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卫兵
　　青年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生于七十年代》《青春向北漂》《美人依旧》《陶瓷时代》等
　　


　　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出现了增速放缓的现象。在中央的宏观调控之下，全国打响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扩大内需、促进增长”保卫战。中国政府2008年11月公布的两年投资总额达4万亿元人民币的经济刺激方案在全球引起了热烈反应。到2010年底，中国政府投资的4万亿元人民币，用于包括基础设施、公共交通、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建设、民生工程以及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收入水平等在内的10大措施。
　　在此背景下，文化行业在金融危机形势面前，作何思考，是一个巨大的命题。
　　过去30年的中国是世界历史上罕见的纯粹的经济的历史。其他领域，不管是政治还是社会心理、文化变革都是经济变革的副产品。经济指标成为惟一的衡量标准，对于物质的渴望与焦灼充塞了这个民族的想象空间。而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关注，也基本集中在经济层面，社会从不是各个部分的机械组合，而是一个动态的生命体，一种更为迫切的需求已在社会内部酝酿。它需要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与原动力来支持它的继续发展。
　　回顾历史，1991年日本房地产泡沫破灭，结束了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辉煌时日。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在，经济唱晚的背后，带给我们的是这样一个启示：当泡沫膨胀起来时，所有现实的事物在泡沫中都显得无比硕大，人们带着欢快的情绪享受着这种轻飘飘的硕大，甚至参与其中，将泡沫吹得更大，而无视其虚幻的本质。只有当泡沫破灭时，被重重摔在地上的人们才会为自己当初疯狂而愚蠢的行为后悔不迭。而促使泡沫澎涨的，恰恰是人心，核心是文化。这是一种虚荣、傲慢、贪心的文化。
　　一个国家的文化肯定和这个国家的经济、科技的发展有密切联系。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科技将要振兴了，几乎可以从十年前就看出它在文化上的端倪；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科技开始衰退了，我们也差不多能从十年前看出它的端倪。
　　粱晓声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谈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有一批日本七、八十年代的电影在中国放映，如《野麦岭》《望乡》，电视剧《阿信》，还有《寅次郎的故事》《幸福的黄手帕》《远山的呼唤》，还有写工业家族的《金环石》《银环石》。再往前看五十年代的日本电影和书籍，我们发现，二战后的日本文化有三方面的元素构成：第一个元素是反思意识；第二个元素是卧薪尝胆振兴民族的精神；第三个元素是危机意识，就是日本时时想到自己是个岛国。
　　这三种文化因素培养了日本二战后的新一代，无论他们是从政的，还是从事经济、科技的，他们身上都具有这三种特点，这种文化背景在他们身上是起了作用的。而到上世纪80年代后期，在日本的文化中就几乎看不到这样一种反省的意识了，到处呈现着颓唐和没落。
　　颓唐和没落的特征在电视传播中表现在娱乐节目中，所谓的草根英雄，已经是歌星的代名词。表现在图书中，是一本一本的写真集，表现在电视中，是充满暴力的身体对抗，所有这一切，已经与智慧、与自然、与真善美无关，至于民族精神，想都不要想。所以，美国人写了一本书叫《娱乐致死》，可见，这已经是一个国际性问题。
　　文化带给人们的不只是审美和娱乐，它更能造就一代人。操纵一个国家经济、科技、军事的是人，人是被文化精神所支配的，所以，有什么样的文化背景，就有什么样的经济。
　　当一个民族开始享受她的经济、科技、文化成果之后，能不能从现实中撮到能够构成民族和国家精神的那种文化核心，至关重要，但你看到此时这种文化核心已经失去了它的精神核心，处在一种极其颓唐的娱乐状态时，如果我们没有文化大师精神，没有文化上的苦行僧，何谈其他。
　　所以，当经济的发展达到了一定的程度，而与一个国家文化的发展产生脱节的时候，势必引发更多的社会问题。庞兹骗局在今天的美国重新轻而易举地上演，严肃的华尔街以闹剧收场。
　　在康德的墓碑上有两句话：“位我上者灿烂星空，存于我心者道德之法则。”今天，我们经常通过各种媒体看到有关提高全民素质的呼声和有关民众的愚昧、道德的沦陷、法治的不健全导致的各种各样的悲剧和争议的报道。不错，我们现在的所有关注都更多地被所谓的财经、产业、行业等相关信息充斥。当然我们不排斥经济的腾飞和进步，但我们有必要关注的是在经济发展的背后蕴藏着的不可忽视的文化危机，因为经济的导火索正是软弱无形却又坚强无比的文化。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一切都会过去。
　　其实，事情并不复杂，经济的背后往往刻着是“良心”二字，如果此时文化不在现场，站在世界审判席上的是全球经济，还有一个被告席在等着文化的出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