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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过马路”被批为国人之顽疾、陋习,我认为至少这是一种缺少自律的不文明行为。我要说的是,闯红灯之类的不文明交通行为,其实不是中国人的专利。之所以被贴上“中国式”是因为我们闯红灯的特点,一人带头其他人跟上,没人带头就没人闯红灯,这叫一哄而上。其背后隐藏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对国人的侵染,称为法不责众。为了整治“中国式过马路”,国内不少地方出台了给第一个带头闯红灯的人开罚单的办法,枪打出头鸟。然而,此法并不十分见效,因为中国人还有一个不受道德约束的坏毛病,你抓到了他就是不认账,到头来只能是一个扯落不清的无头案。于是乎,出头鸟没打着,笨鸟也飞了,广大人民群众依旧沿着“中国式过马路”的正确路线继续前进,无一人掉队。由此可见,“中国式过马路”是蕴含着无数中国人文化和智慧的结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了的。
真实的情况是,外国人也闯红灯,根据我对一些发达国家有意无意的观察,洋人闯红灯的次数并不少,只是,外国人闯红灯的方式、地点与我们不同。中国人为什么把外国人叫做“鬼子”,从过马路这点看,他们的确比我们“鬼”。站在悉尼中央区一个很繁忙的十字路口边,我用十分钟时间细数了六个红绿灯变换过程中,行人不按信号过马路的次数。说来可能你不信,竟然接近半数的行人不遵守信号指示。从人数的比例看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完全能够判断这个城市的道路状况是很糟糕的。但是,面对此情此境,你却感觉不到这里有多乱,依然井井有条,一切都在掌握之中。为什么,道理很简单,我们的违章是群体事件,强行过马路。此时此刻,大家争先恐后,唯恐被大部队落下。加上过路的司机也毫不示弱,使上吃奶的劲儿按喇叭,冲着人群而去,顿时,路口乱作一团。而没有受过集体主义教育的“鬼子们”,个人顾个人,左瞅右看,见没车通过,几个大步跨过去了。一会儿一个,不一会儿又一个,其他人则我自岿然不动,闯红灯,那是你的事与我无关。
想想就知道了,一个人强行过马路,他的背后还站着很多人,尽管一会儿还会有人冲出去,但看上去却是违规者少,遵规者众。我们正好走向了反面,在群众运动式过马路的一刹那,站在马路边静待绿灯的那些人,瞬间成为少数,显得极不合群,有点孤独,有时候我自己站在那里还挺尴尬。
传统和文化就是这样左右着人们的行为,一时难以改变。面对这种差异,我们也不必过于悲观,把这事说得像天要塌下来一样。任何一种规矩的形成,都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历练,过去中国人走路哪里还有左右之分,都是横七竖八,随个人之愿。上个世纪30年代,民国政府开展国民新生活运动,才开始告诫大家走路靠右行。红绿灯的出现更晚,之前就是一个警察手握红白相间的指挥棒,视马路上人车流量的情况挥舞一下,那还是在上海、天津这样的大城市。而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一些老牌的工业国家,接受道路行走规则至少也有二百年了,骨子里流淌的血都与交通秩序交织在一起。即便如此,到了今天还是有人见缝插针,冲着马路的空当而去。
大概是刚刚打开国门的时候,有幸出国到发达地区转悠一圈回来的人,无不赞叹那里的人们如何遵守交通规则。有一个出现无数次的画面,前方路口的信号灯是红色,但是没有车通过,马路上空空如也。令人感动的是站在马路边等待过马路的人,依旧静静地站在那里,直到绿灯亮了。这样的场景我见过,那是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一个近于黄昏的时候,几位老人站在红色的信号灯前,此时,马路上一辆车都没有,但是,老人们一直等着。当时,风还挺大,甚至吹得老人们有些站立不稳。那一刻,我很受感动,眼泪都流了下来。打那以后,我没有再闯过一次红灯,这是真的。
需要说到的是,规章制度的推行顺利如否,还要看其合理性。已经有人指出目前我们不少交通规则的制定,过于理想化,缺少实际操作的可行性。有的则是大而化之,草草应付了事;还有不是以人为本,过多考虑机动车的通行速率,愚昧和落后地以机动车的堵与不堵衡量一个城市的交通状况,一味压缩人行道的空间,给机动车让路。比如,一条双向八车道的马路,给行人留出来的红色信号灯的时间只有短短的9秒钟。上了年纪的老人,腿脚不大利索的行人,不要说一个信号灯过不去,给他们两个信号灯的时间,使出吃奶的劲儿也未必过得去。就是那些年轻力壮腿脚麻利的人,也要三步并作两步跑,使出百米冲刺的劲儿,方可安全抵达彼岸。过不来的行人就被密密麻麻的车流挡在马路中间,像一只在海上航行遇上18级飓风的小船,随时都有被吹翻的危险。那种恐惧不经过千锤百炼是无法承受的。
