莲子一直被誉为最长寿的种子，考古工作中不乏沉睡千年的莲子生根发芽、滋叶开花的报道。这些实证深深鼓舞了知名学者、教授、诗词大家叶嘉莹。虽然已白发苍苍，但小名为“荷”的她依然时时以莲花自喻，并深信“莲花落了有莲蓬，莲蓬里面有莲子，莲子里面有莲心，而莲心是不死的”。怀着这份信仰，她一生与古诗词为伴，藉由它们度过忧患，获得疗愈，并在词作中言志：“莲实有心应不死，人生易老梦偏痴。千春犹待发华滋。”
　　穿裙子的“士”
　　叶嘉莹曾说，她的一生都不是自己的选择，从来都是命运把她推往何处便是何处。“家人让念书，也就念了。毕业后让教中学，也就教了。一位老师欣赏我，把她弟弟介绍给我，后来也就结了婚。”然而放弃抉择的叶嘉莹却从来都不是一个灵魂干枯的女子，她永远有着自足的小世界，庭院深处，伴着几竿修竹便可怡然自乐。而这一切，都得益于古典诗词的滋养。
　　叶嘉莹本姓叶赫那拉，与词人纳兰性德是本家，她自小接受的是大家闺秀的教育，面对的却是跌宕起伏、充满变数的一生。幼时父亲教叶嘉莹认字读书，开蒙教材便是《论语》。自那时起，“圣贤之道”便植入了叶嘉莹幼小的心灵，因此当厄运降临时，文静内向的她总显得比别人更为沉稳、笃定。15岁那年，北京被日本人占领，叶家终年吃不到白面，只能吃一种粗粝酸臭的混合面。老舍的《四世同堂》里，祁老先生的曾孙女宁愿饿死也不吃这种面，自小娇生惯养的叶嘉莹却能拌上咸酱，面不改色地吃下去，因为在内心深处，她一直以“士”的标准要求自己。《论语》中有言：“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七七事变后，叶嘉莹的父亲随民航公司仓促南迁，在战乱中音讯全无，母亲忧思成疾，需要到天津做手术。她执意不要儿女相随，后来因身体过度虚弱在火车上过世。母亲的猝然离世成了叶嘉莹心头永远的痛，她于悲戚中写下八首《哭母诗》祭奠亡母：“早知一别成千古，悔不当初伴母行。”“窗前雨滴梧桐碎，独对寒灯哭母时。”纵情诗歌助她慢慢消化了无常带来的伤痛，并承担起长姐的责任照顾幼弟，于战乱中努力践行着儒家的“知命不忧”。
　　因为在古典文学方面天赋卓著，叶嘉莹颇得伯父的欣赏，并在伯父伯母的资助下得以继续学业，并考入了辅仁大学。在辅仁，她遇见了影响其一生的古典文学大师顾随先生，师生之间时有唱和，叶嘉莹对老师的一言一行都不舍得错过，认真记下了多本厚厚的笔记。而顾随先生的教诲“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态过乐观之生活”也成为了影响她一生的行为准则。
　　大学毕业后，叶嘉莹做了中学教员，在同事的介绍下，与其弟弟结婚。她一直随顺着生活，并在顺服中吟诵诗词，积蓄能量。然而如王国维所言，“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命运对叶嘉莹的考验才刚刚开始，而她恒定不变的应对策略，便是做一个穿裙子的“士”：以女性之身体恪守儒家传统之士的品格和操行。
　　把感情完全杀死
　　叶嘉莹的丈夫是一名国民党军官。1948，她随丈夫渡海入台，从此背井离乡。入台不到一年，白色恐怖开始蔓延，女儿四个月大的时候，叶嘉莹的丈夫被疑为“匪谍”锒铛入狱。随后叶嘉莹也被捕，后来虽被释放，但叶嘉莹已经没有了工作和宿舍，茕茕而立无以为家。她只好带着尚在吃奶的女儿投奔亲戚，夜晚，母女俩就在走廊上铺张毯子打地铺，午间为了不打扰主人午睡，她便抱着女儿避出去，在灼灼烈日下徘徊。
　　三年后，叶嘉莹的丈夫终于被释放，但因为狱中的折磨，其性情早已发生了变化，动辄就暴跳如雷，对妻子施以拳脚。而此时的叶嘉莹除了默默忍受丈夫的暴行，还要教书赚取微薄的薪水养家、供两个女儿读书。沉重的生活压得她透不过气，每夜只能在梦中舔舐伤口，可那些纷飞的梦境也总让她失望：她时而梦到旧时住过的四合院门窗紧闭，时而梦到自己去探望顾先生，却在又高又密的芦苇荡中迷失了方向……
