,1901年出生在朝鲜咸镜南道一个农民家庭。1919年3月1日,他参加领导了轰轰烈烈的三一独立运动,遭到日本警察署通缉。1919年4月,他辗转流亡到中国,与中朝革命斗士们共同战斗。1920年,他化名秘密赴日本留学,四年后重返朝鲜,以《东亚日报》或《朝鲜日报》记者、编辑的身份为掩护,从事创建朝鲜共产党的活动。1926年春天,他在朝鲜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朝鲜共产党中央委员。1928年2月朝共遭到大破坏,他也再次遭到通缉。经共产国际介绍,他再度来到中国,继续从事革命工作,后来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北平反帝同盟党团书记、河北省委宣传部部长和组织部部长等职。1936年他担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1937年5月赴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1937年7月10日,他因患伤寒病在延安桥儿沟病逝。
扎根于中华沃土的爱泼斯坦
(1915—2005)
爱泼斯坦,1915年4月20日生于波兰华沙。1917年两岁时他随父母来到中国,在天津度过童年。1931年中学毕业后,他进《京津泰晤士报》任记者,后历任《北平时事日报》编辑、《联合劳动新闻》记者。1939年,24岁的爱泼斯坦撰写了《人民战争》一书,系统介绍了中国抗日战争头两年的情况。他生动、真实且客观公正的报道,在国际上产生广泛影响。
1944年6月12日,爱泼斯坦在延安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爱泼斯坦还采访了“红军之父”朱德以及在南泥湾开荒的王震。爱泼斯坦说:“他们长征的尘土还没有洗掉,为人民、为革命,他们什么苦都可以吃的。”
1945年,爱泼斯坦和妻子绕道印度到达美国。他不顾多年的奔波劳累,日夜写作,历时两年,终于把在中国尤其在延安的见闻记录下来,汇集成反映中国革命的《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一书,后来被译成多国文字,使世界充分了解了中国的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所从事的正义事业,更加关注中国的革命。
1957年,经周总理批准,爱泼斯坦加入中国国籍并于196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爱泼斯坦生前曾担任第六届至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等重要职务,2005年病逝于北京。
许亨植:战斗在松嫩平原的抗日名将
(1909—1942)
许亨植,1909年生于朝鲜庆尚北道。因其父参加朝鲜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义兵运动”失败,1913年被迫举家流亡中国辽宁的开原。他于1929年到黑龙江省的宾县从事革命活动,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他在哈尔滨参加反日大游行时被捕入狱,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经组织营救出狱,到宾县、汤原、珠河(今尚志)等地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游击队,进行反日斗争。1934年6月后,他先后担任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三大队政治指导员、第一大队大队长,率部参加了创建珠河抗日游击区的斗争。从1935年1月起,他先后在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任团长、团政治部主任、师政治部主任等职,曾在哈尔滨东部地区指挥高力营子、拉拉屯、五道岗、十八层甸子等战斗,1936年任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委员、抗联第三军一师政治部主任。1937年6月,他担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九军政治部主任,率部开展抗日游击战。1938年他调任第三军新编第二师师长,对原第三师和第五师的部队进行整顿。1939年后,他担任东北抗联第三路军总参谋长,第三军军长兼第十二支队政治委员,指挥所部在松嫩平原开展抗日游击战,取得了兰西丰乐镇等战斗的胜利。1940年当部队遭受严重挫折后,他仍克服重重困难,率小分队坚持战斗。
1942年8月1日傍晚,他带领两名战士在返回庆城密营途中被敌人发现。经过两个小时激战,许亨植终因寡不敌众而英勇牺牲,时年33岁。
解放后,当地人民为许亨植将军设立纪念碑,记载了其生平简历及抗联时期的英雄事迹。
与白求恩齐名的印度医生柯棣华
(1910—1942)
1938年9月,柯棣华等五人组成的印度援华医疗队来到中国,1939年2月抵达延安后拜会了毛泽东,随后被聘任为八路军医院的外科军医。同年秋,医疗队提出追随白求恩的足迹去前线参加战斗的请求,经党中央批准后,他们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跋涉,到达驻扎在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总部。1940年3月,柯棣华又进入晋察冀边区,随部队转战数千里,途中参加了一次伏击日寇列车的战斗。1940年百团大战期间,柯棣华到距火线仅一二里处设立救护所。1941年1月,他担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当时,面对日寇的频繁“扫荡”,柯棣华和同事们不得不一次次放弃建立起来的医院和学校,背着背包在山林中同日军周旋。1941年11月,柯棣华与卫生学校教员郭庆兰结婚。翌年,他们生育一子,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亲自为其取名为“印华”。1942年7月7日在抗战五周年纪念日之际,柯棣华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严格要求自己,除了行军骑马这一条外,他尽可能地拒绝其他一切额外照顾。人们说起柯棣华,都说他更像一位八路军的老同志。