在悉尼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位拄着拐杖的老人正在步履蹒跚地过马路,还不到中间红灯就亮了。这时候,一辆小汽车冲老人而来,还按了喇叭。行动不便的老人不干了,举起手中的拐杖砸向汽车。也有路人过来给老人帮腔,指责开车人的无礼。要知道,在很多国家开车按喇叭是骂人的行为,等于挑战对方,老人当然不干。备受指责的司机只得下车,给老人道歉并扶着老人过了马路。
据统计,运行在中国城市的小汽车喇叭最容易出毛病,因为中国司机喜欢按喇叭,大约是德国司机的80倍。确实,走在马路边会时常被叫个不停的汽车喇叭聒噪得心烦意乱,有一种要骂人甚至打人的冲动。
真实的情况是,外国人也闯红灯,根据我对一些发达国家有意无意的观察,洋人闯红灯的次数并不少,只是,外国人闯红灯的方式、地点与我们不同。中国人为什么把外国人叫做“鬼子”,从过马路这点看,他们的确比我们“鬼”。站在悉尼中央区一个很繁忙的十字路口边,我用十分钟时间细数了六个红绿灯变换过程中,行人不按信号过马路的次数。说来可能你不信,竟然接近半数的行人不遵守信号指示。从人数的比例看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完全能够判断这个城市的道路状况是很糟糕的。但是,面对此情此境,你却感觉不到这里有多乱,依然井井有条,一切都在掌握之中。为什么,道理很简单,我们的违章是群体事件,强行过马路。此时此刻,大家争先恐后,唯恐被大部队落下。加上过路的司机也毫不示弱,使上吃奶的劲儿按喇叭,冲着人群而去,顿时,路口乱作一团。而没有受过集体主义教育的“鬼子们”,个人顾个人,左瞅右看,见没车通过,几个大步跨过去了。一会儿一个,不一会儿又一个,其他人则我自岿然不动,闯红灯,那是你的事与我无关。
想想就知道了,一个人强行过马路,他的背后还站着很多人,尽管一会儿还会有人冲出去,但看上去却是违规者少,遵规者众。我们正好走向了反面,在群众运动式过马路的一刹那,站在马路边静待绿灯的那些人,瞬间成为少数,显得极不合群,有点孤独,有时候我自己站在那里还挺尴尬。
传统和文化就是这样左右着人们的行为,一时难以改变。面对这种差异,我们也不必过于悲观,把这事说得像天要塌下来一样。任何一种规矩的形成,都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历练,过去中国人走路哪里还有左右之分,都是横七竖八,随个人之愿。上个世纪30年代,民国政府开展国民新生活运动,才开始告诫大家走路靠右行。红绿灯的出现更晚,之前就是一个警察手握红白相间的指挥棒,视马路上人车流量的情况挥舞一下,那还是在上海、天津这样的大城市。而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一些老牌的工业国家,接受道路行走规则至少也有二百年了,骨子里流淌的血都与交通秩序交织在一起。即便如此,到了今天还是有人见缝插针,冲着马路的空当而去。
大概是刚刚打开国门的时候,有幸出国到发达地区转悠一圈回来的人,无不赞叹那里的人们如何遵守交通规则。有一个出现无数次的画面,前方路口的信号灯是红色,但是没有车通过,马路上空空如也。令人感动的是站在马路边等待过马路的人,依旧静静地站在那里,直到绿灯亮了。这样的场景我见过,那是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一个近于黄昏的时候,几位老人站在红色的信号灯前,此时,马路上一辆车都没有,但是,老人们一直等着。当时,风还挺大,甚至吹得老人们有些站立不稳。那一刻,我很受感动,眼泪都流了下来。打那以后,我没有再闯过一次红灯,这是真的。
需要说到的是,规章制度的推行顺利如否,还要看其合理性。已经有人指出目前我们不少交通规则的制定,过于理想化,缺少实际操作的可行性。有的则是大而化之,草草应付了事;还有不是以人为本,过多考虑机动车的通行速率,愚昧和落后地以机动车的堵与不堵衡量一个城市的交通状况,一味压缩人行道的空间,给机动车让路。比如,一条双向八车道的马路,给行人留出来的红色信号灯的时间只有短短的9秒钟。上了年纪的老人,腿脚不大利索的行人,不要说一个信号灯过不去,给他们两个信号灯的时间,使出吃奶的劲儿也未必过得去。就是那些年轻力壮腿脚麻利的人,也要三步并作两步跑,使出百米冲刺的劲儿,方可安全抵达彼岸。过不来的行人就被密密麻麻的车流挡在马路中间,像一只在海上航行遇上18级飓风的小船,随时都有被吹翻的危险。那种恐惧不经过千锤百炼是无法承受的。
在悉尼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位拄着拐杖的老人正在步履蹒跚地过马路,还不到中间红灯就亮了。这时候,一辆小汽车冲老人而来,还按了喇叭。行动不便的老人不干了,举起手中的拐杖砸向汽车。也有路人过来给老人帮腔,指责开车人的无礼。要知道,在很多国家开车按喇叭是骂人的行为,等于挑战对方,老人当然不干。备受指责的司机只得下车,给老人道歉并扶着老人过了马路。
据统计,运行在中国城市的小汽车喇叭最容易出毛病,因为中国司机喜欢按喇叭,大约是德国司机的80倍。确实,走在马路边会时常被叫个不停的汽车喇叭聒噪得心烦意乱,有一种要骂人甚至打人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