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1868年的古巴独立战争中,旅古华侨做出了重要贡献。古巴人民的评价是:“在古巴的中国人没有一个是逃兵,在古巴的中国人没有一个是叛徒。”在当代,旅古华侨为古巴社会进步与发展同样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并且涌现出一批像邵黄这样优秀的代表人物。那么,邵黄是怎么走上革命道路的呢?不久前,邵黄将军接受了记者采访,畅谈了他的人生历程。
十六岁投身革命
在刊登在《格拉玛报》上的一篇采访文章中,邵黄说自己感到荣幸的是在三位伟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切·格瓦拉和劳尔·卡斯特罗的身边,成长为一个革命者。
邵黄现在的头衔是古巴国家储备局局长和古中友好协会主席。他自1992年担任古中友协主席以来,就成了中国驻古使馆的常客和好朋友,中国使馆的官员都亲切地称他为“邵黄将军”。邵黄祖籍广东增城。1895年,父亲邵东南偕妻关氏乘船来到古巴。1938年,邵黄出生在古巴马坦萨斯省的小镇圣彼德罗。
在小镇上,邵黄一家靠开小杂货店为生。1947年,邵家举家迁到哈瓦那,在那又开了一个“卡博吧”(餐饮店),兄弟姐妹们都在店里做事。邵黄这时只有10岁,因家境贫穷而没有去学校读书,大姐安赫丽塔教他读书认字。后来邵黄进哈瓦那学院读书时,加入了反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的“七二六运动”,从此开始参加革命活动。邵黄回忆道,贴标语、撒传单、砸橱窗、扔“莫洛托夫炸弹”(一种将汽油装进玻璃瓶子的自制炸弹),只要是组织上交给的任务,我什么都干。
去找游击队时老卡发了火
大约是在1957年7月,邵黄经组织介绍,先到了古巴东部的巴亚莫镇。在这里,他假冒成某洗衣店老板的侄子,藏匿了4个多月,才和一位向导接上头。向导答应领邵黄上山,同行的还有另外三名打算投奔游击队的青年。
邵黄回忆说,上山的路非常难走,他因感冒引起的发烧刚刚退去,身体很虚弱,体重才100磅。刚走到一个不算高的小山头,他就晕倒在地上。向导想丢下邵黄,带领其他几个人上山。邵黄急了,大声说:“你若敢把我丢下,我就写信给菲德尔,他一定会枪毙你!”向导只好借了一头骡子,驮上邵黄继续钻进山里赶路。
经过一段艰难的攀登,邵黄一行来到一个叫杰林加的地方。就在这里,邵黄第一次见到了卡斯特罗。“菲德尔,这儿来了个中国人。”邵黄事后知道,说话的人叫路易斯·克雷斯波。“卡斯特罗走过来,但满脸怒气,我始终没有弄明白,他为什么发那么大的火。”邵黄回忆说。
同行其他人都被劝回家
在这种气氛下,卡斯特罗开始盘问他们。他打量着眼前的邵黄:上身穿一件在巴亚莫弄到的军服,一双皮靴,一个背包。其他都是普通人打扮,谁也没有带武器,卡斯特罗很失望。邵黄连忙说,他有一名在战斗中失散的革命者写的介绍信,这位革命者因为有病而躲藏在哈瓦那。
卡斯特罗看完信,火气更大:“那个家伙肯定在冒充英雄……怕死的胆小鬼,他还有脸往山上送人……这里又不是什么大使馆,怎么可以随便来这里避难!”卡斯特罗接着又吩咐克雷斯波:“先把他们关起来,可以给饭吃,但只给白米饭!”一个声音高喊着:“如果他们想逃跑,就朝他们的腿上开枪!”邵黄后来知道,说话的是卡斯特罗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