1942年12月,柯棣华突然发病逝世,年仅32岁。他的陵墓和塑像,与白求恩一同树立在华北军区烈士陵园。毛泽东为其题写了挽联:“全军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柯棣华大夫的国际主义精神,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的。”
两次蒙冤入狱的李敦白
(1921—)
李敦白,1939年曾加入美国共产党,1945年夏天随美军到达中国云南省昆明市,被分配在美军赔偿损失部处理民间事务。1946年春,他在中原解放区首府宣化店密告中共,国民党军队将对其发动进攻,为我军粉碎敌人进攻赢得了时间。后来,他在张家口、涉县协助新华广播电台开办英语广播,从事英语广播稿的编辑和播音工作。1946年,李敦白终于到达了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担任新华总社的英语专家。
在张家口时,李敦白就已经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到了延安后他再次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后由李先念、王震介绍,经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五大书记批准而成为中共正式党员。
1949年初,李敦白神秘消失了。原来,苏联当局认为在莫斯科帮助编辑英文报纸《莫斯科新闻》的斯特朗是个“美国间谍”,在世界上布置了一个大范围的“情报网”,李敦白也受她的领导,负责收集中国的情报。苏联当局逮捕了斯特朗,并且通知中共方面,把李敦白也抓了起来。
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平反了斯特朗的冤案,被囚禁了6年3个月的李敦白也得以释放,分配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李敦白上班以后不久便恢复了党籍。
李敦白在那里结识了总编室工作的王玉琳,不久他们便结为伉俪。由于李敦白是中共党员,他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的翻译、定稿工作。
“文革”开始以后,中央广播事业局的院子里贴满了大字报。李敦白按捺不住胸中的“激情”,也贴出大字报,表示要和“造反派”们并肩战斗。后来他成为“白求恩——延安造反团”的头头,这个外国专家造反组织在1967年夏天时已有70余名成员。1967年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他写的题为《中国文化大革命打开了通向共产主义的航道》的文章。他一时成了风云人物。但是这只维持了6个月。中央广播事业局实行军管以后,李敦白便以“美国特务”的罪名被送入监狱。后来他才知道,江青说:“广播局竟被一个美国特务统治了半年。”
1977年11月19日,经过9年8个月零1天的囚禁,李敦白被释放出狱,得到了昭雪平反。
1980年3月,李敦白和夫人回到美国。如今李敦白已是耄耋之年,但他仍不辞辛苦,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尽心尽力。
(责编 孟红)
北满工农义勇军的创始人金根
(1903—1937)
金根,1903年生于朝鲜咸镜北道。1908年随家移居吉林省和龙县。1916年入延吉中学读书。从1929年开始,他到龙井大成中学任教并与10多名革命青年一起开展反帝反封建斗争。在他的革命精神鼓舞下,许多亲属都积极参加了革命活动。1930年6月,金根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1930年开始,他根据党的指示,在汪清一带建立了武装组织。1932年6月他创建北满工农义勇军,率部在宁安、穆棱、汪清等地英勇抗击侵华日军。1936年8月他被调到义勇军第八军第一师任政治部主任。针对部队纪律不严等情况,他抓紧做政治思想工作,做出“要遵守群众纪律,不准抢老百姓东西,不准吸鸦片”等项规定,加强了部队的组织纪律性。
1936年10月,日寇派人进行政治诱降活动。金根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同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以灵活的策略和果断的措施,将劝降人员全部消灭。
1937年12月3日,在日寇勾结下,第八军警卫连出现了少数叛变投敌分子,其中两人手持武器突然闯入金根的住处,对他进行威胁、恐吓,面对叛徒,金根坚贞不屈,惨遭杀害,牺牲时年仅34岁。
罗生特:新四军中的“白求恩”
(1903—1952)
罗生特,1903年出生于奥地利。出于对以毛泽东为首的坚决抗日的中国共产党和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中国红军队伍的仰慕,同时为了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他于1941年3月20日来到江苏盐城的新四军军部。
罗生特发现新四军缺乏医疗人员,便建议新四军开办了卫生学校,培养医疗人才。他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编写教材,自制教具,把随身携带的大批医疗器械捐献出来,供学员们使用。他为学校制定了一套严格的培训制度,使新四军的医疗卫生事业逐渐走上了正规。
