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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以2017年安徽省大别山连片特困地区12个县的耕地为例，分别从利用程度、投入强度、产出效益以及持续状况这四个方面建立耕地集约利用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和灰色关联分析研究了耕地利用集约度和影响因素。从结果上可以看出安徽省大别山连片特困地区的耕地集约利用水平较低，各个县耕地利用集约水平差异较大，投入强度指标所占权重较大，经济因素对耕地集约利用程度的影响较大。
关键词：耕地集约利用;影响因素;熵值法;灰色关联度
耕地自古以来都是农业发展的基本资源和条件，而合理利用则是提升农业经济增长质量的最为有效的一种途径。近年来，贫困山区由于耕地荒废、耕地禀赋差、山区地形条件等主客观因素的限制，严重阻碍了耕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大别山连片特困地区经济发展以农业为主，因此以安徽省大别山连片特困地区为例开展对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并提出提升路径，对贫困地区耕地有效利用、推动乡村振兴建设及农业经济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
对于耕地集约利用的内涵认识，国内学者主要形成两种观点：一是增加每单位耕地的农业投资，以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二是使耕地的经济、社会和环境三者的综合效益最大化[1、2]。对于耕地集约利用评价研究，多是从整体角度构建指标体系、利用综合指数模型进行评价。杜国明等使用熵值法和“PSR”框架构建模型评价黑龙江省耕地集约利用情况[3];邢璐平等采取均方差决策法去构建指标体系，针对2000-2015年江苏省耕地利用集约度进行评价[4]。何坚坚等运用综合指数评价法、主成分分析、聚类分析和因子分析，构建耕地集约利用指标体系对河南省2004-2013年耕地利用时空变化进行分析[5]。对于耕地集约利用的影响因素分析，现有研究方法多为主成分分析和相关分析，指标选取以自然和社会经济因素为主。赵京等在典型相关分析方法的基础之上，在全国16年间的耕地利用集约度变化方面进行分析，并研究其影响因素[6]; 杨钢桥等采用通径分析、回归分析等多元统计分析方法，研究了湖北省耕地集约利用变化的驱动因素[7]。
综上所述，耕地集约利用研究发展迅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目前对耕地集约利用的研究主要采用“投入-产出-可持续”或“经济-社会-生态”指标体系来评价各省耕地的集约利用程度，但是针对连片特困地区县域、将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和影响因素结合起来进行的研究较少。本文以2017年安徽省大别山连片特困地区12个县的耕地数据为研究对象，建立耕地集约利用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对耕地集约利用水平进行评价，并应用灰色关联度从人口、经济、社会等方面探讨影响耕地变化的影响因素，从而为该地区提升耕地集约利用水平提供对策。
1.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耕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
耕地利用集约度是指单位时间和单位土地面积中的非土地要素的数量，特别是资本和劳动。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每单位耕地投入的资金和劳动力越多，耕地的集约利用程度就越高[8]。根据耕地集约利用的内涵，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从投入强度、利用程度、产出效益、持续状况四个方面构建了13个指标用以评价安徽省大别山连片特困地区耕地集约利用程度。
1.2研究方法
1.2.1熵值法
1.2.2灰色关联分析
1.3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数据来自于《安徽统计年鉴2018》、《中国县域统计年鉴2018》和各县统计公报。
2.安徽省大别山连片特困地区耕地集约利用评价及影响因素
2.1耕地利用集约度
根据本文建立的耕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各个指标进行赋权并加权平均，得到了安徽省大别山连片特困地区12个县2017年的耕地集约利用集约度。
由上表可知，2017年安徽省大别山连片特困地区耕地利用的平均集约度为0.0833，从整体上来看，该地区县域耕地集约利用水平较低，耕地利用效益仍然具有较大增长空间。结合该地区实际情况可知，大别山连片特困地区耕作条件较差，受自然条件限制，耕地利用难度大;其次，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不再以在家务农作为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而是选择外出务工，导致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较低，运输、销售、技术等配套服务不够完善。
由表2各县评价结果对比可知，该地区的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存在明显的差异化，集约度最高的寿县与最低的太湖县极差达0.0428。从表1可以看出，在影响安徽省大别山连片特困地区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各指标权重中，灌溉指数、地均机械总动力、人均耕地和地均农业从业人数对耕地集约利用的重要性相对较大，逐渐成为对于耕地集约利用水平有着重要的影响的是投入强度，其次就是产出效益以及持续状况的对于耕地的集约化利用的影响。
2.2影响耕地集约利用的因素
耕地的集约利用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如经济发展、耕地数量、人口数量、农业政策等。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城市化率、常住人口、二产增加值占比、三产增加值占比、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粮食单产、固定资产投资共8个因素进行灰色关联分析，以明确影响耕地集约利用的因素。
根据上表可知，人均可支配收入与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关联度最高，其次为固定资产投资，排在第三的是第三产业增加值，而其他因素，如城市化率、常住人口和人均GDP与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关联度较低，由此可见经济因素对耕地集约利用程度的影响较大。目前，在贫困山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逐渐变为非农业经营收入，经济发展情况越好，则农业经济越边緣化，耕地集约利用程度降低。
3.结语
本文在梳理耕地集约利用的相关文献后，以安徽省大别山连片特困地区12个县2017年的耕地为研究对象，从利用程度、投入强度、产出效益、持续状况这四个方面一共选取了13个指标去建立耕地集约利用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对耕地集约利用水平进行评价，并应用灰色关联度从人口、经济、社会等方面探讨影响耕地变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安徽省大别山连片特困地区耕地集约利用水平较低，各县耕地利用集约水平可以看出存在差异化，投入强度指标所占权重较大，经济因素对耕地集约利用程度的影响较大。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建议改善的重点是安徽省大别山连片特困地区的农业生态环境要针对现存问题进行改善，此外，对于农业生产条件要加大支持力度，同时还要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从而提高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积极探索并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市场运行机制，对于农地使用权的合法流转采取鼓励支持态度，在农业生产规模方面进行扩大，在农业科技的推广力度方面要有所提高;对于耕地作物种植结构，要适应当地发展，根据当地条件进行相应地调整，比如可以在经济作物的种植比例方面进行提高、调整耕地配置结构等，提高耕地利用的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1]邵晓梅，王静.小城镇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評价研究——以浙江省慈溪市为例[J].地理科学进展，2008（01）：75-81.