邵黄他们几个都惊呆了。邵黄回忆说,他原以为山上的同志们会伸开双臂欢迎他们。
第二天,卡斯特罗又来了,他向邵黄他们表示道歉。他解释说:“我们正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没有武器,没有食物,衣服、皮靴都没有……如果你们愿意,你们从哪个村来还回哪个村去。”邵黄连忙说:“我家在哈瓦那,我愿意留下来。”就这样,邵黄留了下来,其他几个人都回了家。
执行“十万火急”的任务
邵黄留下后被编在胡立奥·马丁内斯医生的小组里。邵黄说,胡立奥医生是个很正直的人,意志也很坚定,即使大冬天他也坚持每天早晨6点起床,并到拉普拉塔河里洗澡。有一次行军时,胡立奥提出要邵黄替他背东西。邵黄说,背包里的药品可以替他背,其他个人用品恕不从命。邵黄早知道,胡立奥的背包里有两本整形外科方面的书,都是大部头,沉得很。这件事后不久,邵黄向卡斯特罗提出调换工作,但他并没说胡立奥的坏话。
1957年12月25日,邵黄被安排在克雷森西奥属下,但只干了一个月就被调到卡斯特罗的司令部,任务是帮助安装“起义电台”。他还被卡斯特罗派往哈瓦那执行一项“十万火急”的任务——转移两位同志上山,其中邵黄熟悉的一位叫丰坦的是青年突击队队长。不幸的是,邵黄还没有下山,已经传来丰坦被杀的消息。邵黄火速赶往哈瓦那,传达卡斯特罗的命令,要另一位处境危险的同志上山。但那位同志以“不能扔下同志不管”为由不肯上山。邵黄回到山上一周后,那位同志也被敌人杀害。
“你连分发一小撮糖的权力都没有!”
不久,卡斯特罗任命邵黄掌管马埃斯特腊山战略物资储备。邵黄回忆说,他的任务是保管10袋砂糖(约有150公斤)、5箱炼乳罐头、5箱“盾牌”听装小香肠(每听6根)。这些家当全部藏在拉普拉塔山的一个山洞里。
邵黄刚上任就遇到一件倒霉事。一天,卡斯特罗有事下山外出,一去就是一个星期。恰在这几天里,劳尔和阿尔梅达等统领的游击小分队从这里经过。他们一个个饥肠辘辘的样子,一见邵黄就要吃的。邵黄不加考虑地将4袋砂糖分给了他们。
一个星期后,卡斯特罗回来了,一见邵黄就问:“咱们的储备怎么样了?”
“报告总司令,砂糖还剩6袋。”邵黄说。
“怎么只剩6袋?”卡斯特罗大发雷霆,不听邵黄解释,“好你个中国人,我只让你保管,没让你分发,你连分发一小撮糖的权力都没有!”发完火的卡斯特罗一声不吭。邵黄心想,完了,司令肯定要撤我的职。
一天,女游击队员塞丽亚口头向邵黄传达了卡斯特罗的处罚决定:“邵黄把管理储备的事交给奥特罗,你以后专管分肉。”对这个处分,邵黄心服口服,但为啥还要他管分肉,始终不明白。
格瓦拉“抢了”老卡的肉干
1958年游击队发起反攻时,由于人员的变动,邵黄曾是切·格瓦拉率领的纵队中的一员,并跟随切参加了进军西部的战役。不过,最令邵黄难忘的却是第一次见到切的情形。
邵黄回忆说,很长时间以来,卡斯特罗的背包里有一块乌拉圭肉干。有一天,卡斯特罗取出来交给厨师,要他帮着泡开,还说晚一点再来吃,一定要保存好。晚上10点,切来了。4个小时后,卡斯特罗也来了,很饿的样子,一来就问厨师他的肉干弄好没有,并在厨房里到处乱翻。
“喂,菲德尔”是切的声音,“你找的那块肉不知道是不是瘦子雷内给我的那一块,如果是,你别再找了,我把它吃完了。”
卡斯特罗哭笑不得,大声说:“好你个切,好歹你也给我留一点!”