　　伴随精神上的绝望而来的，还有身体上的伤痛，她患上了哮喘，常常胸口痛，整个人形容枯槁。而此时，是王安石的一首诗带给了她直面生活的勇气：“风吹瓦堕屋，正打破我头。瓦亦自破碎，匪独我血流。众生选众业，各有一机抽。切莫嗔此瓦，此瓦不自由。”她暗暗下定决心：不怨命，不尤人。因为在命运的洪流里，给她带来伤害的人也不过是一片不得自由的瓦片而已。
　　虽然生活悲苦，但叶嘉莹在教学上从不敷衍。或者说，寄情诗词，播撒知识已经成为她超然于生活之外的唯一渠道。她在三所大学兼授七门课程，还要到电台和电视台讲授诗词，每天不知道要讲多少课。“白昼谈诗夜讲词，诸生与我共成痴。”这是她生活的真实写照。
　　随着声名的播散，叶嘉莹得到了诸多国际名校的青睐，受邀到多地授课。1969年，她接受了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聘请，携家人定居加拿大温哥华。生活刚安定，没想到一个更大的打击又迎面砸来：叶嘉莹52岁那年，新婚不久的女儿和女婿在旅行途中遭遇车祸，双双亡故。叶嘉莹强忍着悲痛赴多伦多料理丧事，并和着血泪一气写下了十首《哭女诗》：“谁知百劫余生日，更哭明珠掌上珍。” “平生几度有颜开，风雨逼人一世来。”此后，她坦言再无幸福，她只有“把感情完全杀死，才有勇气生存下来”。
　　“我真是历尽了平生各种不幸的一个人。但是人生经历了大的苦难，就会使小我投身于大的境界。”自此之后，叶嘉莹的儿女情长，全部留给了古诗词。诗歌词章唤起了她内在仍存的生气，她的生命逐渐与诗词融为一体。
　　千春犹待发华滋
　　在异邦，叶嘉莹虽然努力以英文授课，却总感觉“艰难得像在地上爬行”一般，这令她愈发怀念故园，以及用母语讲学的自由挥洒之乐。于是，一生随顺命运的叶嘉莹做出了人生里第一个主动的选择：她写了一封申请回国任教的信。
　　信寄出后，叶嘉莹一直关注着国内的教育动向。1979年，她终于等来了回音，被邀请去北京大学访问。在北大短暂讲学后，她又应恩师顾随先生的好友李霁野先生的邀请，转到了南开大学授课。
　　叶嘉莹的回归成了南开课堂上一道绚丽的风景，她的课完全可以用“万人空巷”来形容，学生们为了听课甚至不惜伪造“听课证”。听者只知她讲得好，却说不出究竟好在哪里，只能笼统地表示：“她站在那里，就是对古典诗歌最好的注解。”
　　而对叶嘉莹来讲，回归故土，阐解诗词，不仅是发自内心的选择，也是一种使命。她常说：“我愿意把我所知道的都说出来，因为我知道而不说，则上对不起古人下对不起来者。我希望说给年轻人听，这就是我生命的目的。”因为心有所愿，摄心一处对她来讲是再容易不过的事。她常年保持着早晨六点起床，工作到深夜两点半的习惯，饮食上也一无所求，一碟水煮青菜一个馒头就是一餐，年过九旬但精神比年轻人还好。问她养生秘诀，她会坦然告之：“心无杂物，丢掉外物的牵念，专心与古人交流。”
　　叶嘉莹从上世纪40年代就开始教书，至今已有七十余年。她依然对教学保持着充盈的热情，像对待热恋中的情人一般孜孜研究着古诗词，解读着古诗词。也有学生问她：“先生您讲的诗词真好听，我也特别爱听，可这对我们实际生活有什么帮助呢？”叶嘉莹这样回答：“你听了我的课，当然不能用来评职称，也不会加工资。可是，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诵读古典诗词，可以让你的心灵不死。”
　　因为心灵不死，所以叶嘉莹的生命很难在流逝的光阴中萎顿，反而越来越像一轮朗月。于她这朵莲花而言，纵然花叶凋尽萎落淤泥，只要莲心还在，总有一日会生根发芽，开枝散叶，重新开出花来。而她也深信，古典诗词也会经历同样的“再生”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