1942年春,罗生特提出入党申请。陈毅自愿作他的入党介绍人。随即,他成为中共特别党员。此后,他随军转战华中、山东和东北解放区,长期从事医疗卫生工作,历任大军区的卫生部顾问、纵队卫生部部长等职。
1949年9月,罗生特于回国前夕特意去了上海。他见到陈毅时分外激动,陈毅特意为他定做了一套漂亮的西服,作为对罗生特回国的赠礼。陈毅高度评价了他对中国革命的贡献,称他是“活着的白求恩”,并颁发给他中德文对照的荣誉证书。
1949年11月底,罗生特回国。1952年4月22日,罗生特因患心肌梗塞病逝。
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为他建起一尊四米高的汉白玉全身塑像。1992年10月5日举行塑像揭幕仪式,山东省莒南县医院被命名为罗生特医院。
杨林:从学生领导人到红军将领
(1898—1936)
杨林,1898年生于朝鲜平安北道。中学时代积极组织并参加反日学生运动。1919年他因加入反日团体而遭日本军警的通缉,遂秘密来到中国,在吉林省汪清县西大坡朝鲜族反日军事学校任教员。
1924年杨林到广州考取黄埔军校,此间他接触了周恩来、恽代英、萧楚女等共产党人,在他们的影响下,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8月,党组织派杨林夫妇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和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1930年夏回国,先后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东满特委委员兼军委书记等职。1932年6月,他参与组建了北满工农义勇军第四军第一纵队。
同年7月,中共中央军委派杨林到江西中央苏区工作。为支持红军第四次反“围剿”作战,中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设立劳动战争委员会,杨林任该委员会参谋长。在周恩来领导下,该委员会组织训练了10个红军补充团,为战争筹款60万元,为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做出了贡献。
长征期间,杨林被任命为红军干部团参谋长,在巧渡金沙江的作战中,他带领干部团,没费一粒子弹,未损失一个人就夺取了绞平渡口。在直罗镇战役中,他率领部队消灭残敌一个营,活捉敌师长牛元峰。
1936年2月红军渡黄河东征山西。22日夜,他带领先锋营开始渡黄河,登岸成功后,立即向敌人发起攻击。战斗中不幸腹部中弹,昏迷中他仍不断询问:“前方的情况如何?毛主席过河没有?”并坚定地说:“你们不要管我,赶快前进。”因伤势过重,他英勇牺牲,时年38岁。
洪水:唯一的一位外籍少将
(1908—1956)
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授衔的千余名将军中,只有一个外籍人。他同时兼有越南人民军少将军衔。他的中国名字叫洪水。
洪水于1906年出生在越南河内,1925年来中国参加革命。他先后三次来到中国,近乎完整地经历了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并致力于新中国的国防现代化建设。
1923年,洪水在法国结识了胡志明、周恩来、李富春等人,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5年初他毅然踏上中国土地。随后他来到广州,参加了越南革命青年训练班,并结交了训练班教员毛泽东、刘少奇等人。1927年8月洪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后,洪水跟随叶剑英领导的军官教导团参加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由越南党组织安排转移到泰国。
1929年,经胡志明指示和中共两广省委安排,洪水第二次来到中国,在香港海员工会从事工人运动的组织工作。之后他参加了彭湃领导的工农红军东江游击队。
从1930年开始,洪水先后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二军三十四师某团政治委员、师政治部主任等职。在1934年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执委会委员。
1935年,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洪水随朱德、刘伯承在由四方面军组成的左路军中工作。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他连续三次爬雪山、过草地。
抗战胜利前夕,经越南劳动党中央和中共中央协商,洪水回到越南。
1950年,为加强中越两党两军联系,经胡志明和毛泽东同意,洪水第三次来到中国。1955年,洪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1956年10月21日,这位戎马一生、颇具传奇色彩的将军在河内与世长辞。
马海德:新中国卫生事业的先驱
(1910—1988)
马海德,1910年出生于美国,1931年获医学博士学位。
1933年马海德来到中国,193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44年到1947年,马海德共为边区军民看病4万多人次。他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外事组顾问、军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医疗顾问等职。1950年经周恩来批准加入中国国籍。
新中国成立后,他主要从事对性病和麻风病的防治和研究工作,为消灭性病和麻风病付出了卓有成效的劳动。