被任命为国家储备局局长
1959年1月古巴革命胜利后,邵黄被晋升为中尉,参加过组建武装警察、在首都执勤巡逻、驻军松树岛等工作。1965年被任命为武装力量部助理后,在卡斯特罗的弟弟、部长劳尔的手下工作了7年多。1973年,邵黄被授予少将军衔。
邵黄说,在劳尔身边工作的这些年,对他来说受益匪浅,是他成长为一个革命者的非常重要的时期。劳尔朴实无华、平易近人,军人家属和普通百姓都喜欢找他解决问题。“他至今在处理国家大事时,仍保持着爱心加柔情的心态”。
1985年底的一天,劳尔把邵黄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通知他被任命为国家储备局局长。听到任命的那一刻,邵黄立刻回忆起当年卡斯特罗要他负责物资储备的情形。邵黄对劳尔说:“请您转告总司令,对新的任命,如果我干得不好,他可以撤我的职。但我绝对不会再滥用职权乱发东西!”
土豆和香蕉都是战略物资
20世纪60年代,古巴的许多物资都靠苏联提供,政府的物资储备意识逐渐淡薄。后来,随着形势变化,政府和军队都采取了储备物资的措施,以备不时之需。古巴是个自然资源缺乏的国家,石油、食品等大部分物资依赖进口。邵黄说,为保障工农业生产(如榨糖)用油,燃料要储备;为保障基本食品供应,粮食和药品要储备;另外，国防建设、减灾救灾、医疗卫生、教育等,什么物资都要有所储备。国家储备局创建于1981年,隶属于国家技术物资供应委员会。但一连几年,储备物资却寥寥无几。1985年底,二者脱钩,国家储备局直属国务委员会主席(卡斯特罗)领导。
笔者和邵黄也很熟,他曾多次陪同中国使馆工作人员到外地访问。有一次他对我说,在古巴,连土豆和香蕉都是战略物资,只有缺的时候,才能体会到储备的意义。
苏联解体后,古巴进入了“特殊时期”(1990年8月至今)。邵黄说,许多官员在“特殊时期”前不赞成搞储备:“我们现在连饭都吃不饱,还搞什么储备?”邵黄感慨地说:“我们被迫进入特殊时期,这说明我们浪费了很多资源,如果我们不大手大脚,也许会有多一点的储备。由此可看出物资储备的战略意义。”
邵黄说,现在储备工作已步入正轨,但仍有很多事情要做。他对采访他的记者说,他会珍惜国家储备局长这个职位,努力工作。虽然官做大了,但他永远不会忘记卡斯特罗对他说过的那句话:“你连分发一小撮糖的权力都没有!”
十六岁投身革命
在刊登在《格拉玛报》上的一篇采访文章中,邵黄说自己感到荣幸的是在三位伟人——菲德尔·卡斯特罗、切·格瓦拉和劳尔·卡斯特罗的身边,成长为一个革命者。
邵黄现在的头衔是古巴国家储备局局长和古中友好协会主席。他自1992年担任古中友协主席以来,就成了中国驻古使馆的常客和好朋友,中国使馆的官员都亲切地称他为“邵黄将军”。邵黄祖籍广东增城。1895年,父亲邵东南偕妻关氏乘船来到古巴。1938年,邵黄出生在古巴马坦萨斯省的小镇圣彼德罗。
在小镇上,邵黄一家靠开小杂货店为生。1947年,邵家举家迁到哈瓦那,在那又开了一个“卡博吧”(餐饮店),兄弟姐妹们都在店里做事。邵黄这时只有10岁,因家境贫穷而没有去学校读书,大姐安赫丽塔教他读书认字。后来邵黄进哈瓦那学院读书时,加入了反巴蒂斯塔独裁政权的“七二六运动”,从此开始参加革命活动。邵黄回忆道,贴标语、撒传单、砸橱窗、扔“莫洛托夫炸弹”(一种将汽油装进玻璃瓶子的自制炸弹),只要是组织上交给的任务,我什么都干。
去找游击队时老卡发了火
大约是在1957年7月,邵黄经组织介绍,先到了古巴东部的巴亚莫镇。在这里,他假冒成某洗衣店老板的侄子,藏匿了4个多月,才和一位向导接上头。向导答应领邵黄上山,同行的还有另外三名打算投奔游击队的青年。