[2]陈伟，吴群.考虑耕地质量差异影响的江苏省耕地集约利用评价[J].农业工程学报，2013，29（15）：244-253.
[3]杜国明，刘彦随.黑龙江省耕地集约利用评价及分区研究[J].资源科学，2013，35（03）：554-560.
[4]邢璐平，方斌，向梦杰.基于GWR模型的江苏省耕地集约利用水平时空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9，28（02）：376-386.
[5]何坚坚，庞博，张鹏岩，闫宇航，岑云峰，杨肖杰.耕地集约利用的变化、态势与驱动力分析——以河南省为例[J].河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8，48（04）：404-414.
[6]赵京，杨钢桥.耕地利用集约度变化影响因素典型相关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20（10）：103-108.
[7]赵京，杨钢桥.耕地利用集约度变化及其驱动因素分析——以湖北省为例[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2，21（01）：30-35.
[8]王富喜，孙仲超.山东省耕地利用集约度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J].山东农业科学，2017，49（11）：168-172.
本文系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大学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大别山连片特困地区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及影响因素研究》（项目编号：ACJJXYZD2023）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黄钰婷（1999-），女，安徽六安人，安徽财经大学经济专业17级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
关键词：耕地集约利用;影响因素;熵值法;灰色关联度
耕地自古以来都是农业发展的基本资源和条件，而合理利用则是提升农业经济增长质量的最为有效的一种途径。近年来，贫困山区由于耕地荒废、耕地禀赋差、山区地形条件等主客观因素的限制，严重阻碍了耕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大别山连片特困地区经济发展以农业为主，因此以安徽省大别山连片特困地区为例开展对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并提出提升路径，对贫困地区耕地有效利用、推动乡村振兴建设及农业经济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
对于耕地集约利用的内涵认识，国内学者主要形成两种观点：一是增加每单位耕地的农业投资，以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二是使耕地的经济、社会和环境三者的综合效益最大化[1、2]。对于耕地集约利用评价研究，多是从整体角度构建指标体系、利用综合指数模型进行评价。杜国明等使用熵值法和“PSR”框架构建模型评价黑龙江省耕地集约利用情况[3];邢璐平等采取均方差决策法去构建指标体系，针对2000-2015年江苏省耕地利用集约度进行评价[4]。何坚坚等运用综合指数评价法、主成分分析、聚类分析和因子分析，构建耕地集约利用指标体系对河南省2004-2013年耕地利用时空变化进行分析[5]。对于耕地集约利用的影响因素分析，现有研究方法多为主成分分析和相关分析，指标选取以自然和社会经济因素为主。赵京等在典型相关分析方法的基础之上，在全国16年间的耕地利用集约度变化方面进行分析，并研究其影响因素[6]; 杨钢桥等采用通径分析、回归分析等多元统计分析方法，研究了湖北省耕地集约利用变化的驱动因素[7]。
综上所述，耕地集约利用研究发展迅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目前对耕地集约利用的研究主要采用“投入-产出-可持续”或“经济-社会-生态”指标体系来评价各省耕地的集约利用程度，但是针对连片特困地区县域、将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和影响因素结合起来进行的研究较少。本文以2017年安徽省大别山连片特困地区12个县的耕地数据为研究对象，建立耕地集约利用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对耕地集约利用水平进行评价，并应用灰色关联度从人口、经济、社会等方面探讨影响耕地变化的影响因素，从而为该地区提升耕地集约利用水平提供对策。
1.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耕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
耕地利用集约度是指单位时间和单位土地面积中的非土地要素的数量，特别是资本和劳动。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每单位耕地投入的资金和劳动力越多，耕地的集约利用程度就越高[8]。根据耕地集约利用的内涵，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从投入强度、利用程度、产出效益、持续状况四个方面构建了13个指标用以评价安徽省大别山连片特困地区耕地集约利用程度。
1.2研究方法
1.2.1熵值法
1.2.2灰色关联分析
1.3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数据来自于《安徽统计年鉴2018》、《中国县域统计年鉴2018》和各县统计公报。
2.安徽省大别山连片特困地区耕地集约利用评价及影响因素
2.1耕地利用集约度
根据本文建立的耕地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各个指标进行赋权并加权平均，得到了安徽省大别山连片特困地区12个县2017年的耕地集约利用集约度。