1988年,弥留之际他仍念念不忘同麻风病作战。他说:“再用两年时间,我们就能打败麻风病了。”他还嘱咐妻子苏菲:一定要把他侄儿从美国寄来的一笔捐款,交给麻风病基金会使用。10月3日,马海德逝世。
巴苏华:将一半骨灰留在中国
(1911—1986)
巴苏华,1911年生于印度,1934年加入印度共产党。1938年他毕业于印度医科大学并于同年参加印度援华医疗队。
1939年初,巴苏华经长途跋涉到达位于抗日前线的山西省武乡县八路军司令部。随后,又转战千里到达晋察冀边区卫生部所在地葛公村,一边在那里救死扶伤,一边在卫生学校授课,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学员。1940年9月,他率医疗队参加了著名的百团大战,为战役的胜利做出了贡献。同年他到达延安,在八路军总医院五官科任主治医生。1940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曾以竹制器械使一位失明战士的眼睛复明。他在延安的“东方民族反法西斯同盟”中被推为代表,并当选为陕甘宁边区参议员。
1943年4月巴苏华结束援华医疗工作返回印度时,毛泽东和朱德专门致函印度国大党,对印度人民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
返回印度后他积极组织第二支援华医疗队,但因国内发生灾荒而未能成行。他将在中国学到的针灸技术介绍到印度,为穷苦人民免费治疗疾病。
他还发起成立了全印柯隶华大夫纪念委员会,继续为加强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贡献力量。1986年12月12日,巴苏华病逝。他生前留下遗嘱:将一半骨灰葬于中国。1988年6月2日,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里建起“巴苏华大夫纪念碑”。
郑律成:军歌永远嘹亮
(1914—1976)
1933年春,郑律成和一批朝鲜爱国青年来到中国,进入朝鲜在华抗日团体开办的南京“朝鲜革命干部学校”。毕业后他在南京和上海等地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同时利用业余时间学习音乐。
抗战爆发后,郑律成于1937年10月奔赴延安,先后进入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学习。从1938年起先后担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音乐指导、鲁迅艺术学院声乐教员。1939年1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5月,他参加了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聆听了毛主席的讲话。他经常深入抗日前线,创作了大量反映抗日军民斗争生活的音乐作品。1938年4月间,他创作的歌曲《延安颂》一经问世,便迅速传遍全国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1993年《延安颂》被评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之一,永载中国音乐史册。
1939年秋,郑律成同诗人公木合作完成了《八路军大合唱》,其中的《八路军进行曲》后来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1988年7月25日被中央军委正式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数十年间,郑律成谱写了360余首(部)不同形式体裁、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
汉斯·米勒:从莱茵河畔到延安
(1915—1994)
米勒,1915年生于德国莱茵,1939年获瑞士巴塞尔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39年5月他来到香港,通过宋庆龄的关系结识了廖承志并同中共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关系。1939年9月,经廖承志和爱泼斯坦介绍到延安,并将国外援助中国抗战的600箱医药用品和一辆大型救护车送往延安。随后他参加了八路军。他以忘我的工作精神和精湛的医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冀察热辽军区野战总医院院长。
米勒的夫人中村京子是一位日本人,他们俩各自的祖国策动并制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灾难,他们俩不仅没有为自己祖国的法西斯政权服务,而是投入到了反对法西斯的战斗,把各自毕生的精力献给了拯救生命、抵御侵略战争的医疗事业,更是值得称道。
米勒于1951年加入中国国籍,195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2年他到北京医学院任副院长、党委委员,后任北京医科大学顾问等职。1983年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94年12月4日逝世。
金正国:战斗在松花江畔
(1912—1938)
金正国,朝鲜庆尚北道人,1912年3月出生。1916年他随家迁居中国辽宁,1922年在黑龙江省汤原县古城岗定居。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他担任中共汤原中心县委秘书。1933年,他积极组建抗日武装,参与创立了汤原反日游击队。1934年冬,他担任汤原反日游击总队政治指导员,1935年被党派到祁致中领导的“东北山林义勇军”任政治指导员。1936年夏,他担任东北抗日联军独立师第一旅政治部主任,后任师政治部主任。他是一位军政兼优的指挥员,在依兰、桦川等地取得多次著名战斗的胜利。