邵黄回忆说,上山的路非常难走,他因感冒引起的发烧刚刚退去,身体很虚弱,体重才100磅。刚走到一个不算高的小山头,他就晕倒在地上。向导想丢下邵黄,带领其他几个人上山。邵黄急了,大声说:“你若敢把我丢下,我就写信给菲德尔,他一定会枪毙你!”向导只好借了一头骡子,驮上邵黄继续钻进山里赶路。
经过一段艰难的攀登,邵黄一行来到一个叫杰林加的地方。就在这里,邵黄第一次见到了卡斯特罗。“菲德尔,这儿来了个中国人。”邵黄事后知道,说话的人叫路易斯·克雷斯波。“卡斯特罗走过来,但满脸怒气,我始终没有弄明白,他为什么发那么大的火。”邵黄回忆说。
同行其他人都被劝回家
在这种气氛下,卡斯特罗开始盘问他们。他打量着眼前的邵黄:上身穿一件在巴亚莫弄到的军服,一双皮靴,一个背包。其他都是普通人打扮,谁也没有带武器,卡斯特罗很失望。邵黄连忙说,他有一名在战斗中失散的革命者写的介绍信,这位革命者因为有病而躲藏在哈瓦那。
卡斯特罗看完信,火气更大:“那个家伙肯定在冒充英雄……怕死的胆小鬼,他还有脸往山上送人……这里又不是什么大使馆,怎么可以随便来这里避难!”卡斯特罗接着又吩咐克雷斯波:“先把他们关起来,可以给饭吃,但只给白米饭!”一个声音高喊着:“如果他们想逃跑,就朝他们的腿上开枪!”邵黄后来知道,说话的是卡斯特罗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
邵黄他们几个都惊呆了。邵黄回忆说,他原以为山上的同志们会伸开双臂欢迎他们。
第二天,卡斯特罗又来了,他向邵黄他们表示道歉。他解释说:“我们正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没有武器,没有食物,衣服、皮靴都没有……如果你们愿意,你们从哪个村来还回哪个村去。”邵黄连忙说:“我家在哈瓦那,我愿意留下来。”就这样,邵黄留了下来,其他几个人都回了家。
执行“十万火急”的任务
邵黄留下后被编在胡立奥·马丁内斯医生的小组里。邵黄说,胡立奥医生是个很正直的人,意志也很坚定,即使大冬天他也坚持每天早晨6点起床,并到拉普拉塔河里洗澡。有一次行军时,胡立奥提出要邵黄替他背东西。邵黄说,背包里的药品可以替他背,其他个人用品恕不从命。邵黄早知道,胡立奥的背包里有两本整形外科方面的书,都是大部头,沉得很。这件事后不久,邵黄向卡斯特罗提出调换工作,但他并没说胡立奥的坏话。
1957年12月25日,邵黄被安排在克雷森西奥属下,但只干了一个月就被调到卡斯特罗的司令部,任务是帮助安装“起义电台”。他还被卡斯特罗派往哈瓦那执行一项“十万火急”的任务——转移两位同志上山,其中邵黄熟悉的一位叫丰坦的是青年突击队队长。不幸的是,邵黄还没有下山,已经传来丰坦被杀的消息。邵黄火速赶往哈瓦那,传达卡斯特罗的命令,要另一位处境危险的同志上山。但那位同志以“不能扔下同志不管”为由不肯上山。邵黄回到山上一周后,那位同志也被敌人杀害。
“你连分发一小撮糖的权力都没有!”
不久,卡斯特罗任命邵黄掌管马埃斯特腊山战略物资储备。邵黄回忆说,他的任务是保管10袋砂糖(约有150公斤)、5箱炼乳罐头、5箱“盾牌”听装小香肠(每听6根)。这些家当全部藏在拉普拉塔山的一个山洞里。
邵黄刚上任就遇到一件倒霉事。一天,卡斯特罗有事下山外出,一去就是一个星期。恰在这几天里,劳尔和阿尔梅达等统领的游击小分队从这里经过。他们一个个饥肠辘辘的样子,一见邵黄就要吃的。邵黄不加考虑地将4袋砂糖分给了他们。
一个星期后,卡斯特罗回来了,一见邵黄就问:“咱们的储备怎么样了?”