由上表可知，2017年安徽省大别山连片特困地区耕地利用的平均集约度为0.0833，从整体上来看，该地区县域耕地集约利用水平较低，耕地利用效益仍然具有较大增长空间。结合该地区实际情况可知，大别山连片特困地区耕作条件较差，受自然条件限制，耕地利用难度大;其次，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不再以在家务农作为自己未来的发展方向，而是选择外出务工，导致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较低，运输、销售、技术等配套服务不够完善。
由表2各县评价结果对比可知，该地区的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存在明显的差异化，集约度最高的寿县与最低的太湖县极差达0.0428。从表1可以看出，在影响安徽省大别山连片特困地区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各指标权重中，灌溉指数、地均机械总动力、人均耕地和地均农业从业人数对耕地集约利用的重要性相对较大，逐渐成为对于耕地集约利用水平有着重要的影响的是投入强度，其次就是产出效益以及持续状况的对于耕地的集约化利用的影响。
2.2影响耕地集约利用的因素
耕地的集约利用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如经济发展、耕地数量、人口数量、农业政策等。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城市化率、常住人口、二产增加值占比、三产增加值占比、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粮食单产、固定资产投资共8个因素进行灰色关联分析，以明确影响耕地集约利用的因素。
根据上表可知，人均可支配收入与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关联度最高，其次为固定资产投资，排在第三的是第三产业增加值，而其他因素，如城市化率、常住人口和人均GDP与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关联度较低，由此可见经济因素对耕地集约利用程度的影响较大。目前，在贫困山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逐渐变为非农业经营收入，经济发展情况越好，则农业经济越边緣化，耕地集约利用程度降低。
3.结语
本文在梳理耕地集约利用的相关文献后，以安徽省大别山连片特困地区12个县2017年的耕地为研究对象，从利用程度、投入强度、产出效益、持续状况这四个方面一共选取了13个指标去建立耕地集约利用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对耕地集约利用水平进行评价，并应用灰色关联度从人口、经济、社会等方面探讨影响耕地变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安徽省大别山连片特困地区耕地集约利用水平较低，各县耕地利用集约水平可以看出存在差异化，投入强度指标所占权重较大，经济因素对耕地集约利用程度的影响较大。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建议改善的重点是安徽省大别山连片特困地区的农业生态环境要针对现存问题进行改善，此外，对于农业生产条件要加大支持力度，同时还要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从而提高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积极探索并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市场运行机制，对于农地使用权的合法流转采取鼓励支持态度，在农业生产规模方面进行扩大，在农业科技的推广力度方面要有所提高;对于耕地作物种植结构，要适应当地发展，根据当地条件进行相应地调整，比如可以在经济作物的种植比例方面进行提高、调整耕地配置结构等，提高耕地利用的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1]邵晓梅，王静.小城镇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評价研究——以浙江省慈溪市为例[J].地理科学进展，2008（01）：75-81.
[2]陈伟，吴群.考虑耕地质量差异影响的江苏省耕地集约利用评价[J].农业工程学报，2013，29（15）：244-253.
[3]杜国明，刘彦随.黑龙江省耕地集约利用评价及分区研究[J].资源科学，2013，35（03）：554-560.
[4]邢璐平，方斌，向梦杰.基于GWR模型的江苏省耕地集约利用水平时空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9，28（02）：376-386.
[5]何坚坚，庞博，张鹏岩，闫宇航，岑云峰，杨肖杰.耕地集约利用的变化、态势与驱动力分析——以河南省为例[J].河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8，48（04）：404-414.
[6]赵京，杨钢桥.耕地利用集约度变化影响因素典型相关分析[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20（10）：103-108.
[7]赵京，杨钢桥.耕地利用集约度变化及其驱动因素分析——以湖北省为例[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12，21（01）：30-35.
[8]王富喜，孙仲超.山东省耕地利用集约度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J].山东农业科学，2017，49（11）：168-172.
本文系安徽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大学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大别山连片特困地区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及影响因素研究》（项目编号：ACJJXYZD2023）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黄钰婷（1999-），女，安徽六安人，安徽财经大学经济专业17级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