1938年春,日军动用1000余名骑兵和伪军第四教导队500余人对金正国所在的抗日联军发动“围剿”。金正国和旅长张治国率一旅战士边打边退,张治国等 80余名指战员壮烈牺牲。他率余部打开血路,冲出包围圈,转移到七星砬子山里。1938年5月,他在富锦县活动时被叛徒杀害,时年26岁。
成功研制出粗制盘尼西林的傅莱
(1920—2004)
作为中国人民的国际友人,半个多世纪以来,傅莱从一名中国人民进行反侵略战争的同情者成为坚定的反侵略战士,从一位中国人民的友人成为中国人民中的一员,被誉为白求恩式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他生前曾担任全国第六、第七、第八、第九届政协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协和医科大学顾问等职。
傅莱,1920年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1939年1月,年仅19岁的傅莱辗转意大利抵达中国上海。1941年,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傅莱通过重重封锁线,到达了他向往已久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聂荣臻司令员接见了他,后安排他到白求恩学校同柯棣华大夫等一道担任教员。1944年,傅莱调到延安中国医科大学从事内科教学工作,就在这年秋天,经聂荣臻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战胜利后,傅莱担任华北军区卫生部顾问,他利用美国援华委员会寄来的青霉素菌种和部分资料,成功地研制出了粗制盘尼西林,缓和了我军急需的外伤用药困难。
新中国成立后,他加入中国国籍,先后在西南军政委员会卫生处、重庆市卫生局、重庆医学院任职。期间,他为西南地区边远农村和少数民族的防病治病奔走,为人民健康事业的改善进行着孜孜不倦的努力。他把中国作为第二故乡,把中国人民的事业看成自己的事业。
李铁夫:与中朝革命者同战斗
(1901—1937)
李铁夫,1901年出生在朝鲜咸镜南道一个农民家庭。1919年3月1日,他参加领导了轰轰烈烈的三一独立运动,遭到日本警察署通缉。1919年4月,他辗转流亡到中国,与中朝革命斗士们共同战斗。1920年,他化名秘密赴日本留学,四年后重返朝鲜,以《东亚日报》或《朝鲜日报》记者、编辑的身份为掩护,从事创建朝鲜共产党的活动。1926年春天,他在朝鲜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朝鲜共产党中央委员。1928年2月朝共遭到大破坏,他也再次遭到通缉。经共产国际介绍,他再度来到中国,继续从事革命工作,后来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北平反帝同盟党团书记、河北省委宣传部部长和组织部部长等职。1936年他担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1937年5月赴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1937年7月10日,他因患伤寒病在延安桥儿沟病逝。
扎根于中华沃土的爱泼斯坦
(1915—2005)
爱泼斯坦,1915年4月20日生于波兰华沙。1917年两岁时他随父母来到中国,在天津度过童年。1931年中学毕业后,他进《京津泰晤士报》任记者,后历任《北平时事日报》编辑、《联合劳动新闻》记者。1939年,24岁的爱泼斯坦撰写了《人民战争》一书,系统介绍了中国抗日战争头两年的情况。他生动、真实且客观公正的报道,在国际上产生广泛影响。
1944年6月12日,爱泼斯坦在延安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爱泼斯坦还采访了“红军之父”朱德以及在南泥湾开荒的王震。爱泼斯坦说:“他们长征的尘土还没有洗掉,为人民、为革命,他们什么苦都可以吃的。”
1945年,爱泼斯坦和妻子绕道印度到达美国。他不顾多年的奔波劳累,日夜写作,历时两年,终于把在中国尤其在延安的见闻记录下来,汇集成反映中国革命的《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一书,后来被译成多国文字,使世界充分了解了中国的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所从事的正义事业,更加关注中国的革命。
1957年,经周总理批准,爱泼斯坦加入中国国籍并于196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爱泼斯坦生前曾担任第六届至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等重要职务,2005年病逝于北京。
许亨植:战斗在松嫩平原的抗日名将
(1909—1942)
许亨植,1909年生于朝鲜庆尚北道。因其父参加朝鲜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义兵运动”失败,1913年被迫举家流亡中国辽宁的开原。他于1929年到黑龙江省的宾县从事革命活动,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他在哈尔滨参加反日大游行时被捕入狱,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经组织营救出狱,到宾县、汤原、珠河(今尚志)等地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游击队,进行反日斗争。1934年6月后,他先后担任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三大队政治指导员、第一大队大队长,率部参加了创建珠河抗日游击区的斗争。