“报告总司令,砂糖还剩6袋。”邵黄说。
“怎么只剩6袋?”卡斯特罗大发雷霆,不听邵黄解释,“好你个中国人,我只让你保管,没让你分发,你连分发一小撮糖的权力都没有!”发完火的卡斯特罗一声不吭。邵黄心想,完了,司令肯定要撤我的职。
一天,女游击队员塞丽亚口头向邵黄传达了卡斯特罗的处罚决定:“邵黄把管理储备的事交给奥特罗,你以后专管分肉。”对这个处分,邵黄心服口服,但为啥还要他管分肉,始终不明白。
格瓦拉“抢了”老卡的肉干
1958年游击队发起反攻时,由于人员的变动,邵黄曾是切·格瓦拉率领的纵队中的一员,并跟随切参加了进军西部的战役。不过,最令邵黄难忘的却是第一次见到切的情形。
邵黄回忆说,很长时间以来,卡斯特罗的背包里有一块乌拉圭肉干。有一天,卡斯特罗取出来交给厨师,要他帮着泡开,还说晚一点再来吃,一定要保存好。晚上10点,切来了。4个小时后,卡斯特罗也来了,很饿的样子,一来就问厨师他的肉干弄好没有,并在厨房里到处乱翻。
“喂,菲德尔”是切的声音,“你找的那块肉不知道是不是瘦子雷内给我的那一块,如果是,你别再找了,我把它吃完了。”
卡斯特罗哭笑不得,大声说:“好你个切,好歹你也给我留一点!”
被任命为国家储备局局长
1959年1月古巴革命胜利后,邵黄被晋升为中尉,参加过组建武装警察、在首都执勤巡逻、驻军松树岛等工作。1965年被任命为武装力量部助理后,在卡斯特罗的弟弟、部长劳尔的手下工作了7年多。1973年,邵黄被授予少将军衔。
邵黄说,在劳尔身边工作的这些年,对他来说受益匪浅,是他成长为一个革命者的非常重要的时期。劳尔朴实无华、平易近人,军人家属和普通百姓都喜欢找他解决问题。“他至今在处理国家大事时,仍保持着爱心加柔情的心态”。
1985年底的一天,劳尔把邵黄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通知他被任命为国家储备局局长。听到任命的那一刻,邵黄立刻回忆起当年卡斯特罗要他负责物资储备的情形。邵黄对劳尔说:“请您转告总司令,对新的任命,如果我干得不好,他可以撤我的职。但我绝对不会再滥用职权乱发东西!”
土豆和香蕉都是战略物资
20世纪60年代,古巴的许多物资都靠苏联提供,政府的物资储备意识逐渐淡薄。后来,随着形势变化,政府和军队都采取了储备物资的措施,以备不时之需。古巴是个自然资源缺乏的国家,石油、食品等大部分物资依赖进口。邵黄说,为保障工农业生产(如榨糖)用油,燃料要储备;为保障基本食品供应,粮食和药品要储备;另外，国防建设、减灾救灾、医疗卫生、教育等,什么物资都要有所储备。国家储备局创建于1981年,隶属于国家技术物资供应委员会。但一连几年,储备物资却寥寥无几。1985年底,二者脱钩,国家储备局直属国务委员会主席(卡斯特罗)领导。
笔者和邵黄也很熟,他曾多次陪同中国使馆工作人员到外地访问。有一次他对我说,在古巴,连土豆和香蕉都是战略物资,只有缺的时候,才能体会到储备的意义。
苏联解体后,古巴进入了“特殊时期”(1990年8月至今)。邵黄说,许多官员在“特殊时期”前不赞成搞储备:“我们现在连饭都吃不饱,还搞什么储备?”邵黄感慨地说:“我们被迫进入特殊时期,这说明我们浪费了很多资源,如果我们不大手大脚,也许会有多一点的储备。由此可看出物资储备的战略意义。”
邵黄说,现在储备工作已步入正轨,但仍有很多事情要做。他对采访他的记者说,他会珍惜国家储备局长这个职位,努力工作。虽然官做大了,但他永远不会忘记卡斯特罗对他说过的那句话:“你连分发一小撮糖的权力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