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的《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一书，是英国社会学教授弗兰克·富里迪的作品，戴从容翻译。这是最近许多关于知识分子的著作中的一部，总体上，这些作品都对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表示了深沉的忧虑。本书特别深刻地探讨了文化精英的溃退和文化的弱智化问题，具有很强的启发意义。单从章节的标题便可体会内容的震撼，例如，知识分子贬值、琐碎的追求、弱智化、把民众当儿童等等。
　　 富里迪指出，本书旨在对当代教育和文化政治的反民主根基和保护主义根基同时提出质疑。这类政治不仅抑制学术和文化的创造力，也把公众当作儿童，降低对他们的要求。任何尝试，只要能使大众有机会参与思想探索，我都会热烈赞成，但我强烈反对那种喂给大众容易消化的知识和文化的家长式做法。
　　 作者认为，知识分子的销匿主要和社会改造的潮流密切相关。社会改造意味着对于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实用主义期待，即知识要联系实际并且向公众开放。一旦像联系现实和向公众开放这样的价值获得了根本的重要性，它们就成为了教育和文化生活的仲裁者。这样，一个学说、一台歌剧或者一部莎士比亚戏剧的价值，都取决于它是否联系现实和向公众开放。从这样的角度来对待文化，有两个主要的弊端。一是在具体操作时，文化精英们往往把公众当作既是理解力低下又是感情脆弱的儿童，为了迎合这样的公众，文化精英们屈尊俯就地减少难度，降低要求，降低文化和学术的水准。二是文化和学术变成了实现民主化进程的工具，而工具主义的问题在于，假如我们不能因学术和文化的成就本身而重视它们，衡量它们的标准就变得可以讨价还价了。没有了内在的标准，也就无法再区分出高下，更无法评判和赞颂优秀者。其结果，助长了对真理和知识的相对主义态度，表面上人人皆有建树，实质是水准的不断下降。
　　 富里迪把这种情形称为“弱智化”，而使今天的弱智化文化超乎以往大肆泛滥的，是艺术和教育世界从内心的价值选择中接受了媚俗文化。学者和艺术家一反传统的社会批判立场，对庸人主义社会改造工程乐观顺从。从这一点说，归根结底，还是知识分子本身出了问题。用作者的话说，“我们中的一些人已经积极地从内心中接受了文化媚俗政治，而其他人通过不情愿地服从机构的要求，也找到了一种轻松的生活”。书的结尾，作者写道：我们很难做什么去迫使精英们放弃他们的工具主义和庸人主义世界观。但是我们可以为公众的心灵和头脑发动一场思想之战。如何展开这场战争是我们时代的一个关键问题。
　　 应该说，知识分子问题并不新鲜，国内许多学者对这个问题有深入的关注。本书所讨论的正是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面临的迫切问题。在这个时代，就如富里迪所说，一场对抗庸人的文化战争早就该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