从1935年1月起,他先后在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任团长、团政治部主任、师政治部主任等职,曾在哈尔滨东部地区指挥高力营子、拉拉屯、五道岗、十八层甸子等战斗,1936年任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委员、抗联第三军一师政治部主任。1937年6月,他担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九军政治部主任,率部开展抗日游击战。1938年他调任第三军新编第二师师长,对原第三师和第五师的部队进行整顿。1939年后,他担任东北抗联第三路军总参谋长,第三军军长兼第十二支队政治委员,指挥所部在松嫩平原开展抗日游击战,取得了兰西丰乐镇等战斗的胜利。1940年当部队遭受严重挫折后,他仍克服重重困难,率小分队坚持战斗。
1942年8月1日傍晚,他带领两名战士在返回庆城密营途中被敌人发现。经过两个小时激战,许亨植终因寡不敌众而英勇牺牲,时年33岁。
解放后,当地人民为许亨植将军设立纪念碑,记载了其生平简历及抗联时期的英雄事迹。
与白求恩齐名的印度医生柯棣华
(1910—1942)
1938年9月,柯棣华等五人组成的印度援华医疗队来到中国,1939年2月抵达延安后拜会了毛泽东,随后被聘任为八路军医院的外科军医。同年秋,医疗队提出追随白求恩的足迹去前线参加战斗的请求,经党中央批准后,他们经过一个多月的艰难跋涉,到达驻扎在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总部。1940年3月,柯棣华又进入晋察冀边区,随部队转战数千里,途中参加了一次伏击日寇列车的战斗。1940年百团大战期间,柯棣华到距火线仅一二里处设立救护所。1941年1月,他担任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当时,面对日寇的频繁“扫荡”,柯棣华和同事们不得不一次次放弃建立起来的医院和学校,背着背包在山林中同日军周旋。1941年11月,柯棣华与卫生学校教员郭庆兰结婚。翌年,他们生育一子,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亲自为其取名为“印华”。1942年7月7日在抗战五周年纪念日之际,柯棣华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严格要求自己,除了行军骑马这一条外,他尽可能地拒绝其他一切额外照顾。人们说起柯棣华,都说他更像一位八路军的老同志。
1942年12月,柯棣华突然发病逝世,年仅32岁。他的陵墓和塑像,与白求恩一同树立在华北军区烈士陵园。毛泽东为其题写了挽联:“全军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柯棣华大夫的国际主义精神,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的。”
两次蒙冤入狱的李敦白
(1921—)
李敦白,1939年曾加入美国共产党,1945年夏天随美军到达中国云南省昆明市,被分配在美军赔偿损失部处理民间事务。1946年春,他在中原解放区首府宣化店密告中共,国民党军队将对其发动进攻,为我军粉碎敌人进攻赢得了时间。后来,他在张家口、涉县协助新华广播电台开办英语广播,从事英语广播稿的编辑和播音工作。1946年,李敦白终于到达了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担任新华总社的英语专家。
在张家口时,李敦白就已经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到了延安后他再次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后由李先念、王震介绍,经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五大书记批准而成为中共正式党员。
1949年初,李敦白神秘消失了。原来,苏联当局认为在莫斯科帮助编辑英文报纸《莫斯科新闻》的斯特朗是个“美国间谍”,在世界上布置了一个大范围的“情报网”,李敦白也受她的领导,负责收集中国的情报。苏联当局逮捕了斯特朗,并且通知中共方面,把李敦白也抓了起来。
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平反了斯特朗的冤案,被囚禁了6年3个月的李敦白也得以释放,分配到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李敦白上班以后不久便恢复了党籍。
李敦白在那里结识了总编室工作的王玉琳,不久他们便结为伉俪。由于李敦白是中共党员,他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的翻译、定稿工作。
“文革”开始以后,中央广播事业局的院子里贴满了大字报。李敦白按捺不住胸中的“激情”,也贴出大字报,表示要和“造反派”们并肩战斗。后来他成为“白求恩——延安造反团”的头头,这个外国专家造反组织在1967年夏天时已有70余名成员。1967年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他写的题为《中国文化大革命打开了通向共产主义的航道》的文章。他一时成了风云人物。但是这只维持了6个月。中央广播事业局实行军管以后,李敦白便以“美国特务”的罪名被送入监狱。后来他才知道,江青说:“广播局竟被一个美国特务统治了半年。”
1977年11月19日,经过9年8个月零1天的囚禁,李敦白被释放出狱,得到了昭雪平反。
1980年3月,李敦白和夫人回到美国。如今李敦白已是耄耋之年,但他仍不辞辛苦,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尽心尽力。
(责编 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